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弘毅硕士论文：台湾农民小说的历史考察 第五章 七○至八○年代台湾的农民小说 -------------------------------------------------------------------------------- 第一节、前言 七○年代的台湾，海峡两岸对峙的局势趋向缓和，然而却逐渐暴露了生存的困境。接连发生的国际事件，渐次将台湾夹处国际社会身分地位的暧昧状态，孤立情况与脆弱性，暴露无遗。七○年代和六○年代一样，台湾社会仍然处於一种动荡时期，它经历的内在的巨大震撼，甚至远远地超过五○年代初期国民党迁台的压力和六○年代台湾社会转型的冲击。七○年代以来的台湾社会，在经济繁荣的表象下，农村的经济危机以及劳动工人凄惨不幸的生活现实，实已成为台湾内部最严重的问题，建筑在劳力密集及人力勤俭耐劳上的经济高度成长，也出现了财富集中、贫富悬殊、物价 上涨、公开及潜在的失业人口增加的社会问题，而占人口结构多数的农民、劳工生活反而陷入更贫苦的境地。经济成长的果实落在少数的资本家及官办、半官办事业手里，真正流血流汗的农民、劳工，工作报酬与工时、工作条件、工作环境不成比例。农业经营已毫无收益可言，号称有六百万的农村人口，急遽萎缩、老化，留守农村的尽是一些无法改行转业的老弱妇孺，年轻、健壮的农村第二代纷纷离开农村，大量涌入都市、工厂，过去由於一再被宣扬的耕者有其田政策，农民得来不易的农田，多半处於怠耕、废耕的状态，农村与农业面临全面性的溃败。农村人力的大量外流 ，导致以加工出口区为主的工业化人口激增。据统计，一九七三年台湾产业工人激增至一百四十万人，占总就业人口的百分之二六．八，然而这些没有做过先期准备，大量涌入都市的工人，在劳动法令不全、官商联手制造的低工资高投资报酬情况下，立刻沦为都市里的贫民阶级。资方大量采用工资待遇不及男工半额的女工、童工，形成劳动力过剩，工人只好任人宰割了。戒严法剥夺了工人的罢工权，也助长资本家剥削的野心和气焰。创造七○年代台湾经济繁荣的低阶层的、以劳务生产谋生的广大农、工、渔民，实际上是台湾奇蹟的功臣，却沦为贫苦无告的一群，沦为新世纪 经济活动的受害者，此一事实，遂成为台湾社会觉醒的折返点。台湾民众虽然从过去的重农心态转向功利挂帅的唯利是图的心态，然而却未能建设合理价值感为基础的道德体系。性灵中的这创伤本应以对文化的认同来治疗。可惜，纵容功利主义横行跋扈而不以文学、艺术的提倡来治疗创伤的社会风气，使台湾民众变成兽性浓厚，不懂神性，歪曲人性的一群死魂灵。荒芜的精神结构只能用声色之娱去弥补。他们不懂，文学、艺术才是滋润心灵，驱逐空虚的最佳灵药1。其实，台湾文学中，以农民、农村为题材的小说是十分重要的，尤其是工业取代农业的递变过程中，显着的农꜊灏h衰现象，和农民在逆流中挣扎显现的辛勤与苦楚。而七○年代以後，作家所描绘的农村景况及农民生活，是异於日据时期及战後至六○年代的，站在历史演进及研究的立场上来比较、观察，是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从一九四九年的土地改革到六○年代的工业起飞，台湾社会成功地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台湾的经济起飞，一方面使得国民所得提高，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农村的人口外流到都市，城市、乡村互动的结果，对於农民有何影响？是喜？还是悲呢？身为农村後代的青年们，他们内心又作何感想呢？这是本章所要探讨的。 　 第二节、新生代农民作家的觉醒 六○年代是现代主义盛行的年代，当时台湾的农民文学，除了郑焕、锺铁民等人默默地耕耘外，整个文坛不是充斥着反共文学，就是现代主义文学。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引发台湾社会内部结构性的变化，也刺激了社会意识的觉醒。知识分子拥抱人民、参与社会，造成一股回归现实、回归土地的热流，触动了写实主义文学的复苏。此一延续着新文学运动崛起以来，重视社会现实，反映苦难人民生活为使命的文学传统，也随着七○年代的时代脚步苏醒了。接受写实主义徵召的七○年代文学，强调了文学参与的态度，提出文学反映社会、反映现实、反映人生的主张，这种精神犹 如回归到日据时期台湾前辈作家的抗议精神。七○年代为何农民小说会再苏醒过来呢？这是值得探讨的。我们知道，文学必须从土地紮根，才能绽放美丽的花朵，屹立在文学史中，成为时代的见证。战後台湾文学艺术对社会责任的疏离和排斥，其最大的原因，在於统治权力常常藉着社会责任的名义严重破坏社会参与的实质。因而充满官方干预色彩、充满官方指导色彩的文学艺术，使原来具有浓厚社会关怀色彩的台湾文学家感到不耻、不屑和不满。 对台湾文学的发展史而言，一九七○年代发生的「乡土文学论战」无疑是相当重要的关键，它使得台湾的农民文学再次提头挺胸。台湾文学虽然一向具有写实的传统，但五○年代及六○年代却「奇异」地为现代主义所征服，直到一九七○年开始，写实的风气才逐渐复苏，而七○年代末期的乡土文学论战，则显示出本土的写实文学已快速地成长至一高峰。虽然当时描写台湾农村的作家并不见得很多，但是由於优秀作家的出现，使得台湾的农民文学「风云再起」。年轻、新锐的作家，意气焕发，群策群力地控诉资本主义化的台湾社会剥削了广大的农村，不但对农村没有任何回馈 ，反而加深及摧残了农村与农民，使得农村凋敝，农民无以为生。为何新生代作家在接受了现代主义的洗礼後，又能回过头来关心当时残破不堪的农村与农民呢？个人认为跟时代的空气有很大的关连。对於农民小说而言，成长於乡村的年轻作家，在接受了都市文明的洗礼後，当他们再回到农村时，目睹农村的一切，便不得不反省农村的现象，即使他们不是道地的农夫，但是农夫的遗传性格毕竟还是天生就存在的，在他们的笔下，让我们又看见农村历史的演变。那时期出现的宋泽莱的系列小说，洪醒夫及林双不等人的众多短篇，都理直气壮地指控了农村被践踏、被损伤的残酷 事实。这可以说是成长於台湾农村的作家，对於哺育他们的农村的一种精神上的回馈。他们清楚地诉求地表达了农民应有做人的尊严，要有足够温饱的物质生活的权利。此外，时代的解放及社会的多元化也是原因之一，特别是发生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日的「美丽岛事件」的影响有极大的关连。战後的台湾文学，在国民党中国政权体制下，充满了许多以歌功颂德、以附庸政治权力的口号文学。随着商业力量的兴盛，更显现出从政治污染转而沉沦在商业污染的文学2。然而文学的良知是不应该被埋没的。每一个作家会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时代，而每一个时代应该会有牵涉到大多밊⑤蝼釭漯懋|变动或社会问题，这些刺激成为作家创作的泉源。七○年代以来，由於经济的发展，农村後代大量移居都市，当时新一代的台湾作家，将焦点放在现代主义的文学技巧，他们的眼光始终未放在台湾日益破败的农村，直到乡土文学论战带动整个风潮後，始有新生代的作家回头看待农村、关心农民，有了新的觉醒。乡土文学并非属於社会某一个特定阶层的文字，所以它描写的范围颇广，它积极地写农民、工人、渔民等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卑微人物。曾几何时，农民文学在台湾几乎面临绝迹，所幸战後仍有极少数的台湾作家默默地耕耘，勉强地维持一脉香火。然而，七ꄊ钗~代以来的台湾社会逐渐进入高度的工商业社会，人们生活的主要舞台已经离开泥土与乡村，人们每天生活在都市丛林里穿梭不停，早已跟广大的农村断了脐带。以世居都市丛林里的人们而言，农村只不过是陌生的、落後而污秽的地方，也许只不过是休闲活动的有趣地方而已。然而出生於六○年代初期，以後在都市丛林里定居、求学、组织核心家庭的一部份八○年代的新人类，他们并没有完全忘去农村的一切。他们的父亲在六○年代初期，由於农村经济萧条，不得不离开威权主义底族长领导方式主宰的农村，来到都市丛林打工谋生。过年过节也会带这些在都市长大的子弟ꘊ^到农村去探望爹娘和旧居。因此，八○年代的一部份新人类，包括脱离农、工阶级，挤进中产阶级的新人类知识分子，他们和农村的关系是藕断丝连的。他们有童年时期在农村过活的甜蜜回忆，也有些淡淡的乡愁。虽然都市丛林里的物化和异化，使得他们变成相当冷漠而疏离的人，但是农村生活的回忆，犹如一种责任，有时候他们也会为农村的凋敝而禁不住愤怒和关怀。但是他们无能为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农村继续衰亡以致於灭亡。新生代中的一些作家，也并非不想回馈农村的。他们想要靠他们一枝笔去描述农村的真实情况，唤起有心人注视农村的困境，解决农村剥削ꨊ熔ˇP制度，使农民恢复做人的尊严和丰裕的物质环境3。 在新一代的台湾作家中，刻意反映农村与农民生活的，在现阶段台湾的农村文学中，虽然不乏其人。然以小说的创作而言，以洪醒夫、林双不与宋泽莱这几个台湾作家较能够反映现实的台湾农村。基本上他们都是来自农村而且都是农民子弟，时代价值观的改变，使他们成为农村後代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是战後成长的年轻一代。身上既无日据时代留下来的精神包袱，更无上一代遭遇到的语言上的障碍。他们也没有经历过那种物质极端缺乏的时代──那种行无车、足无鞋、食无粮、衣必补钉的困境。他们来自嘉南平原一带的农村，可以说是典型的「庄脚囝仔」，他们都是乡下长 大，後来求学的时候才离开农村到都市里去继续求学。或许农村小孩初到都市花花绿绿的世界，起初不免受到吸引，这时他们脑中想的不多，然而一旦回到农村，在城乡差距的明显对照之下，难免有所启发。这时他们所见、所闻的农村现实，让他们急欲表达、反映在文学作品里。加上台湾逐渐地进行「民主化」，因而社会言论较过去自由，「白色恐怖」的阴影较少影响他们的创作，因而当他们在都市生活一阵子後又回到农村，对於农村破败的现象以及父祖的辛劳，不得不让他们有一番领悟，这一领悟，无疑地又促使台湾的农民文学起死回生了。不过，新一代的台湾作家描述 农村及农民生活很明显地偏重时代变迁下的农村苦境，社会性观点强烈，较忽略了农民原创性的性格及其不被历史和社会变迁所淘汰的生活和习性，描写在工业化的冲击下农民生活的困境乃是新一代作家共同的题材。 「人生是一部有血有泪的历史。一部伟大的作品，不管用什麽形式，都是在表达这种有血有泪的生命史」4从现实角度看：「台湾文学」的性格是生活在台湾的人们苦乐悲欢的发言人，理想与期待的发言书，不仅表达人的思想与情感，而且记录社会变迁与土地上的人民生活，诉说出民众的心声与情怀。所以文学家在本质上是社会批评者，他的任务是以超然而又介入的身分，以文学的良心与公众的道德，为社会指明病症。实际上，它不仅为社会指明病症，它甚至为人生指明病症。文学反映时代、领导时代、创造时代，这是台湾新文学运动发轫以来一贯传统。唯其是反映的，台옊W文学始终忠实记录了社会内部的矛盾、冲突、和谐与奋斗5。文学是心灵的呈现，是生命的反映，是人生的缩影，它显现出一个时代的精神，也为历史留下见证。文学也应该表达「人权」的精神。若是整个社会的大多数知识分子，讲起话来，避这避那，大绕圈子，写起文章，顾忌这考虑那，不能将自己的所见所思，坦率直言，甚至等而下之，久而久之，大家也就不以为非，如此怎能培养出恢宏磊落的胸襟？一个写作者，倘若不能胸怀荡荡的下笔，还有什麽值得称道？倘若不能面对真诚的自己去写作，又怎能为社会、为生命做见证呢？为了强化文学沟通、社会及历史的功能， 必须使用平易的文字，以平实的笔法反映现实，促进改革；以史家的严谨记录事实、保存史料。台湾文学家既以文学为职志，就不能不挑起记录时代的历史重任。 　 第三节、新生代作家笔下的农民与农村 如前述，七○年代前後的农村景象，林双不、宋泽莱及洪醒夫等则有较生动的描写，并且具有强烈的人权色彩。他们皆是在战後出生的，也受了完整的教育，如果跟日据时期以及战後的作家相比，应该是较幸福的一代。他们从学习中得来的知识，有助於回顾和接受这块土地的历史之河流的脉络，进而培养出坚强的信念；放开抽象的理念，以这一块土地上的民众光明的远景为起点，倾向於实际的保乡卫土。来自乡村的他们各以其优秀的文笔写下了关怀农民生活的小说作品，让我们看见了具体的社会、具体的生活，具体的人，以及由具体的社会、具体的生活和具体的人所构成的 脉动着的历史。同样地，林双不、洪醒夫也以他们的所见、所闻，刻画台湾农村的演变及农民的生活。 　 一、洪醒夫笔下的农村与农民 在六、七○年代，洪醒夫在文坛可算是颇负盛名的作家6，当时许多徵文奖项上，都可以见到他的名字，不过当锺铁民戮力刻划农村时，洪醒夫还未将目光放在农村题材上。自一九六七年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逆流〉，直到去世前在报章杂志上，洪醒夫陆续发表不少文章，其写作年代跨横六、七○年代，所以写作风格也深受时代的影响。一九六○年代，虽然言论与思想仍受到严密的限制，但官方到民间都开始逐渐脱离战乱、饥饿、流亡的心态，开始认真生产和建设，由於受教育人口增加，人口往都市集中，到六○年代中期，台湾已完成工商、农业转型期的初期阶段，不过当긊阞狱O湾社会仍停留以农业为主、工业刚起飞的状态。在当时，许多新的观念、看法引进、改变，是个思想、生活都开始大跨进的时代。从文学技巧方面来看。洪醒夫早期的作品显然多少受到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如〈渴〉（1969）中内心的焦虑、旁徨的「我」与「她」、〈人间游戏〉、〈吞舟之鱼〉等可以感受得到。当然，这与文学界方面，反对五○年代的「反共文学」有关。当时来台的第二代作家於六○年代提出了「横的移植」，寻求全盘西化而引入了现代前卫的意识形态和写作技巧7，寻求内心的探索，而在这追求现代主义文学的同时，其基本创作意识仍是写实主义， 并未忽略对现实人文或环境的观照。相对於此时现代主义风行的同时，台湾的农民文学在六○年代，则是埋头深耕的时代。由於洪醒夫曾加入《台湾文艺》，此杂志主张「文学反映人生」及并且了承继日据时代新文学运动的基本精神，特别着重乡土色彩，强调地域性与社会性观点，此种论点深深影响了洪醒夫中、晚期的写作风格，因而观诸洪醒夫中、晚期作品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多取材於自幼家乡的经验与所认识之人、事。 从七○年代起，洪醒夫的作品开始以写实的笔法，刻划农村人、事、物，由〈跛脚天助和他的牛〉（1970）开始，坚定的舍弃现代主义的残渣，走向描写紮根於农村困苦的现实，因而产生不少佳作。此类以传统农村人物为主的作品有：〈金树坐在灶坑前〉、〈扛〉、〈僵局〉、〈黑面庆仔〉、〈吾土〉、〈牛姑婆站在黑暗中〉、〈猪哥旺仔〉、〈半遂湖仔的岁月〉、〈父亲大人〉、〈马家大宅〉、〈归乡第一天〉（1980）......等。洪醒夫除了刻划周围人物外，对於六、七○年代因工商业繁荣，导致农村劳动力外流、城乡财富与观念差距过大......等转型期之社会问题也深 入触角，如〈清水伯的晚年〉、〈散戏〉、〈瑞新伯〉等。藉着作品呈现他周遭小人物所面临的问题，呼吁社会大众来共同关心，俾使社会达成更理想的境界。 洪醒夫的写作风格在他使用了「洪醒夫」为笔名之後，才真正确定了下来。这或许是他深切体会了「众人皆醉，惟我独醒」後，企图以笔写下人间（特别是他所成长的农村）种种的不平与遗憾吧！「我用平凡的文字把它写下来，想写给我的妻子、儿女，以及以後的子孙看，希望他们不要忘了我们的来处」（《黑面庆仔》自序），从这段自白，我们不难想到他的着述强烈的企图心。洪醒夫作品中的文字，除了流畅洗练之外，最重要的是加入了乡土朴拙的自然美感，「方言」的应用有其特殊性，特别在六、七○年代，洪醒夫确实做到了「我手写我口」。他巧妙地把一些台湾俗谚 和特殊语汇用於对话里，精确而亲切，即使那时台湾的国语（北京话）推行运动推行得很成功，相对於洪醒夫的文章中使用了乡土话入文的方式，洪醒夫的确是独树一格的。例如：「散散去」、「我不敢对你白贼」、「乞食身也想要皇帝命，一点点艰苦就大呼小叫」、「人说吃老剥无土豆，找我这个老废仔做啥？」、「十七两翘翘」、「七月半鸭仔，不知死活」......等，将台湾农民的形象、生活，藉由方言充份的表达出来，而且也由这些角色的对白中，了解到各各角色的个性与看法，让人对农民角色留下深刻的印象。洪醒夫的小说中的农民都是极为平凡的农村人物。正由 於这些平凡的人物，让我们对於农村的改变有了深刻的印象。洪醒夫喜欢读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杜斯妥也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等人的作品，而这些作家的作品也大多以土地中的人民为主角，均擅长描写农民、小市民的生活，此外影响洪醒夫最大的是郑清文，郑清文的文字，平淡中有甘味8。洪醒夫显然深受其影响，从他的作品中那种平实中流露出自然来的风格，就可以想见了。 洪醒夫对「穷」有特别的感受与领略，他的小说中的农民几乎离不开一个「穷」字。其实卑微的小人物与朴实的农民，在社会上最明显的特徵就是穷。台湾自从国民政府实施土地改革政策後，并非所有的农民都能领取土地。虽然「整体」生产力增加了，但仍存在有「个别」无土地耕种及仅有少许薄田的农民仍为生活挣扎，洪醒夫描写了这些人物，使我们注意起这些少数的弱势。像〈猪哥旺仔〉老是「失衣衫穿得脏破，戴着斗笠，......把他仅有的一只高大雄健的黑毛猪哥赶来赶去，......以延续猪族生命挣养一家的生活」、〈半遂湖仔的黯淡岁月〉中开杂货铺子，却没有什 麽生意的湖仔，还得忍受小孩子的欺负；此外像〈归乡第一日〉中因无田帮人代耕的黑张飞与亮仔，......等人。不过，洪醒夫笔下的穷人都很有骨气，穷得正正当当、清清白白，虽然受了委屈，但仍告诉後代子孙「读书要认真，人家都看不起我们田庄人，你要争气」（〈四叔〉）、「你要忍耐，要打拼，要有勇气，......，你阿公阿妈，那阿爸阿母，你阿叔阿婶，拢是不识字的土牛，你要打拼！」（〈父亲大人〉）显然洪醒夫将自己的人格、个性及价值观投射在小说中，在〈猪哥仔旺〉中，洪醒夫写着：「一直到我长得够大时，我才知道穷人有时实在是脆弱不堪的。」洪 醒夫笔下的农夫大多是无田者或只有薄薄的几分田，虽然耕者有其田政策推行以来，有了自己的田地，但是生活却与日据时期的无田佃农相似，这些农人他们十之八九未受过教育，所有的知识观念大都来自乡村中的戏曲、庙宇与村人耳耳相传。不论是农村或是城市中，传统或是变迁中，戏曲与庙宇所传达的儒家的孝悌、亲亲为大的观念，再加上轮回因果之说，形成了这些目不视丁田庄人的根深蒂固的观念，「男子汉，一跪天地，二跪神明，三跪父母，其他的没有下跪的道理！」〈吾土〉正是这种观念的具体写照。 从洪醒夫关於农村与农民的小说刻划中，我们看到了他企图反映：在工商业利益至上的观念冲击下，视土地如财富，甚至是家族绵延的象徵的老一辈农民，不适应时代变化之悲哀（与林双不反映老农民与其农民後代的相处，有异曲同工之妙）。此外，农村的迷信，亦是洪醒夫反映的主题之一，马水生的父母在生病之後，第一个反应是求神问卜，神明解决不了的才送医生。却已回天乏术了；〈僵局〉中问神与「叫魂」的宗教仪式进行过程，刻划得栩栩如生、〈神轿〉、〈盗墓〉、〈牛姑婆站在黑暗中〉、〈人鬼游戏〉......等亦反映了相同的主题。〈僵局〉的内容是描述一名 乡下妇人被村中的小混混骑车撞倒在地，我们从这篇小说中看到：受根深蒂固传统观念影响的父亲，坚持一切看医生、换医院前要先收惊再医躯体，因而引发一场受知识教育的儿子与道士、乡民代表的争论。〈盗墓〉是描述一名赌徒在穷途末路之际，决心盗村民祭拜非常虔诚的「伏树千岁」之墓，却因而发现村人的盲目崇拜的对象只是一堆白骨；〈神轿〉是藉由一场道士起乩的法事，不孝子铁牛被神明选为抬轿者之一（品行端正者才会被选中），使得铁牛的父亲在气愤之余上吊自杀。神棍铁牛父亲的自杀死亡的安排，似乎表达了洪醒夫对农民迷信、无知的控诉与无奈，身为 农村後代，又是知识分子的洪醒夫，难免感慨万千了。五、六○年代，由於城乡差距大，田庄人不懂得争取在医疗保健上获得国家的照顾，也不懂得如何透过制度化的急难救助谋求解决之道，一切只能束手无策归诸於「命」9。拜天地是由於天地是哺育万物之母，拜父母是基於亲情家族绵延之故，拜神明则是一种泛神的宗教观。面对数不尽的天灾人祸，朴实的乡下人最相信的就是以「命」来解释人生，因此，因果报应、轮回转世、道士神仙、占卜算命在目不视丁的乡下人眼中，正是天命与改命、救命的方法。 洪醒夫的小说最大的特点，是能将过去农村那种农民的样态与观念，经由小说人物的对话展现出来，犹如一部摄影机般的自然、平实，却蕴涵内在意义。我们看他对於农村普遍存在的迷信，将「拜神明」是一种根深蒂固的「救命丸」写得活灵活现，「昨天问过神，吴府千岁说，等病情略为好转时，就回去收惊。」（〈僵局〉），「......每逢初一十五，都要面向东方膜拜鬼神，...遇到有人表示不信鬼神，她就要严肃的骂，骂完了还要替人请求神祈原谅。」（〈牛姑婆站在黑暗中〉）。洪醒夫对这种现象的反应是：但「所有的人都视这事为当然，你反对，你就是异端，异端됊N是孤掌，孤掌就难鸣。」，而且「有时候并不一定是知识指导一切，......所有真知卓见便不得不懦弱地卑屈下来。」（〈僵局〉），洪醒夫显然将这股期待乡人改变的想法写下来，以「反讽」的笔法加以苛责，尤其对於视为「改命」的道士以此歛财的骗人行为相当不满，所以看他刻划下的宗教界人物，总是一副尖头鼠嘴的模样，例如〈僵局〉中与乡代、混混等人一鼻子出气的「法师」、〈人鬼游戏〉中见了阎罗王仍要死鸭子嘴硬的「道士」等。至於无法将迷信与宗教划分清楚的乡下人，洪醒夫除了赤裸裸的指出愚昧的一面外，骨子里实在是寄予无限的同情。 基於对土地的依恋，卖地，对农民而言是一件不得已的事，农民在洪醒夫的眼中，是一群「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四叔〉），「要不是不得已，狗母生的才卖地啦！」〈吾土〉中马水生的一句话，将农民重视土地，视之为第二生命的态度透露出来。〈吾土〉故事中患重病要卖土地的父母，其实就是影射洪醒夫的祖父母，马水生就是洪醒夫父亲的写照。洪醒夫藉着上、下两代的际遇，反映了台湾农民的土地观念变迁的过程，「......光复前，连一畦菜圃都没有，光复後好些年，土地政策一实施，一家人种的那几十甲地，竟然都变成自己的！真像一场梦；可是......，两年 ，只不过短短的两年，又有这麽大的变化，转眼间，土地全卖光了，这又像一场梦，想不到的梦！」（〈吾土〉），这个故事开始於乡人马水生为了替父母治病，而在无奈的情况下，变卖仅存的土地，其间穿插交代这片买主出价一甲十二万的土地是其父母在日据时期，甘冒被日警枪毙的危险，忍辱含屈偷偷在麻风林中种蕃薯，省吃俭用积存下来的；最後年老的双亲在发现偌大的田产被卖光後，双双上吊自杀。马家重视土地，是因为它是家人生命、荣誉与家族奋斗、团结的象徵，当土地一块块的离去，马家剩下的只是失和、贫穷与死亡，与此观念相同的创作有〈跛脚天助与他 的牛〉（「牛」与「土地」是等值的象徵意义）、〈猪哥仔旺〉（土地换成「猪仔」），牛、猪与土地在洪醒夫的小说中似乎成了「同义词」了。 洪醒夫描写台湾农村社会逐渐过渡到工商业社会的历程，显然也完全体会并且敏锐地抓住社会转型所引起的各种问题。当然，那些主要生活空间在乡村，却跟不上时代脚步的卑微人物又是他关注的对象，因此他塑造了〈清水伯的晚年〉与〈散戏〉、〈瑞新伯〉这样的作品。〈清水伯的晚年〉这篇小说，叙述七十多岁的清水伯，在老伴过世後，搬到台中与长子金火同住，却因观念价值的不同，而使孙子在朋友面前不识他；儿子对他也颇有微词，甚至将他与卖零食的老太太之间的友谊，冠上父亲生理需求与老太太高攀的高帽，使清水伯彻底醒悟父子间已处於对立的立场：「你们 高尚人的想法，时常和我们低级的人不一样啦！」，结果清水伯返乡独居，小说在他充满对未来的期盼中落幕。由於社会转型所带来的变化，清水伯正代表一群完全不能适应的典型，即使处在新的工业化生产体系中，心却仍然维持旧有的农业生活模式，於是他在乡下自然的言行举止，终於饱受新价值、新文明的质疑与排斥。洪醒夫知道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毕竟「他们在田亩中建立的处世哲学，绝对无法适应猝然改变的工商社会」而成为「赶不上时代脚步的小人物」。 〈散戏〉则是田庄本身被工业文明侵入瓦解的反映。〈散戏〉除了本身有完整、成熟的写作技巧外，「戏中有戏」是一特色。藉由作品中一出戏的上演、落幕，写出了一个歌仔戏团的解体与文明的侵入，影射了农村中某些传统价值的一去不返。从小成长於乡村的洪醒夫，热爱农村的戏剧，这些戏剧的内容，也是农村文盲世界的人唯一的教育来源，这种「次级文化」普遍存在於农村中，他们从中学会通晓事理与待人处世的方法，然而受到工商业文明的侵入，它们几乎消失殆尽，能苟延残喘生存下来的，不是随波逐流完全失去自己的本来面目，就是在痛苦的挣扎中败下阵来。为 了迎合观众的口味，「除木偶外，真人也上台，有穿短裙热裤唱歌跳舞的货真价实的女人，......」，如金发伯所说：「我想，『玉山』是应该解散了，大家去找一点『正经』事情做，好好过日子，从此以後，别再提歌仔戏了。」（〈散戏〉），这暗示传统价值观也已不适应这个社会了。在当时传统价值观崩溃，新观念又崇尚向钱看，逐渐功利化之情形下，自然产生如「瑞新伯」这样的人物，瑞新伯扮成乞丐在城市里乞讨，回到家乡衣履光鲜，向村人夸示自己做生意赚大钱，他却甘之如饴，无抱怨也不自责，充份表露出人性中矛盾与贪婪，这不禁使我想到宋泽莱〈花鼠仔立 志的故事〉中那个畸零人花鼠仔，而这不也是时代的变迁所引起的吗？ 〈金树坐在灶坑前〉，主题则在描想农村生育的观念，反映了农村的普遍现象，当然也将洪醒夫的家族背景反映出来，多子而贫穷，似乎也是洪醒夫的家族写照。故事由金树夫妻思子心切，长路迢迢的走到收养第十子的李家探子，结果儿子不识他们，还备受屈辱；接着第十一子的出生，金树饱受村人的讥笑与责骂，但仍不愿节育，在经济的不堪负荷之下，教长子阿鼠回家商量，却在父子各怀心事下无疾而终。在这个故事中，我们除了看到身为「长子」的痛苦与压力外，农民的宿命观念，点出了那个时代的症结。赤贫的生活加上古老农村社会的不知节育，以至儿女众多，遂使 贫民的困境更添痛苦，洪醒夫藉由金树，呈现出农村无知的宗教思考方式：「一个人命中注定要被生下来，用任何方法去剥夺别人出生的权利，都是罪大恶极，该生不生，是谓杀生，滥杀无辜，死後要下十八层地狱的。」（〈金树坐在灶坑前〉），面对这种难题，他不讽刺、批判，只是将现实描写出来，让大家反思。同时以冷静而细腻的笔法，刻划辗转於固有观念、亲情与经济下绝望的小民。洪醒夫写的农民生活，表达的也是他们的思想和情感，更可贵的是他描写笔下的人物所表现出的平视的态度和亲和的情感。尽管他写得客观和冷静，但人们不难体会到洪醒夫在与他笔下 的人物共悲欢，恐怕也是他成功的最主要原因。 洪醒夫对於农民那种贫穷却不失亲情温暖的描述，反映了农民善良的天性。〈黑面庆仔〉中，女儿阿丽发疯够黑面庆仔折磨了，偏偏又有无耻之徒去污辱阿丽，让其怀孕生子，使得黑面庆仔苦上加苦，而且要蒙受乡人们的耻笑。从黑面庆仔要把婴儿掐死到决心哺育成人，黑面庆仔经过激烈的内心挣扎。基於「一枝草一点露，不管是猫是狗，它们会有自己的天地」，农民敦厚的天性让他接受了现实，表现出为父、为外祖父的仁慈，也表现了道德勇气，并体会到了生命的可贵与命运的难以违背，从「婴儿」到「国王」心路历程转变。与〈金树坐在灶坑前〉（1973）相比，〈黑面 庆仔〉（1977）显然更富有光明面与希望。从洪醒夫的创作，他的人生观显然有很大的改变。 我们看洪醒夫笔下的人物，往往就是农村社会的象徵，或是庄稼人命运的缩影，这些人物代表了传统、迷信、固执、贫穷，但也老实、敦厚、知足向上；然而因时代的变迁、进步，使他们不知所措，而有一些好笑又令人同情的现象出现。洪醒夫除了深爱农村之外，极为尊重自己的父亲，他说：「我衷心感谢我那不识字的父母，他们身分卑微，却活得乾净，使我感到心安。」（《黑面庆仔》自序）或许就是如此，洪醒夫对於乡村所存在的问题，往往只提出问题而未提出解决之道（林双不则在此与洪醒夫不同，最少林双不在〈第一道曙光〉中曾分析台湾农村问题的症结与解决方 法）未深入探讨农村贫穷的原因，或是传统迷信观念该如何改善，其笔下的「卑微小人物」，仍为传统的愚昧、迷信紧紧束缚着，也有一些令人同情或惋惜的经验。 洪醒夫笔下的农村，仍是一个贫穷、平静、充斥各种迷信、宗教信仰的传统农村，同时那也是一个台湾经济开始起飞的年代，我们不难看出外在文明的刺激与影响，传统的农村也已经开始有了变化，这群不知所措的小人物的思想、生活，也一一地在洪醒夫的小说中呈现。可惜他的作品过於重视小说形式，反而少了一层锋利的批判与解决之道。不过，早於乡土文学论战之前就发表众多作品的洪醒夫，他的文学作品有着时代的节奏脉动，独有的写作风格，使他虽已去世多年，仍为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特别对台湾的农民文学史而言。 　 二、宋泽莱笔下的农村与农民 在众多的新一代作家中，「宋泽莱」无疑是深受文坛瞩目、并且值得一提的10，特别是他的成名作「打牛南村系列」及《变迁的牛眺湾》这两部作品。特别是「打牛南村系列」对於农村问题的反映，有其独到之处。对於这部作品，宋泽莱说：「......後来我关注农村社会，我写了一些农村问题，这都是受到我的母亲、伯母、婶婶还有农村里许许多多妇女的感召，这也是後来我写作〈打牛南村〉三部曲的小说背景。」11；至於《变迁的牛眺湾》这部原名《农泪》的小说，宋泽莱则有意描写台湾农村社会的变迁史貌，企图透过李寅家族的变迁，描写他们对农村社会的失望所在和 希望所托。宋泽莱描写七○年代左右的农村问题，具有相当程度的写实色彩，虽然他是以小说的方式来记录这些广泛的社会真貌，但这正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所在──为何台湾的历史反而成为小说呢？虽然其所描述的只是台湾众多住民中的一小部份人而已，然而我们要知道这个社会正是由无数这类小民的牺牲所构成的，「即使他们曾是如此穷困过，然而他们也是如此的善良」12。 一九六○年後，农村在工业至上的政策下开始饱受压榨，农民开始在生活线下挣扎、开始流入都市。这时期的农村问题是不同於过去只有贫穷，那麽单纯。「打牛南村系列」、《变迁的牛眺湾》及《蓬莱志异》等作品，反映了台湾社会在一九六○、七○年代经济转型期，工商业的发展给农民及农村所带来的不幸灾难，以及农民在这种灾难中的痛苦挣扎和反抗。《变迁的牛眺湾》是一部长约八万字的长篇小说。内容是写一个牛眺湾居民李寅家庭成员变迁的故事，并由此特定的案例，来呈现台湾农村居民在转型社会里的变迁。对於台湾农村的变迁过程，宋泽莱显然地有强烈的企 图心，我们看得出来他希望以史家的精神，描绘台湾农村的变迁，从他对台湾近代历史背景的掌握观察，他成功的创作直让人感到他似乎在写台湾的历史小说。从内容来看，宋泽莱主要在於反映农村在工业发展下的农民生活，特别以主人翁李寅一家人的遭遇来反映这个现实，具有相当的象徵意义。在写作的形式上，采用人物为主体的「纪传体」式写法。从文中提到台湾战後的农村在三七五减租与土地改革後的情形来看，「......那时的日子（按耕者有其田以後）虽然仍是苦的，但大家觉得种田实在是神圣的，大家都是田地的主人......然而，二十几年过了，农村却一点都没 有见到黄金」，背景显然放在一九六○年代中期。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像李寅、李村、李竹及吴娥，基本上他们都是农民身分。李寅，是传统农民的典型代表、他的两个儿子（长子李村、次子李竹）代表了农民的後代，他们是「属於农村而流落在城市」的农民，有属於自己的土地却不能改变他们流入社会的命运，因为耕田显然是「没有前途的」。我们从村长程嗳的感叹中可以了解：「其实我们都在欺瞒自己，现在我们种的田都是赔钱的，但是我们还勉力地想在地下掘黄金，早在几年，我们就应该要离开这个牛眺湾的。」、「我要劝大家不要再指定後代耕田了」，因为「我种的 田比你们多，一甲多的地，但我一年只净赚一万八千元，又要缴税。你们也好不到那里。我不要你们有我的下场，应当想法子离开牛眺湾啊。」宋泽莱指出这是一九六八年左右的农村景况。从小说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农民的後代到了六○年代後，似乎已经无法再待在农村生存了，虽然他们也有自己的土地。他们随着都市的工业化而流入都市社会，甚而改行。「......城市的职业虽然不好，但总比种地强」。然而，社会并没有接纳他们。而吴蛾，本是渔家弃婴，幼时被遗弃後被一对农民夫妇做养女，因被养父出卖而逃生，当了工厂女工却不慎恋爱怀孕被人抛弃，为了给女儿治 病而沦为娼妓，不幸又被法院法院判刑，逃难中与李村相遇而结合。但却被警察追捕又进入城市。在一家工厂当了女工，因救一位卧轨自杀的女工受到表扬暴露身分被捉进监狱。她的生命完全在极其不幸的惊涛骇浪中渡过。她的人生的憧憬一次次地被粉碎。从因果关系来看，如果不是农民养父家贫也不至於出卖吴娥，吴娥的命运其实与「穷」有极大的关连。吴娥的遭遇，让我们想到〈渔仔寮案件〉中的叶李桃。她们都是被冷酷社会逼迫的可怜人。男性农民流入工业社会，他们可以做工、出卖劳力。不管是李村或李竹，这些农村的後代，他们不像其父祖可以留在农村耕作，社 会让他们觉得农乡不需要他了。李竹的耕种或者小生意都是没有希望的，因此，在乡下不会更好。而整个农乡在无形中变动了，这些因素使得他们无法抗拒地流入城市。但是「秘密合法化的罪行，包括工资的低廉、工时的过长、卫生状况的不佳、福利制度的缺如......等等」却无情地剥削这些劳工，平常依赖苦力来维生，有一天早晨醒来，当「他把被窝掀来，发现他的腿残废了。」（这种遭遇类似林双不的〈泰山断指〉）；而女性农民呢？有的做女工，再不然，也唯有出卖自己的肉体了「......随着资本的发达，一些放荡的、消遣的行业兴起了。那便是影院、茶室和酒家的 设立。舞厅竟也应时营业了。这些行业更吸收了农乡沦落的女性人口，变成低层的、没有机会的、堕落的被迫的女性出卖肉体的地方。」宋泽莱在此记录了一九六○年代後的台湾农村妇女到城市帮佣的现象。「这是当时乡下的风尚，她们做城市的下女。家里的小孩便成了弃儿。」宋泽莱以爱乡爱家的农民李寅一家人被逼离开热土，到城市谋生，在城市无法生活又被迫迁返农村的二十年血泪史，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哪里是农民的乐土？小说着力刻画了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作为历史主人的农民，被迫害被驱赶，流离失所，坎坷颠沛的命运。 而〈灯笼花墙〉中的丁衷的遭遇，不也是贫穷使然，「农乡的穷困使这个丁家更不容易存活了」说明了台湾在经济富裕背後的平民生活：一九七八年肥料的涨价、物价的波动，农政单位「计画收购稻谷」的挫败，导致稻价陷入空前的低潮（〈分家〉）。宋泽莱记录了当时的农村经济的破败，这是在国民政府标榜农村「富裕」建设下极大讽刺。农家的没落，耕作的没有希望，岂是农民所愿？人口外流的结果又如何呢？〈我看到樱花树下的老妇〉，就是叙述人口外流带给农村的重大伤害；「向都市去的女子於今固不可能再嫁回乡下来，即若乡下的女子也不愿再嫁一个耕夫」〈小 镇之烟〉。回想清代郑板桥对农夫的赞赏，誉之为「天下第一等人」，时代变迁的无情，怎能不使人感慨万分？李寅一家颠沛流离的命运和每个人物的不幸遭遇，正表现了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谴责和批判。 宋泽莱控诉的层面颇广，众所周知，战後初期的土地改革改变了台湾的结构。但是改革後的农村经过多年的演变，在宋泽莱的眼中是如何呢？「三七五减租後，农地更形分散，农地破碎，道路、渠道破损不堪。」然後是「一九六九年，六月，二期稻作收成，土地重划来了。」「土地的重新调整，位置的调整使牛眺湾发生了纷扰，他们拿着表格。群众到乡公所来，意图办理的人员能裁换一块好的土地给他。」《变迁的牛眺湾》宋泽莱反映了土地重划的立意虽美，但部份官员的「人谋不赃」，导致了执行过程的不公平现象，侵害了农民的权利，反而图利了假农民。像李寅，他的 田本是路边的良田，重划後竟然成了遥远的劣田。「日後，他原来的良田会被人盖了工厂，大批的生意人会赚钱，但他却被挤到一个偏远的地方去。有没有人来替他说话？没有，......议会缄默了吗？是的，有人不让他说话，因为大家知道，任何的事都有人操纵。」（《变迁的牛眺湾》），宋泽莱描写执行人员假公济私的嘴脸是活灵活现的、所揭发的特权介入、农地变更为建筑用地的图利现象，颇能震撼人心。我们看到《变迁的牛眺湾》中地主的代表人物的背景，像程嗳，他是大地主的後代，「耕者有其田」政策使他的土地变小了。从这里我们也看到地主家庭的没落；而收 录在《蓬莱志异》这部小说集中，我们也不难从其中描写农村人物中的几篇来印证当时的地主。〈舞鹤村的赛会〉中的李高，「在战前，他承袭了遗产，竟有二十余甲的土地，家宅的地下埋藏了数不尽的龙银，这些财富足够让他娶一妻二妾，并生了大大小小十三个小孩，过得富足、豪贵。」、「然而，李高的家况慢慢转变了。那便是土地政策的改变，一九五○年以後，李高的土地慢慢地减少了。那些土地逐渐在变迁中发放给乡人了。」、「一九六○年，他（李高）的大太太以和姨太太不合为由，和儿子离开舞鹤村，去城市做事情了。」；〈蕉红村之宿〉中的李烟家「在工农 业变迁中，支离破碎，家人离散，或走或徙」；〈婚嫁〉中林芙蓉家族的没落「林姓昔日是古镇的大家族，在迭次的土地变革中，他们的亲族便没落了」。我们从宋泽莱一连串的小说中，看到了战後土地改革後地主家庭的没落与悲哀。 曾经沈迷於现代主义的宋泽莱他的写作风格转变，比较明显的从「打牛南村系列」开始，而且描写的是其土生土长的地方──云林二仑。虽然以小说的方式来记录这段历史，加上写作技巧的关系，多少降低它的写实色彩，但是透过其背景的分析，我们仍可发现台湾在七○年代前後农村的变迁过程及轨迹。并且宋泽莱以「嘉南平原」这个台湾农业史上最为重要的地区，作为其空间背景来叙述其中的一个小村落的故事，这对於在探讨台湾农业经济发展「成就」上，在比较上特别具有其特殊的意义。以宋泽莱生长的时代及背景来看，这部「打牛南村系列」作品是有其现实性的。他 关心乡土、来自乡土、反映社会现实，特别是描述社会变迁中，下阶层人物的境遇，有他独到之处。我们看他的作品，必须先了解他的写作动机，因为他的作品多半与国内现实状况有关，我们看他所谓关注现实而写出来的「现实世界」，并不一定皆可完全当真，他笔下的人物，也并不一定是真实世界的人物，因而，我们实不必苦苦追究「这些都是真的吗？」，但是我们必须正视他所要表达或反映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村在台湾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的问题。许南村（即陈映真）认为宋泽莱是以「一九六○年代以迄今日的（一九七八），变貌中的台湾农村为背景，描写生活於 这个背景中的人的困境」13。在其最早发表的作品〈笙仔和贵仔的传奇〉，写的是打牛南村困厄的境遇，是另一片黑暗而悲惨的世界。以萧家这个传奇性的家庭为中心，企图对农村问题作一剖析。宋泽莱以家乡云林县二仑乡附近的一个小村落为背景地点，就让人觉得有很强烈的写实色彩。由於打牛南村确有其地14，加上宋泽莱出生於云林县二仑乡的背景，使人更容易对其写实主义的精神产生认同感。 「打牛南村系列」的系列作品共有四篇，如〈花鼠仔立志的故事〉，内容叙述打牛南村里一个叫做花鼠仔的畸零人，他的心灵受外在环境的扭曲，一开始因家贫受地主欺凌，遂将韩信当作效习的偶像，取其雪耻垓下之意；次求上进中举，以光耀门楣；再则以洋人为父，终则沦为一贯道之乩童。从花鼠仔的身上，我们可以窥见台湾农村三十年来的变迁轨迹。而〈笙仔和贵仔的传奇〉，内容则叙述萧家的大儿子笙仔，是一个拥有善良美德和勤俭、认命、古意的农民，贵仔是笙仔的兄弟，曾念过农校，有抱负且不满现实，亟思改革现实体制，但他先是跑到都市，又回乡当国中教员 ，因痛骂教育界的黑暗而被解聘後，只得再回到耕作的老路，然而，最终他还是败在包田商手下，不得翻身。在这篇小说里，我们可以发觉作者藉着这篇故事来反映农村的社会问题，诸如：农会的功能？合作社的功能？自治会的功能？农村辅导员或农业推广员的功能？运输制度的功能？甚至民间宗教的庙宇功能？......等方面。作者在这里使用的是扭曲、夸张、幽默、讽刺的手法，他的焦点虽放在妥协苟存和坚决反抗的两个极端角色上，但他所欲揭露的则是三十年以来，台湾农村全体农民的共同命运；而〈粜谷日记〉是以日记的形式，将打牛南村最关键的五、六、七月中， 所发生的典型事件呈现出来，描写了打牛南村的农民被商人残酷剥夺的情景。这几个月是农村的收获期，霪雨天气影响稻谷的收成，也使得谷价大跌，政府既拿不出具体的保护农民政策，保证价格的徵购除了数量少外，又有手续繁杂、承办人刁难等弊病，孤单无助的农民，最後只好让粮商任意剥削、宰割。这其中又有丧心病狂的乡亲，例如打牛南村三大派系中最强的一派林白乙，这些早已离开农村到城里做生意的大户人家回到家乡进行粮食投机，利用农民的善良、诚实等美德，施以巧计，仅以三成现金诈骗农民的稻谷，他收购稻谷「价格高出一般的粮商，又好买卖，从不分 良谷劣谷，即使出芽得十分严重的，他开出的购价也不低於五百。」但是林白乙心怀鬼胎，老实、忠厚的农民辛苦了一年，总想卖个好价钱，对商人的内心藏奸，根本没有觉察。当林白乙将农民的大批稻谷弄到手後，就传出「林白乙倒闭了」的消息。农民因城里的企业倒闭，所欠的七成稻款分文未还，仅以百分之三十的代价就被林白乙掠夺而去，农民相继破产，真是欲哭无泪，投诉无门。「伊娘！抢一块钱判死刑，抢一百万一千万的人却连一点罪也没有，这款的法律！」荒谬的代表正义的法律和警察，竟沦为歹人护身的工具，使得打牛南村民「屋漏偏逢连夜雨」。最後，他 们虽然从两季间的瓜和菜，获得一点补偿性的收益，可是迷信又在一旁蠢蠢欲动，利用乩童的作法，诱拐村人把辛苦的收获奉献出来。这篇小说所描绘的，正是台湾农村典型的，一再轮回发生的悲喜剧的缩影；而在〈大头崁仔的布袋戏〉中，宋泽莱藉着打牛南村庙戏里的大头崁仔班主的境遇，与其主演的「一江山报父仇」的戏码，作时空上的交错跳接。这颇似电影般的手法。宋泽莱似乎有意表达「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的人生观，随着经济脚步的发展，一些传统民俗如布袋戏，始终是要没落的，大头崁仔终於不想再在乡下待下去了（有如洪醒夫的〈散戏〉）。我们看到了大 头崁一家人的凄惨，而其原因则是「他父亲盲乱地打工，租来一畦的土地，他们守在稻作的旁边，但没有种植的经验，一期逢到纹枯，二期逢到水旱，和着一些税都缴出去了，还贴许多钱。负欠着一身的债，他们窟守着饥饿的到来。」看来宋泽莱，是希望仿同日据时代的文学家去反映一些被压迫者的心声。在当时的政治环境是「戒严」的，任何抗争都是被禁止的。同样的，「人权」也是被漠视的。宋泽莱藉着萧贵这个人物，表达了他的不满与抗议，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缺乏言论自由的政治背景。这些不自由的现象，在解严後的今日，让我们更感到言论自由的可贵。宋泽莱除了 利用人们痛骂林白乙诈欺了整个打牛南村的谷子，是禽兽不如的东西外，还愤怒地控诉保护林白乙这种大骗子、大罪犯的法律，来反映作者的抗议人权不公的态度。 宋泽莱的创作其实是有其深意的。他显然试图将急速工业化、甚至说是污染化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及社会变迁，画出一幅庞大、完整和翔实的图画。特别是着眼於农村的诸多不平等、不合理现象及农村社会问题。特别是其藉着小说来记录并揭发农村的种种黑幕。他明白地控诉：「......在这个农业和工业蜕变的社会里，我们的决策者在牺牲一些孤苦的无告者，霸道的、没有仁慈的、偏颇的法律没有照顾一些受苦者，某些集团用尽一切的手段来榨取广大的低受入者，当决策者高喊经济成长时，而经济成长的骨子里是什麽？」。「......工业化逐渐在推行，但是我们的社会问题却 日益严重。我们所谓的经济成长了，但对人的伤害愈大。我们的人道并没有跟着所谓经济成长而成长。」（《变迁的牛眺湾》）不论是《变迁的牛眺湾》或《蓬莱志异》甚至「打牛南村系列」，我们不难看出他的目的，他是试图描摹小人物共同的喜怒与哀乐、仇恨和爱情、贫贱和高贵、挣扎与沉沦，以及记录一九七九年以前的平民经济社会状况；并在那种环境中去探讨他们的反映。新一代的台湾文学作家（特别是宋泽莱与林双不），他们几乎有着相同的目的，也就是不肯向恶、虚伪、悲惨妥协「当我们遇到时不要沈默不语，或把头低下，应该挺身而战......，我们殖民地的 父老有着许多的委屈、痛苦要述说，那些心里的话由於嘴巴的被堵而无法传递而无法传递到每人的耳中，一个作家正应该一字不差地将那些话记载出来。」15「一切的依恋，没有比对父母和土地的依恋更令人感动的」（〈蕉红村之宿〉），宋泽莱表达了他的热爱农村。即使他的创作，不管写实主义的态度是超然中立的，或许自然主义加上了属於他们自己的社会观，他们的写作动机也往往是基於一种对社会黑暗面的不平与愤慨，当然，这是隐藏在客观的姿态後面的。无论如何，宋泽莱用最浅显易懂的文字、平铺直叙而不繁复的技巧，描写农村中平凡、普遍的人物，虽然他们有 的有不平凡的遭遇，在情节结构上大都先点出时间、地点、环境状况，然後再描绘记录出文学家所见的「自然切片」。他的文学作品中所显现的良心与社会的良心是值得重视的。我们怎能不检讨政、经政策而为殷鉴呢？说他心怀人世间悲喜，实在也不过分。 　 三、林双不笔下的农村与农民 林双不，一九五○年生於云林东势厝，祖先是没人读书识字的农家。林双不自述说他是家中第二个有读书的，家中从他哥哥才开始有人读书。林双不原名黄燕德，他是新一代台湾作家中相当杰出的一位。八○年代无疑对於林双不的创作有极大影响，因为从一九八三年起，林双不在报章杂志以系列作品以台湾的农民为主题（特别是以林双不的故乡，那片「台湾岛西部广阔的田园」）的小说连作「台湾岛农村人物志」震撼了整个台湾文学界，他要写他所亲眼看到的，以及从双亲，从街坊邻人，从许许多多一生艰苦奋斗、不畏任何折难的台湾人口传下来的故事。过去尽管林双不的 作品内容及题材涉及了各种方面，诸如校园、农村......等，然而从其「......感谢农村的血液凝聚了我生命中的烛身，同时高兴现在自己能够为她燃烧，虽然只有一抹微弱的光......」16的告白看来，林双不的文学作品，是相当具有意义的。分析林双不的改变，基本上与他十多年来的文学历程的自我省思及台湾社会环境的逐渐开放、工商业所形成的畸型变态、社会的纸醉金迷、道德沦落，人们对民主的追求，乡土文学运动以後台湾文学的历史使命等因素有关。林双不早期关於农村人物的描写几乎收集在较早的《台湾种田人》（水芙蓉出版社，以笔名碧竹发表）及《笋农林 金树》（前卫出版社，以笔名林双不发表）这二本小说集里。 综观林双不所描写的农村人物，表面上似乎颇为杂乱，但是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观察，会发现林双不似乎刻意要将台湾七○年代以来的农村发展，留下历史的见证。包括了土地价值的转换、农民性格的扭曲、迷信而多生育的农村、工业发展下环境的污染以及「文明」对农村的侵袭等等不同的面相。从林双不关於台湾农村景况及农民的描述。我们可以感受到七○年代的农民，他们虽然有自己的田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关系），但是并不富裕，他们有的在农忙後还要兼副业才能勉强维持家计，像〈春成的赔命钱〉中的苏水生在农闲时还要做买卖破烂的生意，因为「苏家只有四分盐 水浸过的地，收成有限，几乎喂不饱一个壮年男人的肚子」、〈卤蛋与父子〉中的李添丁也是一样，「全家就靠那麽薄薄的六分地，大小九口又要吃又要穿又要上学......」、「平常一家五口靠着七分薄田，总有蕃薯吃，却无论如何没有很多钱往医院送......」（〈金兰的第四胎〉）、多生育又重男轻女的农村其实是非常穷困的，「整个村子，除了陈医生一家，还不都是一个一个又黑又乾又瘦」（〈卤蛋与父子〉）。当然，比起日据时期的台湾佃农，他们是有希望的，因为对农民来说，土地无疑是衣食父母，可谓第二生命。但是耕者有其田这个政策，虽然给台湾无地的佃农 摆脱了无地农人的地位，但是随着「农业发展工业、工业发展农业」的政策下，虽然富裕了台湾的经济，但是却使城乡的差距加大，农人种田的所得却无法养活一家大小，工业的发达，使得年轻人不再愿意留在乡下，其实，他们也无法靠那薄薄的几分田地过活，不得已之下，他们不得不流入都市去谋生，可惜教育水准的关系，他们无法完全与人竞争，不得不做一些粗重的工作来养活自己。〈义雄救夫〉中的年轻农民义雄及〈泰山断指〉中的泰山、〈憨面田的心肝火〉中的吴明田及阿怨，都是由於「种田太辛苦了。无瞑无日。无路用无出脱，还让人家看没有。」他们不得不离 开农村、离开自己的父母，远到都市去谋生。但是，上天并没有厚待他们。林双不在此揭露了「种田人，要不是有小孩在外头工作寄钱回家，生活的温饱都有问题」（〈泰山断指〉）以及农村的现代化并不是纯粹农业所得的事实。〈南婶婆的电冰箱〉中，明白地反映了电器产品非来自农民所得，「......这两个歹命的女儿，国民学校没念完就去城里，一个学做裁缝，一个学烫头发，赚的钱都寄回家......」。农民後代进入都市社会後，他们的境遇又是如何呢？男性农民还可以做工赚钱，但是女农民呢？他们不得不出卖原始的本钱，或流落到工厂做女工，但是女工的收入有限 ，唯有「下海」才能满足慾望。我们看〈憨面田的心肝火〉中的女农民阿怨即是一例，为了赚钱养家，竟然流落到都市跳脱衣舞；〈泰山断指〉中的泰山虽然喜欢留在农村耕作，无奈农村普遍转变的价值观，使他不得不到都市的工厂去学一技之长，却不幸被机器削断了手指。〈抢案发生以前〉中的阿吉，本来应该留在农村做一个平凡的种田人，但是五分的薄田是无法养家活口的，经济的不景气、家庭的需要，使得阿吉差点犯下了抢案，那些「大官虎」知道吗？从林双不的描写我们不难感受到在七○年的台湾，农民虽然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是未必能得到幸福。对於标榜三民主 义建设的政府提出了控诉，也为农村为何留不住年轻农民说出了原因。 随着文明的发展，台湾农民他们不再是目不视丁的「青瞑牛」。特别是农民的後代，从林双不刻画的人物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接受教育成为农民为下一代着想的方法，〈卖牛记〉为农民的年轻一代做了传统价值观改变的注脚，以放牛童阿海与父亲的对话来反映农村价值观的改变：「......每一个小孩都需要读册（书），不读册你要做什麽？一天到晚放牛吗？」「放牛有什麽不好？......阿爸你也放过几十年。」「所以我才不要你再放下去。」；〈石头伯仔选村长〉中的石头仔伯，他能感受到时代的脚步「在台湾岛一般的种田人当中，石头仔伯是有点特殊的，那就是他早早 看出农村子弟必须读书受教育，才有可能出头天。所以他咬紧牙关，大粒汗小粒汗地和农田搏斗，坚持让四个儿子念书。」然而，留在农村的多数是年老的农民以及妇孺，城乡的差距使得迷信依然存在，这种情形与日据时期以来的农村在本质上没有两样。从〈阿火婶的克星〉中的阿火婶对「平价中心」的反感，显示都市化脚步给保守的农村所带来的不安，使农村一时无法适应；但是生活在都市中的农民，一旦接触了文明的洗礼，并没有使他们更好。而农民性格的扭曲实在是一件可悲的事。农村老农民的纯朴与其後代脱离农民生活的对比，着实令人感慨现实的无情。〈牛屎伯 仔的新屋〉中的牛屎伯仔，由於三个儿子的经济犯罪，而使得原本牛屎伯仔新盖的楼房遭受法院查封，可怜的牛屎伯仔「草寮都拆了，要我搬去哪里？」；〈火旺仔夫妇进城〉中的火旺仔夫妇，为了儿子进明要在台北买房子而卖掉祖产的一甲三分地，後来火旺仔夫妇为了到台北探望儿子、媳妇，却受到冷落，不得已，夫妇俩只好垂头丧气地回乡下去；〈罔市的今日与昨日〉中的罔市，年轻时丈夫早死，只留下牛耙和六分田地，以及三个儿子：五岁的有志、三岁的有土和出生不到一年的有财，罔市守寡，并带大三个儿子，可是到了七十岁需要儿子奉养的罔市，却必须每个月搬 迁三次「旧历初一，从距离小村五十公里的城里搬到北台湾的最大都市、旧历十一，从北台湾的最大都市搬回小村、旧历二十一，再从小村搬到五十公里外的城里」，因为罔市的三个儿子分别住在这三个地方。「兄弟商量好了，每个人每个月奉养老母一旬，时间一到就转换，不管天气是否有风雨，不管老母是否有病痛。」最後罔市终於死於乡下老家的土角屋，毕竟这是她「真正的家」，连老人家跟儿子要五百元来祭拜死去的丈夫都要连续要了十三次，还没有拿到。同样的命运，〈掘墓坑的老人〉中的陈代，妻子早逝，他独力抚养儿子正男，所幸正男争气考上医学院，由於家 贫，不得已接受某绅士的济助，「绅士委实兑现了许诺，供应正男念完七年的医科，把大学毕业的女儿嫁给正男，最後在绅士经商的城市里，为正男建造了一幢三层楼的医院」，陈代到城市接受正男的奉养，却遭受正男妻子的奚落，老人不得已回到乡下，「体力日衰的陈代无法打工了，靠着垃圾捡来的字纸或塑胶袋换点钱过活，有事没事就去亡妻的墓顶傻坐。儿子回来过几次，然後不再回来。村人不再叫他『阿代兄』，改口叫他『陈代』，後来乾脆叫他『大呆』，大人小孩都这样叫。」最後，老人想到「应该为自己掘个墓坑，趁自己还有一把断柄的锄头，还有一丝丝体力； 就掘在亡妻坟墓堆的北侧，为她挡点北风。」 随着台湾经济的起飞，价值观的扭曲也污染了原本纯朴的台湾农村及农民，从农村土生土长的农民一进入工商业的都市，已不再像过去那麽单纯了。然而，文明给农村带来的不仅只有人格的扭曲、变形，有形的环境污染，更令人感叹、无奈。「这些年台湾到处污染，水源也污染、空气也污染，几乎──」（〈金兰的第四胎〉）；〈老村长的最後决战〉也反映了工业进入农村设厂所造成的污染。但是，陈情有效吗？政府真正照顾到农民了吗？〈大圳流血〉描述了丁家村和黄厝寮的农民争用水圳的水而起冲突的事情。在这篇小说中，我们看到海边农民由於长久对抗天灾人祸而养 成的强悍好斗性格。然而在彼此争斗的过程中，老村长的话一针见血：「──打死再多也没路用，还是一样没水──缴了水租没有水种稻子，要找水利会，不是找自己人瞎打──憨百姓！憨蕃薯仔...」。从「憨蕃薯仔」这一句话，我们不难看出林双不台湾意识的高涨了。 〈笋农林金树〉是林双不台湾农村人物志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这篇小说的情节有些类似赖和的〈丰作〉，不同的是林双不控诉的对象不是制糖会社而是农会的剥削。这是林双不作品中较为尖锐的一篇作品。〈笋农林金树〉取材於台湾西部的农村，以芦笋的种植和交易进行反映。故事的主角是一个笋农，他那麽认真地在沙土上种植，而家有卧病的老妻。种植芦笋是一种颇累的工作，必须忍受大太阳及热沙土的炙烤，可是收成的良好与医药费使这个农人忘了劳累，最後他把漂亮的芦笋带到了农会交易场，结果农会以不合格为由拒收这些芦笋，小贩趁机介入剥削，他终於在怒 气之下和小贩大打出手，几天後一口气把两分地的芦笋犁成平地。惊人的是农会居中牟利，在剥削中吃掉了农民三分之二的血汗钱。林金树这个笋农本来对於种笋是充满希望的，「那时，芦笋直接卖给小贩，价钱很好，村子里的人都说挖笋如同挖黄金。大约半年前，政府规定芦笋开始由农会统一收购，林金树就慢慢厌倦了」因为「芦笋忽然改由农会收购，收入大减」，但是林金树心中仍然充满希望的，只要「农会收购人员不要太刁难，多收购一些，让自己的心愿早日实现就好了。」当林金树将挖好的芦笋拿到农会接受收购，「农会办事人员负责检验是否符合收购标准。笋头 发绿的当然不合标准。长度超过六寸的也不合标准，其他太粗的、太细的、不够直的，都不合标准，有时太白的、不够白的、或办事人员主观认定有缺点的，一律不合标准。不合标准的农会不收购。农会不收购的，只有卖给等在一旁的小贩。」然而，据说这其中是有内幕的，林金树听到笋农之间这样的对谈：「每公斤卖给贩仔十三块钱，贩仔转卖给农会的人十九块，农会的人向上面报，还是公订的收购价格二十七块。伊娘！」「为什麽政府要规定由农会收购？干破伊娘，欺负我们青瞑牛。」最後林金树在与贩仔冲突後，等伤养好了，回去「顶着台湾岛西部沿海的大太阳，把 两分地的墨绿芦笋田一口气犁平」。林金树不正代表台湾人那种耿直、坦率的直肠子个性，这种「土性」是农民可爱的地方，不若城市人的狡诈。 林金树抗议形象的直接，显然与台湾政治的逐渐开放有些关系，日据时期抗议色彩的强烈跳过了战後至六○年代後，似乎又在七○年代後逐渐「复苏」了。因为我们在锺理和、锺铁民等人的农民小说中几乎没有发现，林双不是战後的新生代，对於「白色恐怖」的感受是没有那麽「设身处地」，但是据其自述「这个时代，在台湾岛写字的人，多的是变形虫。本来作为一个写字的人，由於爱同胞、爱乡土、爱国家，都有话要讲。常常讲出来不大好听，也是因为爱。......但就有人，或是顾虑现实，或是贪求利益，非但不敢讲，甚至黑白讲。於是就产生了这样的说法，只要能够不 歌德，只要能有所不言，就算了不起了。」17我们不难了解其创作的动机。 林双不的写作动机何以由早期的文学少年进入八○年代後，突然转而关怀自己的成长地？在《台湾种田人》这本小说集的〈自序〉中，我们可以窥见一般。他说：「......我的生命与泥土息息相关。生於农村长於农村，从小便感到那是一个贫苦而匮乏的环境。但是，当时我以为只有少数比较偏僻落後的农村，甚至只有我的故乡那样，而且，我试着为这种状况寻找理由，也许是由於故乡的人特别慵懒，也或许是由於故乡的土壤特别的贫瘠吧？因为我从教科书里、报章杂志中看到的农村报导是完全不同的，是安康而富庶的，......後来，有机会东西南北走走；北上念书後，又碰 到不少来自农家的同学，仔细而超然的观察，恳切而深入的交谈，我才讶异於竟然不幸的有那麽多的地方酷似我的家乡。」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了当时的传播媒体及报章杂志是受到控制的，「报喜不报忧」，以致於作出「粉饰太平」的报导，当时虽然不若五○年代的肃杀，但毕竟是戒严时期。出身农民家庭的林双不对於农村的穷困，在他接触了都市後，有了新的触发（此点颇类似宋泽莱）。「世代务农的人大抵比较安土重迁，许多时候，他们宁愿生活得清苦些，而安安定定的守住祖传的家园。可是，现在他们连这种最谦虚的心愿都变成奢侈的渴望，终年辛劳却无以为生，已经 迫使大批大批原本属於阳光属於风雨属於泥土的人涌向城市与工厂；勤奋的，虽得温饱，但无法避免浓浓的乡思和异地的寂寞孤独；懒惰的，流浪街头，也同样不能避免的沦入某些用原始本钱谋生而为人不齿的行业，或铤而走险，扰乱社会的安宁。然後，他们留在乡下的年迈爹娘无人奉养、年幼子女乏人管教。长久的隔离与压抑造成了某些人性格上不正常的转换，是非与价值观念濒於解体。」、「另外，在乡下，农会职员和肥料商勾结而剥削农民，收割时期惶惶找不到人工」基於文学反映社会的使命，促使林双不毅然揭发这种事实。目的是使政府部门能够重视民瘼。是为了 让「整个社会和一切有权力有能力的人能够做这些事，只是他们或由於生活的隔阂，或由於宣传的偏见，或由於苟安的心理，或由於有意的漠视，他们并不正视这个问题；或虽然看到了，却看不清楚。那麽，我必须努力的用我的笔将这种情形表现出来，让他们重新重视、了解，而谋求改进。」18林双不不仅消极的提出问题，而且也积极的寻求答案（此不同於洪醒夫，反而类似宋泽莱）。热爱农村就要回到农村、建设农村。毕竟，「一枝草一点露。至少拿锄头不会砍断手指头。」（〈泰山断指〉）在〈第一道曙光〉中，林双不藉着「我」的口中说出他认为今日农村凋敝的症结 有二：「一是政府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偏差，一是农民教育欠缺知识匮乏的自身不足。......因为只有无知识的农民，才会允许政府制订对他们不利的政策。......视野扩大後，更发现家乡的问题，竟然就是台湾岛农村共同的问题。除了原有的政策伤害，还由於错误及欠缺的长久累积，导致许许多多的农村危机。比方说，年轻一代涌向城市，农业人口即将解体了。又比如说，城市邪恶文明倒灌农村，农民心性大变了。更严重的是，工业污染破坏了水源和土质，甚至可能把农民的根本一举铲除。」林双不其实对於农村是充满热情的，从他的创作中我们看到他仍然顿农村充 满希望，并不因抗议而绝望。〈素月要买田〉中的农民素月对田地的热爱，因为她相信「田地是生命的根，田地不会骗人，你种什麽下去，田地就长什麽出来」。虽然随着时代的转变，农村已经留不住年轻人了，但是「素月不相信田地真会骗人」。林双不有意的为农民争取应有的人权，他将触角伸向农村的每一角落，在农民极其平常的日常生活中，想在生活中广蒐反人权的证据，企图唤起大众的注意，寻求有力的生活层面的对抗，也显示了七○年代以来农村的残破与变形。 　 第四节、呈现的历史意义 洪醒夫、林双不或宋泽莱等作家，他们的作品所呈现的农村与农民，的确是那麽令人印象深刻。当然，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文笔、观点，就像人心之不同，各如其面一般，实在很难以偏概全。但是他们关怀农村与农民的胸怀，则是相同的。当我们展读他们的小说作品时，相信脑海中也会跟着浮现出如同看电影一般的画面，缓缓地，那生动的情节、人物也开始在读者的脑海中成形，让读者用生活经验去填补文字上的空白。从作品来归纳，新一代的台湾作家所反映的农村，几乎偏重於农村在工业文明下所受到的冲击。我们在他们的作品中发现，虽然每个人所叙说的故事内容不尽相 同，但是所反映的事实却有雷同之处。例如生育观念、价值观的改变、农村特权的介入、现代文明带来的污染、宗教信仰的迷信、工业发展下农村人口流动的种种问题。如此一来，这些作品所反映的事，就不是单纯的「虚构」了，否则也不至於有那麽多异曲同工的题材。从日据时期这种藉由文学的手段来参与政治、追求正义的方式，也遗留至今，我们可由林双不、宋泽莱...等人的作品中看出新生代写实主义的传承。从七○年代至八○年代农民小说的创作来考察，我们发现它呈现了几点意义： 　 一、控诉工业社会下农村道德结构的崩溃－社会性情结 六○年代农村的问题已经因为社会经济的进入转型期而萌芽，进入七○年代工业化下的台湾农村社会更加凸显这些问题。我们从洪醒夫、林双不及宋泽莱等人的小说作品的内容看来，很明显的是反映农村问题，对於来自农村、长自农村的宋泽莱等人，反映他们所看到的农村景象是理所当然的，这也是一种历史见证。我们应该重视的是他们所反映的是什麽问题？是否真有这些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如此一来，这些文学作品就显得具有历史的意义和时代的精神了，而不是单纯的为文学而文学了。 文学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它来自社会；它是社会在作家脑海的反映，一个社会的文学必须以该社会群体生活，体制与历史来评估，而一个社会的群体生活，体制与历史则是该社会群体的生产关系的产物，因为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制度随着时代不断演变，所以社会体制也随着时间而改变；因而文学观就时空而言，不是静止的，它是发展的，是动态的，是演化的19。当然，农民文学作品必须是作者本身对於农村有深刻地体会与了解，才能真实的反映出农村的真实情况。否则纸上谈兵、人云亦云，是难以切中时弊的。虽然小说总给读者一种虚构的感觉。然而，文学反映人生，绝 非凭空之作。单独的事件或许是特例，但是当每一为作家都不约而同地反映这种特例时，这特例就不是那麽单纯的事件了，反而成了一种共同的现象，这是一种「事实」。或许我们也可以这麽想，当有许多的「主观」看法，共同指向同一个意向时，这就是一种「客观」了。从小说中，我们看见台湾在七○年代左右，那种生育观念的保守、无知。林双不〈祷告〉、〈金兰的第四胎〉、洪醒夫〈金树坐在灶坑前〉反映这种观念。农村人口多，但是收入仍然微薄，子女无法受完整的教育，长大後进入都市谋生，他们是无法与人竞争的，在这种情况下悲剧就一幕幕上演了。功利社会 的价值观改变了原来纯朴的农民子弟的观念及价值观。从宋泽莱等人的作品，看出了工业发展下的农村及农民，他们在功利挂帅的冲击下，原来应该纯朴的农民性格变得扭曲与变形，这是造成农村道德结构崩落的原因，特别显现在两代间的观念上。不论是宋泽莱、洪醒夫或林双不等人，我们都会在他们所描述的农民形象中得到一个讯息，那就是：农民不再希望他们的後代也是农民。一九五○～一九八○年，台湾已自农业社会转变为「雏型的工业社会」。传统的社会结构已变成现代的工业社会结构。社会化方式也从传统的转变为现代的，而传统性格与行为也正转向现代性格与 行为。换句话说，农村传统价值体系也面临崩溃与改变。我们从林双不〈放牛记〉及洪醒夫〈四叔〉中，也显现老一辈农民对其子女的期望，「读书要认真，人家都看不起我们田庄人，你要争气。」这说明了传统的重农主义已不复往日了。当农民不再是农民时，「谦卑待人，沈默耕植」的农民就失去了原本善良的本性，工业社会功利的现实主义使他们迷失了本性。文明社会的现代化，污染了农民的外在生存空间，也污染了他们的心灵。农村结构的崩落，导致功利及对父母的态度上。然而，道德的沦丧，我们却从文学作家的小说作品中早得到讯息。我们从林双不的〈火旺仔夫 妇进城〉、〈罔市的今日与昨日〉、〈掘墓坑的老人〉中，我们不得不感慨这种无情的现象。投机、诈骗、崇洋媚外，在「文明」的洗礼下，过去纯朴、踏实的农民及他们的第二代，不再是他们父执辈般的「用心耕作、用力耕种」的农民了，当他们流入都市後，整个人性在花花世界中迷失自己。农民子弟的无奈是令人同情的。 　 二、政策性、结构性及技术性的省思－经济性情结 随着台湾经济的快速成长，「现代化」的脚步也逐渐的影响了农村。这种世界性的潮流冲击，台湾的农村虽然感受现代化的速度要晚於都市，但是，这是免不了的趋势。然而，现代化的来临并不一定给农村带来精神上的幸福。虽然电气化的物质文明的确改变农村的生活品质。〈火婶婆的电冰箱〉、〈阿火婶的克星〉中都反映了现代化对农村生活的冲击，但是文明的脚步却也带来了剥削与罪恶。事实上，台湾在进入七○年代後，农村经济的确有了改变，当时农村经济的确出现危机。回顾台湾的历史发展，农业无疑是台湾经济发展的幕後功臣，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农业就没 有台湾今日的经济奇蹟」，没有雄厚的经济能力做後盾，台湾将何以立足世界呢？台湾自战後以来，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都面临着性质不同、程度互异的农业问题。在战後初期，台湾农业最大的问题是耕种技术落後，生产资财缺乏，单位面积低，地权不平均及贫富悬殊。这些问题虽然都慢慢解决了，但是新的问题又接踵而来。即使台湾的经济起飞迅速，但农村依然有不同程度的贫穷。这些繁荣外表下的颓敝内幕，从锺理和到宋泽莱都有一定程度的描写，虽然他们记录的只是众多现象下的一隅，但是透过部份内容的呈现，我们也能「见微知着」，真正了解到台湾今日繁荣背 後的辛酸历史。从洪醒夫等人的小说作品中，无疑地反映了台湾战後农村演变下的很多严重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特别是在今日我们以「台湾经验」自傲的同时，无疑重现了那段过去令人遗忘的历史，生动地表现了战後广泛台湾农村社会生活的现实，和这些现实中的问题，从而也反映了这些问题点下生活着、劳动着的人的葛藤。如果仔细体会，并不只是单纯的农民生活，这里还包括农村人口外流、农产运销制度、甚至教育问题、宗教信仰、社会福利等，最後则有意无意地归结到政治问题上。 就整体面来说，国民政府的确促进了台湾经济快速的成长，经济建设突飞猛进，被国际间视为经济发展之奇蹟，亦成为开发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典范。过去台湾的经济系以农业为主干，一半以上的人口依赖农业为生，农业生产也占国内生产净值三分之一以上。达成以「农业发展工业」的目标，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基础。在全国迈向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然而，农业虽然培养了工业，但是从工业方面所得到的回馈却比预期的少。似乎工业越发达，农村的问题也越多，而且七○年代前後的农村问题的性质比以前更为复杂、广泛。随着工商业快速发展过程 中，台湾经济结构逐渐转型，由以农业为主转变为以工业为主的型态20。战後实施土地改革之初，农民那种辛苦却充满希望的态度不再，这种问题在六○年代已经凸显，但在七○年代则更为明显。当然，站在政府强力发展台湾经济的立场上，农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不断减轻，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然而对於终年劳动的农民而言，却是悲惨的开始。由於经济结构的变化，农村青年大量流向工商业，农业劳动力已由一九六九年之一七三万人减至一九七九年的一三八万人。农村人口外流严重的情况下，造成农村人口的老化，甚至使留在农村里的老人们以「日本制的」自相揶揄 ，说「台湾制的」都到工厂去做「外销」了。辛劳过度，又缺乏医药疗治的老农们，大多弯腰驼背，忍受风湿关节炎、气喘等长年旧疾的折磨，相互以「秘雕」戏称21。年轻人口外流，导致农业人口老化和生产力的降低，也使农家所得和非农家所得差距拉大22。由於非农工作的补贴，才使农家所得占非农家的比率得以由一九七一年的58.51﹪，回升到一九八一年的64.39﹪化解了社会所得分配的可能恶化（我们在小说中可以看到农民除了种田外，还必须兼做其他的副业）。这种趋势，不仅使农业部门丧失对工业劳工生活的保险功能，而且也增加工业劳工的生活负担与就业风险 23。我们知道，绝大多数的人口从事农业，是落後国家的特徵之一。当国家从事经济发展，必须要将农业人口移转到工业部门，而转移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对农业生产技术有所改进，使农业有能力放出大量的劳力而不影响农业生产（假定没有隐藏失业）；条件之二是工业有适当的发展，有能力吸收这些劳力。当农业有剩余劳力而无出路时，这是工业发展落後，不能吸收这些劳力；当工业有能力吸收劳力，而农业仍拥有大量劳力但不能放出的时候，那便是农业发展落後，其生产技术的改进，不足以使其大量放出劳力而不影响农业生产24。身为知识分子的台湾作家未必不知道这 个道理。他们并不是反对农村现代化，但是他们所见的事实却是农业培养了工业，但工业却连「施舍」农业也做不到。农民在农村无法发展之下，唯有流入都市谋生，收入所得大多寄回家乡给父老、叔伯这些老农民。此外，林双不〈泰山断指〉、〈憨面田的心肝火〉也刻划了农村人口外流到都市的社会问题，像阿怨（〈憨面田的心肝火〉）其实是无一技之长的农民子弟步入复杂都市的下场。同样地，宋泽莱在《变迁的牛眺湾》亦有相同层面的反映。农业就业人数的下降，从好的方面看，可解释为技术发达，机器代替人力，非农业的就业机会增多，多余的农村劳力可运用到其 他的职业上；但从另一方面亦可解释是因为从事农业与非农业所得报酬相差大，务农不利，於是农民不惜弃地废耕，投入其他行业。「......五成四千块，现在的四千块有多少？都不及一个城里小孩子一个月的工钱。......」（〈笙仔与贵仔的传奇））人口外流的现象，除促成人力老化外，农业劳力教育程度也显得落後，甚至农户人口之扶养率也显得偏高。由於农业劳动力之减少，农业工资不断上涨，以往劳动集约的耕作方式已不能适应客观环境的需要，而必须逐渐转变为资本集约的耕作方式，并加速农业机械化，以提高劳动生产力。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村发展力 的低落与谷价的低落，导致农民的贫穷，但是贫穷并不是无可救药。台湾作家记录这种现象是有深意的。诚如林双不在《台湾种田人》一书的〈自序〉中说：「贫穷不是绝症，不敢承认贫穷才无可救药。只要我们敢面对，而且肯面对，世界上没有解决不了的难题。假使我们只会一味的大肆遮掩，一味的自我欺瞒，一味的夸大宣传，除了导致必然的毁灭与死亡，我不以为它会带给我们什麽光明的远景」25。这是台湾作家的共同期望。 我们知道，农业政策是配合全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而拟定的，其所拟定的政策对全国经济发展固然会有好处，但是有时候却也会牺牲农业的发展，甚至影响农民的生计。当然，农民除了高利贷的剥削外，税负太重也是原因之一。林双不的《义雄救父》反映了农民的税负过重。再从运销制度上来看，在资本主义下的农村，农产品彻头彻尾地变成了商品。在宋泽莱的笔下，以经验老到的目光，丰富的市场背景知识，对农民弱点充份的把握来到田里包田的商人，和等待农民将果蔬采摘洗净拖运到市集里，再出而议价收购的瓜贩，本质上毫无不同，他们在市集上，面对着无知的农民， 他们可以用更多的狡计和威吓，去抢夺农民的心血。 除了运销制度的不健全外，「农会」这个农民组织也失去它应有的功能。基本上，组织是为着某种目的将人与事做适当的安排，以充份利用人力资源与物力资源，藉以产生最大的效能并圆满达成任务。然而在「打牛南村系列」中，我们看到农会只扮演好农业生产指导的角色，对於「经营」指导的功能并未彰显。「干伊娘！（农林单位）唆使我们种这样多的稻，灾殃一发生，竟什麽也提不出办法。......」（〈粜谷日记〉）、「伊娘！这个县农会的人都死光了，没派半只苍蝇来约束这批瓜贩，硬派警察来管制我们...」（〈笙仔和贵仔的传奇〉）农民由於缺乏运用组织的力量ꄊA因而失去产品价格的争议力量。只好任凭中间商的予取予夺。而林双不的《笋农林金树》对农会的控诉，更是一针见血。在以前，绝大多数的人口都是以农为业。即使种田很辛苦，收入很低微，好在大家的情况都类似，也只好安份认命，顺时听天，而鲜少怨尤。但是随着台湾经济结构进入转型期，由於工业化、都市化的结果，农工所得差距加大，使一般人，尤其是年轻人更向往都市的生活和非农业的工作。比较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的农民心理，我们不难发现过去的问题集中及不合适的行政措施，而到了一九七○年代则偏向农产品价格及农民福利问题。显示农民的됊螫磍H着社会经济情况的改善而提升。由此更说明了政府的农业政策必须配合经济发展的情况而做机动灵活的调整，才能切合农民的需要26。 　 第五节、小结 战後台湾所建立起来的政治体制，经过二十多年的相对稳定期，到了七○年代终於遇到强有力的挑战。在七○年代末，国民党虽然企图以强硬的手段来压制这一挑战，但效果甚为微小。进入八○年代，随着主要反对势力的组成政党，随着国民党被迫形式的取消戒严，旧体制终於逐一瓦解。而逐渐地，国民党本身的体质也开始有了重大的改变。如果要以较简单的话来概括这二十年前後期的不同，那麽，七○年代是新兴势力的激烈挑战期，八○年代是旧有体制的迅速瓦解期。这些时局的变化对於台湾作家是有深刻影响的。从七○至八○年代农民小说作品的观察，我们活生生的看 到了台湾历史演变中农村结构的崩落，包括年龄结构的崩落、信仰的崩落、家族结构的崩落、道德结构的崩落，乃至整个政策决定与现实农村生存文化间的大脱节，所导致的总崩落。藉着故事的描述，虽然没有直接，但是间接的、清晰地显示出农村整体在脱序状况下所遭受的严重伤害。 从风格的变化来说，洪醒夫虽然在六○年代早有文名，但是要直到以「洪醒夫」为笔名後才将眼光注视到土生土长的农村，他的小说没有非常强烈的抗议色彩，倒是淡淡地陈述着他周围及他所知道的人、事、物。这或许还是受到时代空气的影响，显得较为敦厚，他的小说中的「乡土味」是最成功的。而宋泽莱早在乡土论战之前，对於农村的破败早有觉醒，但这是他离开校园进入社会後的体悟。他的小说较具讽刺性，可惜过於滑稽，倒是《变迁的牛眺湾》较具写史色彩。比较有强烈抗议色彩的是林双不，他的《笋农林金树》作於八○年代初期，基本上跟「美丽岛事件」有关， 具有强烈的人权色彩，他也藉着小说人物提出了农村破败的原因。我们从宋泽莱等人的创作内容来观察，可以发现其题材相当广泛的特点，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争取农民应有的人权。诚然，他们最关注的是「四百万中五分之四的农民是穷户」，他们的大部分作品也确实表现了农民的生活与命运，尤其着重描写资本主义经济冲击下广大农村的凋零衰败景象。但他们不是固定从某一角度加以反映，而是以多维的视野向农村各个生活领域伸出了创作的触角。他们的作品所展现的生活画面，透视出台湾当代农村的「全景社会」。林双不及宋泽莱等人的作品，固然辛辣重於温柔，尖酸多 於敦厚，但它毕竟是时代的产物，同时也是唯有比较民主开放的社会才能产生这种元气充沛、理直气壮而比较直接叙事的作品，从洪醒夫、宋泽莱及林双不的脉络，我们可以感觉台湾的确进入民主的时代了。从此类作品的存在，勿宁说是证明我们对自己拥有信心，而更幸福、更光明的岁月是可以期待的。「重要作家，毕竟是时代的产物！」这句话一点也没错。 　 附注 参见叶石涛，〈回顾八○年代台湾文学〉，《台湾文学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1992.7，页35。 参见李敏勇，〈断层的探索─战後台湾文学偏颇发展的历史因素〉，《战後台湾文学反思》，自立晚报，1994.6，页16。 参见叶石涛，〈回馈无路〉，《台湾文学的困境》，高雄，派色文化，1992.7，页87～89。 参见郑清文，《台湾文学的基点》，高雄，派色文化，1992.7.，页180。 参见陈芳明，〈撑起九○年代的旗帜─《文学台湾》发刊词〉，《文学台湾》创刊号，1991.12，页7。 洪醒夫本名叫洪妈从，早期笔名有「马丛」、「司徒门」等；出生於一九四九年的台湾省彰化县二林镇的偏远农村，死於一九八二年的一场车祸。 如存在主义、意识流（Streem of Conscionusness）、超现实主义及反小说（New Roman）等。参见叶石涛，《台湾史纲》，页114。 参见黄武忠，《台湾作家印象记》，页187。 参见吕兴昌，〈悲悯与超越──论洪醒夫小说中的人道关怀〉，收录於林武宪编之《洪醒夫研究专集》，彰化县立文化中心。 宋泽莱，本名廖伟竣，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五日生於云林县二仑乡大义村，家中薄有几分耕地，父亲是农村出身的知识分子，母亲是传统的农村妇女，职主妇兼下田。一九七一年考入师范大学历史系，一九七五年师大毕业，现任教於彰化县福兴国中。 引自黄武忠，〈灵魂的搏动─从廖伟竣到宋泽莱的变奏和回响〉，《台湾作家印象记》，众文，页274。 参见前卫版新版序。 参见许南村，〈变貌中的台湾农村─试评打牛南村〉，《夏潮》杂志第五卷第四期，1978.10。 二仑乡是位於今云林县内的一个乡镇。二仑乡地名的由来系因其地原有南北两个小山仑而得名。日据时期，为堆放原料甘蔗而铲平，如今二小山仑虽均已流失，而「二仑」之名则永存。二仑乡下辖数村，其中「打牛南村」则是其辖下的一个村落。「南」是泥泞地的意思。打牛南村原本不叫「打牛南」而叫「打死牛南」，这个地名的由来有其典故。原来在日据初期，二仑地区在日本殖民政府高压政策之下，农民广种原料甘蔗制糖输往日本，以满足其国内之需求。由於二仑地区土地肥沃，种植之甘蔗又粗又长，年年丰收。每届甘蔗采收，农友们就将蔗茎綑紮成捆，以牛车装载， 沿原有之小路，运到二仑北侧糖厂小火车集货场，转运糖厂制糖。当时该地段地势较低，且土质粘轫，仅有之一条小路，受载蔗牛车辗转重压，两旁轮迹下陷，每逢天雨，泥泞不堪，重车路过，车轮深陷及轴，行车倍加艰难，若其中一车无力动弹，则其他牛车即无法通过。因此，农友们为免车轮陷入，每逢运蔗车队过此，即鞭笞牛只，促使牛车快速通过。有一天，烈日当空，天气燠热，一只满载蔗捆之老牛，气喘不已，农友依然鞭打如故，以致体力不支，当场死亡。消息传出，附近居民就称这个地方为「打死牛南」，直至後来日人整编地名，认为「死」字不吉祥，始去「死 」字，而称「打牛南」至今。参见刘妙惠，〈乡镇地名考源〉，《云林文献》第二十六辑，云林县文献委员会，1982.6.，页52。 参见宋泽莱，〈悲喜的人世间小书〉，《蓬莱志异》序文，页22。 引自林双不，《台湾种田人》之〈自序〉部份，页2～3。 引自林双不，〈笋农林金树〉之〈自序〉部份，页3。 参见碧竹（林双不），《台湾种田人》之〈自序〉，台北，水芙蓉，1983.2.1初版，页1～3。 参见胡民祥，〈台湾文学作品与社会生命〉，《先人之血‧土地之花》，页233。 农业生产占国内生产净值之比率，在一九五二年为35.7﹪，至一九七九年已降为10.4﹪，同期间农业人口占总人口之比例由52.4﹪减为32.3﹪，而农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比例，由61﹪减为21.5﹪，至於农产品输出占总输出之比率，亦由91.9﹪降为10﹪，农业部门固定资本形成占总固定资本形成之比率，亦由24.2﹪下降为4.6﹪。 参见柯宗宪，《一九八七台湾经济大震撼》，自由时代系列丛书第16号，页162。 一九六六年，农家所得占非农家所得的比率是68.39﹪，一九七一年，此一比率降为58.51﹪。但是农家所得中，非农所得所占的比率却由34.05﹪上升为54.77﹪，甚至逐年上升到一九八六年的76.78﹪。 参见吴忠吉，〈资源分配与劳资关系〉，收录於萧新煌等着《解剖台湾经济》，前卫，1992.8.，页83。 参见王作荣，〈为「当前农业发展几项重要问题之检讨」进一解〉，收录於其自着之《台湾经济发展论文选集》，时报文化，1981.8.20，页192。 参见碧竹（林双不），《台湾种田人》之〈自序〉，台北，水芙蓉，1983.2.1初版，页3。 参见廖正宏，〈农村问题〉，收录於杨国枢、叶启政主编之《台湾的社会问题》，巨流，1984.3.一版，页133～155。 -- 「听，那节奏一致的锤声如此响亮，我置身工人之间，体验那阵阵敲击的力量。 听，电流凿切那滚滚群石，日复一日，这思绪在我体内蕴酿：工作的伟大蕴含在 人的内心。」 —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140.119.14.102 ※ 编辑: phyllis0624 来自: 140.119.14.102 (05/20 17: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