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革命的号角还是伴奏？ 捷克前总统哈维尔（Vaclav Havel）曾经跟六○年代最重要的另类乐团「地下天鹅绒」 （Velvet Underground）的主唱路瑞德（Lou Reed）说，他们的音乐对於改变捷克的历史 具有非常关键的影响。 一九六八年，当布拉格之春正如火如荼展开时，当时还是一名剧作家的哈维尔却在五月来 到这个既是波希米亚颓废前卫文化的中心又是西方资本主义顶峰的纽约。那时，他还不知 道，这一趟旅行将从此改变捷克的命运。 　他在东村的知名表演场地Fillmore East看到音乐鬼才法兰克渣帕（Frank Zappa）的表 演，在哥伦比亚大学看到占领学校与警察激烈冲突的学生运动，然後他带着一张《地下天 鹅绒》的专辑和几张迷幻摇滚的海报回到布拉格，而苏联大军正以坦克压过这个美丽而古 老的城市 。 　当捷克的反对运动在一九七六年後日渐活跃起来时，摇滚乐俨然已经是这个反抗政治运 动的一枚重要弹药，因为它构成了官方文化之外的「第二文化」。其中最重要的乐队是「 宇宙塑胶人」（Plastic People of the Universe） 。他们一开始就是以模仿纽约「地 下天鹅绒」起家──而他们对「地下天鹅绒」的认识便来自当年哈维尔带回来的专辑。由 於「宇宙塑胶人」的大受欢迎以及反体制思想，他们终於被逮捕。哈维尔和其他人组成了 辩护委员会声援，而这个声援活动很快就发展成捷克民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异议组织── 七七宪章（Charter 77）。接下来的故事，就是这群异议分子如何推动被称为「丝绒革命 」（Velvet Revolution）的捷克民主化。 　作为捷克「丝绒革命」导火线之一的美国六○年代音乐，也在当时其他西方国家的反文 化运动中扮演关键触媒，并且成为此後所有音乐与反叛精神的典范，或者迷思。 　是什麽样的质素让音乐可以鼓动革命、掀起社会风潮？又或者，音乐根本不可能成为鼓 吹革命的号角，至多是伴随社会动员的配乐罢了。摇滚乐从诞生之初就带着叛逆的胎记， 挑动年轻人的慾望，对保守的社会体制提出尖锐质问。而当摇滚乐刚进入成熟期，就遭逢 理想与激情交织的六○年代，摇滚乐体内遂被植入不断蠢动的反叛因子。每一个时代的伟 大创作者，从巴布狄伦（Bob Dylan）、约翰蓝侬（John Lennon）、大卫鲍伊（David Bowie）、冲击乐团（The Clash）到布鲁斯史宾斯汀（Bruce Springsteen）、 REM、 U2与电台司令（Radiohead）等，都是既能享有高度商业成功，又最能对时代提出严肃反 思的艺人。这是因为他们抓住了时代的想像力。 　当然，这些反叛的歌声也总是镶嵌在商业体制与自主创作不断斗争的摇滚史中。流行乐 历史的本质是：一旦具有高度原真性、从某种青年次文化胚胎诞生出来的创作开始广受欢 迎，这个创作者、这个音乐类型就会开始被商业体制吸收、榨乾，直到缺乏活力而被扬弃 。但是，接下来必然会有新的声音、新的次文化在体制的边缘爆发。然後，他们可能又开 始成为新的摇滚巨星，於是又有更多唱片公司要搭上风潮复制这些音乐，接着又必然注定 这种新音乐的老化与死亡。摇滚乐中的政治反叛因子亦然。历史於是不断轮回……一九六 八年民主党在芝加哥的党代表大会前夕，市政府禁止电台播放「滚石合唱团」（Rolling Stones）正红的歌曲〈Street Fighting Man〉，因为市政府担心这首歌会鼓动年轻人的 骚乱。这位市长正确体认到歌曲的强大煽惑力，但他没看到的是即使这首歌被禁播，当年 的这场大会仍然发生严重暴动，因为社会不满早已如遍地烽火；而且，许多其他的愤怒歌 声仍在现场被演唱。 　这是音乐介入社会斗争的最基本形式。当歌曲在抗争现场被吟唱时，动人的旋律或是深 刻的歌词都能凝聚现场群众、深化他们的信念。音乐也可以透过各种无形的传递方式撼动 所有聆听者，并形成集体的情感以及对社会的共同实践蓝图。 　尤其，社会变迁的关键之一就在於参与者个人认同的转变。流行音乐正是在个人和集体 的接合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因为流行乐乃是打造集体认同的重要媒介。尤其在历史上， 摇滚乐的诞生本身就和青年文化作为一种次文化而密不可分。不同的历史时刻，流行音乐 把政治基进主义转化成更让人接近的形式，指出社会的不义和压迫，有助於分享集体的愿 景。表演者和歌曲铸造了政治、文化变迁和流行音乐间的连结。革命需要社会条件，摇滚 乐要展现政治效果也有一定的社会脉络。但若只有社会条件的成熟，没有创作者在音乐上 的美学表现和对时代精神的准确掌握，也很难产生庞大的撼动力。 　不论任何时代，能够冲击历史的创作者总能把复杂的社会矛盾，用一首首简短但锐利的 歌名或歌词，化作一句句具体的抗议标语。或者，创作者会在新的脉络下挪用既有歌曲， 以至於这一首首歌曲成为流动於不同时空的政治标语。例如约翰蓝侬的〈Give Peace a Chance〉，从七○年代唱到二○○三年，是所有反战运动的国歌。U2在九○年代完成的 〈One〉，可以从波士尼亚唱到北爱尔兰，成为真正的和平之歌。而从一九六四年的美国 柏克莱大学到一九八六年台湾大学的自由之爱学运，迪伦的〈Blowing in the Wind〉旋 律更在运动现场赋予无数愤怒青年勇敢反抗体制的力量。不过，当流行音乐有唤醒意识和 凝聚认同的动员潜能时，它也可能被音乐工业吸纳且商品化。对具有反叛性格的乐手而言 ，最大的难题当然是如何在唱片工业体制下保有自主性。对乐迷而言，当他们聆听具有政 治意涵的音乐、参与宣扬社会议题的演唱会时，是否真的接收了那些政治讯息？更进一步 来看，这些本质上是商品的流行乐是否反而转移了青年的反叛能量？ 　冲击乐团的主唱乔史特拉莫（Joe Strummer）坦言他们进入主流唱片公司CBS是为了让 更多人听到他们的声音，激起更多人的意识觉醒。这也是所有以大堆头演唱会或专辑来推 销社会议题的主要目的。事实也证明不论是七○年代的「摇滚对抗种族主义」（Rock Against Racism）、八○年代的声援曼德拉演唱会，乃至九○年代的支持「西藏自由」 （Free Tibet）演唱会，都大大让这些议题在主流媒体和年轻人中获得注意，甚至让乐迷 认同这些议题是进步或是「酷」的。 　美国重要的异议政论刊物《The Nation》 曾质问九○年代着名政治乐队「讨伐体制」 （Rage Against the Machine）成员、现为音魔合唱团（Audioslave）吉他手的汤姆莫瑞 罗（Tom Morello），他如何一方面参与反对大企业的全球化斗争，一方面又身处主流唱 片公司中？莫瑞罗的回答是：「过去，『讨伐体制』因为在主流公司，而在全球散播了一 千五百万张颠覆思想的唱片。而且，我们和唱片公司签约的唯一条件就是乐团在各方面都 要拥有自主权，且明文记载於合约中。」 　这或许是他们的幸运，可以保持心中平衡，但不是每个创作者都可以逃离这个两难困境 。从六○年代的巴布狄伦，到七○年代的性手枪（The Sex Pistols）、冲击，八○年代的 许许多多重金属团、再到九○年代的涅盘（Nirvana）、珍珠果酱（Pearl Jam）和电台 司令，这些乐团从创作理想到成为巨星的庞大名声与财富，都经历过彻底的混乱、自我怀 疑，然後各自以不同方式寻找出路，最後在摇滚史留下他们挣扎的痕迹，或者血迹。如果 乐手／乐团不断尝试以不同方式在商业机制和自主创作中找寻自我平衡，那麽音乐人也不 断寻求各种方式来实践音乐的政治力量。 　在六○年代，我们看到的是音乐人和运动组织彼此的声援，不少音乐人直接介入群众， 但是较少音乐人以集体演出来推动政治社会议题。八○年代的大型慈善演唱会为音乐与政 治的结合塑造出新的地标。但这些演唱会除了唤醒意识和募款外，似乎无法直接达成特定 社会目标的改造，也无法让这些价值在青年文化中扎根。 　在此之後，音乐人前仆後继尝试组织群众来结合音乐和政治。如英国八○年代中期的「 红楔」（Red Wedge）是工党希望结合摇滚乐来组织乐迷参与政治，却沦落成音乐人为政 党背书。美国音乐人九○年代自组「Rock the Vote」组织，结合艺人的名气与草根的组숊织运作，呼吁青年参与投票，也推动多元社会议题，至今，组织力量愈来愈强大，堪称音 乐与政治的结合典范。 　而不论是「两千年大赦联盟」（Julibee 2000）推动的撤销穷国外债运动，或者新世纪 的反战运动，组织者都明显拒绝以大规模的慈善演唱会或募款来作为主要介入方式。 　另一方面，U2的主唱波诺（Bono）对撤销第三世界国家外债的积极参与，不但真正影响 了这个全球性的问题，也改变了一般人认为音乐人只会肤浅参与社会议题的印象。但是另 一方面，波诺放弃以音乐动员，而是让自己成为专业的游说者──诚如他说，他相信在会 议室里和政客的谈判，可能比在数万人的体育馆中演唱更有效──这又几乎颠覆了音乐介 入政治的可能性。 　如此，未来的路在哪里？一九六○年代是音乐、青年文化与社会反抗的有机结合，是摇 滚乐的永恒迷思与永不熄灭的精神根源。 一九七○年代承接六○年代的是，某些音乐类型表达了年轻人的焦虑并形塑他们的认同， 而构成青年文化的一环；与六○年代不同的是，缺乏重要社会议题的支撑，这些音乐难以 产生实际的政治效果。 　到了一九八○年代，从七○年代末的「摇滚对抗种族主义」开始，音乐人开始有意识地 透过音乐来动员群众进入社会斗争，并形成大型慈善演唱会的新音乐文化。但这个时代 也是音乐工业体制发展的高峰，流行乐彻底的体制化、商业化。 　一九九○年代到本世纪初，则是前述两种发展路线的各自演变：一方面各种以音乐来启 蒙社会意识的努力仍在持续，如「Rock the Vote」、「Rock the Dock」、「西藏自由演 唱会」以及鼓吹女性意识的「莉莉丝音乐节」（Lilith Fair），乃至反战运动；另一方面 ，新的音乐形态也开始展现新的青年文化和丰富的社会反抗意涵，特别是嘻哈世代与电音 世代。 　但更重要的是，新的时代氛围出现了——全球化／反全球化。新的青年不满正在蔓延， 音乐人和青年文化开始有机的结合，譬如英国的反布雷尔行动，以及在全球各大城市沸腾 的反全球化抗争。而音乐人也开始生产更多反映时代的创作、自己直接设立组织（如莫瑞 罗成立运动组织和网站），或者成为其他社运组织的代言人（如波诺）。在这个新的脉络 下，摇滚乐可能成为革命先锋的号角吗？还是只是新一波斗争的原声带？摇滚乐可以改变 世界吗？ 　对於这个问题，当冲击乐团在T恤上写下「未来尚未命定」（The Future Is Unwritten ）时，他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而他们也的确让後世的乐团如此相信，起码莫瑞罗在第一次 看到冲击乐团表演时，就认为他们让所有人觉得这个世界可以被一首三分钟的歌曲改变， 而这，也成为他自己的永恒信念。 　但是，同样出身自庞克时期，也一向积极参与社会议题的英国歌手保罗威勒（Paul Weller）却说，二十五年前，他深信音乐可以改变世界，但现在他已经不确定摇滚明星是 否可以改变任何事，除了阅听者个人的思想。 　威勒是对的，也是错的。摇滚乐的确可能，也只能改变个人的信念与价值。而这也正是 许多社会变迁的基础。是无数人的价值变迁构成了社会的进展。 　英国最着名的社会主义歌手比利布雷格（Billy Bragg）的答案可能更精准：「艺术家 的角色不是要想出答案，而是要敏锐地提出正确问题。阅听人才是改变世界的行动主体。 」 　是的，摇滚乐或许从来不能革命，但当摇滚乐抓到了时代声响，这些歌声将不断在被社 会矛盾挤压的人们的脑袋中回响，也将永远在反抗的场景中被高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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