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设想不周，翻译出来好了 : https://x.com/TheAtlantic/status/2039077814377251088 : 作者是Robert Kagan，新保守主义的知名学者 美国现在是一个流氓超级大国 华盛顿在伊朗战争中的行为正在加速全球混乱，并加深美国的危险孤立。 无论美国与伊朗的战争以何种方式、在何时结束，这场战争都已经暴露并加剧了我们这个 支离破碎、走向多极化的新现实所带来的危险——在美国与昔日盟友之间制造更深的裂痕 ；强化扩张型大国俄罗斯与中国的力量；加速全球政治与经济的混乱；并使美国比自1930 年代以来任何时期都更加虚弱与孤立。即便在对伊朗取得成功，如果这种成功反而加速摧 毁那个已持续八十年、一直是美国力量、影响力与安全真正来源的同盟体系，那也将是空 洞的胜利。 对美国在欧洲的朋友与盟友而言，伊朗战争是一个重大的战略挫败。当俄罗斯与乌克兰陷 入一场消耗战、最终将由谁能撑得更久来决定胜负时，伊朗战争在物质与心理层面都同时 帮助了俄罗斯、伤害了乌克兰。甚至在唐纳·川普解除对俄罗斯的石油制裁之前，油价就 已飙升——为弗拉迪米尔·普丁的战争金库带来数十亿美元收入，正值俄罗斯战时赤字开 始造成显着压力之际。这笔意外之财让普丁拥有更多时间与能力，继续摧毁乌克兰的经济 基础设施与能源网络。与此同时，波斯湾国家正在大量消耗美国提供的防空拦截弹库存， 而这些库存与乌克兰用於保卫主要城市、抵御俄罗斯飞弹攻击的有限供应来源相同。 对欧洲盟友而言，更令人忧心的是美国对其行动後果所表现出的明显漠视。对欧洲来说， 如今的生存性威胁并非衰弱且贫困的伊朗，而是拥有核武的俄罗斯——它对乌克兰的入侵 ，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最公然的跨境领土侵略行为。国防部长皮特·赫格塞斯去 年告诉欧洲各国，必须准备在2027年前在没有美国协助的情况下自我防卫，因此欧洲一直 在极度紧迫地调整其经济与军事战略，以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应对俄罗斯威胁。他们也承 担了对乌克兰大部分军事与经济支持，因为正如许多美国分析人士所担忧的，普丁的领土 野心相当广泛，其他欧洲国家可能是下一个目标。川普决定解除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尽 管遭到德国、日本、英国、法国、加拿大以及欧盟的反对，显示出美国对欧洲安全的关切 程度之低。正如学者伊凡·克拉斯特夫所指出的，这对欧洲传递的讯息是：「跨大西洋关 系已不再重要。」 美国的行动对其在东亚与西太平洋的盟友同样造成了不小的伤害。日本有95%的石油来自 中东，其中70%需经过如今受阻的荷姆兹海峡。然而，日本及其他亚洲外交官在战争初期 几周抱怨称，他们「没有收到川普政府的任何沟通」。与此同时，美国已将一支航空母舰 战斗群及其他军舰从西太平洋调往波斯湾，包括「黎波里」两栖戒备群的部分兵力，而这 些力量本应在美国应对中国侵略（包括可能对台湾的攻击）时发挥作用。 川普的支持者试图主张，与伊朗的战争将透过展现「与美国正面冲突将会造成极其严重的 後果」，从而「强化对俄罗斯与中国的吓阻」。但考虑到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核武 国家，这对莫斯科与北京而言大概并不是什麽新发现。然而，川普愿意轰炸伊朗的任何表 现，并不意味着他比过去更倾向於寻求与俄罗斯的「直接对抗」。相反地，川普一贯试图 安抚普丁，包括切断对乌克兰的美国武器直接供应、施压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领土要求， 以及现在解除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至於中国，以色列与美国的联合部队确实展现了惊人的能力，但这种成功未必能在太平洋 地区复制。摧毁对手先进防空系统是一项极其危险的行动——在伊朗，以色列承担了这一 步，才使後续的美国打击成为可能。美国本身具备执行第一步的能力，但很可能不会承担 那种风险。那麽，在中国对台湾采取侵略行动时，以色列也会为美国清除中国的防空系统 吗？ 中国领导人也会注意到，美国一直对派遣军舰进入荷姆兹海峡感到顾虑，担心它们会遭到 已大幅削弱的伊朗军力攻击。这种顾虑可以理解，但并不具威慑力。赫格塞斯曾表示：「 目前在海峡中唯一阻碍通行的，就是伊朗对航运开火。」确实如此；而同样地，阻止美国 在台湾议题上出手的，也将是中国以远为优越且数量更多的武器开火。此外，中国方面也 不会忽视这一点：为了与已被削弱的伊朗作战，美国不得不从西太平洋调走大量空军、海 军与地面部队，而且很可能长达数月。 一些分析人士认为，俄罗斯与中国未能出手援助伊朗，因此这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他们的失 败，因为伊朗是他们的盟友。但事实上，俄罗斯正在透过提供卫星情报与先进无人机能力 来协助伊朗，以更有效地打击美国的军事设施与支援设施。而中国在伊朗问题上并未遭受 损失，因为伊朗已允许中国石油运输获得安全通行。 更重要的是，在俄罗斯与中国的利益排序中，保卫伊朗明显属於次要目标；他们的首要目 的，是扩张各自在区域内的霸权。对普丁而言，乌克兰是最重要的战略奖赏，一旦掌控， 将大幅强化俄罗斯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影响力。对中国而言，首要目标是将美国逐出西太平 洋，而任何削弱美国在该地区投射力量能力的行为，都对中国有利。事实上，美国在中东 投入注意力与资源的时间越长，对俄罗斯与中国就越有利。莫斯科与北京也不可能对这场 战争造成美国与其欧洲及亚洲盟友之间更深甚至可能永久的裂痕感到不满。 然而，川普政府却将美国长期以来的利益优先顺序彻底颠倒。在过去八十年里，美国深度 介入大中东地区，并非因为该地区本身就是核心的国家安全利益，而是作为更广泛全球承 诺的一部分——这种承诺支撑着盟友体系与航行自由，也支撑着由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 序。 中东地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2003年的伊拉克与今天的伊朗）曾对美国本土安全构成 直接威胁。伊朗没有能够打到美国的飞弹，根据美国情报评估，这种能力也要到2035年才 可能出现。取得中东的石油与天然气，从来也不是美国本土安全所不可或缺的条件。如今 美国对中东能源的依赖程度已经比过去低，正如川普在荷姆兹海峡被封锁後多次指出的那 样。 美国长期以来确实试图阻止伊拉克或伊朗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并不是因为这些国家 会对美国构成直接威胁。美国的核武库在过去数十年中，对任何先发制人的攻击都已具备 足够的吓阻能力，即使面对比伊拉克或伊朗强大得多的对手也是如此。历届美国政府真正 担忧的是，一个拥有核武的伊朗会更难在其区域内被遏制，因为届时无论是美国还是以色 列，都无法再发动目前这种攻击行动。换言之，受到威胁的将是中东的安全，而非美国本 土安全。 至於以色列，美国在大屠杀之後出於道德责任感而承诺保护其安全。这从来就与美国的国 家安全利益无关。事实上，美国官员从一开始就认为支持以色列与美国自身利益相悖。乔 治·C·马歇尔在1948年反对承认以色列，而迪安·艾奇逊则表示，美国承认以色列後， 反而成为继承英国之後「在中东最不受欢迎的强权」。在冷战时期，即使是支持以色列的 人也承认，从单纯的「权力政治」角度来看，美国「完全没有理由希望以色列曾经存在」 。但正如哈里·杜鲁门所说，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决定，是「不是基於石油，而是基於正义 」。 甚至来自该地区的恐怖主义威胁，也被认为是美国介入的结果，而不是介入的理由。如果 美国自1940年代以来没有深度且持续地介入穆斯林世界，伊斯兰激进分子几乎不会对一个 距离5,000英里、隔着两大洋的冷漠国家产生攻击兴趣。与许多流行说法相反，他们之所 以敌视美国，与其说是因为「美国是谁」，不如说是因为「美国在哪里」。就伊朗而言， 美国从1950年代到1979年革命期间一直深度介入其政治，包括作为残酷统治者巴列维国王 政权的主要支持者。避免伊斯兰恐怖攻击最确定的方法，就是让美国退出该地区。 美国在中东的利益，始终是间接性的，并且在整体上从属於更宏大的全球目标与战略之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领导了一个依赖更广义中东石油与战略地位的国家联盟。冷 战时期，美国不仅承担了对犹太国家的防卫责任，也承担了依赖中东石油的欧洲与亚洲盟 友的防务与经济福祉责任。冷战结束後，萨达姆·海珊统治下的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而乔 治·H·W·布希政府认为，如果不推翻这种侵略行为，将会在正在形成的「新世界秩序」 中树立一个不祥的先例。 这种全球责任感，正是川普政府上台後试图否定与推翻的立场。川普政府的新国家安全战 略，将美国政策的重心从维护世界秩序大幅转向本土安全与西半球主导权，并相应地降低 了中东在美国关注层级中的优先性。一个只关心本土与西半球防卫的美国，将不会在该地 区看到任何值得为之战斗的利益。在20世纪20至30年代「美国优先」外交政策的黄金时期 ，美国甚至不将欧洲与亚洲视为核心利益，更遑论认为自己在大中东地区拥有任何安全利 益——这种想法在当时的美国人看来几乎是幻觉。 然而如今，出於只有川普政府才清楚的原因，中东突然被提升为最高优先事项；在川普及 其战争支持者看来，它甚至似乎是唯一的优先事项，而且显然值得付出任何代价，包括派 遣地面部队，甚至破坏美国的同盟体系。 如果没有其他威胁需要担忧，这种做法或许还说得通。当美国在2003年入侵伊拉克时，当 时被认为最主要的威胁是国际恐怖主义。中国正处於一个相对配合的阶段，在胡锦涛与温 家宝领导下运作。俄罗斯对欧洲并不构成威胁；相反，那些年甚至是俄德合作的时期，西 欧国家普遍认为整体战略环境相当安全，甚至开始质疑北约存在的必要性。只有东欧国家 仍然担心一个具有复仇主义倾向的俄罗斯回归，因此他们当时才会与美国一同支持伊拉克 战争。 二十三年後，情势已完全不同。对世界和平以及欧洲与亚洲的民主国家构成最大威胁的， 不再是恐怖主义与伊朗，而是两个强大且具有扩张性的主要大国，其中一个已经入侵其邻 国，另一个则正构成威胁。当今世界更像1934年的局势，而不像冷战结束後某些人曾想像 的那种「历史终结」的乌托邦。欧洲与美国领导人之间的分歧，也不再是关於权力工具是 否有效的哲学争论，而是关乎根本性的安全利益。美国对欧洲对抗俄罗斯侵略的冷漠，构 成了一场深刻的地缘政治革命——或许是二战後建立的同盟体系最终走向解体的前兆。 很难找到世界上有任何国家会因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的战争而感到安心，除了以色列本身 。《华尔街日报》指出，海湾国家领导人「私下极为愤怒」，因为这场战争「让他们成为 被瞄准的目标」。尽管美国拥有强大的军力，但仍无法保护这些国家免於伊朗的攻击；如 今，他们只能寄望川普不会放任他们面对一个虽然受损但仍然存在且充满愤怒的伊朗政权 ，而是会进一步加深美国对该地区的长期军事承诺，甚至包括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 以色列人也应该思考，他们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投入。一个能够抛 弃欧洲与东亚长期盟友的美国，同样也可能抛弃以色列。没有长期且深度的美国承诺，以 色列能否维持其在地区中的新优势？ 这场战争的一个非预期结果，实际上可能是促使地区各方在依赖美国之外，寻求其他大国 作为保护者。川普本人甚至曾邀请中国协助重新开放海峡，而中国也正积极拉拢阿拉伯与 海湾国家。海湾国家并不排斥与北京或莫斯科打交道，以色列亦然。尽管美国海军曾对此 表示反对，以色列仍将海法港的一个货柜码头管理权出售给一家中国公司。 在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时，以色列几乎是美国盟友中唯一未参与对俄制裁的国家。 2019年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竞选连任时，一些竞选海报甚至展示他与普丁握手，标语写着 「不同级别」。不应因此责怪以色列人。他们是独立国家，必须根据自身生存需要行事。 美国人可能出於情感或宗教原因对以色列抱有特殊情感，但以色列无法以同样的情感来回 应。 尤其是在这个政府对国际责任采取轻率态度的情况下，更是如此。这场伊朗战争是一种「 美国优先」风格的全球介入：没有公开辩论，没有国会表决，除了以色列之外，几乎没有 与盟友合作，甚至在许多情况下连协商都没有，而且显然也不顾及对地区与世界可能造成 的後果。参议员林赛·葛雷厄姆——可以说是川普在这场战争中最具影响力的顾问之一— —曾说：「人们说，如果你把东西弄坏了，你就得负责。我不认同这种说法。」 对欧洲而言，问题不仅仅是美国的忽视与不负责任，如今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持续敌对的美 国——一个不再把盟友当作盟友，也不再区分盟友与潜在对手的国家。去年华盛顿实施的 强硬关税，对美国昔日的友邦打击至少与俄罗斯和中国一样严重，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更甚 。欧洲人现在必须思考：川普对伊朗开战的决定，是否意味着他更可能或更不可能对格陵 兰采取同样大胆的行动。毕竟，夺取这片防御薄弱的丹麦领土，其风险与成本，远低於目 前这场战争的风险与成本。甚至连并非欧盟自由派人士、而是川普的保守派盟友——义大 利总理乔治亚·梅洛尼——也曾警告，美国的行为正在造成「国际法与多边组织的危机」 ，以及「共同世界秩序的崩溃」。 这就是我们如今所处的世界。在过去的盟友国家中，反美情绪正在上升。Politico最近的 一项民调询问：相较於川普治下的美国与习近平的中国，哪一方更可靠？结果显示，57% 的加拿大人、40%的德国人以及42%的英国人选择中国——这反映出美国可信度出现明显下 滑。在过去，即使美国犯错、即使华盛顿不受欢迎，其盟友关系仍能承受一波又一波的民 意反对，因为各国政府知道，美国无论如何仍然坚定承诺维护那个保护他们的秩序。如今 ，这种情况已不再成立。 川普多次明确表示，包括在这场战争期间，如果他对盟友不满，就会撤回美国的保护。他 曾暂时切断对乌克兰的情报支援，以惩罚其拒绝向莫斯科让步；他也曾警告日本与韩国等 盟友应该为美国的保护付费。在这场战争中，他甚至威胁要让荷姆兹海峡继续封锁，并把 问题交给那些比美国更需要解决的人。他对盟友的手段几乎完全建立在威胁之上：威胁加 徵关税、威胁抛弃盟友，以及在格陵兰问题上甚至涉及以武力夺取领土。当川普发现自己 在对抗伊朗时需要盟友协助，他并没有寻求合作或说服，而是直接「要求」他们照做。川 普不想要盟友——他想要的是附庸国。 因此，朋友与盟友将越来越不愿意与美国合作。这一次，西班牙拒绝美国使用其境内的空 军与海军基地。下一次，可能是德国、义大利，甚至日本。世界各国将不再依赖美国的承 诺与永久性同盟，而是转向临时拼凑的联盟来应对危机。没有人会出於自愿与美国合作， 只会在被迫之下配合。失去盟友後，美国将不得不依赖自己所能控制的附庸，例如委内瑞 拉，或是可以施压的小国。 在过去80年里，美国违背了国际关系中最接近物理定律的一项原则：均势理论。着名现实 主义思想家肯尼斯·沃尔兹曾指出：「失衡的权力——无论由谁掌握——都会对他人构成 潜在危险。」这一点本应同样适用於美国，因为二战结束後的80年间，全球权力分布在很 大程度上都是「向美国倾斜」的不平衡状态。然而，无论是在1940年代，还是在冷战结束 之後，世界其他主要国家都没有考虑联合起来制衡美国霸权。相较於将历史上首个全球「 超级强权」视为需要遏制的威胁，大多数国家反而选择将其视为可以合作与结盟的夥伴。 美国人并非无误的世界事务管理者。他们可能自私、自以为是、偏执、好战、判断失误， 也可能冷漠与无知。他们可能过度自信於自身力量的范围，之後又对其运用的可能性过度 悲观——换言之，美国人并不具备特殊性，即使其国家的地缘政治处境确实特殊。然而， 在整个冷战期间以及之後近四十年里，全球各地的盟友与夥伴仍然在风雨中紧紧依附於美 国秩序。这一秩序经历了不受欢迎的越战与伊拉克战争，也经历了美国主导的全球经济危 机，例如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还承受了美国相对经济与军事实力的衰退。事实上，美国 的强权不仅被容忍与原谅，其他国家还积极鼓励、协助，并在相当程度上透过北约与联合 国等多边机构，以及各种非正式联盟，使其获得正当性。这种现象，比单纯的军事力量， 更使美国成为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强权。 而这些日子已经结束，短期内也不会回来。那些过去倾向与美国结盟的国家，如今将选择 保持距离，甚至转向反对美国——并非因为他们愿意如此，而是因为美国不再给予他们其 他选择：既不再提供保护，也不再克制对盟友的利用与施压。欢迎来到「流氓超级大国」 的时代。这将是一个孤立且危险的时代。 ===== : https://x.com/ForeignPolicy/status/2037258348685398403 : 作者是Stephen M. Walt，国际现实主义的知名学者 美国已成为一个流氓国家 世界其他国家可以如何应对这一局面 第二任川普政府比多数观察者——包括我自己在内——预期的更加具有破坏性、损害性与 危险性，而这场在多方面都显得悲剧性失能的对伊朗战争，更是将这一点清楚放大。结果 是，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思考如何应对一个日益呈现「流氓化」的美国。试问：如果 你是沙乌地阿拉伯、巴西、德国、印尼、奈及利亚、丹麦、澳洲等国的领导人，你会怎麽 做？ 这个问题之所以困难，是因为美国仍然非常强大，即便它正在推行一些政策——错误的重 商主义、对科学与学术的无差别打击、对各类移民的公开敌意、加深对化石燃料的依赖、 浪费性的军事支出、长期财政赤字等等——这些都将在长期削弱它的实力。然而在当下， 其他国家仍必须担心，美国的力量可能被用来伤害它们，无论是有意或无意。 其次，正如我在其他地方长篇论述过的，美国如今正以一种掠夺性霸权的方式行事，利用 数十年累积的权力优势，同时压迫盟友与对手。这种几乎对所有国际关系都采取零和思维 的方式，伴随着对国际制度与规范的深度敌意、刻意反覆无常的行为，以及对外国领导人 带有明显轻蔑的态度，同时却要求对方做出屈辱性的服从与效忠。随着伊朗战争的後续影 响扩散至整个地区乃至全球，也更加凸显出：这届政府要麽根本不理解其行动对其他国家 的影响，要麽就是完全不在乎。 这也带来第三个问题：美国外交政策如今掌握在一批极其无能的官员手中，从总统以下皆 然。国际影响力取决於许多因素，但其中一个关键要素，是其他国家是否相信与自己打交 道的人是聪明、资讯充足、并且大致知道自己在做什麽的人。到了这个地步，在川普政府 的高层中，还有人符合这种描述吗？就我所见，没有。外交政策本来就是一项困难的工作 ，没有任何政府能够事事正确，但这个政府却几乎每周都在制造「自摆乌龙」的错误，却 仍坚称自己从不犯错。 更糟的是，即使川普卸任後，其中一些特徵也未必能轻易纠正，即便接任者持有完全不同 的观点亦然。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制度能力正在被掏空，资深文官持续退休或被解职（其 中包括部分高阶军官），而这些空缺要麽未被补上，要麽被川普派系的忠诚人士取代。 而且，由於美国国内政治依然高度两极分化，其他国家还必须担心钟摆会在极端之间来回 摆动。美国人不仅一次、而是两次选出了川普，未来也可能再次选出类似的人。在这种现 实下，任何国家又该如何信任华盛顿今天，或在民主党总统任内所做出的任何承诺？ 总结来说，世界其他国家在至少未来三年、甚至更长时间内，都将不得不面对一个强大、 可能带有掠夺性、且高度反覆无常的美国。如果情况如此，那麽其他国家应该怎麽做？尤 其要记住，美国并不是世界上唯一具有威胁性的强权（对某些国家而言，更迫在眉睫的威 胁其实来自更近的地方）。 再问一次：如果你负责另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你会怎麽做？ 以下是我看到的主要选项。 1.制衡（Balancing） 历史上，应对强大且具威胁性的国家最典型的方式，就是对其进行制衡，无论是依靠自身 力量，还是与他国合作（或两者并行）。我们可以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无上限夥伴关 系」、北韩在乌克兰战争中对俄罗斯的支持、伊朗在中东地区所支持的代理人网络，以及 据报俄罗斯向伊朗提供情报支援等现象中，看到这种倾向。 另一种变体是「软性制衡」（soft balancing），即各国在外交上进行有意识的协调，以 阻挠某个强权达成其目标。一个典型例子是2002年联合国安理会上，法国、德国与俄罗斯 协调反对授权美国对伊拉克开战的决议；尽管这并未阻止布希政府发动战争，但确实暴露 了美国（以及英国）的孤立状态，并提高了各方最终付出的政治代价。 欧洲对川普威胁从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的回应，就是另一个明显例子——这是一种协调性 的外交行动，旨在阻止一个强权采取不受欢迎的行动——尽管其中也包含军事层面的因素 。所谓「软性制衡」似乎也是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在1月提出的构想：呼吁世界中等强 国团结起来，建立不依赖於与一个不可靠且带有掠夺性的美国合作的互利关系。 川普政府押注的是，无论是对美国权力的硬性制衡还是软性制衡，都将是薄弱、反覆无常 且影响有限的。这种判断可能是对的，因为许多国家仍然合理地不愿采取代价高昂的行动 来对抗美国权力，而即使是「软性制衡」，也面临严重的集体行动困境。不过，这些障碍 并非不可克服，特别是当顺从美国只会带来新的要求，或者各国开始认为与美国维持密切 夥伴关系反而变成一种负担而非资产时。 别忘了另一种「制衡」形式：一些国家若担心美国可能攻击它们，或认为美国已不再可靠 地提供保护，就可能会倾向透过取得自身的核威慑能力来强化安全。对美国可靠性的疑虑 ，已促使法国提出将其核威慑更广泛地延伸至欧洲，而南韩与日本等国也再次开始思考是 否需要建立自己的核威慑能力。与伊朗的战争——以及几位相对谨慎的伊朗领导人被消除 ——只会强化这种观点：他们最大的错误，或许就是没有仿效北韩，在仍有机会时全力冲 刺取得核武。 2.搭便车（Bandwagoning） 尽管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认为，与一个具有掠夺性的强权「搭便车」风险极高，因此相对 少见，但仍有一些国家会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特别是那些弱小且脆弱的国家，可能会认 定自己别无选择，只能与美国结盟并寄望最好的结果；而那些希望利用美国支持来推进自 身修正主义目标的国家，也会乐於「搭上这班车」。 以色列、沙乌地阿拉伯以及较小的波斯湾国家，就是这类机会主义行为的明显例子。这一 类也包括一些右翼领袖，例如匈牙利的维克多·奥班、阿根廷的哈维尔·米莱、法国的玛 琳·勒庞，以及以色列的班杰明·纳坦雅胡等人，他们将川普视为一个具有声望与魅力的 领袖，并认为他与自己对自由民主及许多全球规范的厌恶立场相近。这也不足为奇：这些 领袖——包括川普本人——都曾公开支持奥班在匈牙利的艰难连任竞选。 然而，与一个反覆无常且带有掠夺性的美国「搭便车」并非没有风险。首先，诸如伊朗战 争、美国经济疲弱，以及川普偏低的民调支持率等事件，正在损害「MAGA 品牌」，可能 使与美国过度紧密的结盟，对外国民粹主义者而言变得不那麽有利。 此外，这些领导人的民意基础多半建立在「坚定民族主义者」的形象之上，而这与长期对 一个掠夺性外国强权表现出依附与服从并不相容。这类顾虑或许也能解释，法国极右翼「 国民联盟」的实质领导人玛琳·勒庞，近几个月来为何开始与川普保持稍微距离。 3.政治操控（Political manipulation） 那些选择与美国保持紧密结盟、并希望利用美国力量来推动自身目标的国家，会加倍努力 引导美国外交政策朝自己偏好的方向发展。 纳坦雅胡以及以色列游说团体中的一些关键组织，被认为协助说服川普发动最新一场战争 ，而据报导，沙乌地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宾·萨勒曼也在推动川普派遣地面部队。可以 预期，以色列与波斯湾国家将持续向白宫与国会施压，以维持军火供应；同时，只要川普 仍在任，也可能出现更为明目张胆的影响交易形式（例如贾瑞德·库许纳或川普集团获得 新的商业合作？）。但对这些国家而言，伊朗战争同样存在风险：一旦这场战争被认为主 要是替他国利益而战，如果结果不佳，就可能引发反弹。 4.分散风险与降低依赖（Diversifying and de-risking） 当你面对一个不可靠的夥伴时，明智的做法是降低对其依赖，即使这麽做会带来一定成本 。自从川普在2025年4月宣布「对等关税」以来，这种趋势就已经变得明显：美国的贸易 夥伴开始加紧努力，透过彼此之间签署自由贸易协定，来降低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加拿大已经缓和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并与印尼和印度达成新的贸易协议；欧盟也与印度及 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采取了类似行动。 5.抗拒（Balking，或「直接说不」） 正如任何父母都知道的，有时候非常弱势的行为者也能透过顽固地拒绝配合要求来达成目 的，寄望较强的一方缺乏执行强制服从的意志或耐心。举例而言，美国的北约盟国在川普 要求他们协助开放荷姆兹海峡时选择抗拒，因为他们在战争爆发前并未被谘询，也没有理 由替川普自身的错误收拾善後，并且很可能希望这场灾难能让华盛顿汲取必要的教训。 另一种做法则是表面上假装配合要求，但实际上拖延执行、宣布意外困难、增加核查难度 ，并总体上尽可能制造混乱。这种策略的吸引力显而易见：它避免了与华盛顿的公开对抗 ，但同时也避免了承担完全履行义务的成本。 过去其他国家也曾对美国使用过这种手法：北约国家一再承诺增加国防开支，但每次都设 法未能达标；以色列则承诺拆除部分定居点，但执行极为缓慢，并在此期间用新的定居点 加以取代。据报导，川普政府目前正试图判断中国是否履行了其在川普第一任期内所作出 的经济承诺。（我敢打赌没有。） 这是一个庞大、繁忙且复杂的世界，即使是极为强大的国家如美国，也无法全面掌握其他 国家过去可能达成的所有协议，更难以判定它们是否真正履行了承诺。 让美国形象变差（Make the United States look bad） 硬实力仍然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货币，但强国也会从被视为大体上具有道德、相对诚实可靠 、并且至少在某些时候致力於改善世界中获益。这种特质，正如我已故同事约瑟夫·奈（ Joseph Nye）所称的「软实力」：当其他国家认为一个国家具有吸引力、并且大体上是良 善的，它就能获得影响力。 因此，美国的对手会竭尽所能破坏其形象，把它描绘成自私、具侵略性、危险的力量，而 不是一个值得钦佩与效仿的榜样。这种策略的一个推论（中国已经实行了一段时间）就是 ：袖手旁观，让美国自己不断失误。正如据说拿破仑·波拿巴所言：「当敌人犯错时，千 万不要打断它。」 而川普政府确实让这一策略变得更容易了！仅仅基於「怀疑」就自豪地宣称在加勒比海炸 毁船只、协助刺杀外国领导人、对移民与旅客待遇不善、对超过十几个国家实施旅行禁令 、因他国官员批评总统就对其施加金融制裁、宣称「力量就是一切」、实施关税税率像吸 食兴奋剂的仓鼠一样剧烈波动、发动一场影响全球经济但却缺乏清晰战略方向的战争—— 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当美国的国际形象从一个「有时犯错但仍具善意的全球强权」，转变为一个冷漠、残酷、 反射性不诚实、只顾自身利益的国家时，即使是想与华盛顿做生意的领导人，也会对过度 靠近美国保持警惕。 各种对抗美国的策略之间是相互强化的。越多国家开始采取制衡（无论是硬性或软性）， 其他国家就越容易拉开距离。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越被视为有害而非良性，就越难让其他 国家维持对美国的支持，也越能鼓励外国领导人从「对抗华盛顿」中获得政治利益。当更 多国家开始抗拒时，其他国家也更容易跟进，因为即使是超级强权，也无法追踪每个国家 零星的抵抗行为并同时加以惩罚。 美国人应该从这些对华盛顿当前行为的各种可能反应中吸取的主要教训是：一个强国的最 大优势在於拥有相当大的容错空间，以及在处理问题时可以动用的丰富资源；但其劣势在 於，虽然有些国家会试图利用美国的力量来获取自身利益，另一些国家则会对其感到不安 ，并寻求方式加以约束或遏制。 因此，一个有远见的大国应当在运用权力时保持克制，尽可能遵守广泛认可的国际规范， 认识到即使是亲密盟友也会有自身的议程，并努力与他国建立使各方受益的安排。维持强 硬力量的「铁拳」固然重要，但以「天鹅绒手套」加以包裹同样关键。美国在过去75年中 大致做到了这一点，也因此获益良多，但其现任领导人正在迅速抛弃这种智慧。 正如我在二十多年前所警告的那样：「如果美国最终加速自身既有夥伴关系的瓦解，并促 成新的安排，其目的在於遏制美国，那麽我们只能责怪自己。」 -- Alexander Hamilton said, "A nation which can prefer disgrace to danger is prepared for a master, and deserves one." Now let's set the record straight. There's no argument over the choice between peace and war, but there's only one guaranteed way you can have peace - and you can have it in the next second - surrender. ~ Ronald Reagan, 1964/10/2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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