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NCCU_SEED 看板] 作者: phyllis0624 (叫我A哥就对了啦~) 看板: NCCU_SEED 标题: 那年阳光灿烂的续集 铁马影展有放喔~ 时间: Tue Apr 25 15:34:57 2006 希望的丝缕 Threads of hope ◆Canada /2003/51min ◆ 导演：Andrew Johnson 这部片诉说一群智利妇女如何牵手扶持，勇敢挑战皮诺契独裁政权。她们受政权迫害失踪者的姊妹、母亲和妻子。用碎布、缝针以及不顾一切找寻至爱的想望做为武装，他们制作了” arpilleras”，一种色彩鲜艳、手工制作的挂毯，透过集体组织与编织劳动，他们纪录独裁智利政权下的不公和恐惧。 Mather arpilleras show features "Threads of Hope" 夏晓鹃，1998，<希望的拼布─智利妇女的反暴斗争>，中国时报，1998/04/05，人间副刊。 希望的拼布 -- 智利妇女的反暴斗争 夏晓鹃 发表於中国时报 4/5/1998，人间副刊。 第一次见到智利妇女的传统拼布画是在一九九三年的一个清爽夜晚，我们一群研究生围绕着从智利流亡到美国的韦拉教授，享受着拉丁裔教授所特有的教学创意。韦拉教授从他珍藏的皮箱里拿出数幅立体的拼布作品。众人的目光，迅即被画中炫丽的色彩及生动的图案所吸引。然而，我们对这些工艺品的赞叹，也立刻被每一幅拼布画所代表的一椿椿令人悲愤的故事所淹没。透过一支纪录片「希望的丝缕」(Threads of Hope)，我们的心灵与想像飞越了赤道，来到了南半球的智利，进入每一位拼布画作者的故事之中。她们的作品叫做arpillera(粗布)，而她们自称 arpillerista。 「希望的丝缕」诉说着一个关於一群智利妇女反抗暴政的故事。二十多年的战斗中，她们没有枪枝，也没有弹药；她们仅有的武器，是一块块布片、一根根缝衣针、与对父亲、丈夫、儿子和兄弟归来的深切渴望。她们的亲人在智利的军事政权之下被谋杀、刑求、监禁乃至於失踪。二十多年之後，这些妇女还在寻觅，而她们用悲痛所缝制出来的拼布作品，成了见证独裁政权的手工编年史。她们寻找失踪亲人的努力，感动了北美和欧洲的妇女来加入她们争取公义和生存的斗争。 ■痛楚的开端 一九七三年九月十一日，皮诺切所领导的军事政变推翻了阿叶德总统的民选政府。军事政府宣告成立之後，立即解散了国会、关闭了自由新闻媒体，并搁置了一切公民权利。在皮诺切将军的独裁统治之下，智利全国有四万多人被逮捕囚禁，超过两千人消失在智利的监狱、集中营、和刑求中心，再也没有踪影。这些人被称作「失踪者」，因为军方否认他们曾经拘留这些人。 三十九岁的化工厂工人和工会干部，纽顿．默拉勒斯，便是两千多的「失踪者」之一。纽顿於一九七四年八月失踪。他的姊姊纬拉塔，後来成为拼布工作坊的领导者。她回忆当时弟弟被捕的情景说：「就在我母亲面前，我的弟弟在家里被三位秘密警察绑架。其中一位警察轻描淡写地说：我们只是和他谈谈罢了，一会儿就带他回来。」 另一位拼布画作者艾美莉雅是位寡居的退休女佣。她的儿子艾德华於一九七四年六月失踪。艾德华当时是一位十九岁的学生，遇难时和他母亲正待在家里。老母亲激动地指控：「我告诉他们，我是他母亲，你们得告诉我发生了什麽事！他们告诉我不要跟去，否则後果自行负责。不过我还是一直跟着，因为我再也没什麽值得顾虑的了。」她指着家门前，街的一角，彷佛就是昨日，爱儿就此失踪：「这就是卡车所在之处，他们把他丢进车里。我试着要从後面爬上去，当我抓住卡车时，其中一个人打了我，另一个踢了我，我就这麽掉了下来…」 这些工会干部或是学生被逮捕之後，接着面对的是一连串的询问、酷刑、甚至死亡。一具具的屍体被抛弃在街上、河里；有些从直昇机上丢下来、有些则被埋在乱葬岗里。每当一个家人失踪时，整个家庭就开始发狂似地四处寻找。他们到各个拘留所、警察局、监狱、医院，甚至停屍间去搜寻。艾德华的母亲艾美莉雅回忆说：「我去停屍间时有一个人告诉我，如果你要找人，昨天有七具屍体运进来。我激动又绝望，一一翻动每具屍体，试着藉我儿在背上、在肩膀上的疤来认出他。但没有找到。」 「失踪」是一种用来恐吓民众的技俩。恐惧，不只是来自於目睹河中和街角的死人，同时也来自一种无名的瘫痪状态，因为人们不知道自己亲友的下落。他们只知道任何人一旦被捕，都会有同样的下场。 军事政权在首都圣地牙哥市四处设了拘留所，数百人被监禁在国立体育场，有些人被送往监狱，有些被释放了，还有更多人却失踪了，而军方却矢口否认。这些「失踪者」的母亲、妻子、姐妹日复一日地寻找，渴望得知亲人的下落，但从未得到一丝丝的消息。 ■拼贴出我们的希望 在恐怖和混乱中，她们向天主教会求助。为了公开地对抗军事政府，圣地牙哥大主教成立了「团结宣教团」，以协助广大的受难者家属。这个组织设立在主教教堂广场的宗教书店，因为它座落於天主教会的地产上，所以得以免於军事政府的骚扰。「团结宣教团」顿时成为那些由於突然的失业、财务困难、逮捕、失踪和处决而陷入困境的家庭的避难所。之後，医生、社工人员、律师也加入，与宣教团的教士们一起奋斗，试图对抗令人发指的人权侵犯案件。为了支援他们在法庭上的努力，团内的法律部门设立了资料中心，为失踪者编纂了成千上万的档案。「团结宣教团」同时也 提供了办公室与财物支援，让失踪者家属所新成立的团体，能较顺利地进行她们寻找亲人的行动。 透过「团结宣教团」的帮助，一些失踪者的女性家属开始缝制拼布作品。一块块小碎布拼成的图样，描绘皮诺切独裁的真实面目。她们计划将拼布作品送往国外展示和义卖，以此来提高收入及引起国际上对此问题的关注。拼布工作坊的领导者之一纬拉塔回忆工作坊的创设经过说：「我的弟弟纽顿失踪後，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全家必须想办法维持生计。我的母亲有一些珠宝和贵重物品，为了生活我们只好拿去变卖。然而，我们还是极为匮乏。有一天，我们不禁自问：没有钱我们如何能对现况发出抗议？我们连坐公车的钱都没有！因此，产生了作拼布画的想法。」 维尼．赖拉是拼布工作坊现任的主任，也是韦拉教授从年少时代便一起从事社会运动的同志。维尼在智利军事政变後不久便投入了拼布工作坊的工作：「是需求、恐惧和痛苦带领我们建立了作坊，尤其是对做拼布作品的妇女们而言，工作坊是她们的希望。」军政府将这些拼布作品视为颠覆性的宣传，妇女们便将这些作品藏在衣服里面，偷运到「团结宣教团」的办公室，天主教堂便成了拼布作品仓库。 一位拼布画作者回忆说：「最初，拼布作品是用我们自己的洋装和衬衫的布作成的，因为我们没有钱买布。我们将毛衣拆开，用来作镶边和小娃娃。」另一位母亲忆起当时强忍悲痛完成作品的情境，伤心的表示：「要我描绘儿子的被捕是很困难的。我几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完成，因为我的眼泪不断地滴下来，弄脏了作品。」朵拉斯．默拉尼除了是位拼布艺术家外，同时也是位业余诗人。她的儿子米格．皮萨罗於一九七五年被秘密警察逮捕，当时他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农民组织者。「对我而言，拼布作品是来自灵魂的哭喊。不能用言语，只能以其他方式表达。」朵拉斯的 声声呐喊，融入在她如史诗般的张张拼布作品之中。 拉丁美洲承袭了援用公共图像的欧洲传统，而这与智利妇女的针线技艺传统结合起来，不仅仅是产生了新的艺术，更创造出一种新的抗议形式。拼布鲜明、愉悦的色彩，和稍稍天真的外表底下，揭露的是有力而复杂的真实内容。智利的流亡诗人玛裘莉．艾格森认识到这种拼布画的特殊意义，出版了一本介绍拼布工作者的书──「生命的碎片」。诗人认为拼布艺术最动人心弦的面向之一，是它的颜色：它充满了蓝色、黄色、鲜明的太阳；它是一种奇特的织品，因为它表达的是这麽多可怕的悲哀和政治暴力，而它的色彩却是如此明亮；它传达的是希望、重生、和生命的感情。你 在拼布作品看到的生命力，同时也展现在拼布工作坊里面。当你进到工作坊时，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哀悼死者的地方，相反地，却强烈地感受到，这是人们谈论生命的所在。 一九九五年春天，随着韦拉教授，我来到圣地牙哥的拼布工作坊，目睹了一群妇女在谈笑之间共同创造了一幅幅动人的拼布画。她们带着儿孙一同来到工作坊，妇女的谈笑与孩子的嬉闹，完全无法使人联想到她们每个人都正经历着撕裂的痛楚。一位祖母叫喊着孙女，告诫她别弄坏了大家辛苦的作品。韦拉教授连忙问坐在一旁听不懂西班牙文的我：「你知道她的孙女叫什麽名字吗？」我疑惑地摇摇头。教授睁大一双充满感动的眼睛说：「她叫做Liberty!(自由)」祖母骄傲地告诉我：「我虽然不识字，她的名字可是我取的呢！」好奇地问祖母，为何不在家里作拼布，也好就近照 顾家小。她继续手里拼布的工作，神情自然而坚定地说:「只有组织才能让我们感到有力量。」 首批拼布作品只卖了两美元，它们是在清晨两、三点时藉着烛光所缝成的。妇女们把毯子吊起来，遮住窗户和隙缝，因为那时有宵禁。当时有幅拼布作品，就好像在家里藏了一个共产党员般地危险。军方经常突击圣地牙哥的工人社区，任意搜索、逮捕，妇女们将拼布作品藏在被单里，因为被发现拥有一件拼布作品将会导致入狱或是更糟的惩罚。 在军事政变之後，智利掉进了通货膨胀和严重失业的经济梦魇。「团结宣教团」派遣维拉塔和其他的失踪者的女性家属，到圣地牙哥的穷人社区设立拼布工作坊。玛莉亚是首先加入的妇女之一，她挣扎着养活失业的丈夫和三个小孩。这些拼布工作者们一开始先设立了儿童施粥所，因为小孩在家里根本没东西可吃。之後他们再成立拼布工作坊，让这些小孩的母亲有办法来养活他们。这些妇女做的拼布反映了她们在贫民窟的生活：社区施粥所、户外洗衣、在公用砖灶里烤面包、从消防拴取水、从电线杆偷接线路… 妇女离开家庭为自己做事，从缝制拼布作品得到一点点工资。这些经验给了她们力量，她们可以离开丈夫、小孩和简陋的房子，走到街上、和其他地方，这些感觉给了她们自由。更重要的是，这些来自不同社会政治经济背景的妇女，能够聚集在一起。妇女非常有创造力，她们创造了另一种政治──一种互相关爱的政治。 ■跨国姐妹情谊 自从八十多个拼布工作坊在贫民窟成立以来，拼布作品的数量惊人的增加起来。然而，如果这些作品不能被外界看到并购买，她们的努力都将白费，因此必须想办法将这些拼布作品从智利偷渡出去。工作坊主任维尼回忆说：「我们努力要将这些作品运出智利，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很多时候我们必须把它们藏起来，才能送到国外，交给那些想要购买的朋友。我们常常必须捏造故事过关，因为海关会查禁拼布作品。」而在海外挑起销售拼布作品责任的人们之一，是住在多伦多的荷裔加拿大人梅莉可．奥德基。在军事独裁之下，即使是外国人都有随时被捕的危险。梅莉可不顾这 些危险，来到智利，直接和「团结宣教团」接洽。她和家人接了不少恐吓电话，有一次她和先生甚至以为智利警察绑架了她十六岁的儿子。还有一次他们打电话给她的先生，骗他说她被逮捕了。梅莉可回到加拿大，即着手销售拼布作品，以将讯息传播开来。她开始筹划一系列的展览，与加拿大的大学、教会、YWCA(基督教女青年会)等组织联系合作，得到相当大的注目。拼布作品的义卖销路非常的好，而透过许多深刻的报导，让人们从这些作品了解了更多，而非纯粹地将拼布画当作是有拉丁美洲异国情调的工艺商品。 这些拼布作品抓住了西方世界的心：在加拿大，圣公会和联合教会帮忙组织了义卖；纽芬兰的护士们也帮着拍卖，许多妇女团体，像卑诗省「妇女之声」也举办展览，募得数千元给在智利的妇女。这些初步接触引来了更大量的协助，例如加拿大发展机构CUSO，便提供经费，协助智利拼布画合作社的设立。除了提供拼布和陶瓷工作坊的场地之外，合作社还提供扫盲、医疗保健和小企业经营等课程。拼布作品变成了送往世界各地的布织明信片，它们传达的意象大大地提高了各国人民对智利局势的关注，也因此给了独裁政权极大的政治压力。国际特赦组织不但对智利军事政府对人 权的侵犯作了年度报导，同时也将拼布作品放到年历上，把它带到全世界各地的家庭里。 早期的拼布作品在背面都有一个密封的小口袋，创作的妇女们在里面放一封信，希望藉着作品，让全世界知道她们为什麽做这些拼布画。有一些作品的信箴写着「我们像动物一样被毒打」，另一些说「我们要和平」、「我们要找到我们的爱人」…。对於在其它国家购买拼布作品的人来说，在这些作品的背後发现这些信是非常感人又强烈的经验，因为这好像是在缝制这件作品的妇女和收到的人之间，发现了一个特别而亲密的秘密。 ■街头抗争 这群妇女除了透过拼布工作让她们得到心灵及物质依靠外，也在了解她们寻找亲人无望时，开始走上街头。她们对独裁统治采取了一次次的反抗行动，她们的无畏精神极为惊人并鼓舞人心。她们深知，暴政获胜的最佳方法是让人沈默，而这些妇女拒绝沈默。她们在监狱门上贴着大字报「他们在这里刑求」、把失踪亲人的相片挂在胸前，在街上游行抗议。军事政权刚开始虽不认为这些柔弱妇女会对他们的权力产生任何威胁，但仍然对她们进行骚扰、殴打，甚至逮捕。一位妇女提到被捕的经验时，仍心有余悸：「我们到警察局被询问时，警方问我们的姓名、别名，并为我们每个 人做了档案。但最恐怖的是当其中一位警察说：『我们最严重的错误是没把你们也全杀光了！』」 「恐惧」对这群智利妇女而言，都已过去了：「我渐渐失去了我的恐惧。恐惧一样可以被征服，而我终於征服了自己的恐惧！」一九七五年圣诞节前夕，艾美莉雅赶到一场皮诺切为一条新街命名所举行的仪式。当皮诺切出现时，她大叫: 「将军，给我一个小小的圣诞礼物！告诉我你把我的孩子弄到哪里去了！」两旁的军警立刻将她逮捕。 这些妇女走上街头，以母亲的身份抗议国家夺走了她们的孩子。旧美洲一直把女性定义成母亲，而现在这些女性要来告诉政府，「正因为我是母亲，而你们夺走了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要上街去抗议、要回我们的孩子。」她们是母亲，但是军政府说她们是"颠覆性"的坏母亲。 当群众了解到独裁政权实施酷刑的广泛程度时，抗议加剧了。酷刑的手段包括了殴打、电击、火烧、水淹、强暴和肢解。在圣地牙哥几乎处处可见拘留所，即使在看来宁静的中产阶级社区里，也存在着残暴的刑求所。朵拉斯的儿子便听说是被关在一个中产阶级社区里的一家「舞厅」。他们将音乐放得很大声，让附近居民以为那是一间舞厅。可是屋里的地下室里，他们正在刑求犯人。朵拉斯的儿子稍後被移送到圣地牙哥近郊一个高墙围起的庄园，此後音讯全无。艾美莉雅也想进去这个庄园寻找她的儿子，但附近居民劝她不要这麽做。「他们在深夜里刑求很多人，你可以听见呻 吟的声音，好像在号叫妈妈呀，所以还是不要进去吧！」居民好心地劝阻。「我一定要进去，因为他们把我儿子关在里面！」艾美莉雅坚定地回答。沈重的大门开了，里面的人却说没人居留在此，这里只是一个医学中心。 所爱的人年复一年地不见踪影，失踪者的女性家属们寻找亲人的行动益愈迫切。在国际的支持之下，也导致了更大胆的行动：妇女们把自己用锁链锁在旧国会大厦前，她们戴着链子前去并将自己锁上，这些锁链是没办法打开的。她们双脚发抖，因为不知会发生什麽事，但仍相互鼓励不要害怕。「许多人向我们的勇气致意，但有些人则侮辱我们，问我们：『莫斯科给了你们多少钱？』」一位妇女略带愤怒与感慨地说。警察不知道要如何打开锁链，他们问示威的妇女钥匙在哪儿。「已经丢到河里去了」、「我把它留在家里了」。艾美莉雅生动地描述当时与警察对阵的情景：「他 们抓起链子，问我说『这是什麽啊？』我说『是我家狗的链子』。『你为什麽戴着狗链？』我告诉他们『这是我的贞操带！』」 ■直到我们找出真相 游行後被捕，被拘留了整个下午。艾美莉雅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她的女儿们非常哀伤而害怕，抱住她说：「妈妈，反抗是好的，但是我们再也反抗不下去了。」她们问：「你还要持续多久啊？」艾美莉雅说：「直到我们找出真相。」 艾美莉雅仍继续在无尽的悲伤中挣扎，每一年，在儿子失踪周年纪念日，她和许多失踪着的母亲一起去参加公开追思。在追思会上，她们唱着： 你不在时，我会种上玫瑰花 你不在时，我会种上玫瑰花 耐心照顾 直到我能摘下 你爱的玫瑰 当我见你回来 给我你的手，玛莉亚 挽着我的臂，罗沙拉斯 给我你的手，玛莉亚 挽着我的臂，罗沙拉斯 让我们坚信… 二十多年的寻觅、痛苦与不确定，在这些妇女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对她们来说，最可怕的是那不确定的感觉，这种不确定比他们告诉你「是的，他死了」还更令人痛苦。「你不知如何哀伤，因为你不知道他到底是死是活。你没有地方可以去哭泣，你没有一个确切的时空，可以让你去怀念、去陪伴逝去的人。」艾美莉雅锥心泣血地说。 独裁者所掠夺的，不仅仅是这些妇女的「失踪」的亲人，他更摧毁了整个家庭。朵拉斯的先生禁不住长年的抗争，劝她放弃无尽地找寻：「米格，他已经死了，他是个幽灵儿子。在这里你其他的孩子们需要你，我也需要你啊！」丈夫苦苦哀求，朵拉斯虽於心不忍，仍旧继续寻找断了音讯的儿子。 对失踪者的女性家属和贫民窟的妇女而言，缝制拼布画是种脱胎换骨似的经验。当她们缝制拼布作品时，她们也在重建她们被撕裂成碎片的生活。透过一幅幅作品，她们相互疗伤止痛、重生力量。透过这些作品，这些妇女可以大声说出她们心中无法言喻的痛苦。拼布工作坊不但提供妇女收入，而且彻底地改变了她们的生活。一如所有的父权社会，智利和拉丁美洲的男人是很男性沙文的，他们不希望女人成天抛头露面。一位工作坊的妇女说：「我赢了一点，但是他还是不明白，我不再是他以前一直想拥有、爱怜的、没有自我的小女人。拼布作品真令我着迷，我常常对自己说： 『多漂亮啊！多漂亮啊！』但是如果他说：『把那些废物丢到垃圾桶！』我就会很难过，但是我还是忍着，我没时间在每件事上都跟他斗。」在一场场的政治斗争之中，这些过去的家庭主妇，同时也培养了坚定的女性意识：「他们常常批评我，我都保持沈默。但是後来受不了，我渐渐倔强了起来。你惊觉不必在别人面前羞辱自己，叫自己闭嘴。」 智利妇女的拼布作品，现在正激发着秘鲁和南非等其他国家的妇女，她们也着手缝制她们自己的拼布挂毯。加拿大发展机构CUSO曾邀请智利拼布工作者前去加拿大，为妇女团体和原住民社区开班教授拼布作品的缝制；工作坊主任维尼也经常受邀到各国的基层妇女团体，分享她们在智利的组织工作经验。这些小小的拼布作品竟然旅行到了世界各地，成了联结各国基层妇女的媒介。拼布作品显示了平凡的人们，在骇人的困境之下如何自处，如何凭藉着她们集体的行动和勇气，成为不平凡的人。 ■何时与我共舞？ 除了拼布画之外，智利「失踪者」的女性家属还找到了其它的管道，来揭示她们的创造力和愤怒。在一九八零年代，她们成立了一个乐团，取材自智利的民间传统。成立者葛蕾特．特瑞斯, 是失踪者卢普度．特瑞斯的姊姊。乐团表演的核心是一种将智利的传统舞蹈─Cueca，赋与新的艺术形式与抗争意义的舞蹈。 Cueca传统上是由一男一女表演，这个乐团想到藉由一位女士独舞Cueca，来告诉世人，这群妇女失去了她们的伴侣。随着轻快的传统智利音乐，妇女手持白色手绢，踩着和传统Cueca一样的舞步，与思念中的幽灵伴侣共舞。在独舞Cueca的感动之下，洛．史都华写下「她们独自起舞」，献给这群坚毅的女性： 我已经失去我的最爱 我的生活曾经是喜悦的 现在我不断问自己 他们把你弄到那里去了 没人回答 你也不来 我不断问自己 他们把你弄到那里去了 而你也不来到我身边 犹记得一九九三在韦拉教授的课堂里，即使平日最爱炫耀从不落泪的同学，也随着影片中妇女的独舞，沾湿了眼眶。韦拉教授说：「我亲身经历过这个乐团的震撼，在座无虚席的大礼堂中，没有一个人的眼睛是乾的。」 ■人类的苦痛应止於此 虽然国际上的支持有所助益，但这些妇女寻求失踪亲人的希望却日益渺茫，她们的寻觅，日益困难。朵拉斯的丈夫和孩子都离开了智利这伤心地，只留下她独居。面对空荡荡的屋子，朵拉斯不禁要问自己：「如果我的孩子不在身边，这些东西有什麽用！」朵拉斯愤怒地控诉：「他们夺走了我的一切。他们夺走了我认识自己孙子的机会，我没机会抱抱他们，摇他们入睡；也没机会在我女儿怀孕分娩时陪着她；我无法和我生病的丈夫在一起，也无法在我儿子被刑求时为他哭泣、为他疗伤，甚至无法在他们杀了他之後伏在他身上哭泣！」 朵拉斯和其他的妇女仍继续寻觅… 经过多年的努力，许多乱葬岗在八十年代陆续被发现，还有许多继续被发掘出来。乱葬岗里塞满了「失踪者」的屍体，军方所一直否认的谋杀，再也无法躲过确凿证据的指控。 另一个等着被解开的谜题，是圣地牙哥公墓里无主坟中的屍骨。这个无主坟被称为29号台地，它们只被标示着：NN─无名氏。对於这群失踪者的女性家属而言，29号台地是很特别的，因为在这里，有很多1973年以来失踪的人。她们想着：「『无名氏』有可能是我的儿子，也有可能是朋友的儿子。」她们经常带鲜花来到坟前，虽然她们并不知道是谁的坟墓，但它是个重要象徵，藉着到无主坟前献花，这群妇女得到暂时的心灵慰藉。 妇女的拼布作品所产生的国际义愤，相当程度地改善了智利的政治气候。皮诺切在1988输了公民投票之後，智利举行了总统选举，而他亲手挑选的候选人被击败了，但皮诺切仍牢牢地掌握着军队，一个紧张的民主转型就此展开。艾尔文总统就任後成立了一个「国家真相与和解委员会」，以调查失踪的案件。在报告书中，详列了至少两千多名「失踪者」，并宣告他们死亡。但是他们并没有指出谋杀者，也不打算对谋杀者采取任何行动。相反地，政府要求受难家属原谅军方在独裁期间的行为，而许多智利人的确也急切地想忘掉过去，他们不希望搅乱了政府和军方之间的权力平衡 。 但失踪者的女性家属并不满意。对她们来说，问题依旧难忘：「他怎麽了？他在哪里？他是否还活着？」她们心里其实明白，经历过那些酷刑後，很难有人能耐得住折磨，他们「失踪」的亲人应是凶多吉少。但心里的另一个声音不断响起：「他可能还活着，他可能躲在深山里，等着我去救他！」一个证人曾经告诉艾美莉雅，说有人看见她的儿子情况垂危。根据一个狱友所说，他已经濒临死亡。她的儿子告诉这位狱友：「我快死了…他们用一个下水道铁盖碾碎了我的肚子。」即使儿子只有一分生存希望，艾美莉雅还是会抓住那渺茫的一分。「我希望他们能把他还给我，不管他 已经是碎片或是屍体。让我好好埋葬他，这是支持我活下去的力量。」失去的亲人就像她们心头的一块肉，少了那块肉，永远无法好好生活。艾美莉雅说：「只要我活着，即使是要迈入棺材的刹那，我都不会原谅他们，因为我到死都不能知道我儿子到底怎麽了。」 对於这些妇女而言，最重要的是找到亲人，然後公义才得以彰显，让有罪的得到惩罚。她们不是为了报复，她们也不想要报复，而是为了让这种事不再发生。她们坚信，如果没有记忆，一个国家就没有灵魂，要牢记着军队和民众曾经有过的对抗，以免历史重演。她们要更进一步，藉着历史的记忆，创造历史：「如果我所说的能有什麽作用，就是给人们力量和希望，让人们了解到人与人间应有的关系，世界上没有人应该受苦。无论是在智利、南美或南非，人类的苦难和生命应该受到尊重。」 「希望的丝缕」的影带接近尾声，而我的心情仍旧澎湃。随着片尾的歌曲，想起了几年前的午後，在圣地牙哥工作坊遇见的Arpillertas，也思索着，她们的勇气与毅力，能否带给我们一些指引… 「我问 我永不厌倦於探索 他们怎麽了？ 他们有一天会回来吗？ 我在家里等着 在家里的餐桌旁 以微弱的心 我永远追问 他们有一天会回来吗？ 死、生都一样 他们下令、他们喜欢下令 我不下令、我也不乞求 我只要求真相 我会在天上、在人间寻觅 绝不厌倦 终此一生 我会一直寻觅 终此一生 我要知道 他们在哪里？」 (附记：世新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主办的「亚太妇女的呐喊」於一九九八年四月五日至十二日举行，透过纪录片、座谈会、基层妇女工艺品，以及组织工作坊，一方面介绍来自菲律宾、智利等第三世界妇女处境及妇女运动之经验，并反省台湾基层妇女处境及妇女组织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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