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NTULabor 看板] 作者: KarlMarx (哪个鳖三试我密码？) 看板: NTULabor 标题: [转录]未归的台共斗魂序--苏庆黎：回忆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时间: Wed Oct 20 02:18:13 2004 转录自时报阅读网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books/book_detail.asp?pclassid=BC&prodid=BC0030&descid=30415 回忆与父亲在一起的日子 苏庆黎 1947年7月初，我和母亲离开上海，回到台湾；父亲则从上海去了 香港。从此，生离成为死别，我们永远见不到父亲了。算起来，母亲 和父亲相处的日子不满五年，我和父亲在一起则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这段日子，正是台湾从战争末期到二二八之後的一段时期，回忆我们 的家族以及与父亲在一起的一些片断，做为我们对父亲苏新的纪念， 也算是对那一个动荡年代的一个侧写吧！ 母亲萧不缠之所以和父亲结婚完全是舅舅萧来福的鼓励。舅舅萧来 福和父亲在二十年代中相识於东京，这时正是日本左翼思潮和阶级斗 争运动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不只日本，全球各地都受到1917年俄 国10月革命胜利的冲击，在那个普遍殖民地化的年代，反殖民主义的 运动进一步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武装，正开始吸引着无数的热血青 年在全球范围逐渐形成一股有意识、有组织、有策略而且有着超越地 区联系的现代抗争运动。在当时的国际共党组织——「第三国际」的 领导下，各殖民帝国的共产党也开始在其母国的殖民地建立民族支部 ，以领导和联系殖民地的抗争运动。就是在这种国际背景之下，苏新 和萧来福从开始参与日共的运动，而接着其领导参与创建「日本共产 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工作；1929年，他们俩接受台共的指示而返台从 事工运。这时由於各殖民帝国内部阶级矛盾激化，法西斯主义也以对 抗阶级运动走上历史舞台，并逐渐左右甚而掌握殖民帝国的政权，对 於有着国际联系的共党运动的镇压，便成为帝国对内压迫，对外扩张 必须采取的统治手段。苏新和萧来福返台前夕，在日本范围内对左翼 势力的镇压已经开始，在台湾的共党支部的活动自然也逐渐受到殖民 当局的密切注意。苏新和萧来福返台後便在北部地区积极展开组织工 人的工作。苏新首先到宜兰太平山伐木场，以伐木工人的身份开始组 织伐木工人，後来因为身份暴露，又辗转到基隆地区的煤矿区，以煤 矿工人的身份从事组织煤矿工人的工作。这时，萧来福除了在基隆煤 矿区组织工人，也参与台北地区的工会工作，甚而南部高雄也都有他 的踪迹。他们俩返台一年後，日本当局对左翼势力的镇压在日本雷厉 风行的展开终也波及到台湾，於是从30年到三一年的大整肃，终於将 所有主要的活跃份子送进牢狱，萧来福舅舅被判十年，苏新则判十二 年。 父亲和母亲第一次见面，便是在母亲陪祖母去台南监狱探来福舅舅 之时，这时母亲正上高等科学校（初中）。来福舅舅的机智、幽默， 以及他的信念和热情，赢得了萧家兄弟姊妹的热爱，他的遭遇对萧家 的打击可想而知。正因为对来福舅舅的敬爱，使得母亲在他出狱以後 难以拒绝他对苏新的推荐。父亲常对母亲提到，他和来福舅舅是同吃 一颗花生的。表示他们之间的亲密和同甘共苦。但是，这一对因为共 同的政治理想而结合的患难兄弟，也使得母亲和萧家在长达半个世纪 以上紧紧和台湾的苦难联系在一起。 母亲和父亲结婚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正当整个世界卷入一场 史无前例的残酷大厮杀时，对於这个苦难的家族却是难得的、温馨的 大团聚的时刻。由於美军的空袭，母亲和父亲疏散回老家佳里兴之後 ，五舅一家和四姨、二舅全家和来福舅舅、舅妈也相继疏散过来。这 时，家族内最关心的事之一便是苏新的後代问题。眼看看日子一天天 过去，母亲却毫无动静，来福舅妈於是忙看到处烧香拜佛，来福舅妈 一向认为我的出世是上天对她的感动。在佳里，不只有苏萧二家大群 的族人，而且有和父亲相识於东京成为兄弟之交的吴新荣医师，以及 他那喜欢吟诗作赋的父亲吴老先生，也成了父亲的忘年之交。他老人 家常常在晚间拿着他做的诗词来和苏新琢磨，话匣子一打开，常是不 知夜之将尽。佳里这个盐份地带，文风之盛早已远近闻名，在战争和 政治的高压之下，一切活动都被禁止，人们以文会友正是互通声气的 变相方式，杨逵告诉我，他也曾在这个时候去过佳里，还见到了父亲 。吴新荣医师的爱妻就在这个战争的末期猝然过世，吴新荣为她而写 的一篇悼文曾轰动一时。也许，人们感动的不只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的 爱情，而是在战争和政治的高压下被压抑的感情在这篇悼文里得到了 共鸣。战争的末期，人们由美军空投的传单和各种秘密传递的讯息管 道，知道日本终将投降并结束对台湾的统治。然而，正当人们的心思 逐渐转向战争结束後的未来时，一个可怕的消息传来。为了避免美军 登陆时，台湾内部有人里应外合，日本殖民地当局正拟一份黑名单， 准备在美军登陆前夕把这些人集中起来屠杀。其中都是过去有声望、 有领导群众经验的异议份子，父亲不能免的被认为是黑名单内的份子 。就在一些人开始秘密联系准备对策时，日本宣布投降了，美军并没 有登陆台湾，这个残酷的行动计划不管是否真实，终究没有实现的机 会了。 战争结束了，一般人开始恢复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对於有理想 或有野心的人们，则是一个重新大展身手、大展鸿图的机会。对於许 多知识份子来说，日本结束对台统治正是我们台湾人开始当一个堂堂 正正的中国人，并且当家作主的时候，所以建设台湾是当仁不让。这 时，许多在日据时代受到镇压的，或者因为不愿接受殖民地统治而远 离他乡的游子，也逐渐回到久违的故乡。人们凭着过去的种种社会、 政治关系开始聚合起来，准备在新时代扮演一个角色。这时，在东京 和父亲一起参与运动的陈逸松来到佳里，邀父亲一起到台北办杂志。 这时，我已在母亲的肚子里，我们全家人就此挥别故乡的父老，搬到 台北，住进陈逸松在延平南路的房子。父亲开始他战後的忙碌的政冶 生涯。 在台北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我们便搬了三个地方。我在陈逸松延平南 路的房子出世不久，父亲有感於在办杂志的理念和陈先生不一样，而 离开了《政经报》。我们也把家搬到中山北路七条通，和隔巷的王白 渊先生隔邻而居，二家来来往往也颇为热闹，在筹办《自由报》的时 候，许多会议便分别轮流在这二家召开。父亲在离开《政经报》之後 ，在日本相识的老友陈文彬也回到台湾，先在台大文学院任教，後又 担任建中校长。当他和从大陆回来的宋斐如先生筹办《人民导报》时 ，他们也找到父亲和茶业界着名的士绅王添 一起工作。宋先生离开 台湾已将近廿年，在大陆时曾办过杂志，在大学任教，相当一段时间 则和冯玉祥将军在一起，好学的冯玉祥曾组织一个讲师团为他讲课， 宋先生便是这个讲师团的成员，他主要为冯将军讲授政治学和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宋先生回到台湾即担任教育处（现在的教育厅）副处长 ，办报不是他的正业，但却是他言论报国的志业，他视为比担任教育 处副处长更重要的工作。宋斐如和陈文彬都是白天当公务员、当官， 晚上到报社执笔当民间报人，批评时政。当时，国民党和陈仪的不悦 可想而知。当时担任社长的王添 在省参议会则是以刚正不阿、直言 无讳而着名的大炮型人物，由於他们的社会地位，国民党初始想加以 收买，後来则软硬兼施。《人民导报》在当局的压力下虽以苏新辞职 ，宋斐如辞去教育处副处长而稍减压力，但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王添 和宋斐如终於难逃被捕而且迅即被杀的恶运。光复後一些从大陆 回来的台湾人，凭着他们在大陆时的各种关系，回到台湾不只有一官 半职，而且发财的机会也比别人多，人们称这些人是「半山」，後来 都隐含相当的讽刺和贬意，宋斐如先生可以说是「半山」中的例外。 离开《人民导报》後，父亲便到当时台北市长游弥坚组织的台湾文 化协进会工作，他的主要工作是编协进会的机关刊物《台湾文化》。 游弥坚为了壮大声势和政治资本，以协进会网罗了各种人物，从激进 的苏新、王白渊、《民报》的主编许乃昌，一些学者，到地方士绅和 一些国民党的官方人物，真是应有尽有。父亲和王白渊先生则想藉此 多做一些文化的桥梁工作。在日本殖民地统治五十年之後，如何展开 文化活动，并且在和祖国隔离这麽久之後，如何把祖国的文化介绍过 来，都是非常要紧的工作。透过协进会促成了全省美展，也邀请了小 提琴家马思聪来台演奏，还有当时大陆着名的京剧四大名旦之一的欧 阳予倩也应邀带上海的新中国话剧团来台演出，当时演出的剧目有曹 禺的《日出》、吴祖光的《牛郎织女》、欧阳予倩的《万世师表》等 带有进步意义的戏剧。当时，台湾文化界为之耳目一新。 父亲到文化协进会工作的同时也参与了《自由报》的筹划工作，而 局势已日益紧张。由於舅舅的经历，母亲深知政治的复杂性和危险性 ，为了防范将来父亲出事时，会被官宪用来压榨线索，她一向对父亲 的事不闻不问，当然更谈不上出主意。她总是说，要是国民党抓了她 ，就是打死她也挤不出东西来。 如果说母亲对父亲有一份敬爱，父亲对母亲则是充满歉意的，他认 为母亲为了和他结婚而到彰化去，不得不辞去高雄医院护士长的工作 （相当於现在的护理主任），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不只一再地在言 辞上表示歉意，而且尽可能以行动来弥补，在家里的时候，他总是尽 可能挤出时间做家事，家里洒扫庭院和劈柴几乎部是他的工作。有时 在家里赶稿，他还要母亲一个人出去逛街散心。他一手抱着我，一手 提笔赶稿，等母亲回家时，还为母亲准备好洗澡的热水。二二八前半 年，物资的匮乏使市民生活非常紧张，当时城里的人普遍在自家小院 子养些鸡鸭以补充不足，我们家也不例外。鸡生的蛋成了我的主食之 一，有剩余才轮到二个大人，母亲就像当时的许多妇女一样总认为丈 夫孩子应优先，但父亲坚持平分食物，一个小小的鸡蛋，他也要用刀 子好好地切成平均的二份。虽然说中年得子，父亲有一份幸福感，但 父亲对我的出世还是失望的，他认为当时的社会还是不太允许女性在 政治上活跃的，而我们的社会正需要有更多的人献身政治运动。尽管 失望，因为对局势的乐观，他认为新中国将很快诞生，当时正是黎明 的前夕，所以还是给了这个在政治上不抱希望的女儿一个非常政治性 的名字。 在二二八事件的前夕，父亲有感於中山北路地处市中心，人来人往 太多，不利於读书写作，便将家迁到松山，在当时的台北还是非常偏 僻的地方。据王白渊夫人说：我们这一搬家差一点害死同一巷子也是 姓苏的人，二二八之後他被当做「苏新」抓去，差一点没打死。二二 八之後，父亲便没回到松山的家，母亲带着我，凭着她在医院工作时 所受到的战时训练，把家里弄成一个个小碉堡，外面的世界全然失去 联络。国民党军队进台北城後，几天几夜，枪声不断，偶而从窗外望 去还看到有人应声倒地。这时唯一来访的是一个特务，母亲故意哭诉 她的无助，特务建议说：「你先生不是和游市长很好吗？去找游市长 ，他一定会帮您把先生找出来。」母亲知道她如果这样去找父亲，就 等於帮国民党抓父亲，她知道她绝对不能有任何行动。就这样，我们 在松山那个小屋守了几个星期，等情势稍为平静之後，父亲终於托一 个可靠的亲戚把我们带到他藏匿的地方。这时，国民政府已公开通缉 名单，父亲是其中之一，我们惟有逃出台湾一途了。父亲化了装，拍 了照，做了假证件，这样我们全家打扮成有钱人家，买了头等舱，搭 上了往上海的邮轮。 当邮轮抵达上海码头时，二排宪兵已在扶梯下等候，母亲怀着极端 的疑惧，难道通缉令已到了上海？好不容易终於安全通了关，母亲正 松一口气开始放眼寻找来接船的姨丈时，父亲却把写着姨丈家地址的 小纸条塞给母亲说：「你们先走，我跟着过去看看。」父亲指着前方 一个同船的男子下了船後被宪兵押着正不知要被带往何方，说着父亲 便跟着他们後面消失在人潮拥挤的码头，抛下母亲、我和一只皮箱。 这时，母亲四处张望就是见不到姨丈的身影，四周充塞着各种对母亲 来说完全陌生的语言，在恐慌中母亲正不知所措时，耳边突然响起了 清楚的日语：「太太您要到什麽地方呢？」一个人力车夫以为我们是 日本人，就因为这个误会，我们终於安然抵达了姨丈家，正碰着姨丈 要出门接船。原来到上海的邮轮一般都要晚半个小时才到，今天却难 得准时抵达。当天晚上，父亲很晚才回到姨丈家，照例母亲不会问发 生了什麽事，她猜想那位被宪兵带走的男子是个旧识，在船上曾和父 亲打过招呼。我们到达上海不久，通缉令也跟着到达上海，特务正逐 渐开始到台湾人家挨家挨户地搜寻。父亲为了了解局势的发展每天还 是出门。每天早上，我吃过早饭洗过澡之後，父亲便抱着我出门。父 亲不愿我整天纠缠母亲，母亲则认为我和父亲出门可以掩护父亲，谁 会怀疑一个抱着婴孩在街上走的男子是个通缉犯呢？母亲总是这样说 。 在上海二个月藏匿的日子自然少有访客，廖文毅是少有的稀客，对 於父亲和廖文毅之间的激烈争论，是母亲和父亲在一起几年来未曾见 过的。这时，廖文毅已开始在一些同乡之间私下鼓吹台湾应由联合国 托管的主张，当时在上海的台湾同乡虽然因为二二八事件而对国民党 的统治相当失望，但是没有人认为台湾该脱离中国，廖文毅的论调在 同乡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反感。 1947年夏天，我们终於和父亲在上海分手。我们藏匿的地点显然已 暴露，父亲准备到香港去，朋友们认为局势动荡不宜再把家眷带着走 ，刚好有可靠的公费留学生江浓等人要返台探亲，父亲便托他们照顾 ，带我们返台。当时，母亲是非常害怕的，好不容易逃出来又回去会 发生什麽事？以後怎麽生活？局势会有什麽变化？母亲感到前途茫茫 ，就像太平洋一样看不到边，见不到底。但是身为母亲的责任感使她 克服了恐惧、忧伤和绝望。回到台北，吕赫若来接火车，为我们在台 北短暂的停留作安排。母亲了解到在台北找工作不易，很快便带我南 下。这是我们最後见到吕赫若，再得到有关他的讯息时他已死了，据 说是在山上逃亡时遭到毒蛇咬伤而死，这是母亲终身最不能接受的一 件悲剧。他的音乐造诣和文学才华深获父亲和母亲的赏识，他为了练 习中文写作而到《人民导报》来当记者，父亲期待他将成为台湾最伟 大的文学家，他也对父亲承诺，当我满三岁时他便要开始教我钢琴。 然而，残酷的现实终究使得美好的期待和慷慨的承诺落空!! 母亲终於回到她原先任职的高雄医院工作，并把薪水省下来托人带 给在香港的父亲。这时，我也从来福舅妈家辗转到五舅家、四姨家。 随着国府在大陆局势的逆转、迁台，台湾又面临另一波大整肃，各种 令人不安的讯息四起，终於传来消息，和父亲在《人民导报》共事的 前建中校长陈文彬全家逃离台湾了。在他们离台前夕，陈夫人曾二次 秘密造访母亲，希望把我一起带走，他们担心母亲万一不幸遇难我会 变成孤儿，他们希望把我带给父亲，但因为当时局势已不容通讯、通 电话，她两次造访均未遇上母亲。他们走後，不久又传来也是在《人 民导报》共事的宋斐如的夫人被捕而且被枪毙了，据说是因为她协助 陈文彬一家人逃亡的缘故。宋先生在二二八时已遇难，他们有一个和 我同龄的男孩，如今他夫人又遇难，这个孩子会有什麽遭遇，母亲得 到消息又着急又无从打听消息，每每在街上看到一个和我同龄的男孩 她便想「莫非是这个孩子？」（母亲在八八年到大陆时，陈文彬夫人 告知宋家的这个孩子在他母亲遇难後，他在大陆的外祖父来把他带走 了，这是母亲那次大陆之行最感欣慰的事）。 形势正急转直下，这时父亲来信说，他不久将离开香港进入大陆， 他还谈到钢琴和我学音乐的事，父亲的讯息让母亲觉得，虽然局势紧 张，但和平也应该很快来临。这是父亲和我们最後的联系，而战争不 止一次地，爆发又结束，但「和平」和「和解」却迟迟未来临。我们 和父亲在上海的分离终於成了死别。 -- 台湾外劳行动 http://twblog.net/migrants KarlMarxian Carnival http://blog.twblog.net/karlmar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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