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文，最後了....） 　　我们在学校应该颇常见到一种现象，就是教台湾史的老师多 半很不怕别人知道自己的政治立场；教中国史的老师次之，有的 有有的没有；教西洋史的老师则更不容易让人察觉到他的民族立 场、政治立场等区别异己的意识。这不是老师性格的问题，因为 各种研究都有各种兴趣的投入；我说的是这些科目本身就有关怀 课题的层次差异。好比说谈起民族主义，这三个领域都能侃侃而 谈，但哪个领域所提供的知识能最超越地域特殊性和文化相异 性？你看到的一定是教台湾史的会说有台湾民族主义，教中国史 的则说中国民族主义（假设两个老师都教很好，则教中国史的一 定讲得比教台湾史得好），而「共向面」的批判却很难出现，通常 是教西洋史的老师在谈。（我不是谈个别老师的问题，而是谈一个 现象） 　　有人说这个例子根本是天生不公平，因为「民族主义」的观 念本就是西方引进的，套在中国史的脉络上一定出现谬误，何不 聊聊朝贡体系？那我要说，这正好说明朝贡体系这类的论述来自 一个文化的殊向，其价值作为对照、批判等功能，都胜过作为普 世性问题来思考。当我看到台北变成台湾的政经社文中心时，我 会跟外国朋友说，这来自中国人「天下观」的内聚性，「核心与边 陲」的文化观念到现在都还看的见。但是这并不能说明台北这个 城市变成如今这副模样到底是「好或不好」？因为它就是这样嘛！ 文化告诉你的不就是「尊重观点」？但如果是像民族主义、自由 主义、革命等等「西洋史」衍伸出来的课题，你却很容易知道要 批判取舍，例如你会说民族主义很愚蠢、民族主义是必要的、xx 国还没出现民族主义浪潮、xx文化没有民族主义的脉络等等；但 你会说天下观很愚蠢、天下观是必要的、或「至今日本还没出现 天下观浪潮」等话吗？这些都说明文化与文明的课题研究层次有 其根本性的不同，而且中西史学领域的不同也将使两方学者有意 识地面对不同程度的问题。 　　我一定要再次强调，我不是说做西洋史研究的人一定比较高 干或比较客观，事实上西洋史研究要做成文化层次也是可以的─ ─而且也很多。反之中国史研究要超越文化、进入到文明层次的 批判，却比较容易遭遇到挫折，因为一旦如此就得面对我们几千 年的历史发展，却没有把一个民族带出两千年前思想家就遇到的 困境。弄到现在的局面是，像梁漱溟敢写《中国文化「要义」》的 人已经几乎快没了；钱穆的《国史大纲》到现在还是以一家之言 独霸一方，但是我不知道已经在他多少本书里翻到一个老者对一 个文化快被消灭的民族的沉痛呼喊；许倬云的《万古江河》似乎 是要拾起这个艰钜的任务，他想站在「中国史是人类的共同经验」 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最後却还是说：「长期独霸的西方文化，在 走向全球化的今日必须有『他者』提供不同的思想与行为，以匡 救其数百年淀积的缺陷。」…到底站在全人类面前，中国史研究 者该怎麽定位自己？ 　　最後我要说，这篇文章不是在嘲笑考史学者的深度，也不是 在嘲笑中国文化的价值，更不是在推广某个特殊文化领域的研 究。我谓中国史研究只在考史层次，不是说研究中国史的学者都 去考史了，而是他们做的事情最多是文化关怀，却不太想面对「全 人类」。因此，他们把科学史学当成目的，却不知这只是史家的基 础工作；他们把文化价值转变为自我认同，而非自我批判；他们 把史学当成不同种类或不同领域的工作，而非普世问题的知识泉 源。同样的问题在西洋史领域一定也有，但是从书柜上就能发现 「还好」，你总是能找到考史层次的作品，也能找到论史层次的作 品；更令人惊讶的是，西方学者的历史着作什麽领域都有，什麽 问题都敢谈（或想谈）。 　　我所谓论史的层次，是指那些解决广泛知识问题或普世性课 题的作品，而不只是专门领域的历史诠释工作；至於作者能不能 解决那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人的能力有限。然而，在中国史的 论着中，这种作品少之又少，多半是西洋史研究占了八九成，不 然就是那些中国史的作品常是西方学者写的（有趣的是，你从书 名不一定能判别是不是西洋史作品，但中国史的书本一定一下就 能认出──此即说明中国史研究的狭隘性）。如果说我作为一个中 国人、长期接触中国文化多过西方文化、研究生身分、住在台北、 享有中英两种语言能力和电脑浏览能力，都还不够资格说这种 话，那就更证明那些论史的事情都是跟我们不熟的人在做的。我 的文章并不是在说某些少数人，前言已经说了是以逛图书馆和书 店的经验，对近人研究的粗略认识。我相信某些「少数人」一定 正默默地作那些了不起的事，而事实上我们期待的也是那些人。 有人说一切历史说到最後都是世界史，这不是在说所有的历史都 一样重要，难道历史学是繁星计画吗？这应该是一种普世关怀， 特别是中西文明的长期发展与对照更能促进这种理想。然而，有 「世界史」关怀的「中国史」学者多吗？ 　　考史者绝对对历史学有贡献，像李泽厚就觉得先秦思想的研 究仍然必须依赖偏重考证的史家。何炳棣也说，最根本的问题在 於平素多维平衡思考的习惯，可见考史者和论史者所具备的工夫 是一样的，但我说的问题是治史目的，而非治史原则。治史目的 一定是人文追求，理由很简单，我们研究「人」而不是「机器」， 我们注重「知不知道」而非「能不能动」；换言之，「科学」史学 本身就有逻辑上的毛病，当不必多谈。如果你说，这件事都没做 好如何去做下一件事？那当有一个人说他已经做好了这件事而要 去做下一件事，你何苦阻止他或嘲笑他？好比一个学生拿到课本 不翻台湾史先翻西洋史，你何苦骂他身为台湾人不知台湾事，念 什麽外国史？如果他的格局已经超越做个台湾人了呢？於此，事 有轻重的道理，怎会因为职业或专业领域不同而有差异？认同考 史者何苦将视其为「次要」者皆打成视其为「不重要」？虽然不 画龙身，龙睛从何点起；但难道意味史家的工作是一辈子画龙吗？ 　　余英时曾以孔子的「天地之性人为贵」说明中国的「人权」 观念，因奴隶作为一种制度，从来没有被儒家接受为合法。他在 这个历史脉络中找到了心得，就是中国的「道」是我们脱离西方 词汇、从中国文化上谈「所谓」基本价值的路径。这是一个思想 史家累积很多的中西知识心得，试图从中国史上论述「文明」的 努力，无论他是不是借力使力；然而，那只是一篇讲词，而不是 书名。如果说因此而说中国史比西洋史难，那也是错误的，因为 那并非难在更高价值的批判，而在中国「人文」的重建或拯救实 在是浩大工程──因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病入膏肓了，而现在又 是个价值多元且混乱的时代。 　　到底是盖梯子难还是爬梯子难呢？或许都很难吧。但看到不 同文化和时空的人思考着共同的问题，那种喜悦一定是所有史家 共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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