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座谈‧纪录片7问──它，真的变了吗？ 整理／杨佳娴．编辑室　摄影／赖盈成 ------------------------------------------------------------------------------ 与谈： 李道明　台北艺术大学电影所所长 庄益增　《无米乐》导演 颜兰权　《无米乐》导演 王艺桦　社区大学影像教育小组成员 主持： 蒋慧仙　诚品【好读】主编 ------------------------------------------------------------------------------ 近一两年来，从赚人热泪的《生命》，到朴实坚韧的《无米乐》，有人说：纪录片变好看 了！有人说，纪录片是揭露社会乱象的一股清流。有人认为，纪录片卖座将能够连带地提 振大家对国片的信心；有人担忧，进入商业院线的映演，纪录片将丧失原本的社会功能。 有人提出，纪录片前景一片看好！有人提醒，这或可能是印象式的断论……到底，纪录片 真的变了吗？现在，正是检视纪录片在台湾发展面貌的一个契机。【好读】邀来长期拍摄 与研究纪录片的李道明、近日备受瞩目的《无米乐》导演颜兰权与庄益增，以及在社区大 学推广影像教育的王艺桦，针对上述问题，提出回应、分享与激荡，期能提供读者在观影 之外，对现今纪录片生态能有更立体的认识。 第1问：纪录片变好看了吗？ 好读：过去，在一般观影民众的刻板印象里，「纪录片」是比较枯燥的片种。近来，由於 纪录片的话题性与票房记录皆有所增长，愿意走进戏院买票看片的人也变多了，不禁让人 好奇：「是因为纪录片变好看了吗？」再者，过去纪录片在行销、放映管道上总有诸多困 难、局限，近日纪录片的行销、宣传方式显得相当灵活、多元，或因造势成功，持续引发 各界讨论热潮；各位对此现象有何观察？ 李道明：首先，「纪录片变好看了」本来就是一个奇怪的说法；纪录片也不是八○年代才 出现的片种，早在台湾日治时代，邓南光就已拍出纪录片了，只可惜到现在我们对於这个 领域的研究和资料仍相当贫乏，当时既没有被讨论，也没有形成运动。我认为邓南光的片 子拍得很好看，我想，这不可能是一个单独的、偶生的现象，应该有一个脉络可以追索。 所以，纪录片既不是最近才有，也不是最近才变好看；而且，什麽叫做「好看」也是很难 界定的，是否买票的观众多就代表好看？这样的评论并没有一个坚实的依据。 颜兰权：我对於「纪录片变得好看」这个说法也是质疑的。其实《无米乐》并非一部「好 看」的电影，第一是它太长，几近两个小时；而且它是以平常大家比较没兴趣的农民、老 人两个元素为主题，步调慢，再加上片中又没什麽冲突点，也没有奇情异色。 王艺桦：所谓「纪录片变得好看」的说法，倒不一定是没有道理的说法，得看看经验参考 值是什麽。一般对纪录片不熟悉的观众，也许是和过去看过的一些具有政教宣传性质的纪 录片来比较的，那就可能产生「变好看」的感受。 李道明：由最近的热潮现象衍生出的一个问题是，台湾对於纪录片的产业一直没有比较详 细可靠的相关数据，比如《月亮的小孩》没有确切的观影人口数据，不能只凭它上映的票 房就断定观影人口多少，它还牵涉到电视和社教机构的放映、光碟的发行和流通等等，这 个部分如果没有经过追踪，是很难出现一个可靠数据的；因此，一部纪录片的真正影响力 也是很难说的，你不能因为商业上映的票房不佳，就说它没有影响力。正因为这些统计基 础的缺乏，讨论起纪录片的情况时，往往容易流於印象式的批评。 再来，是现在很多人说纪录片变得受欢迎了，前景一片看好。我也很质疑这个说法。当年 胡台丽拍《穿过婆家村》能在院线上映，是因为找到赞助；《跳舞时代》的票房有两、三 百万，可是据说还是赔。至於《歌舞中国》，它在Bee TV上刊登公车广告，没有透过政治 操作，票房大概是五、六百万，以台湾电影票价折算起来，观众大概两万多人。两万并不 是一个可观的数字，和成功的商业片比起来是差得多，可是，就像我刚刚说过的，纪录片 可以被看到的管道不是只有在电影院，因此究竟有多少人看过，实在很难说。 在过去，由於种种原因，台湾看纪录片的观众是不用付钱的，因为影片可能是在公共电视 台放映，或因为赞助与教学的缘故，在社教机构作免费的映演；观众开始买票进电影院看 纪录片，可以说是从二○○四年《跳舞时代》开始的。至於吴乙峰的《生命》获得成功， 一开始是运用网路操作，让网路写手们把观後的感想传递出去，形成一种「关注某一部纪 录片及其所揭示的问题」的串联；加上此片後来为政治力所借用而声名大噪，这又是另外 一个问题了。政治力的介入让创作者背上骂名，其实这是很无奈的事情，可是，若纪录片 被政治「污染」，造成偏离创作初心的效果，也是很令人惋惜的。 王艺桦：在一九九七年的《穿过婆家村》到二○○四年的《歌舞中国》之间，还有一些纪 录片引发了不少讨论，并对舆论有所影响，例如陈俊志以同志为题材的《美丽少年》、萧 菊贞拍外省族群的《银簪子》等，都是很重要的作品。但每一部片的观影人口确实很难估 量，需要对各种管道作详细的追踪。 呼应前面几位的说法，观影人口是否越多越好呢？我不这麽认为。我想，「质」是比「量 」更重要的，纪录片只有「看」是不够的，还需要深度的探讨。 颜兰权：我很赞同台湾需要对纪录片作更紮实的统计和研究，也希望能有更多元的纪录片 相关讨论，而不要只有一种角度。我认为，纪录片在台湾的危机还有一个，就是观众普遍 对於纪录片的认知贫乏，有些记者、观众看完《无米乐》後还来问我：「这些演员都是按 照你们写的剧本演吗？」 第2问：纪录片正蓬勃发展？ 好读：随着社会开放、科技演进，拍摄纪录片的门槛亦随之降低。台湾近几年来不论透过 独立制片抑或是官方资助，似乎不乏纪录片的创作人才，然而，行销、放映管道似乎仍然 有所欠缺？以纪录片最近的话题与观影热潮来看，是否能够延续？ 李道明：什麽是「纪录片」，可以用“non-fiction”（非虚构）来定义；但是，“non- fiction”也有很多种表现型态，纪录片只是其中一种。影史上真正出现目前我们严格定 义下的纪录片，是一九六○年代以後的事情了，人们为了将其类型化而规范其定义。 有人开玩笑地提到「纪录片的导演比观众还多」，其实，纪录片导演的增加，和社会条件 以及拍摄工具的进步是相关的。在社会条件上，解严前後动荡的、让人兴奋的社会氛围， 是纪录片生长的有利环境，促使人们去记录社会的变化、人的变化，进一步为弱势发声、 反诘主流。在工具条件上，过去拍摄影片需要昂贵而巨大的机械，而且，机械的力量是可 以震慑人的，被拍摄者会感到压迫；再来，Super VHS出现了，器材的费用降低，不过也 大概需要十几万，仍算是一笔较大的负担，它广泛地被用来拍摄对抗主流媒体的影片。直 到最近，DV数位摄影机出现，价格降得更低，一般人花一个月薪水就可以买到手，人人都 可以记录影像，操作方便、机器小巧、可亲性增加，拍摄时会比较自然──当然，「被拍 摄情境」永远存在，除非是偷拍，否则被拍摄者永远不可能彻底地自然；意识到这个情况 ，纪录片工作者在片中也会去突显「拍摄者」和「被拍摄者」的关系。最後，加上现在社 会已是完全开放的状态，要说什麽话、拍摄怎样的影片，都没有太多禁忌，因此造就了纪 录片的盛况。 台湾的纪录片创作环境和其他国家情况不同的是，政府把纪录片当作一个政策来执行，比 如举办文史影展、训练拍片人才、办相关奖项……等等，因此培养出不少纪录片人才；唯 一不成熟的就是产业体制，缺少行销、放映管道的详尽规划。以放映管道来说，在台湾如 果要放映艺术性质较高的电影，以台北而言，至少有总统、真善美、光点等戏院，南部也 有一些；但纪录片就还没有这样的待遇，不像纽约、伦敦等大城市，都有专门放映纪录片 的电影院。一直到二○○四年，几部纪录片才总算找到了比较有效的行销方式，因此让纪 录片的能见度提高了。 另一方面，学院主动培育影像人才，比如台南艺术大学的音像纪录研究所，每年就生产不 少纪录片作品。外国引进来的纪录片受到瞩目，也是推动纪录片热潮的因素，比如《科伦 拜校园事件》、《华氏九一一》、《麦胖报告》等等，都在各地引发了很多的讨论和延伸 思考。 因此，在各种条件之下，纪录片题材日趋多元化，美学上也有很多变化，要讲故事，要论 述，都可以。在我看来，纪录片也就是一种电影，重点不是「什麽题材可不可以做」，而 是「做得好不好」，这才是纪录片好坏的关键。台湾纪录片已经有不错的进步，但是，和 国外的成熟作品比起来，还是有差距。 颜兰权：确实是这样，其中一个原因是我们的经费和器材都还差人家差得多。在英国念电 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不管你拍什麽片种，一切都要以纪录片为根柢；在台湾 拍纪录片就没办法这麽骄傲了，因为，还有很多人在问：「什麽是纪录片？」 第3问：纪录片为人民或政治所用？ 好读：《无米乐》吸引了不少观众走进戏院，引发对於农民处境与农业相关问题的反思， 政治人物也纷纷前来观赏并且发言。这些效应，导演认为是意外的。可以谈谈这部纪录片 从最初拍摄的过程，到放映後产生的种种包括政治在内的效应吗？ 颜兰权：片子拍完，我们一开始剪接的时候，是从「丰收」的景象开始，用以反衬「压迫 」的存在，结果把电影搞得非常沉重。於是我停下工作，我想，拍摄过程中，明明是那麽 有趣的人，怎麽会被我剪得这麽无聊？观众会在萤幕前睡着的！我和庄益增讨论後决定重 来，我们要取悦自己，剪出一部至少自己看了也觉得高兴的影片。以一般角度来看，《无 米乐》其实并不「好看」，我认为它之所以能够召唤观众、引起讨论，是因为大家被影片 中的阿伯、阿姆表现出来的生命姿态给吸引了。 庄益增：《无米乐》在台大农学院放映时，有学生在放映後发问：「台湾农业政策要何去 何从？」我说：「这个问题你应该问你的教授吧！」纪录片不必要去承担革命的功能，而 且观众的反应是很不一样的，有人可能想到的是农业政策的大问题，有人则是想到自己以 後吃饭不应该浪费。一部纪录片是否能够在不同的个体之间唤起相同的情感，是很有问题 的。 其实，纪录片本身不只是影片里面呈现出来的社会意义，还包括了影像本身的魅力。有时 候一部影片就是单纯拍一列火车进站，就非常迷人了。回归正题。我也认为纪录片的票房 比从前好，并不代表纪录片情势大好，现在纪录片多了起来，可说是一种「非常态」的情 形；而且，叫好与叫座之间也没有必然关系。 颜兰权：我们决定让《无米乐》上商业院线，不是想赚钱或变成商业片，而是因为想争取 媒体版面，让更多人可以接触到这部纪录片，扩散它的影响力。台湾的媒体环境是很病态 的，他们不会主动挖掘具有精神价值的东西，而是需要给媒体一个理由，让它有理由来报 导。我们想，现在有一部关於台湾老农民的纪录片要上映，至少媒体还可能会报导它的剧 情、内容之类，总之上院线就是为了增加能见度；换句话说，不只是为了票房，还为了一 种理想性──影响更多的人。 我记得《无米乐》某一场次播完後，有一个观众来告诉我，他从小在台北长大，没有接触 过什麽乡间农家的生活，对相关问题向来也不关心，可是看完这部纪录片以後，他说，以 後翻报纸看到和农民问题相关的标题，会停下来，花一点时间了解一下── 一部纪录片 至少可能产生这样的例子，就可以了。 另外，我还想谈谈纪录片「受政治影响」这件事情。比如今天作影片放映，政府首长如谢 长廷也来看，我倒不觉得这就叫做「受政治影响」。第一，我不会因为政治人物的期望而 改变这部影片；第二，如果因为政治人物来看，使得民众好奇也来看看，这是好的，因为 政治人物的评价和解读，并不等於每个人的评价和解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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