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yam.com/SoundsandFury/archives/329979.html 好书推荐：社会运动概论这可能是台湾至今出现过最好的一本社会运动理论导读书，作者何明修不只在理论上有独到观点，自己对台湾社会运动的研究也非常紮实，包括工运、环保和教改等等，非常值得对理论和实际运动有兴趣的朋友一读。 作者：何明修（南华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 目录： 序 第一章 导论：从抵抗到社会运动 第二章 社会学理论与社会运动 第三章 个体与集体之间：认同、生命历程与社会运动 第四章 组织与网络：社会运动的动员结构 第五章 政治环境：社会运动的政治机会结构 第六章 构框：社会运动的意义创造 第七章 情绪、仪式、宗教与社会运动 第八章 社会运动的後果 序言 近几年来，老当益壮的Charles Tilly在哥伦比亚大学每周进行《抗争政治》的工作坊，每次固定都有来自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等学门的成员参与，从刚入门的博士班研究生到着作等身的资深学者，几乎所有大纽约地区的社会运动研究者都到齐了。从2004到2005年间，在这个工作坊发表的文章主题包括西方福利国家的发展、荷兰的国家统一、纽约市的福利改革、阿根廷的妇女运动、南非的民主化、土耳其的阶级斗争、太平天国的地方统治等。这样丰富而多元的议题内容显示，社会运动的观点开始被用来解释全世界的政治社会变迁。在工作坊中，Tilly最常评论的方式是，「你的研究涉及了三种研究问题 ，每一种问题都有许多文献。我可以列举一些书单，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想谈这个三种问题」。每隔几个星期，Tilly就会发给参与者更新版的研究书单(例如社会运动与民主化)，上头有他对於最近出版研究作品的短评。有一次，我问他如何有时间读那麽多的最新作品，他无奈地说，「没有办法呀，就读快一点」。 的确，社会运动研究是一个迅速成长的学术领域，每年都有引人入胜的成果出版。在英语世界中，主流的社会学刊物刊登越来越多的相关研究作品，专门探讨社会运动的期刊也陆续出现，例如《社会运动研究》(Social Movement Studies)、《动员》(Mobilization))，学术出版社也开始推出一系列社会运动研究的专刊(例如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的《社会运动、抗议与抗争》(Social Movement, Protest, and Contention)、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系列。台湾的学术界也扣合这个潮流，任意翻阅一本国内的社会学期刊，都可以发现相当可观的社会运动研究作品。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以社会运动的观点，试图勾勒出台湾近几十年来的变迁。 有证据显示，社会运动研究的成长并不是短暂的流行，而是一股长期的趋势。作为一种有意识地改造社会的集体力量，社会运动是现代性(modernity)的产物。一旦人们开始发现以往坚信不疑的教条是偶然的、人为的，生活方式可以是一种自由选择的结果，而不是需要加以膜拜的神圣传统，那麽凡是人类所建立的东西，也是可以被人类所挑战与扬弃。追根究柢，社会运动是立基於一种强大的乐观信念，在旧神只偶像倾倒之际，人类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除自己所加诸的桎梏。马克思曾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文明中，「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事物都被亵숊p了」。这句话很精确地点出了社会运动的历史起点，正是由於旧体制丧失了号召力，人们才开始更冷静地看待他们所拥有的一切以及他们想要达成的理想。就这一点而言，社会运动参与者是坚决的反宿命论者，他们热切地相信自己的行动可以带来有意义的改变。 文化保守主义者利用一种人性的弱点：许多人无法以世俗的语言来论证他们所信仰的价值，因此被迫要将自己所遵守的道德风俗神圣化，超自然的理由成为最方便使用的藉口。私有财产、种族隔离、一夫一妻制、异性恋不都是被宣称为「神圣的」？尽管这些社会制度都是被一系列的现代法律与国家权力所维系。现代性意味着反省性，也就是说，一切事物都可以被超然地批判与改变。现代性普及化结果之一即是社会运动的盛行，挑战种种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生活方式。基於这些理由，英国社会学大师Anthony Giddens指出，社会运动对社会研究的具有特殊意义。正是由於社会运动不断地指出我们生活的问题，性别、环境、族群、身体才成为社会学家所关切的新兴研究议题。 这是一本导论性质的书，社会运动被视为一种自成一格的(sui generic)当代社会现象，加以观察、分析与解释。几乎不需要说明地，知识对象与实践对象是不同的。本书的目的在於提供各种可以用来考察社会运动的观点，这些知识并不一定能够有助於社会运动的动员。读者将会发现，由於近来研究的大量累积，各种诠释途径分别赋与社会运动不同的知识图像。社会运动可以被视为一种理性的工具行动，其目的在於以非常态的手段来追求一群人的集体利益。社会运动也有可能是一种文化领域的意义建构，它开创了新价值与规范，进而引导我们如何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社会运动同时也是集体情绪的抒发，透过各种仪式性的表演，展现出 参与者对於某种道德愿景的效忠。社会运动是政治的，也是文化的。社会运动包括了手段与目的之功利主义算计，也是具有文化表现的作用。换言之，社会运动本身就是一种复合的现象，同时具有诸多异质性的元素，也因此，需要各式各样的研究方法加以探讨。 晚近以来，英语世界的社会运动研究呈现出诸多知识观点的创新，其迅速的发展令人眼花撩乱，经常不容易厘清某一位研究者的立场。就以史丹佛大学的Doug McAdam为例，他在1982年出版的美国民权运动研究中，提出了颇具影响力的政治过程论，正式将社会运动视为一种反映政治机会的现象(McAdam 1982)。在1988年的《自由之夏》中，他的研究焦点转向个体，探讨运动参与者的生命历程与社会运动的关连(McAdam 1988)。到了九○年代，他开始注意社会运动的文化面向，尤其是运动者如何建构出一套具有动员力量的论述，以及如何以高度表演性质的行动来达到政治目的(McAdam 1994, 1996b; Friedman and McAdam 1992)。晚近以来，他所探讨的问题更涉及了时间(McAdam and Sewell 2001)、情绪(Aminzade and McAdam 2001)与网络(McAdam 2003)。同样地，纽约大学的Jeff Goodwin经常被认为是当前文化取向的社会运动研究大将。他深刻地批判主流研究者存有结构主义偏见，因而忽略了社会运动的文化意涵(Goodwin and Jasper 1999)。他的作品探讨了社会运动中的性爱关系(Goodwin 1997)、情绪(Goodwin, Jasper and Polletta 2001)等以往不被重视的元素。然而，2001年他出版了一本重要的比较革命研究，却采取了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分析途径(Goodwin 2001)。这些例子并不是特例，而是当前社会运动研究常见的现象。随着各种理论概念创新的速度加快，研究者也被迫要不断地采取新的观点，探讨社会运动的不同面向。 在此，我们面临一个研究观点的抉择两难。一种可能是坚持某一种理论典范的预设(例如理性选择理论、资源动员论、政治过程论)，尽可能地将各种社会运动的面向纳入其探讨的范围，同时也不可避免地排除了若干议题的讨论。另一种可能则是先不预设社会运动的本质，而是以各种的经验现象出发，从而导入诸多的理论讨论。这种策略固然能够容纳更多议题的讨论，其代价则是理论上的折衷主义。本书比较接近後一种策略，采取综合取向的写作方式。笔者认为，理论概念应该是用来帮助研究者观看事物，而不是限制研究者，使其忽略了某一类的经验现象，或是将其视为次要 的、附属的。举例而言，狭义的理性选择理论有可能认为，文化现象只是次级的，真正的行动动机是是来自於个体的理性判断。相对地，激进的文化论者则是提出对立的主张，所有的利益与理性都是特定文化的产物。在此，如果我们只是选择了其中一种观点来观看社会运动，事先就排除某些面向的讨论，那麽所得到的将会是十分窄化的图像。实际上，正是由於社会运动本身即是一种复合的现象，同时包括了理性与非理性、文化与非文化的面向，因此，我们才需要各种的组织理论、文化理论、行动理论、网络理论来加以理解。本书希望提供一系列的概念工具箱，协助厘清不同 的社会运动面向。就这个意义而言，不同的理论即是不同探照灯，它使得我们看清楚了某些事物，同时也忽略了其他的事物。因此，与其费心打造一盏最强大的探照灯，不如采取「小即是美」的策略，就让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分析概念同时并存，一同指引出社会运动的诸多风貌。 此外，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笔者尽可能地引用台湾社会运动的研究成果，让这些抽象的概论与理论融入本土的参照点。在台湾，社会学的本土化已经是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在某种程度上，本土化已成为从业人员的共识。谢国雄曾指出，「作为一个研究台湾社会的『台湾』社会学家，最大的愿望是回答『台湾社会是什麽样的社会？』」。理所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研究者需要从本土的经验资料建立概念、发展理论，而不只是停留在运用外国的理论来解释本土的经验现象。事实上，就如同其他领域的发展一样，台湾的社会运动研究仍处於套用理论的阶段，鲜少有研究者能够 用本土的资料来挑战某一种学说，更遑论建立新的理论。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後进国，理论典范的依赖固然悲哀，但并不是宿命。就如同工业发展过程有所谓的「後进者的优势」，本土研究者可以直接借用最先进的研究成果，降低长期尝试与错误的成本。基於这种信念，本书冀望能够达到外国理论与本土经验的对话，进而有助於社会运动研究的本土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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