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NTULabor 看板] 作者: KarlMarx (可恶的落枕) 标题: [转录]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2) 时间: Tue Mar 1 00:52:02 2005 ※ [本文转录自 KarlMarx 信箱] 作者: [email protected] ([email protected]) 标题: [备忘] 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2) 时间: Tue Mar 1 00:47:39 2005 作者: Yute (南方的风) 看板: YuteArea 标题: [备忘] 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2) 时间: Mon Feb 28 17:30:32 2005 转载自香港先驱社劳动民主网站（http://98.to/pioneer/） http://www.xinmiao.hk.st/trad/intereasia/ea014.htm 韩国工人阶级的成长与抗争简史(2) 作者：夏楚 新一代工人阶级的成长史 　　大规模的、快速的工业化必须伴以相应大规模的、快速的无产阶级化，也就是 说，必须大量地吸收、榨取工人的劳动。劳动力来源主要是农村。1950年代後期， 韩国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四分布在农业，大多数是小自耕农和佃农。30年的工业化 把农业劳动人口的比例降到了五分一。这个历程在韩国，不是如欧洲早期原始积累 时期那种「对农村居民土地的剥夺」，而是通过政府的政策造就农村的不断贫困化 来完成的。除了1970年代初少数几个年份之外，在整个1960－1970年代，农民被迫 按大约为市场价格85% 的低价出售粮食。同时，用於购买农药、机械的成本提高， 消费品和子女的教育费用不断增加。1965年，平均每户农户的收入只够开支的88.4% ，1974年达124.4%，但到了1985年则降为78.9%。只有耕种面积达到2公顷以上的农 户才能实现自给自足。工业集中在城市地区，尤其以大城市为主，而政府关於「农 村工业化」的承诺仅仅是纸面上的政策而已。这使得农村缺乏非农业性收入的机会 。从1970年代中期起，从事农业的家庭越来越深陷於债务之中。那些离乡背井前往 城市进入工厂的年青人，绝大多数没有返回农村的意图与可能，而是就此永久定居 在城市里了。由於1960年代朴正熙政权割断了劳工组织和劳工运动的传统，当新一 代工人加入到出口行业中时，他们是没有组织的，「原子化」的。 　　韩国工人的教育水平，按国际标准来说是较高的。美国的援助机构在战後曾制 订的计划，使韩国的教育得到恢复和发展。1960年代初韩国制造业所吸纳的工人， 都得到过小学或以上的教育。此外，他们也不像早期的欧洲无产阶级那样难於适应 工厂的纪律，1950年代後期，韩国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经接触和加入了「城市工 资性就业」。朝鲜战争使人口流动加剧，接触城市生活的机会增加，一定程度上令 传统的社会结构有所松动。由於韩国法律规定每个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培养了 服从权威、命令和纪律、对个人自由的严格限制，以及工作生活的定时性等等习惯 。而对“军事化”组织的借鉴和引入是韩国工厂管理方式的重大特徵。总的来说， 这一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的韩国工人具有高度的适应性，对劳动法没有什麽了解， 多多少少把工作的艰辛视为正常。 　　一如在当代中国，长时间的劳动、恶劣的生产环境、危险的工作条件、高度的 权威和等级制，这些，都是韩国工人每天所面对和承受的。按照很可能已经低估的 数位，1980年，韩国制造业工人平均工作周为53.1小时。不论在什麽行业，也不论 企业大小，长工时都是一样的。经济的发展不仅没有缩短工时，反而使之稳步加长 到1986年的54.5工时，只是在1987年工人大斗争之後才开始缩短。 　　加班是强迫性的，工人根本就无权选择。但是，以 8至10小时正常工时所能得 到的报酬是那样低，使得许多工人不仅「自愿」加班，而且竞相领取加班任务。这 成了管理人员控制和分化工人的有力手段。企业的工资越低，或者在淡季，就越是 如此。甚至许多工人在就业方面希望能进入那些有更多加班机会的工厂。1970－ 1980年代，制造业蓝领工人的加班收入占工资的1∕5。当然，这并不等於加班时间 和正常工作时数的比例，因为很多加班时间并未给予相应的报酬。这在当时是劳工 抗议的主要内容之一。 　　由於劳动力尤其是半熟练工人供应的充足、工人的顺从，经理和管理人对工人 的权益和状况都极度漠视，常常在滞销时随意裁员，订单多时就不顾工人身体承受 力，逼迫工人赶工，甚至达到三四个通宵。当时的韩国工人只好经常服用一种叫作 「定时」的防瞌睡药片。不仅闲暇时间被剥夺，连休息和恢复体力的时间都不够， 正如工人们自己所说，耕牛晚上还能睡觉，机器在维修期间还能休息，他们还不如 机器和耕牛。结果是工人的身体迅速耗竭和毁坏。即便如此，工资常常还是不够维 持生计。据韩国劳总计算，1970－1980年代中期，制造业的平均工资只能满足维持 生存所需要的50－60%。 　　工业事故的高发率也是臭名昭着的。1976年的工伤事故发生率为美国和英格兰 的5倍，日本的15倍。1978－1980年，每年发生12625起工伤事故，涉及127641名工 人，每年有1402人死亡。此外，劳动保护措施的缺乏，加上营养和休息不足，使各 种恼人的职业病往往在几年之内就摧垮了工人的身体。健康问题一直是工人们最为 关注的问题，甚至超出了经济和职位保障问题。总之，韩国制造商在工厂安全措施 方面的投资少得不能再少了，因为他们不须承担责任，还因为，资本对劳动的原则 就是：用完即弃。 　　对无组织的工人来说，假如不满於低工资以及工作场所中所受的欺淩，能够选 择的也只有更换工厂和职位。1980年，韩国制造部门离职率为每月5.6%，是很高的 。但是，劳动力的供求市场对他们却相当不利，在1980年代中期以前，除技术工人 和熟练工之外，劳动力从未短缺过。事实上工人最怕离职，而雇主也最喜欢以除名 来威胁工人，尤其是对付那些参与教会资助的劳工组织活动的工人。 　　一方面存在着某些经济文献所显示的「经济增长和平均分配同步」的乐观图景 ，另一方面却存在着大量工资不足以维生的工人。造成这种反差的一个原因是体力 与非体力（1983年比例：52%）、女工和男工（比例：42.9%）、不同教育程度工人 之间巨大的收入差距。(注２) 　　最後，在家长制专制权威盛行的工作场所中，工人们必须遭受极大的屈辱。这 种家长制，除了国家封赐的「产业战士」的廉价勳章和「你们年轻的时候越努力工 作，年龄大一点的时候就会生活得越好」的欺骗之外，剩下的甚至不是老板们「一 文不值的微笑」，而是森严的等级，上司的大声叫喊、点名、呵斥、咒骂、粗言秽 语，是无条件服从和经常性的言语和身体暴力，是对工人的工作和工作时间乃至个 人空间和身体的严格控制，包括属於私人生活范畴的穿着、发型、人际关系以至上 厕所的时间和权利，都处在工头和监管人员苛刻的管制之下，不论在大小企业，也 不论男工女工，一概如此。大型集团企业甚至更为严厉。这种兵营式管理——而且 深受日本军队及朝鲜战争影响——的独裁、严苛及暴力倾向，因韩国企业往往由单 个家族拥有和控制而更为强化。一直到1980年代初，最大的韩国企业才开始建立起 专业化的人事部门来系统处理人事问题和产业关系。 　　社会对工人，尤其是体力劳动者，冠以羞辱性的称呼：臭工人。男工被称为「 孔顺尼」，女工被称为「孔多里」（类似於中国的「打工仔」和「打工妹」，且鄙 视程度更重），其含义近於卑贱的仆人。这种鄙视甚至跟来自所谓中产阶级对蓝领 工人「缺乏纪律和不道德」的指责无关，因为韩国工人当时普遍不存在这种问题， 而是社会利用儒家学说的等级制施加的压力。这使得——用具海根的话说——工人 们不是倾向於「表达」（积极的阶级认同和自豪感），而是「脱离」：离开工厂的 悲惨世界，摆脱工人地位。他们缺乏自信，认为自己之所以处於被虐待的非人状况 是因为自己受的教育不够，到了工厂外他们就尽可能掩饰自己的工人身份。较为积 极的反应则是选择上夜校，事实上，绝大部分工人都曾在筋疲力尽的工作之余参加 过夜校学习，尽管这些努力并没有给他们的普遍境遇带来任何改善。大部分教育活 动渐渐转变成了提高阶级意识的场所。 　　低工资、害怕失业，使得单个工人对资本家的欺淩无能为力。当经济发展不断 创造出新的工作职位时，他们就设法更换工作。这表明了韩国工人对公司或工作的 态度或「伦理」。和年功序列工资制及终身雇佣制下的日本工人不同，他们并没有 产生对公司和工作的虚幻的「归属感」，更没有身为工人的自豪。他们刻苦地投入 工作，忍受压迫欺淩，也不是因为所谓的「儒家伦理」，而是为了他们那贫困的家 庭。 1970－1980年代：韩国工人的斗争史 　　新一代韩国工人的斗争，是悲壮的。1970年11月13日汉城西南部服装工业区发 生的小规模抗议中自焚的，22岁的裁缝全泰壹，在韩国工人心中播下了抵抗和反叛 的种子，成为工人阶级意识觉醒的强大象徵，并且极大地冲击了知识界，使他们看 到了经济奇蹟之下的黑暗与苦难，从而把他们的政治斗争范围扩展到劳工问题、经 济平等问题。全泰壹一直极为关注该加工区两万多工人的工作条件：低矮的房间， 没有阳光也无通风设备，每天工作14小时，劳动队伍90%为妇女，三分一为平均年 龄15岁的、工资甚至不够养活自己的徒工。他痛惜这些年青的工厂女童「成为肮脏 贪婪的富人的肥料」。他勤奋地研究劳动法，给劳动局、报纸甚至总统写过请愿书 。他渴望结识知识份子，常说：「我多麽希望有一个大学生朋友啊！」他在小劳工 团体「三栋会」会员的帮助下进行过相关调查，并将证据提供给当局。但一切努力 都是白费，「主流社会」根本听不到工人的呻吟，国家领导人为出口行业的繁荣、 国民生产总值和生活水准的提高洋洋自得，认为国家经济的馅饼做大之後，工人们 现在「暂时」的投诉抗议自然就会消失。於是全泰壹选择了这条极端的道路。 　　在自焚的火焰中，全泰壹手拿《劳动标准法》的小册子高喊：「我们不是机器 ！」「让我们在星期天休息！」「遵守《劳动标准法》！」「不许剥削工人！」临 死前，他嘱咐同伴们：「请不要浪费我的生命！」给母亲李小仙留言：「妈，请完 成我没有成功完成的任务。」很多学生参加了葬礼，汉城几所主要大学的学生发起 示威，成立「人权保护大学生联盟」，并在校内举行祭奠。当时的反对党新民党领 袖金大中则把「实现全泰壹精神」写进他的竞选誓言里。各类劳资纠纷从1970年的 165起激增至1971年的1656起。 　　此後，在70年代上半期的工人斗争中又出现多起工人为抗议工作中的虐待而企 图自杀的事件，以及使用暴力。比如1974年，现代公司蔚山船坞3000多名愤怒的工 人因反对新的分包制度而破坏了公司大楼，放火烧毁了管理人员的汽车和其他公司 财产。但这一切并不能促成产业关系的变化。在斗争历程中，通过工会这种更系统 和集体性的手段来改善工人状况的意识开始进入了工人先驱者脑中。 　　工会化斗争既包括创建新的独立工会（比如「清溪被服劳组」），也包括掌握 公司领导下的黄色工会的控制权，将之改造为真正代表工人的工会（比如1972年发 生在两大纺织公司元丰和东一公司的女工们争夺工会控制权、以自己的代表取代腐 败的工会官僚的斗争）。当然，他们得饱受来自沆瀣一气的老板与政府的侮辱、欺 骗、诽谤、阻挠以至可怕的防暴警察的镇压。工人的工会经常受到监视，领袖不断 被骚扰、殴打和监禁。公司极力对工会活动分子和普通工人进行隔离和分裂，胁迫 工人退出工会，组织黄色工会并挑动暴力对抗，利用性别歧视意识，动员男工破坏 女工所领导的独立工会，等等。像清溪被服劳组在1980年甚至被迫关闭。但是会员 们从未屈服於压力和威胁利诱，而是继续发起和展开斗争。 　　工人需要自我组织，但他们还太弱小，缺乏经验和知识，他们必须广泛宣传他 们的斗争和遭遇，获取社会的声援，从而给管理方施加压力，或者迫使政府释放被 捕的工会领袖。由於「维新」体制下官方工会组织同政府的合谋，工人们还需要外 部的帮助，包括教育，需要提供给他们聚会的社会空间，有时还需要避难所。而在 1970年代，知识份子的组织过於薄弱，这个角色主要就由人道主义的、可以在一定 程度上免遭「共产主义」标签审判的进步教会组织来扮演。其中最重要的是「天主 教劳动青年会」和新教组织「都市产业宣教会」。他们从1960年代就开始了面向劳 工的布道，发展「工厂牧师」，在工业城镇设立宣教场所。在工厂的体验使得教士 们自己受到教育，发生了转变，从空洞的精神修炼转向帮助工人组织工会，进行集 体斗争，为此开办了有关劳动法和工会组织的课程，赞助种种文化和社会活动，提 高产业工人的社会意识，以小组活动的形式培养工人的团结精神，并且最终造就一 批将要领导基层独立工会运动的劳工活动分子。 　　1970年代的工人斗争主要集中于汉城—仁川地区，工厂区的集中为工人的联合 斗争创造了有利条件。女工的领导作用至为突出，这是轻型制造业加劳动密集型的 工业模式造成的，在纺织、服装、电子等行业中，女工占多数。1970年代为工会化 而发生的劳动纠纷绝大多数就发生在这些行业中。她们深受资本主义制度和家长制 传统文化的双重迫害，但这些女工表现出远胜於男工的决心、团结和反抗精神，完 全打破了亚洲工厂女工的顺从、被动和不关心工会活动的形象，让人惊异和钦佩。 女工会活动家们几乎毫无例外地参加了教会领袖组织的小组活动和工人夜校，学习 组织和管理工会。不过，由於当时的组织者，包括知识份子，对女权问题的认识水 平还比较低，或者尚未达到自觉，所以，性别歧视虽然是她们的日常体验，但是在 运动中还没有单独提出过妇女权益的问题。(注３) 　　朴正熙时代被称为「资本家的天堂」，工商业被抬举为「民族英雄」。国家露 骨地维护资本的利益。由於政府、全国性工会和老板的三位一体，工人不可能只反 对老板和寄希望於「中立」的国家的仲裁，在不断强化的斗争中他们不可避免地日 益政治化，从而招致国家的进一步镇压。当老板们频繁地动用国家暴力将劳工活跃 分子列入「禁止雇用」的黑名单，赶出产业领域，他们也同时造就了一批铁了心的 工运分子和民主工会运动的地下网路，并加强了这些工人同持不同政见的政治团体 以及民主化运动之间的联系：而这是国家极力防止的。最典型的例子是东一公司女 工争取复职的延续数年的斗争。她们在1978年领导的跨企业的工人团结斗争，标志 着劳工运动新模式的出现，并成为1980年代的主要趋势。 　　1979年的Y.H.商事公司女工在新民党总部举行的抗议活动也具有重大意义，虽 然抗议被警察镇压下去，金泳三被开除国会议员职位，但引发了釜山区大规模示威 ，并且蔓延到邻近的工业城市马山。参加者包括了学生、工人、失业者和不满於独 裁政府的普通市民。当政治抗议力量增强并扩大到全国，经济衰退加剧了政治骚乱 ，促成统治者内部分化，最终导致朴正熙於1979年10月26日被他的情报部首脑暗杀 。 　　朴正熙死後，在被称为「汉城之春」的几个月的政治自由时期，新一轮工潮开 启了。劳动纠纷的数量从1979年的105起增至1980年的407起。除了针对欠薪、要求 加薪、工厂关门或裁员等经济问题，工人的目标还包括解散御用工会和组织独立工 会。工潮的行动方针是经济工会主义，具有高度情绪化、暴力性、无组织和历时甚 短的特徵。1980年 5月17日军官接管政权，在残酷镇压了全罗南道光州市民起义之 後，全斗焕再次恢复对市民和劳工的控制，一个一个地废除工会，驱逐劳工活跃分 子，并对知识界和新闻界加强打击和控制。雇主们借机开除工会积极分子，政府则 将之列入黑名单，禁止其他企业录用。进攻持续到1983年。 　　尽管被迫陷入沈默，韩国工人阶级运动却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了。劳工活动家 们开始思考韩国社会形态、民众运动的历史使命和美国卷入韩国的问题，很多学生 、知识份子受到了马克思主义、依附论（不发达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所处的 依附地位）或人民解放神学的强烈影响，接受了以集体行动实行激进社会改造的思 想。在这个群体思想迅速提升的时期，教会温和的人道主义方针已经不能满足工人 斗争的需要，其影响开始减弱。被开除的劳工分子成为了职业劳工活动家，他们组 织大规模示威，要求修改劳动法，废除黑名单。基层工会活动分子日益增多，已经 不必依赖外部组织了。他们不断加强的外部联系不再是因为自身的弱小，而是因为 意识到自身力量，并且作为自觉战略的结果。这一时期，学生活动家起到了重大作 用。在全斗焕统治的头几年，所有的反对派都被封杀，学生们发展起「劳动现场论 」，从1970年代的人道主义关注进步到1980年代的视劳工为最重要的政治同盟，认 识到「劳动运动是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必须开发和动员在历次罢工斗争中显示 出来的潜在的巨大力量。他们为应当采取什麽样的思想和战略展开激烈的争论。大 量的——据估计到1980年代中期达3000名以上，一半为女性——学生离开学校（辍 学、毕业或因参加示威被开除），隐瞒自己的学历进入工厂工作，试图提高工人的 阶级意识并帮助他们组建工会，最後把劳工斗争引向结束军事独裁和实现社会激进 改造等重大的政治目标上。一部分个性较为被动或具投机心理的人，以及仅仅抱着 人道主义关怀的学生，在这场锻炼中由於缺乏耐心，往往最先对工人产生怀疑和失 望情绪。大部分学生在经过一段艰苦的适应过程後，得到了工人的信赖，并开始吸 收工人组成小组，这些小组由7~12名工人组成，定期聚会，讨论劳动管理问题，研 究劳工史、劳动法和组织工会的基本原理，通过学习、讨论和娱乐活动培养工人的 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学生出身的工人和那些被解雇的「在野」劳工活动家，在分 属不同企业的小组之间形成密切的社会网路。学生劳工战略家们主要分为「小组运 动」阵营，和「以地区为基础的劳工运动」阵营。前者强调基础建设工作，是全斗 焕高压政权下头几年的运动主流。後者更强调政治，试图把斗争提高到产业区域的 层面，以地区为基础建立企业间的政治组织，此一潮流在政治压制松动後更加流行 。 　　政治松动发生在1984年春，原因大致包括：全斗焕感到有必要扩大支援其政权 的社会基础；为1985年的大选和即将来临的亚运会、奥亚运会做准备；经济自由化 和福利社会的目标要求更自由的政治手段；经济的强劲增长使全斗焕对公众的支援 有了自信。 　　总之，有着更强大组织力量和高度政治觉悟的劳工运动开始爆发，迅速组成许 多独立工会，奠定了以工人与学生联盟为基础的新的劳工斗争模式。1985年四月发 生在大宇汽车公司的组织良好的罢工，标志着斗争扩展到重工业部门，以及男工成 为工运主导的时期的到来。政府则选择了暑期（六月份，学生开始放假）发动对工 会和劳工领袖的进攻，引发了九老地区民主工会的团结罢工，斗争直指压迫性政权 ：「释放我们的工会官员！」「保证劳动三权的实施！」「停止镇压民主工会！」 「防暴警察滚开！」「大宇，战斗！」，等等。总共有八家企业2500名工人参加了 长达六天的斗争。几个宗教团体也给予了支援。公司给罢工工人的父母发电报，声 称他们的孩子被「共党分子骗走劫为人质」，或是破坏了公司财产，需要父母赔偿 ，通过这种恶毒的手段瓦解工人。最後是数百名暴徒的进攻，他们用木棒和铁管残 酷地殴打罢工者，几乎把学生们打死。斗争失败後，工会领导人或是被捕，或是离 开本区，几个工会解散，劳动监督则加强了。虽然如此，「九老团结斗争是极其有 意义的斗争，它通过既打破过去消极被动的倾向、经济主义和仅仅是做准备性工作 的方针，又打破工会主义的局限，从而成为韩国劳工运动的一个关键历史短时段」 （Kim Moon-soo 1986，154）。劳工活动家更有志於超越企业工会建立更广泛、更 面向政治的劳工组织，开始合并工会，组建了「汉城劳工运动联合会」（首劳连） 和「仁川劳工运动协定会」（仁劳连），克服企业层面上的经济工会主义，并把劳 工抗议转化为更广泛的政治目标。这两个激进组织，都把自己定位为工人反对「法 西斯主义国家」的革命斗争中的先锋政治组织。 　　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韩国知识份子一方面大量吸收国外进步思想的影响 ，一方面利用和再造普通韩国人的传统文化，名之以「民众」文化。民众文化颂扬 团体合作精神，民主参与，对社会不公正的批判意识，为了变革而集体战斗的激情 。工人阶级的文化也不断成熟，范围从作文与报告扩大到诗歌、歌词、戏剧和小说 ，出现了几位元职业工人阶级作家和显示出高超写作能力的工人作家，并且刺激知 识份子对过於宽泛含糊的「民众」文学的「小市民」或者说小资产阶级倾向进行反 省和批评。「面向民众的文学」向着「民众领导的文学」转变。到1980年代中期， 每个劳工工会都建立了农乐乐队、农乐舞小组和面具舞小组，这些文化活动增强了 工人的团结，阶级意识和认同感，激化了他们对管理方和政府的态度，其效果胜过 演说家的雄辩。直到今天，精彩的民众文化仍然是韩国社会运动极具特色的一部分 。 　　由工会和面向工人的教会组织定期出版的工人报纸也出现了。此外还有简报和 小册子。这些报刊内容丰富，由工人阶级中最激进、政治取向最明显的部分掌管着 ，报导当前工人抗议的新闻，反击官方对现实的说法，登载有关劳动法和工人权利 、对政府经济政策进行批判性分析的文章，以及大量的读者来信、短文和诗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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