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5d44610100gm1h.html 《剑桥中国史》出版史 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实习生 杨艺馨 发自上海 「外国人写的中国史，有的比我们自己人的书更耐读。比如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比 我读到的中国人编写的中国史好得多，比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作家杨争光在回顾 自己30年阅读史时说。 无独有偶，和他有同样感受的有雷颐、吴晓波、秦朔等学者，借助费正清的眼睛，他们反 而认识真实的中国。在30年来的阅读调查中，《剑桥中国史》是中国学者们书架上的必选 书。 2010年1月8日，即将面世的《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的新书封面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亮 相，成为人文社科书里的亮点。和它摆放在一起的是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新修订出版的《 剑桥中国史》11卷本。 中国通史需要改写 「《剑桥中国史》是我们出版社的镇宅之宝。」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策划部主任王磊 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1978年，在中国科学院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创建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一任院长胡乔 木决定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专门出版高品质的人文社科图书。「胡乔木当时说，『 如果有哪本优秀着作他们不出，你们可以弹劾我』。」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王俊 义回忆说。 1980年，社科院历史所把《剑桥中国史》列入出版对象。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 公约，出国外的图书不用徵得作者和原出版社的同意，也不用支付版税。1985年2月，《 剑桥中国晚清史》按照当时的惯例出版了，立刻在学术界引发了反响，第一版很快卖光了 。 王俊义觉得《剑桥中国史》给中国学者带来一种新的视角。「中国史学家学术研究受政治 干预多，用机械唯物主义观念写历史，总是先写农民运动，文字也比较乾巴，可读性不强 。胡绳的近代史用三大高潮把历史简单化了。」 王俊义记得当时季羡林说过一句话，「过去的中国通史都需要重新改写，那是在极左思潮 下适应当时政治的产物。」在王俊义看来，《剑桥中国史》很不同，比如对隋炀帝相当肯 定，开运河，发展经济，多才多艺，会画画写诗。「我们的历史不可能开一章节写女性、 家庭，它却进入社会深层，展示宫廷妇女和民间妇女的历史画面，有很多细节。史景迁受 後现代影响，用文学方法写历史，更生动。」 1985年4月，《剑桥中国晚清史》第二版上市。当时的思想氛围比较开放，《剑桥中国晚 清史》的正文和插图中很多所谓「中国本土（本部）」、「满洲」、「清朝治理区」等和 国内不同的说法，均采用照字面直译，未加改动。「不言而喻，这决不表明中文版编译者 同意这些提法。」不放心的编辑还在当时的出版前言里声明道。 虽然书卖得很好，但相隔很久才出版《剑桥中国隋唐史》。原因是翻译者认为难度大、稿 费低，积极性不高，直到当时总编辑郑文林开会向译者宣布提高稿费，翻译进度才加快了 。1990年12月，《剑桥中国隋唐史》出版；1992年2月出版了《剑桥中国明代史》和《剑 桥中国秦汉史》，8月出版《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98年7月出版《剑桥中华民国史 》，8月出版了《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等。 《剑桥中国史》成为了当时的畅销书，在当时的一年一度的全国图书订货会上，这套书的 订货码洋竟然占到了出版社年订货码洋的一半。 看着书卖得好，别的出版社也动了心思。1992年，当中国社科出版社正准备出版《剑桥中 华人民共和国史》时，上海某出版社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已经上市销售 了。这等於是抢了社科出版社的先机。不过，社科版的该书随後也得以上市。 王俊义当时是《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终审。「这本书从1966年写到1982年，基本上 没有大的删节。」 到出版《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时候，中国参加了世界版权公约组织，国家版权局下达了一 个通知，过去各出版社出版的翻译着作只能「自动」保护到1997年，以後再出版或再卖翻 译书，一定要取得该书的原着作权。 当社科出版社找到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希望能够购买中文出版权时，不料剑桥已经将中 文版权卖给了台湾南天出版社。经过马拉松式的谈判，社科出版社最终拿着政府下发的批 文，以5%的版税拿下了《剑桥中国史》系列图书中文简体字的出版权。「我那年去台湾开 清代经学的研讨会，冒险带了十来万美元，要给南天的老板魏德文，那是几个版的版税。 我带着生怕丢了，到了就赶紧约他。」王俊义回忆说。 2003年，中国社科出版社推出了11卷本新版《剑桥中国史》，在对内容进行修订的同时， 还对图书的整体包装进行了统一风格的设计。2007年，《剑桥中国明史》下卷出版，2010 年，《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即将出版。 中国出版与剑桥同步 费正清和崔瑞德是1966年开始策划《剑桥中国史》的。当时他们根本没有料到，自己主编 的《剑桥中国史》发展成一个编写长达近50年的计划，更没有料到，这套由西方学者编写 的中国史居然会在中国出版。 「我从未料到情况会发展到这一步。」崔瑞德回忆说，1966年，他和费正清向剑桥大学出 版社提出建议，编写4卷本的《剑桥中国史》，对用西方语言撰写成的中国历史研究做一 个总结，以满足当时西方学术界的迫切需要。 在《剑桥中国史》出现前，西方只有两部中国通史。一部是23卷本的法文版《中国通史》 ，作者是法国耶稣会神父约瑟夫·德·毛利斯·德·麦拉於1731年在北京完成的。第二部 中国通史是德国人奥托·博兰克根据朱熹《通监纲目》和司马光《资治通监》翻译、编写 的5卷本《中华帝国史》，这两本书差不多写到元代就结束了。其他的就只有薄薄的《中 国简史》了。 在崔瑞德的时代，中国对美国人来说是一个遥远的国度。当时，欧美只有25位从事中国研 究的教授，除了哈佛的燕京学社外，西方大学里甚至没有专门的中国研究中心。直到二战 爆发、珍珠港事件後，英国和美国才开始制定大规模的培养计划，挑选一批素质好的年轻 人学习中文，并开始设置专门的中国研究课程。这个计划在英国大学里培养了一大批的中 国研究者。因为1949年後中国的严格限制，他们只能去台湾、东京等地去学习中文。 经过长达两年的等待，1968年，剑桥大学出版社联合体同意崔瑞德和费正清的建议书，并 且指定让他们二人担任总编辑。而到这个时候，崔瑞德的野心发生了变化，他们准备编写 6卷本的中国通史。费正清负责19、20世纪的中国史的後两卷，崔瑞德负责1800年的前4卷 编写工作。「我们一开始就一致认为，筹划中的《剑桥中国史》必须经过编审，各部分之 间在读起来的时候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但是我们不要求具体章节的编写者接受我们对 历史的解释和立场。」在崔瑞德的回忆中，为找到最合适的撰写人，他按照当时的惯例邀 请天南地北的撰稿候选人参加，在剑桥大学举办《剑桥中国史》的专门会议，审读提交的 论文，并选出最合适的撰稿人。 当时既没有电脑，也没有传真电话，分散在欧洲、亚洲、美洲的撰写者们各自为政，因为 撰写者水平参差不齐，交稿时间一拖再拖，最终用了6年的时间，才完成全书的编写。崔 瑞德又用了很长的时间进行编辑校订，直到1979年，《剑桥中国隋唐史》才正式出版。 在这十年里，作为他们研究的对象，中国正处在「文化大革命」的运动里。中国的大学、 研究机构基本上都停止了活动，他们准备邀请的中国学者在运动中都没了音讯。「我们根 本不能与他们联系，如果我们这样做，会使他们身陷囹圄。」最终，早期的《剑桥中国史 》没有一个中国大陆学者参与撰写，以西方学者为主，吸收了黄仁宇、余英时等华裔学者 。 直到1979年，《剑桥中国清史》出版後，崔瑞德在普林斯顿大学召开《剑桥中国明史》筹 备会，中国大陆的学者才得以参加这个筹备会议。但此时崔瑞德和费正清才发现，大陆学 者们对西方的汉学研究进展「一无所知，他们的最优秀的着作大都完成於1940年前後」。 随着中国在20世纪考古方面的发现，大量的文物出土，改变了崔瑞德对中国历史的认知： 「我们对中国早期史的认识完全改观，新发现的器物、文献使得研究资料成倍增加，也让 我们大开眼界，和考古一线专家的交流，我们能够精确知道各地博物馆里年代不详的中国 文物的年代，这一切在西方掀起了研究中国历史的热潮。」 和改革开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剑桥中国史」在编撰的过程中越来越多地吸收中国 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吸纳中国学者参与丛书的策划，越来越多的大陆学者被邀请到丛 书的选题策划会上建言献策。「其实，在费正清心目中，觉得中国历史哪能只从秦汉开始 呢，应该有一本《剑桥中国先秦史》，结果是考古学日新月异的发展，他的综述在付印前 就变得陈旧过时了。於是，《剑桥中国先秦史》有了後，同样的一批年轻学者又在撰写秦 汉以前的中国古代史。」王俊义也不知道《剑桥中国史》什麽时候能够出齐。 西方的汉学家们的编写计划还在进行当中。继《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後，中国社科出 版社下一本将要与剑桥同步出版《剑桥中国宋代史》。 (本文转自《南方周末》2010.1.28E22) -- 总之，我一生读书只不过是一个多方面摸索的过程，「困知」、「日知」的感受很深，大 彻大悟的境界则从未到达过，这也许是学术研究不同於宗教信仰的缘故，始终支持着这个 摸索过程的动力则是一种与日俱增的求知乐趣。 余英时，〈推荐序─一部文化巨着〉， 收於 Jacques Barzun 着，郑明萱译，《从黎明到衰颓》，平装本p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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