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NTUniNews 看板] 作者: paleshelter (连城诀) 看板: NTUniNews 标题: 华隆档案二 时间: Tue Dec 21 14:54:26 2004 华隆案档案（二） 透过报社的同事，我逐渐了解到张建邦家族和华隆集团之间的关系。 先谈谈张建邦。 他在政坛崭露头角，应该是从民国五十八年底，台北市改制为院辖 市後第一届市议会选举时算起。那一年，张建邦才四十岁，就当选 院辖市市议会的副议长。在此之前四年，张建邦三十六岁时，就出 任淡江文理学院院长，可以说是相当的「青年才俊」。到了七十年 底，张建邦的仕途更进一步，成为台北市议会的议长。 七十七年初，蒋经国总统辞世，李登辉继任中华民国总统。由於李 登辉之前曾经担任过台北市市长，在府会和谐的气氛下，和市议会 议长张建邦也建立起一定程度的交情，因此，在七十八年内阁改组 时，张建邦就入阁担任交通部长。 表面上看来，张建邦是典型的「学而优则仕」，但事实上，他的政 商关系却不单纯，特别是他与华隆集团之间的交情，更是令人侧目 。 张建邦家族会和华隆集团建立起交情，靠的不是张建邦的关系，而 是他的妻子姜文锱。 华隆集团原本的掌门人是翁明昌。翁明昌生前娶了三个老婆，其中 ，三房夫人名叫盛彩莉，她和姜文锱是手帕交。翁明昌死後，因为 遗产问题，大房、二房的子女结合起来共同对付三房，结果两败俱 伤，遗产被法院冻结。这时候，姜文锱出面，发挥调人的力量，化 解三房子女之间的矛盾，最後总算顺利解决遗产方面的问题。也因 此，大房的儿子翁大铭出任华隆集团领导人之後，对姜文锱心怀感 激，姜文锱也因此成了华隆集团的监察人，尔後，姜文锱的兄弟姜 文钺也出任国华证券总经理，而张建邦的女儿张家宜则担任国华证 券董事。投桃报李，翁大铭也出任淡江大学董事。这两家的势力就 结合得更密切了。 翁大铭非常懂得财务操作，在他接掌华隆集团之後，获利节节昇高 。以民国七十八年的资料来看，当年华隆集团的年营业额已经高达 一千八百六十一点四一亿元，是台湾各企业集团的总冠军，连台塑 王家、国泰蔡家、台南帮吴家、远东徐家、新光吴家都差他一大截 。透过并购，华隆集团旗下拥有华隆、嘉畜、农林、欣欣及同光等 五家上市公司，并掌握国华、洪福、大江、财源四家号子。 华隆的翁大铭除了和张建邦家族关系良好之外，他的政界朋友也个 个大有来头。举例来说，国民党内的辅选大将关中，就是翁大铭的 好朋友。他自己成立了一个「民主基金会」，翁大铭不但一口气就 捐了一百万元，而且还担任这个基金会的董事，以示力挺。而关中 的妹妹关珠，也在华隆集团旗下的国华证券公司担任协理。 另外，当时担任台湾省议员，後来曾任台视董事长的郑逢时，也和 翁大铭走得很近。郑逢时的妻子王玲惠是农林公司的副董事长，弟 弟郑逢德是洪福证券董事长，岳父王繁洲是洪福证券总经理。 而当年身为台北市议会副议长的陈炯松，本身也是华松投资公司董 事长，他更曾任过太平洋联谊社董事长。 至於林登飞，这位曾经干过中影董事长的人物，後来也被聘为华隆 集团旗下的国华证券董事长。 还有一号人物，此人就是原本在洪福证券任董事长的洪锦丽。洪锦 丽人称「洪小姐」，她在政界非常有名，因为她是蒋彦士的「红粉 知己」。据说，洪锦丽的母亲过世时，洪小姐要求蒋彦士在讣闻的 家属栏中挂名，可是，想来想去，都不知道该以什麽身分出现才好 ，最後，不知是谁想了一个妙招，让蒋彦士的名字出现在讣闻的家 族栏中，身分则是「谊子」。这分讣闻流传在政界里，传为笑谈。 不过，也因为洪锦丽关系，翁大铭与蒋彦士之间也建立了交情。 至於翁大铭本人，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民国三十九年出生，华 隆案爆发时，他才刚过四十岁。他的年纪虽然不大，但平时，他都 喜欢柱着一根拐杖，据说，他患有痛风，发作起来时寸步难行，所 以拐杖是协助他步行的工具，而并非装派头之用，但这一点，外人 很难查证。通常，他就一身唐装打扮，不喜欢穿西装，就算勉强穿 上，衬衫最上端的那颗扣子也不会扣上，领带更不可能结上。他的 身材微胖，边幅不修，菸不离手，看起来，颇有名士作风，和他的 好朋友黄任中的调子很像。 但是，在商场上，翁大铭是出了名的「快、准、狠」，在股市的进 出中，他更是能影响大盘行情上下的超级大户。在他的父亲翁明昌 过世不久，翁大铭接掌华隆之後，把原本已经中落的华隆集团又重 新带起来，更把他父亲被力霸王家夺去的产业再抢回来。那一段商 战的历史，被人称为「王子复仇记」，至今仍有人津津乐道。 华隆售股事件发生後，翁大铭接受新新闻杂志的独家专访。专访的 地点是麻将桌上，这也很妙。 他告诉记者，他早已经辞掉华隆任何关系企业的职务了，相关的事 业都交给他的弟弟们负责。所以，华隆把股票卖给张家宜、游显德 的事情，和他无关。不过，他对於整件交易的来龙去脉，倒是知道 得很清楚。 他说，外人觉得国华股票每股卖一百二十元太低了，他自己也觉得 如此，也感到很心痛。但是没办法，因为行情不是任何人可以操纵 的。而这麽低的价格，却又不得不卖，主因是华隆转投资的华隆微 电子要增资，而海外的马来西亚厂和爱尔兰厂也需要资金推动。但 华隆算一算，转投资金额已经接近资本额的三十九％，如果不卖一 些股票出去，就会违反公司法转投资比例不得超过资本额四十％的 规定，所以，就算是不想卖也得卖，要不然就违法啦！ 那麽，股票为什麽会卖给张家宜呢？ 翁大铭说，因为有一次他听张家宜说她正准备出国念书，身上又有 点钱想找些东西做长期投资，刚好华隆想卖国华人寿股票，他替张 家宜算了一下，这笔交易应该还算合理，所以就找华隆公司的人和 她接洽，最後就成交了。 记者质疑翁大铭把股票卖给张家宜，是利益输送给张建邦家族。 对於这一点，翁大铭就有话说了。他强调，华隆集团又没有要开航 空公司，也没有要包交通工程，何必把利益输送给张建邦家族？这 麽作对华隆集团又有什麽好处？但他也承认，他和张家的交情很深 。 翁大铭说：「交情不是用几斤几两量的，也不是用加减乘除算的。 我们和张部长家是几十年的朋友，是两代世交，在父亲还在世的时 候就认识了。」 至於最关键的问题─国华人寿股票有没有被贱卖？翁大铭更是答得 振振有词。 他说，股票本来就是涨涨跌跌嘛！例如上市的国泰人寿，最高也曾 飙到一千九百多元，但大跌时也曾跌到一百九十七元。去（七十九 ）年景气不好，大家获利都降，国华人寿能不跌吗？外界说国华人 寿股票现值一千八百元，他听了也很高兴，但未上市股票的行情本 来就没个准，不是人家喊多少，就是多少钱。何况，这笔交易一次 就是五千张，大笔买卖本来就该打个折扣吧！ 翁大铭并算给记者听。他说，国华人寿在去年底除权後，每股净值 九十元，以一百二十元卖出，还高过净值三十元，股东有什麽好不 满意的呢？如果股东真的不爽，那可以卖掉股票，不要当股东呀！ 这一阵抢白，逼得记者是说不出话来。 可是，也正这时候，另一枚地雷也爆发了。这枚地雷，就是兰阳银 行投资案。 民国七十九年间，财政部开放民间可以申请成立新银行，但规定的 条件极严，成立的资本额必须超过一百亿元。这麽庞大的金额，就 算是财团也很难一口气拿得出来，所以大多都得集资。 集资并不困难。在银行业还没有开放的那个年代里，银行是一种寡 占的事业，对照当时的官营银行，如省属三商银，股价动辄数百元 ，社会上对於新银行的成立都充满了期待，觉得只要认购了新银行 的股票，一定会大赚。那种感觉，和後来政府开放电信事业中的固 网电信给民间经营时，引发疯狂的抢购认股条的情形是一样的。 只是，当年大家都没有想到，最後财政部竟然一口气同意让十五家 新银行设立，结果造成供过於求的现象。新银行上市之後，股价纷 纷惨跌，至今还有人没能回本。这情形，同样也发生在十年後三家 固网公司身上，认购固网公司股票的投资人，每个人都赔了一屁股 。这是後话，暂且不提。 话说财政部同意新银行申请设立，申请缴件的最後期限是七十九年 十月十二日。就在这天的下午四点五十五分，兰阳银行的申请案送 进了财政部。 这家新银行的股东成员包括五位法人代表和三百八十四位自然人， 首次集资已经筹足二十亿元，如果获准成立，就会把尾款八十一亿 元补足。 兰阳银行很特别，它的整个筹备工作都是由宜兰同乡会负责。而宜 兰同乡会的理事长正巧就是交通部长张建邦。 或许\，也正因为这一层关系，兰阳银行的发起人之中，有一缸子人 都是淡江大学的教授或主管，另一批人则是华隆关系企业的员工。 单单就这一部分来算，他们的投资额就超过五十二亿元。 这其中，张家宜投资了四亿四千万元，游显德投资了三亿五千万元， 淡江大学财政副校长张紘炬也投资了四亿五千万元，其余的教授、系 主任等等，也分别投资一到三亿多元不等。总计，入股的十一位淡江 大学教授，总投资额超过三十一亿元。 社会上一般人称呼老师，都叫「穷教员」，这个「穷」字，指的是吃 不饱又饿不死，薪水刚好糊口，勉强温饱而已。即使是大学教授，一 年年薪也不过一百万上下，他们怎麽可能随随便便就掏出个几亿元， 投资新银行？这太怪了吧？ 这还不算。 新银行申请案规定，发起人必须交代资金来源。而这十一位淡江大学 的教授们，他们的资金来源竟然全部都是「出售中央政府建设公债收 入」，而且，他们的公债竟然也都是七十七年期的无记名公债，而公 债出售的日期也都是七十九年十月九日，负责卖出的单位也同样都是 华隆集团旗下的中华证券投资公司。 咦？这十一位教授怎麽如此行动一致呀？ 用膝盖\想想，也知道其中有鬼。试想，有没有可能说，这些年薪最多 不过百万的教授们，每个人都突然继承了一大笔遗产？然後，大家说 好了一道儿去买公债，又约好了同一天一起卖掉，然後再一同去投资 兰阳银行？有这种可能吗？ 别的不说，就说张家宜吧！ 她接任淡江大学行政副校长时，才三十四岁，可是，她在两个月之间 ，先拿了四亿四千万元投资兰阳银行，接着又拿二亿六千四百万买国 华人寿股票。算起来，两个月就花掉七亿多元，这手笔，实在是大到 离谱了。 对照起来，兰阳银行发起人之中的那批华隆集团员工，他们的资金来 源同样可疑。 这些员工年纪多半在二、三十岁之间，但却能拿出几千万，甚至几亿 元投资银行，也很令人讶异。而他们入股金额都是以整批的欣欣股票 向银行质押而来。也就是说，投资兰阳银行的华隆集团员工，每个人 都买了欣欣公司的股票，而且也都在同一时间，向同一家银行办理质 押，再投入兰阳银行。这合理吗？ 事情发展至此，最合理的怀疑就是，兰阳银行根本就是华隆集团和张 建邦两方主导的银行，而淡江大学的教授、华隆集团的员工，其实都 是人头。 但是，堂堂大学教授，甚至是副校长，都被拿来当成人头，这岂不是 杏坛丑闻？ 而归根究柢，以张建邦家族的财力，是不可能支撑兰阳银行的资本的 ，所以，在幕後扮演金主角色的，很可能就是华隆的翁大铭。此时， 翁大铭的政商关系，再度受到瞩目。 为了厘清翁大铭的政商关系，联合报在三月十日登出了一则「新闻切 片」，标题是「翁大铭以後戏怎麽唱？」没想到，这则特稿登出来之 後，却又再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但这一次，暴风眼在联合报，感受 到这场风暴的，是国内的新闻界。这次事件，就是新闻史上最有名的 「徐瑞希事件」。 徐瑞希是联合报财经组的记者，她跑新闻年资不算长，只有四年。华 隆案爆发之後，有关张家宜、张建邦、翁大铭等人的背景自然也成为 报导的重点。 三月九日晚上，徐瑞希回到报社，写了一则特稿，把翁大铭的政商关 系报导出来。这则稿子不长，大约七百多字。 稿子的第三、四段是这麽写的：「翁大铭与民主基金会董事长关中关 系密切，也是民主基金会的『幕後金主』，因而被视为非主流派。华 隆集团这一次出事，却曾被阴谋论者描述为『国民党断民主基金会奶 水』之举。但是从省籍属性及政治立场易被归类为非主流派的翁大铭 ，在这次张家宜事件中却明明白白的牵引出他与张建邦的关系，而张 建邦却是被视为亲近李总统的要角之一。」 「翁大铭与党政界辈份较长者关系固佳，在政商界外省籍第二代人士 中更有坚实的基础。外界传说他与执政党财委会主委徐立德、国防部 长陈履安等人时有往来；和在商界的党政大老黄少谷之子、皇龙投资 公司董事长黄任中、远东纺织总经理徐旭东等人更是昔日的好友。一 般认为，翁大铭不吝於与部分重要人士分享赚钱的机会，是除了私人 交情之外，维系其政商关系的主要方法。」 这则稿子在三月十日的联合报第三版左下角刊出。或许\，报社主管还 觉得她写得不错，很有可读性，还在第一版「新闻提要」的位置上， 推荐了这则特稿。 可是，谁也没想到，这则特稿登出来之後，却让联合报系董事长王惕 吾非常不悦。见报当天，王惕吾就找联合报总编辑胡立台说话，要胡 立台在第二天的报纸上刊登启事说明。这一晚，徐瑞希也被告知报社 的处理方式，长官们也安慰徐瑞希，要她不要放在心上。 第二天，也就是三月十一日，联合报第三版刊出了一则五十个字左右 的启事：「本报昨日三版『新闻切片』一文，部分内容引述外界传说 ，记者并未查证，特别涉及相关人士致歉，并向读者说明。」 这则启事登得不清不楚，我们看到报纸，也不知道徐瑞希前一天见报 的特稿里头，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不过，报社好像向来就习惯於这 样，每次在批判别人时，总是振振有辞，但在道歉时，却总是语意含 糊。 不过，这次的迷糊仗，却让王惕吾更不满。他不顾着自己才刚刚出院 不久，身上还戴着心律调节，十一日一早，他看过报上刊出的启事之 後，马上下令在报社召开临时常务董事会议。 在这场会议中，王惕吾指示工读生发给每一位主管一人一份徐瑞希见 报稿子的影印本，上面还批了「谣言不经查证应处分」九个大字。当 场，王惕吾就指示联合报总编辑胡立台、采访主任周玉蔻，要马上处 理徐瑞希的行为。他下令，三天之内，徐瑞希必须调职、离职或是开 除。 十二日晚上，徐瑞希休假，但胡立台打了电话给她，要她晚上到报社 一趟。徐瑞希怀着不安的心情按时报到，结果却是三堂会审。会议室 里，联合报副社长黄年、总编辑胡立台、采访主任周玉蔻三位主管围 着徐瑞希坐着，他们很委婉的告诉徐瑞希这件事，而且希望她自己辞 职，以免在记者生涯中留下一个「被开除」的污点。不过，徐瑞希并 没有屈服，她很坚定的说：「我宁可被开除，绝不能自己辞职。」 其实，联合报的这些主管们，也都觉得王惕吾对徐瑞希的处分太重了 ，他们也希望王惕吾能手下留情，改变初衷。但是，这些平常能在王 惕吾面前说得上话的老人们，如联合报发行人刘昌平、社长张作锦， 这时却无力改变王惕吾的想法。因此，他们只好转头回来向徐瑞希劝 说，希望徐瑞希能够退一步，自己提辞呈，不要闹到最後变成开除的 僵局。 十三日，王惕吾给的「三天之内」的期限到了。胡立台不得已，只好 签报开除徐瑞希，发行人刘昌平也批准了，不过，胡立台不忍心把公 文贴出来。他把公文压在抽屉里，请联合报副社长黄年出面，再次约 谈徐瑞希，希望她能够自己补提一份辞呈，不过，徐瑞希仍然不为所 动。 王惕吾要开除徐瑞希的事件很快就传开了。报社上下一片人心浮动。 联合报也始无前例的召开了一次临时编采会议。在这场会议中，采访 主任周玉蔻表示，徐瑞希写的这篇特稿，是经她看过之後才出手的， 所以，如果徐瑞希有责任，那麽，她一样也有责任。说到後来，周玉 蔻泣不成声，她说，如果徐瑞希真的被开除了，她也会递出辞呈，以 示负责。 事情演变到这样，真是出乎大家意料。周玉蔻等於是用自己的前途为 徐瑞希背书了。而周玉蔻为了表示自己的决心，第二天，她就开始休 假，以示抗议。 眼看事情闹得这麽僵，三月十六日，联合报多位主管和五十多位记者 们就联署了一份请愿书，递交给发行人刘昌平。请愿书中提出三点建 议，包括：一、应该给徐瑞希说明的机会；二、请求降低对徐瑞希的 解聘处分；三、希望报社对记者报导的原则予以制度化。 第三点建议其实是一种抗议。 因为，徐瑞希当初发了那篇特稿，稿子是经过组长、采访中心副主任 、主任等人看过之後，才能登在报纸上。而且，报社一开始还觉得她 写得不错，所以才会在第一版的新闻提要上，特别向读者们推荐这篇 稿子。怎麽仅因为董事长王惕吾个人的好恶，一篇好的特稿马上就被 打成问题重重的烂稿？如果说，徐瑞希因为一篇报导，就要面临被开 除的责任，那麽，在审稿过程中层层把关的主管们，是不是也该同罪 ？总不能每次出事，就把责任往小记者身上推吧！ 再说，报老板可能自己有些人际关系不想得罪，但基层的记者们，谁 知道老板和谁的交情好？如果写了谁，会犯了老板的忌讳，那麽，老 板是不是该先开个清单，把他的朋友都列出来，告诉大家「这些人不 能碰」。所谓「不教而杀谓之虐」，联合报在处理徐瑞希事件上，不 正是如此？ 当然，在严格的新闻自由的定义下，报老板是无权干涉编辑部对於稿 件取舍的决定的。如果说，记者写稿的时候，还要顾虑到笔下所臧否 的人物，会不会触犯到老板的禁忌，那麽，所谓的新闻自由根本就不 存在。记者的心中还是有个小警总。 但在当年的环境里，报老板的意志凌驾编辑部之上，却好像是很自然 的事。报社一方面痛恨新闻局、国民党文工会有事没事就打电话来关 切或干涉报社的编采作业，一方面却对於报老板对编采部门的掌控逆 来顺受，那也是很畸型的发展。 记者既然无法对抗报老板的意志，所以，最卑微的请求就是「请报社 对记者报导的原则予以制度化」。不过，这项建议说了也是白说，试 想，有哪一家报老板真的会开出清单，告诉记者们说，「写到这些人 时，只能写好话，不能写坏话」。谁会留下干涉新闻自由的证据呢？ 请愿书递上去了，但是无效，联合报并没有改变决定。 此时，另一股力量出现了。（待续） -- 存在主义与马克斯主义的目标是同一个，但後者把人吸收在理念中 ，前者则在他所在的所有地方，即在他工作的地方、在他家里、在 街上寻找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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