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续前文，虽然义淞已经先回了，不过我还是把後半段po上） 　　外国人（此指西方人）写中国史则不然。我不敢说自己看过 多少外国人的论着，但是我所见到的以制度史或考证类的书籍较 少，而以文化、思想、社会经济等类的书籍较多。外国人写中国 史有一定困难度，其中最大隔阂应来自汉字、天下观等直接展现 的文化差异，实无法强求；但其为书本所下的标题和书中论证方 式，较之中国学者所写的书，却显得较为生气跃动、问题意识「深 刻」。本文无须列举任何特定书名，事实上国外学者的书名常有 「xxx的起源」、「转变的xxx」、「分裂的xxx」等等特色，相信有 识者皆能认同。这种知识的探讨模式跟中国学者有很大差异，西 方学者似乎倾向从本质面来研究历史，对他们而言，存在虽然先 於本质，但所有问题最後还是要回到本质面。 这种知识论在中国学界并不容易看见，中国学者的研究也另以问 题意识清楚、就事论事而自豪，但正因此而短於没有够大的宇宙 关怀，让他们所关注的问题深刻化、进入人文层次。我不知道能 不能大胆地说，或许这就是中国学者「少有」思想史或文化史作 品的原因？我并非意指这类作品没有中国学者写，因重点不在那 些书是哪国人写的，而是写出来的模样会有什麽差别？显然，中 国学者所写的思想史或文化史仍然很容易变成纪录细碎知识、引 史料论述等等局面；反之，西方学者的写法看似较为散乱，时而 夹叙夹议、时而凑上图片注解，但整体所要传达的「观念」却不 断试图跟特定的书名呼应（或对话），不会只是把书名装上「文化 史」或「思想史」的尾巴後，却忘记告诉读者从历史上看整个文 化和思想，什麽是真正重大的问题意识？ 　　我这麽说并不是在暗示两种文化的研究方式各有所长，而是 试着阐述中国学者的史法何以导致如今中国史的着作常常流於制 式化或细碎化，即便不是思想文化史的写作亦是如此。以我自己 的买书心态，其实中国史常把我逼入一种绝境，即我常为了「充 实知识」才买中国史，而较少为了「求知」动机。举个例子，当 你对「正义到底存不存在」产生关怀时，你是会去买一本「规训 与惩罚」，还是「中国法制史」？答案想必很明显的，难道我们非 说这是「学术文化特色」不同吗？ 　　第二点要说明的是为何「我觉得」西洋史比中国史难。我要 先说的是，「我觉得」只要是历史研究都很难，因为任何从历史出 发去思考的问题，一定只会把问题复杂化、深刻化、然後精确化。 思考当代问题或许有可能忽略历史，但思考历史问题大概不太可 能忽略当代现象，因为随时都要做观念重整。而中国史和西洋史 对我们而言，同属知识资源，何以後者较为困难？由於大家都有 自己的兴趣，所以我仅就考史与论史的层次来说这件事；况且， 我也不是为了证明西洋史比较难才念西洋史的。中国史的部分我 基本已经说完了，大致而言就是虽然聪明厉害的人很多，但有深 刻关怀的学者并不多，而虽然我们的研究传统有其特色和优势（如 较看重史料），但却错把这个尚未提升的层次当作中国史学的理想 跟骄傲之处。常觉得史家的关怀应该是全人类，中国学者却总是 非常谦虚地只让自己成为学院派，而不敢论述超越民族、文化、 单一地区范畴等的人文课题。 　　反之西洋史研究则「较」不容易如此，并非因为如前所述是 洋人史法作风，而是西洋史本身的特质。中国文化即便如今论述 成东亚文化，仍然带有「某种民族」的地区性特质（否则韩国何 以一直跟中国抢文化锋头？）；阅读西洋史却不如此，发端於希 罗，扩张欧亚非，杂合超越性信仰，直至理性拾回、天人与自由 等普世性关怀成为少数菁英的使命、迈入民族国家纪元等等，都 表明西洋史发展本身便具有世界史（universal history）的性质，而 不只是单单欧洲蛮族学穿衣服和交往的过程而已。研究西洋史者 似乎「较容易（或愿意）」认知全人类为历史关怀的对象（反之有 此认知者也较会去研究西洋史），好比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人，是个 社会主义者的机会远大於法国爱国主义者；研究启蒙运动的人， 是个自由主义者的机会远大於欧洲中心论者。这些特点即能说明 西洋史所带来的历史课题有相当程度的深刻性与沉重性，虽然这 并不暗示研究西洋史的人都会走上这条路。以「学术研究」而言， 中国史和西洋史研究做的或许是一样的事，但是一个人做不做得 到某件事，不代表那件事的重要性会因为这个人而提高或减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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