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龙的传人」是七○年代末威权体制下的民族主义歌声，罗大佑的「抓狂歌」是八○ 年代从反省到反抗的呐喊，那麽九○年代末时代精神是怎样的声响呢？从七○年代到九○ 年代，当台湾唱片工业已成为最庞大的文化工业，承载着社会意识的歌曲又有多少空间呢 ？ 　MTV音乐百年纪事节目邀请了不同世代、不同位置的音乐创作／评论者为这个问题提出 深刻的讨论：「龙的传人」作者侯德健，从抗议歌手朱约信一路走来不改颠覆本色的猪头 皮、台湾前最具鲜明社会意识的「交工乐队」林生祥、以音乐社会学博士候选人何东洪， 以及主持人MTV当家VJ李大齐。 　流行音乐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乃是在特定社会时空下所生产出来，必然反映了不同时代 的社会氛围与文化想像。在台湾，十年前影响深远的政治解严对台湾流行音乐的发展产生 什麽影响呢？曾积极参与学运也任职过水晶唱片的何东洪认为，虽然台湾的新媒体越来越 多，但是有社会意识的歌曲却不见得有更多生存空间。 　七○年代的台湾社会面临的是外在压迫，容易被政治动员。而由於「龙的传人」这类歌 曲对政权不具挑战性，所以唱片工业以及国家都愿意支持。八○年代的政治转型时期，开 始出现颠覆既有政治结构的抗议歌曲，如「黑名单」、朱约信。九○年代虽然进入了所谓的 政治民主化，但社会正义的进展却很缓慢。所以音乐要和社会结合就必须建立在反社会压 迫，最好的例子就是「交工」乐队。但是这些反体制的音乐都必须在音乐工业外发行，这 表示台湾的音乐工业空间并没有变大。所以连徐怀钰表达对阿扁的支持都会受到唱片公司 压制。 　作为实际的创作者，侯德健和林生祥提出了他们的创作背景和理念。曾经参与六四民运 的侯德健回溯当时写歌背景，乃是因为台美断交的刺激。如同许多怀抱中国情怀的热血青 年，他们在时代的洪流中反省中国人是否有能力面对自己的未来？「交工」乐队的林生祥 则展现了九○年代台湾的社会矛盾。从前「观子音乐坑」时代就标举音乐必须要传达社会 意识，并且致力於环保问题、客家文化；今年更回到美浓和社区运动者锺永丰组成「交工 」乐队，而和草根社区紧密结合。他指出反水库乃是世界潮流，是弱势团体对国家和资本 家结盟的反抗。 　不过，这些坚持理念的音乐固然难能可贵，但是如何才能既坚持理想，又能让市场接受？ 主持人李大齐提出这个流行音乐的永恒课题？从抗议歌手到现在跻身为音乐人眼中的「朱 老师」猪头皮表示，要区分到底音乐是意识型态的工具，还是音乐本身才是最终目的，而 所有不满都只是音乐的表达工具。他认为唱片公司其实并不管你的意识型态，而只在乎卖 不卖。所以解决的办法就是做出好听的歌。对做音乐的人而言，不要去考虑要先靠近市场 再实践理想，或是先贴近小众再转向大众。重要的是，回归自我，做自己想做的东西。 　一向DIY发行专辑的林生祥表示，他们一方面宁愿花时间充实本身的意识和世界观而不 愿去pub表演，另方面则是更关注与社区民众的互动。而不同的创作对象，会决定不同音乐 质素的构成。何东洪则指出非主流音乐的希望在於跳脱既有的市场机制，以及主流公司的 操作模式，而去寻找另一种流通、传播的可能。主持人大齐也提出，虽然内涵是批判的， 但是音乐形式可以是多元的。 　最後众人提出各自的理想与期许。对林生祥来说，唯一的道路就是和唱片公司既联合又 斗争。看过许多不同国家的侯德健则期许有更多的表演场域，让各种演出、聆听可以自由 的流动。何东洪强调必须打造创作者和听众间的新连结，并藉由这个连结基础来改变和唱 片公司的关系。至於朱老师则承诺将更利用自己的资源，为台湾的非主流音乐贡献更多力 量。 　在西方，摇滚乐和政治的联结从六○年代以降早有深厚的传统。在曾经起起落落的许多 激情与理想中，音乐往往是青年反文化中最重要的能量来源。就在千禧年前夕，一向关心 政治的爱尔兰乐队U2的主唱Bono，要在今年结合音乐人推动西方工业国家删除对第三世界 的外债，而赋予千禧年新的意义。而将在世纪之交的二千年选出新任总统的台湾，下一个 世纪的社会将会有所变化吗？而我们的音乐与青年文化又将如何回应新时代，并释放更不 同的想像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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