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代夹杀 挣扎中的下流青壮族 阿伦夫妇是一对双薪上班族，年约三十五岁，两人月入合计七、八万元，在同辈间算是中上。但他们育有一子，在台北县有一户二十几坪的窝，光是每月一万五的保姆费、两万元的房贷，就吃掉两人一半的薪水，扣去把块的汽车贷款、儿子的花费、油钱，夫妻俩每月的可支配所得，加起来只剩两万元，比大学谈恋爱时的打工收入还不如。 再扣掉每年缴交的八万元保险费、税金、给保姆一个月年终奖金，阿伦夫妇每天晚餐几乎都在小面摊草草打发，趁假日回父母家才能吃一顿像样饭菜。最让他们难过的是，身为长子长媳，至今没有能力奉养父母，偶尔还要靠家里「接济」，眼看着儿子就要上安亲班、幼稚园，花费将越来越大，自己的收入却看不到同步成长的空间。 儿子、房子、车子，传统观念的「五子登科」，对於他们而言，却是可怕的负担与梦魇，他们搞不懂，为什麽小夫妻胼手胝足，省吃俭用，但手头越来越紧；自己的父母虽出身劳工，却养得起四个孩子，他们身为大学毕业的白领阶级，光养一个孩子、一户县郊二流地段的五百万元小公寓，就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 他们不烟不酒、不买名牌、不逛百货公司，别提「出国旅游」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光是年底多两张红白帖，就让他们捉襟见肘，寅支卯粮，几无生活品质可言。 阿伦夫妇不是特例，他们是目前台湾社会的中坚，身边随处可见的青壮小家庭，他们跟大多数人一样努力，他们的梦想也不大，但当「养小孩、买房子都变成一种惩罚」，他们被迫下修「生两个子女」的目标，甚至考虑卖掉房子，搬回老家与父母同住。 这是当代「核心家庭」（由夫妻+子女构成的两代家庭）的一大困境，「月入十万元」变成一个重要门槛，跨过此一门槛，夫妻能拥有较充裕的能力生养下一代、构筑自有的家庭，甚至生第二胎、第三胎；夫妇合计收入若低於门槛，往往必须在「生小孩」与「买房子」之间作一取舍，否则就会像阿伦夫妇一样，困陷於「濒近贫穷」的边缘线上，痛苦挣扎。 从社会变迁的大角度观察，台湾在工业化、现代化的过程中，传统三代式家庭日渐式微，年轻夫妇大多不愿与父母同住，「核心家庭」成为社会构成的主流，失去了传统大家族的支撑，上班族年收入与二十年前相比，成长极微，但支出却大幅增加。 举例而言，以往年轻子女成家，往往与父母亲戚同住，住屋及托婴问题由家族吸收，年轻夫妻的负担相形减轻；家庭轻量化、个人化之後，因为住居的需求，无论是房贷或房租，成为小家庭的一大支出；生产下一代後，又因为移动的需求，车贷、停车费、油钱、牌照税及燃料税…也是核心家庭的必要支出，再加上托婴费用，往往已吃掉年轻夫妻的大半所得。 再则，以往养育子女的食衣住行，大多由家族共同分摊，小孩大多与堂兄弟轮流传承衣物、书籍、文具玩具；家庭个人化让细胞分裂，父母必须帮子女添购整套生活及教育用品，再加上科技进展及都市化，个人电脑、手机、儿童房、安亲班、宽频上网、第四台、家庭房车…这些二十年前不曾存在的观念，却是当代小家庭的「基本配备」。 相对於传统「柴米油盐」的必需品定义，前述消费现象巩固了都会家庭的核心概念，却也让中产阶级入不敷出；与二十年前相比，受薪阶级的收入并未明显增加，支出却大幅扩张，於是大家都变穷、变拮据了。 其实，这还不是最糟的状况，如果阿伦夫妇更敏感一些，把眼光放远，他们会发现，自己处於一种「被上下两代夹杀」的艰难处境。一方面，随着「个人化」的概念不断深化，「共用」或「公用」的社会行为一去不返，教养小孩的支出只会增加、不会减少，但因学历的贬值、人力资源的稀释，延毕、茧居、飞特族等趋势兴起，照料下一代的时间拉长，负担加重，而且看不到回报的一天。 另一方面，提前退休潮来临，银发族的医疗、抚养成为社会整体负担，台湾人口结构呈漏斗型趋势，越来越少的青壮族，必须同时面对下一代的「教养」及上一代的「安养」，并负担国家整体的财政支出、健保支出，形成「被夹杀的三明治世代」。 这是全球，包括台湾社会面临的集体困境，我们都身处传统农业社会不复归返的世代，亲族支撑崩解，手足奥援割裂，「夫妻」成为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中产阶级的收入赶不上科技商品推出的速度、赶不上油电糖价飙涨的速度、赶不上都市化新兴行业诸如托婴、看护、大楼保全挤压开销的速度、赶不上父母老去的速度、赶不上政府财政恶化的速度。 这是我们的集体困境，我们生活在一个拜物的年代，充满欧陆品牌Logo及现金卡广告的年代，我们薪资单上的数字，永远必须与我们的物慾竞争，永远与每个月的帐单竞争，但通常是落败的一方，虽然有时候，能够勉强打成五五波。 但我们只能祈望，情况不会变得更糟，像我们这样「被上下两代夹杀」的下流壮年，慾望越来越萎缩，未来越来越渺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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