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EdwardTsai (小辉)》之铭言： : : : 　　我这麽说并不是在暗示两种文化的研究方式各有所长，而是 : 试着阐述中国学者的史法何以导致如今中国史的着作常常流於制 : 式化或细碎化，即便不是思想文化史的写作亦是如此。以我自己 : 的买书心态，其实中国史常把我逼入一种绝境，即我常为了「充 : 实知识」才买中国史，而较少为了「求知」动机。举个例子，当 : 你对「正义到底存不存在」产生关怀时，你是会去买一本「规训 : 与惩罚」，还是「中国法制史」？答案想必很明显的，难道我们非 : 说这是「学术文化特色」不同吗？ : 关於「正义到底存不存在」要看规训於惩罚或是中国法制史， 义淞同学已做了很好的回应，我也无须赘述。 在这里学生想回应蔡教授在下篇提到的另一个问题，「你从书 名不一定能判别是不是西洋史作品，但中国史的书本一定一下就 能认出──此即说明中国史研究的狭隘性」。学生认为我们要厘清主标跟 副标的关系。「争财竞产」，教授觉得这是本中国史还外国史的书？ 他的副标题是：唐代的家产与法律。如果没有副标，学生不知道这本书在讲什麽， 无法在查阅图书馆网页时就了解这是不是我要的书。这，难道不是一种优点？ 如果我们撇去副标不谈，在此论述的书都没有副标题。请问教授，在没经过周老师 解释前，你看到「宫廷文化」会认为这是本外国史还中国史的书？ 事实上，我举的这两个例子都很烂，因为学生才疏学浅，这是我一时间仅能想到的例子。 我主要想说明，教授的这段论述很容易找到例子来反驳。纵使情况真如教授所云， 中国史的书名容易一眼判断，西洋史则不然，这样就能证明中国史研究的狭隘性， 二者之间有何相关？还请教授说明。 谈到书名，学生认为还有一点要讨论，即外国史书名的翻译问题。 当你在翻译时，某种程度上译文会与译者/读者的文化生活圈产生纠结， 而与原意有所出入。同样都是由中文呈现的符号，背後一定函涉中华文化的种种面向， 在此情况下，我们由书名来看书进而推衍论述该文化历史的研究，是否完全正确？ 　中国史的部分我基本已经说完了，大致而言就是虽然聪明厉害的人 很多，但有深刻关怀的学者并不多，而虽然我们的研究传统有其特 色和优势（如较看重史料），但却错把这个尚未提升的层次当作 中国史学的理想跟骄傲之处。常觉得史家的关怀应该是全人类， 中国学者却总是非常谦虚地只让自己成为学院派，而不敢论述超 越民族、文化、单一地区范畴等的人文课题。 关於这段结论，学生是认同的。 : 　　反之西洋史研究则「较」不容易如此，并非因为如前所述是 : 洋人史法作风，而是西洋史本身的特质。中国文化即便如今论述 : 成东亚文化，仍然带有「某种民族」的地区性特质（否则韩国何 : 以一直跟中国抢文化锋头？）；阅读西洋史却不如此，发端於希 : 罗，扩张欧亚非，杂合超越性信仰，直至理性拾回、天人与自由 : 等普世性关怀成为少数菁英的使命、迈入民族国家纪元等等，都 : 表明西洋史发展本身便具有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的性质，而 : ^^^^^^^^^^^^^^^^^^^^^^^^^^^^^^^^^^^^^^^^^^^^^^^^^^^^^^^^^ 如果今天世界的龙头不是欧美等国而是中国或日本，那麽你这句话 就会写成：发源於中国的儒家礼教与法典，传播至日本朝鲜，形成中华 文化圈........东北亚史的发展本身便具有世界史的性质。 不只是单单欧洲蛮族学穿衣服和交往的过程而已。研究西洋史者 : 似乎「较容易（或愿意）」认知全人类为历史关怀的对象（反之有 : 此认知者也较会去研究西洋史），好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人，是个 : 社会主义者的机会远大於法国爱国主义者；研究启蒙运动的人， : 是个自由主义者的机会远大於欧洲中心论者。这些特点即能说明 : 西洋史所带来的历史课题有相当程度的深刻性与沉重性，虽然这 : 并不暗示研究西洋史的人都会走上这条路。以「学术研究」而言， : 中国史和西洋史研究做的或许是一样的事，但是一个人做不做得 : 到某件事，不代表那件事的重要性会因为这个人而提高或减低。 蔡教授，你的字眼想不战都难！ -- 战争太重要了 所以不该让将军去打仗 历史太重要了 所以政客不会让历史学家教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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