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地把我的爱人Said介绍给大家， 还有吴安哲不要再说我是因为他的外貌才爱上他的。-__-" （虽然他恰巧长得还真的颇帅！我觉得有像李察吉尔。） 天可为证，我完全是着迷於Said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思想和风范哪。 除外，《当代》萨依德专辑中的 〈代表／再现知识份子——萨依德之个案研究〉一文，同样是单德兴所写， 此篇文章对於Said的知识分子观有很清晰的简介，很推荐大家看喔！:) ---- 对话．交流．反思 萨依德谈论萨依德（上）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feb/15/life/article-1.htm 对话．交流．反思 萨依德谈论萨依德（下） 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5/new/feb/16/life/article-1.htm 2005.2.15-16自由副刊 对话．交流．反思 萨依德谈论萨依德 ◎单德兴 以<东方主义>等着作奠定後殖民论述历史地位的萨依德，曾为近年来备受瞩目、具公共知 识分子形象的重要批评家。本文作者单德兴对萨依德其人其作有精锐探索，且多次亲身访 谈，文中不惟追述这位於二○○三年离世的文化大师的生平事略，更针对「访谈」、「翻 译」等议题提出别有意见的独到剖析。 —— 编按 　我经常发现访谈中有趣的便是，我学习到以往从未思考过的事情。举例来说，在你的访 谈中所问的一些问题……刺激我去思考以往没有思考过的观念，促使我去发表意见并学习 ，对於这一点我很感激。……像你这样具有挑战性的、知性的访谈，对我而言是个学习的 经验，让我厘清自己一些观念，并发展一些新观念。 　──1997年8月18日，萨依德於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单德兴访问 　萨依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於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一日出生在三大一神教（ 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发源地的耶路撒冷。身世传奇的父亲是中东着名的文具商， 精明强悍，母亲则雅好文学与艺术。身为独子的萨依德（下有四个妹妹）接受双亲的严格 调教，先後被送到开罗的吉西拉预备学校、美国子弟学校、维多利亚学院，与其他精英子 弟一起接受殖民式教育。一九四八年五月以色列建国，中东情势益发不稳，後来又因他反 抗殖民学校校规而被退学，父母便於一九五一年送他到美国出名的寄宿学校赫蒙山学校就 读，尔後陆续获得长春藤大学的学位（普林斯顿大学学士,1957、哈佛大学硕士,1960、哈 佛大学博士,1964），并自一九六三年起於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凡四十年。 　在学术上，萨依德是着作等身、迭有创见的杰出学者，集学术研究与政治关怀於一身， 在人文科学的领域中产生了典范转移（paradigm shift）的效应，公认是後殖民论述的重 要奠基者。在公共领域上，他是美国当代少数深具批判意识的着名公共知识分子，也是巴 勒斯坦、甚至中东在西方的主要代言人，每当巴勒斯坦或中东发生重大事件，西方媒体和 大众都亟欲知道他的看法，俨然成为中东局势与政策的意见领袖，也有「巴勒斯坦之音」 的称号。萨依德不但关心知识分子的议题，而且积极结合学术研究与政治关怀，付诸具体 行动，数十年如一日。他在一九九一年健康检查时发现罹患慢性淋巴性白血病（俗称「血 癌」），并自一九九四年起屡屡进出医院，接受各种治疗。 即使恶疾缠身，他依然秉持坚强的意志，不断着述、教学、演讲、访谈、旅行，不仅时 有新作问世，而且题材之广、见解之深、关怀之殷，着实令人感佩。近年来他与犹太裔着 名音乐家巴伦波因（Daniel Barenboim, 1942-）建立深厚友谊，合作致力於透过音乐来 化解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长久的误解与仇恨，并视之为两人最重要的志业。二○○三 年九月二十五日，萨依德在与恶疾奋斗多年後，於美国纽约与世长辞，骨灰依其遗愿葬於 曾度过青少年时光的黎巴嫩，以示回归阿拉伯故土。 访谈：学问之余 　在萨依德等身的着作中，访谈集具有独特的地位，除了是有关他个人的学术与政治等面 向最周全的呈现，访谈的形式本身也是最大的特点。萨依德的着述旁徵博引，结构清晰， 文字严谨，由於不卖弄术语──其实他最厌恶术语、行话（shop talk）、「夹棍」（ jargon）了。在学术着述中算是较容易理解的，但读者依然需要相当的沉潜心境与背景知 识，方能领略。至於《东方主义》（Orientalism）和《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al and Imperialism）这类巨着，不但篇幅长，而且内容广，实非一般读者所能轻易掌握（ 记得有一位电台名主持人在节目现场以电话访问我时，就坦承即使阅读《东方主义》的中 译本，依然有如雾里看花）。其实，写作时主要是在铺陈论点，而且字斟句酌。 　相对的，接受访谈时，在访问者的询问、诘问甚至盘问下，必须当下回应，结果往往能 直指要义，虽然推理上未必那麽细腻、衔接上可能较为跳跃，但「精髓」或「骨干」俱在 ，反而更容易让读者掌握精要。许多知名学者都出版访谈录，原因即在此。 　其次，阅读文章、尤其是理论文章，必须正襟危坐，凝思静虑，常有仰之弥高、钻之弥 坚的距离感、甚至挫折感。阅读访谈则有如促膝而坐，对面而谈，觉得亲临现场，即使艰 深的观点也透过较为口语化的方式表达出来，更明白易解，而访问者也有追问的机会。至 於对话中若有涉及家世背景、学界轶事、政坛秘辛、月旦人物的部分，则更是一般文章中 罕见的，让人在亲闻謦欬之时益发感受到受访者人性的一面。 　至於访问者通常较一般读者来得专精、细密、深入，成为受访者与读者两者之间的沟通 者与代言人。对一般读者而言，访问者是更为专精的读者，既然有此良机或「特权」当面 叩问，势必竭尽所能，提出自己的关怀、疑问，或他心目中读者可能会有的问题。不管是 为自己或他人而问，都希望能一探究竟，化解疑团。现场的情境更方便他即时追问。这种 一问一答的情形，是阅读时所没有的「奢侈」。对受访者而言，访问者是有备而来的问津 者，在就教的同时，也可能提出诘难。访问者针对受访者的回答，有时顺水推舟，让受访 者畅所欲言，一吐为快，有时逆流而上，直探其源，有时不避批其逆鳞，以期探骊得珠， 甚至引领受访者进入以往未曾思索的面向。因此，就相当程度而言，访问者有如「提词者 」（prompter），不仅提供机会让受访者发言，甚至唤醒受访者早已淡忘的记忆，或者激 发受访者思考先前未曾留意的议题。 　简言之，访谈的特色是「occasional」，一方面是针对特定的场合（occasion）与人物 ，存在着高度的对话性、互动性、可亲感（accessibility），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其中的 临即感（immediacy）与（表面上的）随性／随兴、自在、闲适（casualness），例如有 时访问者会舍弃备妥的问题不用，双方当场直接交谈起来。 　有人以「诗余」来形容「词」，彷佛带有贬意。然而，「词」自成一文类，在文学史上 具有不可取代的独特地位。此处，以「学问之余」来形容访谈，旨在说明尤其像萨依德这 样造成典范转移的一代大师，访谈具有双重意义、「余」义或「补」义。因为，着书立说 固然为学问之大事，但有机会面对访问者阐扬着述中的精要法旨、微言大义，作为学问之 说明、阐发、注脚，实具有增补（supplement）之作用。再者，访问既是当前的产物，有 时也会探询未来的计画，更往往涉及过去的观点或事件，而萨依德是颇具反省力的学者， 在与他人的问答中，时能延伸过去未曾考量的观点，衍生新的看法，因而与学问形成互补 （complement）之作用。如此说来，访谈也算是「从中间开始」（in medias res），在 人生之流的特定时空下，诉说并创造过去、现在与未来。此外，萨依德为了阐述巴勒斯坦 的观点，经常接受电视、广播电台和报章杂志的访问，因而建立起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 这又是他在学问之外、研究之余的另一个重要的、（很可能更）广为人知的角色。 扣与鸣：欧美之余 　萨依德生前出版的访谈／对话专书共有四本，分别为一九九四年出版的《笔与剑》（ The Pen and the Sword： Conversations with David Barsamian）、二○○一年出版的 《权力、政治与文化：萨依德访谈集》、二○○二年出版的《并行与吊诡》，以及二○○ 三年出版的《文化与抵抗》（Culture and Resistance： 　Conversations with Edward W. Said）。《并行与吊诡》收录萨依德和钢琴家／指挥 家巴伦波因自一九九五年十月至二○○○年十二月的六篇有关音乐、社会、政治与文化的 对话录。《笔与剑》和《文化与抵抗》都是他接受亚美尼亚裔、美国「另类电台」（ Alternative Radio）制作人巴萨米安（David Barsamian）的专访，内容集中於萨依德的 政治面向，也就是他多年关切的中东与巴勒斯坦事务。 　谈及萨依德的学术渊源，其中一个启发者是当代法国思想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尤其是傅柯一再探究的论述、再现，以及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如果没有傅 柯的启发，《东方主义》和《采访伊斯兰》（Covering Islam，又译为《遮蔽的伊斯兰》 ）二书的面貌很可能与现在大异其趣。然而萨依德却从傅柯的《规训与惩罚》（ Discipline and Punish, 1975）一书结尾看到他向权力退却。在萨依德看来，晚期的傅 柯已经失去了反抗的意识，沦为「权力的写手」（a scribe of power）。这种批评对傅 柯是否公允，当然有待细究。然而不容否认的是，在积?投入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萨依德 看来，傅柯已经向其所谓无所不在的权力低头了。为了济傅柯之不足，萨依德转而师法来 自西印度群岛的心理分析家／社会哲学家法农（Frantz Fanon, 1925-1961）、非洲裔诗 人／剧作家／政治人物赛沙尔（Aime Cesaire, 1913-）、出生於千里达的文化 v家／社 会主义者詹姆斯（C. L. R. James, 1901-1989）等反抗殖民主义者，以及义大利左派知 识分子／政治人物葛兰西（Antonio Gramsci,1891-1937）的一些观念，并且在美国异议 分子、公共知识分子杭士基（Noam Chomsky, 1928-）身上看到了典范—— 一个持续与权 力抗衡、不断 丸S官方—— 媒体— 企业— 学界共犯结构的典范。 萨依德勇於挑战西方主流媒体与知识结构的作为，除了与杭士基类似之外，也带有葛兰 西竞逐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的意味，而他投入挑战、扭转主流见解的行为， 也具现了葛兰西所谓的有机的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相对於继承传统、 维持现状的传统的知识分子（traditional intellectual）。在他的《知识分子论》（ Representations of the Intellectual）中可以明显看出葛兰西的影响。然而，萨依德 自认受益於葛兰西最多的却不是上述有关文化霸权或知识分子的论点，而是空间与地理的 观念。在他看来，相对於马克思学派，尤其是黑格尔（G. W. F. Hegel, 1770-1831）， 对於时间的重视，葛兰西的空间与地理观提出了另类的看法，让人得以重新省思一些重要 的议题。这点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尤其明显。 　 再就萨依德的学术背景来看，他一路接受英美精英教育，熟悉的是欧美文化典律，後 来又回头专程学习阿拉伯文和阿拉伯文学。热爱康拉德（Joseph Conrad, 1857-1924）和 西洋古典音乐的他，自承是文化上的保守分子。他推崇的学者／知识分子还包括了西方人 文主义者奥尔巴哈（Erich Auerbach, 1892-1957）。多次提到自己的比较文学背景的萨 依德，对於奥尔巴哈的人文主义及历史语言学（philology）屡表尊崇。在二○○四年五 月才出版的《人文主义与民主批评》（Humanism and Democratic Criticism）中（这是 他二○○○年一月在任教多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发表的系列演讲），再三推崇奥尔巴哈。另 两位他崇敬的欧洲理论家，一位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Theodor Adorno, 1903-1969 ）。在他看来，同为流亡者的阿多诺的音乐评论和无家可归（homelessness）、晚期风格 （late style）等看法都很值得借镜。而英国左派文化研究大家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 1921-1988）有关文化的另类观点，对萨依德也有所启发。然而，这些学者的 欧洲中心论（Eurocentrism）也成为萨依德批判的对象。 　眼见族人独立尚未成功、人权遭到践踏，启蒙与解放成为萨依德的两大理想，因此後现 代主义者李欧塔（Jean-Fran is Lyotard, 1924-1998）批驳大叙事（grand narrative） 的说法，在他看来确为是可忍孰不可忍。从萨依德的历史背景来看，尚未达到民主化、现 代化的中东无法跟着西方人云亦云，奢言放弃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理想。同样的，亟欲建 立社会相关性（social relevance）和脉络重要性的萨依德，对於主张意义之不确定（ undecidability）、衍异（differce）和散播（dissemination）、耽溺於文本性（ textuality）的解构批评者德希达（Jacques Derr da, 1930-2004），也颇不以为然。 　这些都是萨依德在访谈过程里明白道出的。而熟悉欧美文化传统，亲身体验外国殖民， 强调地理观念与反抗意识的萨依德，就以游移／离於东西文化的发言位置，穿梭於这些人 之间，拒绝被纳入特定的门派、体系，也拒绝开山收徒，不畏踽踽独行，勇於表达一己之 见，致力培养具有批判意识、走出老师影响的人。 再现萨依德：研究之余？ 　翻译就是再现──以另一种语言呈现原作，而再现正是萨依德念兹在兹的议题。他一生 特别着重文艺与媒体的再现，却往往被再现／错误再现所苦，发现观念遭挪用（如被伊斯 兰激进分子拿来反对西方）或人格被抹黑（如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他贴标签、扣帽子），但 也莫可奈何。笔者研读萨依德多年，於一九九七年藉由《知识分子论》首度把他的专书引 入中文世界，於台大、交大研究所开设「萨依德研究专题」，应邀演讲，并三度在他的研 究室进行访谈， 这些都与再现萨依德密切相关。 　在以中文再现萨依德时，译者一方面力求忠实於萨依德其人其书，另一方面也深切体会 到他的文本在翻译、旅行到另一语境时，就像他在〈理论之旅行〉（Traveling Theory） 与〈有关理论之旅行的重新省思〉（Traveling Theory Reconsidered）两篇文章中所主 张的，必然会有所转化／异化，衍生新意。如何维持两者之间的平衡？甚至有无可能、必 要维持平衡？在经过後结构主义洗礼的人看来，早已遭到质疑与挑战。然而，由实际从事 翻译者（practicing translator）的立场来看，理论的思维固然有其根据及相当的说服 力，有时也能拿来自壮声势或自圆其说，但无论如何取代不了白纸黑字的实作，也不能以 此来规避译者对作者及读者应负的伦理责任。 　因此，译者的再现与翻译策略就是尽可能忠实且全面地再现此人。首先，访谈在文体上 有别於书写语言，译者在翻译时尽量保留原文的语气，希望给读者「如闻其声」、「如临 其境」之感。其次，为了更忠实传达原意，必要时增添译注。消极而言，以译注来化解读 者阅读和理解时的障碍；积极而言，以译注来彰显原文的意涵或对萨依德有特殊意义者。 在形式上，能简明纳入正文者，直接以方括号的方式纳入，避免影响阅读的顺畅；篇幅较 长或有特殊意义者，则用脚注，一则避免妨碍阅读正文，再则藉此明指或暗示对萨依德的 特别意义。 　翻译学术作品最大的挑战就是专有名词。百年前严复在谈论译事之难时曾说：「一名之 立，旬月踟蹰。」萨依德虽然反对艰深的术语与「夹棍」，偏好简明的用语，而译者在中 译时屡屡踟蹰，时时改动，长达经年累月。例如，先前提到他来自维科的重要观念「 secularity」与「worldliness」，两者意思相近。《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 ,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一书绪论〈世俗批评〉（Secular Criticism）与结论〈 宗教式批评〉（Religious Criticism）遥遥相对，因此「secularity」译为「世俗性」 显得顺理成章。但「worldliness」一词则较为周折，一方面与「世俗性」相近却不得重 复，另一方面又相对於「otherworldly」（他世的）、「celestial」（神圣的、超凡脱 俗的、不食人间烟火），最後择定「现世性」，以期兼顾上述种种意涵——与此相关的就 是前文提到的「开始」（beginnings）与「源始」（origin）的对比。又如，一位访问者 提到，犹太人以「diaspora」来形容自己的历史境遇，而有些巴勒斯坦人也用同样的字眼 来形容自己的处境，萨依德对此表示不以为然。这个字眼在其他访谈中也偶尔出现，为了 顾全它在不同历史情境中的不同涵义，在与犹太人并提时译为「漂泊离散」，以着重其「 漂泊」游「离」、「散」居的面向，而在与巴勒斯坦人并提时，则译为「流离」或「流离 失所」，以着重其被驱「离」，以致「流」亡、「失」去原有住「所」，也就是萨依德一 向强调的「dispossession」、「displacement」与「dislocation」等面向。 　萨依德所用的专有名词若能找到现成对应的中文用语，当然求之不得。例如来自葛兰西 的「inventory」一词，根据萨依德的诠释，在後殖民的情境下具有特殊的意义，包括目 录、清单、清理、清算、表列、盘点、列目录、开清单、甚至算总帐等等，则视上下文情 况，选用「清单」或「清查」，并附上原文。至於难以找到现成语汇的，只得自创新词， 「affiliation」便是一例。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中，萨依德对比「affiliation」 和「filiation」，後者着重的是先天的、自然的、既定的、生理的、血缘的关系，是无 法改变的，而萨依德强调的是「affiliation」这种後天的、文化的、弹性的、主动的、 可随主观意志而改变的认同、归属的关系。此一说法是他在特定脉络下对这个字眼的特定 诠释，并未见於一般字典，只得勉强译成「认属关系」，以期顾及「『认』同」、「归『 属』」以及「『认』定『属』於」的涵义。 　凡此种种显示，翻译绝非研究之「余事」，而是对研究有增补和互补的功用。当今世局 纷纷扰扰、危机四伏、冲突时起，萨依德坚持启蒙与解放，呼吁和平共存，批判二元对立 ，以文化之间的相依相存、共生共荣来驳斥文明冲突论，警示民族主义沦为本土主义、部 族主义、沙文主义的危险等等，都值得世人三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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