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远哲现象与当代台湾民主政治的危机 赵刚 　　谁说代议民主的平等性展现在一人一票上头？政客最清楚一人一票是不存在的，选举近了，政客拉人站台，心里的算盘就是，好比说，陈履安五万票，惟觉五千票，廖正豪六万票，颜清标十二万票，许文龙三十万票，李远哲六十万票...。这些人（更正确的说，其实只是「形象」）利用大众媒体无远弗届的网络，从家家户户客厅里的电视跳出来，找到选民，贴将上去，然後在投票日那天，这些选民再从客厅直奔投票所，投下他或她以为的神圣清明一票，但其实是被媒体时代形象政治裹胁的一票。 　　就代议民主的格局与规范而言，除了李远哲，上头这些人士在选举中充当招魂旗（或曰吸票机）的作为，都算是有正当性的，因为他们不是政治人物，就是资本家，要不就是宗教人士。政治人物和资本家都必须在选举赌局中下注，来发展自身的特殊利益，因此表态支持谁，本就无可厚非，而宗教中人本来就是道德上纲，若说因为「道德」原因，支持某一政党，本也无可厚非，在西方民主国家，天主教会也只能支持反堕胎的保守主义政党，所谓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本来就从不存在过。更进一步而言，宗教和其他所有的社会事业一样，在政治效忠上，本来也都有 其特定的物质利益考量。 　　那为什麽独独李远哲出租他的形象就没有正当性？就自由主义传统中领域分化的原则而言，李远哲既是一个公认的知识份子头面人物，那他就应该要扞卫一种「知识的正直」(intellectual integrity)的理念，维系知识生产的自主逻辑。当然所谓理念就表示现实上也许并不完全存在，但作为实践的原则就必须敬它如它在，这这就好像社会主义者要扞卫平等的理念一样。知识的正直在现代性中是一个核心的伦理纲目，因为没有它，整个知识的探索活动就不存在自主性，更容易沦为特定利益的发声筒。这个自主性的理念作为一种规范用来批判现实中的知识依附至今仍是有重大进步意涵的，且一般人在常识中都能接受这个道理；人们不会对政客或是财阀或是神棍要求「知识的正直」，但人们对知识份子还是依稀有此期望。当然，自由派的知识生产自主原则也可能成 为虚假的客观中立，甚至复制社会的支配结构，这於是就牵涉到真正的自主性必须以高度反思性作为前提；时刻反思知识生产的目的性问题。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谈下去，但以目前的讨论而言，要指出的只是：不管自由派还是批判的左派，只要是还没有断然否定现代性的前提（如反动社群主义与保守浪漫主义之所为），都不会完全否定这个自主逻辑的信念价值。但此次选举中的李远哲现象却是以重大的代价瓦解了这个知识的正直，因为李远哲完全是以道德姿态（挪用传统中国「清流」士大夫的自我认同）与浪漫主义/宗教措辞（例如「沈沦」、「上昇」）来施展其影响，除ꐊF抛出「政党轮替」四个字，说理过程极度缺乏，而说理是知识份子介入的唯一正当性方式，要不，知识与宗教与道德该如何区分呢？李远哲在面对众人对他的行为要求解释时，他只有「不予评论」一词来回应，那这个「不可说」的李远哲到底是知识份子呢？还是佛呢？李远哲既是以知识份子的公共身份参与政治，就不能逃脱众人对他放弃知识份子角色的作法提出质疑。 　　知识份子不是不可参与选举政治，而是知识份子必须在参与选举政治的时候，要有一种深刻的反省，不把个人选择说成时势所趋天命所归。这也就是说，知识份子不可利用拟宗教性的目的论来包装权力，也不应顺应群众的造神运动（而这在半传统社会中是很普遍的），把自己的食指拟神化。知识份子如果要站台，也可，但要清楚的表明这是自己的一个选择，和所有其他人的选择有一样的价值，不多也不少。这当然是个理想状态，但是值得知识份子把它当作一个敬它如它在的规范，要不然，知识份子（特别是明星级的）如何逃脱一道射在他脸上的怀疑眼光：你用公众的信 托，进行个人的投资。而如果辩说投身政治不是投资而是牺牲，那就是在回避「权力」是社会稀少资源这一事实了。知识份子从政没有特权，不能占了便宜还卖乖，硬把获得想像成牺牲。但在台湾，很多知识份子不幸一直耽溺於这种凄美的道德想像中，无视於他们无人能比的进可攻、退可守的优渥特权位置。李远哲说他不当行政院长，就会回中研院当院长。到底这是一句「牺牲奉献」的表白呢？还是特权的表白呢？今天李远哲从政的问题其实已不是他个人进退取舍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的问题了。民主政治如果要讲求的是一种责任伦理，那又如何能从「进可攻、 退可守」的人（也包括目前「国政顾问团」中的企业家与学者）的身上企求这样的伦理实践呢？台湾的政治向来是以自由民主的措辞来包装，但自由民主体制里的「责任归属」(accountability)伦理则在终年践踏中。 　　李远哲今日誉冠京华，但这个声誉是李远哲的个人资产吗？李远哲的魅力不是有很大一部份是来自台湾人对任何国际的肯定（「诺贝尔奖」！）的集体自卑/贪婪情结，以及对自然科学知识（「中研院长」！）的拜物教情结吗？这个声望其实是整个社会结构与历史建构的结果。近一百年前，孙中山说平均地权、涨价归公，今天似乎同理也适用於因整体社会文化因素而产生的道德资本的涨价。李远哲没有把众人给他的信托以积极的方式「归公」，反而进行个人的押宝（不管他用什麽道德姿态来淡化这个行为），是必须接受公评的（不禁令我想起另外一种知识份子──法国ꨊ漕F特，他拒绝领受诺贝尔奖，因为拒绝接受来自官方所施予的任何褒奖；他并把自己的生命实现在反抗各类异化权威的行动中）。由於李远哲的转投资，投票市场上的芸芸散户的票面价值急遽贬值。这个让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各别选民的意志失效的谋略被（认为）看穿，就是李登辉为何遭到投票散户（当然是弱势者！）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前「闹事」的根本原因。然而，李远哲的操盘并不比李登辉更有正当性。 　　古老的「自由放任」说法於今在经济领域里又有复起的声势，但也有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这个说法的意识型态性质，那麽宣扬这个说法的人如果要挽救这个说法的可信度，那就必须让它首先在选举文化中实现。为了避免政治信任市场上的不公平交易与垄断行为，「看的见的手」必须要收起来。作为台湾的自由主义代表的「澄社」有义务负起这个责任，而不是在那里横眉冷眼地指责受害者，喜上眉梢地搓和有权者。在一个以自由主义民主措辞为皮，以道德主义、浪漫主义、「社群主义」为骨的霸权越来越成为台湾知识界的主流时，以及在以各种资本（包括道德资本、形象 资本）垄断形式越来越成为台湾社会结构的主导模式时，我们所要求的仅仅是一个最低标的基本公理的实现：让一人一票既是表面也是现实。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靠大众媒体与形象大亨的自制是不成的，公民必须要弃绝媒体时代的形象政治，形成论述的公共空间，培养公共政策的品评能力，然後在投票日那天选出一个苹果，而且以一种无比清明、不带怅然的态度说「只是在认真地选一个比较不烂的嘛！」──希望这是未来的公民对选举这一桩事儿的一个典型心情。唯有人民普遍的发展出这种冷静细腻的人格，那麽任何形式的「李远哲旋风」就再也刮不起来了。对於一些以「风行草偃」为由劝进李远哲的「自由派人士」，我必须指出你们其实是古老的封建派，你们的民主政治其实只是「民草政治」。风上 昇了，草能不沈沦吗？ 赵刚 2000/3/29 修改完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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