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箝制社运的集会游行恶法 文：林柏仪（政治大学社会学研究所学生，政治大学研究生学会成员） 记忆中是大二上、西元两千年的时候，我在社团学长的邀请下，参加了到外交部前，抗议年兴纺织雇主剥削外国劳工的行动。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了一群警察们，高举着标示着「非法集会，立即解散」的牌子，用着比我们大一倍的扩音器，对我们喊：「XXX..，你已经违反了集会游行法，这是第一次举牌，请立刻解散！」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发生了这一幕，当时负责用扩音器指挥的学姐，却似乎丝毫不受到影响，而继续对外交部发表抗议演说。我原本有些惊讶：糟了！不是违法了吗？那会不会被驱离？怎麽还可以这样继续讲下去？後来问了一下带着我们的学长，他说：「没什麽好怕他们的！在三次举牌以内，也不会有什麽问题！」才了解，原来有这样的一个惯例，听起来像是行之有年了。只不过，也在这样的举牌压力下，我们的抗议活动似乎多少有受到些影响，负责发言的代表语句越益急促，总体队伍大约不到半小时，也就从外交部前撤退了。 後来几年里，我持续地参加社团，也因缘际会地，每当外头有什麽抗议受压迫的集会活动，我们几个同好都会到现场观摩、声援、凑热闹。从一些较社会性的议题，像是环保、工运的抗议，或是与学生较为相关的反高学费、反智财权的集会、请愿，以及反战活动，和许许多多的陈情个案，参加下来，我们看到了一些类似重复的经验：我们几乎都不能在街头上久留！往往活动都被警察要求在「半小时」内结束，而这段时间就用以透过媒体来诉求，在短时间内要把我们的话说清楚，通常是一个总指挥把今天的来意诉求说明後，再来透过行动剧来讽刺问题，皆下来几位声援的代表 发言，或许还有官员出现接陈情书，媒体拍一拍，活动就得结束。有多人想持续等待官员回应和结果，或者想发表自己的看法形成论坛，都没有机会和办法，因为时间一到，警方的非法集会牌子将高举，大夥只好快快收场，准备开後续的检讨会了。 集会游行法对许多社运活动的箝制的确一再上演。虽然很多参与活动的人们都对此有普遍的不满，但在警方这种特殊的半小时特许惯例下，很多活动也还算能圆满完成，把诉求说清楚透过媒体传播出去，再加上警方沟通协调的态度改善，参加者可能也就没那麽大的反弹情绪。只不过，总是会遇到一些例外，一直以来，也会有些许人因为行为过当或不循成规，而被起诉处份。这一次，问题也发生到我们几个学生的身上了 在今年七月五号时，我和我的一群同学、伙伴们，一同到了教育部前的红砖道上，要求和教育部公开辩论高等教育的诸多问题：包括日渐调涨的学费、以及为何台湾私立大学的比例逐年攀高，政府的平均每学生教育补助不断减少….等问题。然而，当天负责提问的我看到，教育部高教司司长都还在和我们回应对话时，警方就依活动超过半小时，举起了「非法集会立即解散」的牌子，要求我们立刻离开。随後，我们以这是一个合法的请愿活动，不理会警方的要求，继续和高教司长对话，然而，讲到了一半，司长还没有回应完问题，即表示：这不是一个理性沟通的场域！我也把렊蚖〞熙˙﹞F！悻悻然地离开了现场回到部内。在场的群众们莫不对此惊讶和愤怒，并且，就在司长回到部内时，警方也第三次举牌，正式表明我们因未合法申请集会，违反集会游行法，应立即解散，否则除将罚款外，可能对首谋者可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从这开始了，我们得赴警局应讯的旅程。 没多久以前，我到了警察局应讯，本以为简单做做笔录，应该也就没事了。没想到，到了前日，我又接到了从台北市地检署寄来的「刑事传票」，上面表明：我因违反了集会游行法，八月三十日要到地检署接受侦讯，而且，发文字号还是所谓的「侦字」，而非「他字」（按造刑事诉讼法课本上的说法，在我国实务上，会将蒐集证据较完整，较可能起诉的案件列侦字，其他列他字。），这似乎代表还真有些被起诉的可能。我又到了司法院的法学检索系统查了一下，不但发现历年来还真不少人因为未申请集会而被判缓刑、拘役，而且，所有不服一审的当事人，上诉到了二审，全 数都被驳回，维持原来的判决。 在这些情况下，我试着阅读了一些有关集会游行法的资料以及法条，以及与此相关的新闻、事件。将得到的资讯，和过去的经验综合了起来，我发现，集会游行法的问题和争议还真不少，的确有改革的需要。既然有缘，成为了依违反集会游行法被传讯的当事人之一，我想，或许可以乘这个机会，和同样关心这问题的人士们，可以一起来想想，能做些什麽改变现状？ 首先，什麽样的事件应该申请许可，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依据集会游行法第二条以及第八条的规定，对於集会的定义是：「於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入之场所举行会议、演说或其他聚众活动。」，不管集会的规模大小、有无影响马路交通，都要向主管机关申请许可才可举行。我认为这是极其荒谬的，依据这样的标准，任何在室外的公共论坛、演讲、集体活动，倘若未申请即举办，都是集游法下的「非法集会」，即使没有占用马路，在大楼前的开放空间举办，没有影响侵犯到任何人也一样。依据集游法的罚则，此种非法集会经主管机关三次举牌，命令解散而不解散，甚至可对 首谋者处「两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这样以刑罚来处分而非行政罚的规定，不知恫吓了多少社会运动者，成为了警方选择性施压、即时化解运动的利器。 更奇怪的是，依集游法第八条的规定：若是依法令规定举行者，或学术、艺文、旅游、体育竞赛或其他性质相类之活动，以及宗教、民俗、婚、丧、喜、庆活动，即可不必申请集会游行。然而，为何此类学术、艺文、宗教活动即可不需申请，而此外的如公开演讲，其他聚集群众的活动就需要申请呢？立法政策是否真能说出个理由，诸如大甲妈祖过境或中原普渡的宗教民俗活动，就真比其他公共论坛、集会来得不会影响交通和社会秩序？再加上警方实务上的操作，其他许多娱乐型室外活动，纵使不符合上述标准，也影响交通，却不需申请。诸如裴勇俊的公开签唱会，依法应该 要申请集会才可举办，我们却从未听闻未申请而被举牌要求解散的状况（如果有，那些歌迷也许会比我们更有力量一起来反抗这恶法吧。），但每次由社运团体发起的公开抗议、论坛活动，却都被举牌要求在三十分钟内结束。这是不是被选择性适用、沦为国家限制人民民主权利的集会游行法呢？ 除了应申请集会的标准争议外，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在於，其实目前集游法仍然以需事前核准的「许可制」运行，早从解严以来民国七十七年制订集会游行法，就被社会大众诟病，是不合理的管理制度。要被审查才许可的集游活动，不但成为了国家选择性核准集会游行的利器，其机动性也将受到影响，集会自由因此受限，其实已逐渐不符合各国立法的潮流。特别是当年的民进党街头菁英们，包括现在的行政院院长谢长廷，在十五年前担任立法委员，即不断要求将「许可制」改为「报备制」，让集会游行仅需报备即可举行，并不用经过审查。通过报备，警方得预先准备，也不会 影响到集会游行的自由，如真有发生冲突、侵权的事件，再以事後追诉即可。甚至连吴淑贞在当时陈水扁入狱而担任立委时，也有过要求改为报备制的发言。一直以来，也有许多法律学者为文批评，甚至主张可采用完全的「事後审查制」，根本不需申请，发生争议待日後依各种法规处理即可。 但十五年过去了，民进党也执政了，我们看到，集会游行的法规并没有改变，甚至在执法标准上，近来却有日趋严格的状况，诸如三次举牌的时间缩短、动辄将负责人侦讯起诉、（中华电信）合法罢工也可逮捕参与者、（环保游行）任意盘查参与民众否则逮捕、（反军购静坐）不得过夜集会等…。在这样的趋势下，我们的社会运动也受其影响，日渐软化为只能在一定时间内，透过媒体表达诉求的「活动」，而丧失了随机在公开场所和公民们讨论对话的「运动」可能。 这些问题其实在好几年前，也都有被人透过法律手段释宪挑战过。但当时释宪的结果，并没能解释许可制为违宪的。直到现在，仍然一直困扰着社运团体，和每一个试图行使公民权在街头倡议的民众。是不是我们可以做些什麽，来改变台湾的集会游行法令，也争回我们公民和社运团体的街头权利，让公共的论坛与对话真能发生，不让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只是一种媒体上的戏剧、影像、声音，而是能持续地进行，成为我们社会中正常的一部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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