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幻九○ 90年代专辑 何春蕤 　(20080918) 读者的大批抗议传真则烧掉了主编台的传真机。她们抗议这篇文章里的女主角外遇就外遇 了，还这麽嚣张的不觉得自己有错，她们威胁主编停掉我的专栏，否则就要退报抗议。 　女性主义社群对於这个口号在媒体上占据版面「篡夺」了反性骚扰运动的主轴是很 不满的。我个人则认为愉悦是知识和力量的来源，女性与愉悦隔绝当然会弱化女性的力量 ，成为骚扰和侵犯的受害者。但是游行後延烧数年的「性高潮」热完全越过了理念，它只 针对女人敢说要性高潮不断做出无数文章，我想这种固着不是没有原因。毕竟，一个概念 能够抓住一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情绪，关键绝不是这个概念，而是已经在冒泡的潜藏能量藉 着这个概念和脉络奔腾出来。「性高潮」不但标出了女人的愉悦能量（而人人都知道那种 高潮的巨大能量和持久力是远超过男人的），更宣告了女人在情慾活动中的主动要求，一 旦这个要求浮现，整个社会的情慾伦理都得重写。我想後来一九九五年台大女生为了要激 起女生自主情慾对话而主动规划在女生宿舍放映Ａ片，之所以後来引发巨大争议恐怕也是 出於这个同样的道理：连最高学府最乖巧的女学生都扬起不怕Ａ片的旗帜了，女性力量还 挡得住吗？当女人决心在情慾上展现她们的不安分时，还有什麽能吓阻她们？ 　一九九四年底「联合晚报」和「自立晚报」在挑选「年度十大风云人物」时同时把 我与李登辉、宋楚瑜、赵少康、陈水扁、马英九、李远哲等人并列，而且标出「打破处女 情结」和「我要性高潮」作为情慾解放论述震撼台湾的例证。这个选择其实并不夸大。从 一九九四年直到一九九六年，台湾几乎每一本以妇女和家庭为取向的通俗杂志都以情慾做 专题，从「台湾妇女性解放？」到「新暧昧时代－好女人已经死亡？」到「好色女人要向 男人夺回情慾主权」到「从性解放谈婚姻生活的品质」到「台湾新女性的心与性」到「台 湾女人立志当坏女人！」到「寻找女性情慾的出口」。温情中庸的「拾穗」杂志连着两个 月推出「成熟的性爱关系」与「快乐分享性爱」专题；党国色彩浓厚的「光华」杂志则制 作了「性解严时代来临？」专题。连文艺取向的「台湾文艺」都以女性主义教母级的施寄 青谐仿冶艳的玛丹娜拍摄封面照片，高亢的宣传「女性的爱与欲──女人不爽」专题。这 些制作并非杂志炒作耸动议题而已，女性情慾解放论述横扫通俗媒体，确实传达了当时女 性挥洒出来的不安分。一位觉得自己很保守的女性业务副理就曾幸幸的对媒体说：「好像 保守的女人全都不见了！」 　由於情慾解放论述原本从女性的主体位置出发，针对的是性别的养成和效应，在台 湾这个异性恋当道的社会氛围中我并没有期望会对同性恋的朋友形成什麽冲击。然而在公 开演讲的场合我却不断遇到零星的同志，他们都听过我的言论，也读了「豪爽女人」，竟 然觉得其中的描述对同志社群很有意义，因为很多同志在情慾上也是经验很少的，充满无 知的恐惧，情慾关系中的协商和伦理也还有待建立。他们直言，情慾文化的匮乏在同志社 群中也是个问题。在後来的十余年中，这类型的对话不断发生，也构成了同志运动和女性 情慾解放论述之间的紧密关系。 　注定是边缘 　高亢的情慾解放论述或许有着高曝光率和耸动性，但是在整体社会或进步圈中却不 见得获得重视。一九九四年我讲完「打破处女情结」以後，以反对立场着称的「自立早报 」记者来访问我，我抓住机会指出当时反对运动太聚焦於公共领域以及政治诉求，这样一 个以统治者立场出发的社会运动就算掌权也不会改变政治领域内外的权力结构，更别提现 存的各种压迫。情慾的表达沟通协商，就像政治立场的表达沟通协商一样，需要自由自在 的社会氛围才能壮大主体，因此情慾解放运动必须构成进步运动的一环。 　事实证明，政党、政运、甚至进步社运都不太敢碰情慾解放的议题，它们要不是认 为情慾议题不重要、不急迫、不值得关注，就是认为情慾解放论述吸引而分散了反对势力 的能量。这样的轻蔑和冷漠令我十分不解。一九九四年秋天在和一位进步杂志记者访谈过 程中我得到了一部份答案。来的记者和社运圈多少有些关连，访谈的内容也不是一般的浅 薄对话，不过在访问最後他突然坦承，校园内的进步学生圈对於女性情慾解放论述有很大 的焦虑，因为原本猛啃马克思理论、投入大量时间精力於社运抗争的学生突然发现，女性 情慾解放运动所预设的先锋队伍竟然是那些在他们眼中不求上进、生活糜烂的豪放女，而 自己坚苦卓绝的禁慾努力竟然在这个新运动里看不到位置，心里十分不平衡。 　我过去比较没有想过革命先锋队的问题。参与声援工运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工 人就是工运的先锋队，声援的知识份子也都知所分寸。进步学生在新兴女性情慾解放论述 中的失落感倒是让我第一次体认到运动之下的阶级问题和慾望暗流，这个认知到了一九九 七年台北公娼被废的议题时就更尖锐的显示出来：遇到污名缠身、争议重重的议题，主流 者总是优先思考如何保障甚至强化自身领导优势的路线，这正是情慾解放论述往往被主流 反对运动撇弃的原因。 　豪放女或许永远不被容许有领导进步运动的可能，但是出轨和性开放的「行为」一 向就在我们周围，而此刻让这些「不安分」引发「不安」、成为媒体焦点的，其实是「论 述」，也就是我引爆公论的那些情慾解放论述。这个觉悟来自另一个事件。 　一九九六年春天，「中国时报」的家庭版编辑邀我用生活故事的手法来写身边的女 性情慾。其中一篇「外遇是一种跷课」平实的描述了一位职业女性与客户临时起意发生关 系，事後只平淡的说： 　「是的，我外遇了，但是，我没有太多的罪恶感……就好像我的一个朋友说的：外 遇就是一种跷课。虽然讲台上的老师是你敬重的，爱慕的，衷心喜欢的，是你每堂课都热 烈听讲，用心记笔记的。可是，今天，窗外的阳光那麽明亮，天那麽蓝，云那麽轻，你就 是坐不住，你心里就是有一种崭新的悸动。那麽，跷一堂课又怎麽样？」 　文章停在这里，读者的大批抗议传真则烧掉了主编台的传真机。她们抗议这篇文章 里的女主角外遇就外遇了，还这麽嚣张的不觉得自己有错，她们威胁主编停掉我的专栏， 否则就要退报抗议。後来主编把专栏由周日移至周五以减轻冲击，并且徵求更多不同观点 的文章作为平衡，结果当然收到一些陈义甚高的说教文章，但是更多的则是各式各样女性 自我陈述她们的外遇和情慾。看来，不安分的绝不只我故事中的上班族女性。过了两星期 ，我的另一篇作品「三温暖的外遇」描述一个女人在三温暖中发现自己对女体的慾望，从 此在和丈夫做爱的过程中靠着幻想的出轨和背叛找回了激情。这一次，总编辑决定腰斩这 个专栏。 　读者的反应让我觉悟了一件事情：她们的不满并不是针对故事中女主角的出轨，反 正外遇已经是当时台湾社会常见的现实。但是在我的描述里，女主角毫无罪恶感和愧疚， 继续过着平实的生活，这个「没有得到报应」的结局是无法接受的。而腰斩我的专栏，就 是要让这些在平凡生活中自在的、不露痕迹的出轨全面销声匿迹，免得让循规蹈矩压抑自 我的人觉得不平衡，也免得带给其他无数默默的女人新的想像和实践。 　原来，一个社会的常规和权力效应就是由这些隐含的善恶赏罚脚本撑起来的，它们 总是积极的限制所有的故事可以怎麽说，可以怎麽结局，任何不一样的描述和愿景都要被 扑杀，不能分享社会空间。这样看来，二零零三年我被保守团体当成全民公敌提出告诉， 原因就在於我从一九九零年代开始就说了许多不同於既存道德逻辑的故事和道理。 　不安之分 　一九九零年代的「不安分」在一些人心中引发了极大的「不安」，不幸的是，这些 不安已经在保守团体的操作下形成了文字狱的大网。相较於「妖言」横行的九零年代，今 日性言论的自由空间几乎荡然无存。 　然而不安分也早已内化成为此刻世界的根本特质。如果说九零年代的不安分是因为 新机会充斥，那麽当前的不安分就是源自安定机会的缺乏（例如没有铁饭碗）。而在一切 都弹性（弹性劳动、弹性公民）的全球脉络中，安分就是等死。新一波的不安分要引领我 们到哪里去呢？（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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