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自由电台，2025/08/14 https://shorturl.at/dfxNk 俄罗斯逃兵Vyacheslav Astakhov：我陷入呆滞，有如待宰羔羊 维亚切斯拉夫・阿斯塔霍夫（34岁），来自别尔哥罗德，於2020年签下合同。两年後，他 试图解除合同以避免被派往乌克兰作战，但这位法医专家却被任命为坦克排指挥官并送上 前线。他的整个排全数阵亡，阿斯塔霍夫本人却奇蹟般幸存，之後选择了逃兵。 「心里有一种愚蠢的希望，以为这不会牵连到我。」 战争爆发时，阿斯塔霍夫正在下诺夫哥罗德州出差进修。 「我清楚地记得2月24日，我们全都坐在兵营里，张着嘴盯着电视，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 。到了早晨，别尔哥罗德的亲戚打来电话，惊恐地描述着轰鸣声。」阿斯塔霍夫回忆道。 在战争之前，他学习犯罪学，并在警局工作——一开始在巡逻与警卫部门，之後担任公共 秩序检查员。 「我的继父曾是刑警，那时候对我影响很大。我觉得当警察很酷，但四年後我发现，那里 的人从上到下都已经腐烂了。而且上级开始把额外的工作往我身上推，他们本来应该指派 给别人，但我却答应了。最後连武器库和物证管理都压到我头上，尽管我根本没有相关的 权限。如果我说自己应付不来，他们就说我是懒惰。2018年，有一次我在休假期间，刑警 竟然跑来找我，让我回去处理物证，於是我直接辞职了。」 阿斯塔霍夫回忆说，辞职後立刻陷入经济困境。他背着车贷，虽然把车卖了，但仍然还不 起贷款。2020年疫情高峰时，他在一家商店找到工作，但很快又被裁员了。 「我那时完全不知道该怎麽办。有个朋友替军方招募合约兵，他建议我去新地岛服两年役 ：那里薪水有双倍系数，环境也算正常。我原本不想再跟军队扯上关系，因为在『义务兵 役』时，我浪费了一整年，简直是免费劳工，高年兵和指挥部的态度都很糟。但债务压得 我喘不过气，最後我还是答应了。」他回忆道。 起初，他因脊柱侧弯与散光被拒收，但最後仍被列入「有限合格」名单。他被派往新地岛 的一个导弹部队，但在测谎测试中未通过。之後，他在南岛（Yuzhny Island）找到一份 柴油电工的工作，负责维修罗加切沃（Rogachevo）村机场跑道。2022年2月24日，他正好 在出差进修。 「老师告诉我们，乌克兰最多一周就会投降。可後来我们在Telegram上看到一支被烧毁的 车队，才明白这场战争会拖下去。我们的培训被缩短了一个月，随便发了证书，就把人遣 返回各自的部队。」他说。 回到部队後，维亚切斯拉夫提出休假。他们答应了，但前提是必须签署延长合同的报告， 而他的合同原本在八月到期。据阿斯塔霍夫回忆，他以为自己的部队不会被派往前线，所 以签了一年的延期，然後去度假。结果他返队後，才得知莫斯科下达文件，要求把他派去 作战。到了七月，已有大约15人被送往乌克兰，多半是酗酒有问题的人。 一个月後，一份新的合同下达了，而据阿斯塔霍夫所说，那份合同已经不可能再单纯拒绝 。 「他们说：『如果你签了，谁也不会动你；如果你不签，我们就把你送去前线第一梯队， 直到你现有的合同到期。』他们还威胁要把我关进监狱。我吓坏了，就签了下去，相信了 指挥官的鬼话。确实有几个月没碰我——先是把酗酒的人送走，接着是那些和指挥部有冲 突的。到了九月，他们叫我去，问我的高等教育是什麽。我回答我是犯罪学专业，参谋长 就解释说第三军团正在找有高等教育背景的军官：『虽然你的专业不是军事的，但我们帮 你递交申请，走个过场，他们应该不会要你。』我傻乎乎地同意了，继续安静地服役。」 他接着说。 一个月後，答覆下来了——他被正式编入军团。阿斯塔霍夫向连长抱怨，表示自己不打算 去，连长要他写一份拒绝的报告。两周後，却发现那份报告「不翼而飞」。 「他们完全在我背後操作，最後把既成事实摆到我面前：要麽去，要麽因拒绝服从命令而 坐牢。但我入伍只是为了还债，我一直尽力避免被送去打仗。第一，我担心自己的生命与 健康；第二，我已经明白那里到底在发生什麽。我仍抱着愚蠢的希望，觉得不会轮到我。 我找了两个律师谈过——一个建议我不停写拒绝报告并寻求医疗监定，另一个则劝我要小 心，因为他们真的可能以拒绝服从为由立案。那时候我最害怕的就是这个——我还在想能 不能用法律手段『躲过去』。」 维亚切斯拉夫接到命令，要他去下诺夫哥罗德州穆利诺村的军事基地报到，但到那里後却 被告知他的部队已经出发了，还劝他最好快点追上，否则可能会被以「擅自脱离部队」立 案。 「那时我开始想，要不要把手上的个人档案丢掉或藏起来，然後自己消失。」他回忆道。 「可当时没有任何补贴，我只能靠自己花钱勉强赶到穆利诺。躲在家里不是办法，也没有 别的藏身之处。我回到别尔哥罗德，跟家人商量。妈妈说：『留下来，我们会想办法。』 但继父却说他们一定会找到我，还会把我关进监狱，劝我去找一个部队，谈一谈，让他们 留下我，不要把我送去乌克兰。」 最後，他在罗斯托夫州的佩尔西亚诺夫斯基村找到一个部队；同年十一月，维亚切斯拉夫 前往那里。 「我看到的情景让我震惊。部队已经出发去乌克兰了，村里只剩下一个司令部和徵兵处。 来自俄罗斯各地的人一批批涌来——每次十几个人，大多是志愿兵。兵营里根本没有足够 的地方，人只能睡在泥土地上。能找到什麽衣服和鞋就给他们穿什麽，一半是夏季装，一 半是冬季装。人一到就立刻交出证件，好让他们更快被送往前线。没有任何训练或演习， 一批人来了，给他们穿好衣服、发双鞋，就直接送走，像流水线一样。我一看——如果这 里都这样，那到了乌克兰会变成什麽样？我感到极度恐惧——意识到必须竭尽全力避免落 到那里去。」维亚切斯拉夫说。 指挥部给他发了文件，写明他是坦克排指挥官。据阿斯塔霍夫说，那些公开表示不想去打 仗的人，对指挥部来说就是懦夫和「人民的敌人」——会被强行送上前线。於是他只敢说 自己从未接触过坦克，也没有能力承担责任。 「他们开始忽悠我，说我不是唯一一个这样的，会把我送去圣彼得堡接受一个月训练。但 我始终没有在文件上签字，拒绝接受这个职位，还亲自去找管理层请求留下来，因为我根 本不会打仗，也没有准备好。他们仍然说会培训我，但部队里所有岗位都满了。最後，他 们只给了我两个选择：要麽当坦克排长，要麽当摩步排长。我心里万分沉重，只能选了坦 克排。」维亚切斯拉夫回忆。 之後，他被送到列宁格勒州瑟尔托洛沃的训练营。 「那里更是一团混乱：大家都在喝酒，环境肮脏不堪，到处是老鼠。训练只是走过场：教 了我们几天怎麽启动坦克系统，让我们打过几次靶，开了几次机枪。回到部队後，我说我 们做的根本是莫名其妙的东西，领导立刻对我另眼相看，态度马上变了。他们说，到了战 场上会教我一切。我这才明白，不可能用正常、讲理的方式解决。」 「於是我去了罗斯托夫检察院，投诉自己在完全不懂技术的情况下被派去指挥。结果首长 ——一名上校——立刻开始对我攻击与威胁，说我是懦夫、是逃兵，还说该把我关进监狱 。」 上校随後叫来了军区宪兵处的一名上尉，要求他把维亚切斯拉夫带回部队。但那位上尉出 乎意料地有人性。 「他指着我说：『你看看他，这样的人怎麽打仗？要有点良心吧。』他们叫我先出去，过 了大概二十分钟，他走出来对我说：『我已经尽力了，但部队里所有位置都满了，他们不 会留下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再去接受一次训练，这样至少能拖延点时间。』指挥官们因为 我『越级』投诉而不停咒骂，但我回答说，是他们根本没给我选择。他们对我彻底恼火， 从那以後只用命令的口气跟我说话。」 在去过检察院之後，一名少校还拿手机给他看了一段乌克兰无人机拍下的影片：一辆俄军 步兵战车被击毁，乘员全数阵亡，唯一的炮手持续还击，直到战车彻底被摧毁。 「他想给我看，什麽样的『英雄』愿意在战场上送命，好像这很酷。我震惊了。第二天一 早我到部队时，看见一个年轻人坐在那里，神情非常悲伤。我问他怎麽了，他嘀咕着说不 想回到这个疯人院。等到司令部开门时，医护人员冲进来把他带走——这小夥子用刀刺进 了自己的肋骨，就为了不回前线。」维亚切斯拉夫回忆道。 「要麽去前线，要麽坐牢。」 接下来的几周，他在部队里睡在地板上，收集士兵家属的联络方式以防万一，并帮助处理 文书工作。然後，他被再次送去训练——「去的还是同一个单位，情况和上次一样。」 「我明白，根本没有法律上的出路，我只能拖延时间。」维亚切斯拉夫说。 回到部队後，他再次请求留下——令他惊讶的是，他被允许帮忙处理文件。这让他燃起一 丝希望。他被派往圣彼得堡，去医院接一名阵亡士兵的遗体，并护送回下诺夫哥罗德参加 葬礼。死者只是轻微受伤，却因败血症去世。维亚切斯拉夫坦言，当时他完全陷入绝望。 回到部队後，连长告诉他，一个小时内他将被送往乌克兰。 「我请他讲点人道，行事留点余地，但他却笑着给我看一张命令书：『要麽去前线，要麽 坐牢。』我当时呆若木鸡，就像一只被牵去屠宰的羊。我默默地收拾行李上路，整个过程 中都处於一种恍惚状态。现在回想，我明白我当时应该立刻处理掉个人档案并躲起来。」 2023年3月10日，他被送到卢甘斯克被占领的克拉斯尼卢奇，并被分配到马凯耶夫卡附近 的第8坦克连。该连没有建立记录制度，他被允许按照规章自行整理一切，他一直做到五 月。然而，随後以残暴和毒打下属闻名的第7连连长「维京」成为营长。维亚切斯拉夫开 始被派往战斗任务——营长说：「准备好吧，你那逍遥的日子结束了，你之前做了天知道 什麽，现在你就会明白什麽是真正的服役。」 「整个连队的人都在酗酒，我被调到指挥官增援组，和另一名排长一起，负责监督这些酒 鬼。」他回忆道。「指挥部立刻说，我要『对人员负责』，要『表现出我是指挥官』，『 用任何手段让他们服从，不喝酒、不胡闹』。我震惊了，便坦率地和大家谈话，问他们为 什麽喝酒。他们签的是六个月的合同，原以为服完役就能回家——有的背负贷款，有的有 家庭，有的想完工自己的房子。但合同最後变成无限期，有些人已经服役九个月，有些甚 至一年。大家心理承受不了——所以喝酒发泄压力。当然，我没有殴打或施加道德压力— —我尽量用人性化方式解决问题。」 据他说，一开始，连队住在一个废弃马厩里，後来因为持续酗酒，士兵们被派到林中自挖 掩体，「作为惩罚——让他们像狗一样生活」。但喝酒的问题并没有解决。 「指挥部要求对人动手——打他们、绑在树上、扔进坑里，让他们不敢喝酒。他们说：『 不然我们会把你们和他们送去‘暴风’——单程票。』我们的团有个‘暴风Z’，没有人 从那里活着回来——他们在前线血腥突击作战。七月，连长从酗酒中醒来——我也不明白 为什麽，他的所有『功绩』都被批准放假——但我们却被拒绝，理由是士兵从那里回不来 。」维亚切斯拉夫说。 「我们出任务时，乌克兰的无人机不断在头顶盘旋，炮弹落在坦克附近。」 「日夜都在行动，我们住在坦克上，没有食物，也无法洗漱。我坐在炮塔上，没有命令不 准下车，即便是返程休整也不例外。几周後，我告诉营长，炮塔简直要把我弄死，他同意 我拿着无线电坐在距离稍远的地方。但当连长休假回来，他说：『这都是废话，你必须坐 在坦克上，这才过瘾』——他疯了，喜欢追求肾上腺素。」阿斯塔霍夫回忆道。 他并不隐瞒自己在战争中有杀人行为，但辩解说那是「服从命令，为了活命」。 「甚至在被派往乌克兰之前，我就已经明白些事情，但在那里才彻底醒悟。也许不是每个 人都公开说，但连队里的人都表现出不明白这场战争的意义，不知道我们在为什麽而战— —这都是普京的胡闹。我不否认我服从命令，否则我早就被送去‘暴风Z’——那是单程 票。我心里想的就是：去休假可能再也回不来。我按命令行事，虽然明白这是错的。这是 一个艰难的话题——外面很多人会谴责像我这样的人，认为我应该要麽进监狱，要麽违抗 命令而死在突击中——或者被自己人射杀。但在那里的人看法就不一样。」 据他描述，装备非常糟糕——都是刚出库储存四十年的老旧T-80坦克。 「那些坦克都快报废了，只有五辆，其中两辆根本启动不了——其他坦克坏掉时，我们就 拆他们的零件用。他们不停出故障，我们全靠自己修，整个团连工具都没有。但他们仍然 逼我们开车，威胁说不听命就送去‘暴风’。」他回忆道。 「第二排长安德烈·西尼钦因愚蠢的命令与营长争吵——有人被派去整天站在空地上，顶 着无人机和炮火，对待他们极其残酷。‘维京’开车把他直接送去‘暴风Z’。」 现场有即时惩罚。犯错的人会被扔进坑里，自车臣战争起被称作“zindan”，也会被绑在 树上或坦克上。维亚切斯拉夫记得他的战友伊凡，第九个月服役时「心理崩溃」——央求 回家，然後大肆喝酒，三次没有出现执行任务。 「营长来了，把他打了一顿，还把他手铐铐在坦克上三天。但他又开始喝酒，营长彻底爆 炸，把他送去‘暴风Z’。之前，他还把整个连队排好队说：『这个混蛋不该在这里服役 ，他得被送去暴风，和囚犯一起死在那里。』伊凡从那里逃了——在乌克兰阿夫迪伊夫卡 的民宅区被抓住。最後，他被送进精神病院，被诊断为精神分裂——战争中人真的会彻底 发疯。」 「在那里根本无法保持心理稳定。」 2023年3月，阿斯塔霍夫被送往乌克兰两周後，他的未婚妻克里斯蒂娜决定前往探望他。 维亚切斯拉夫帮她联系了当地为士兵运送人道援助的志愿者。 「到那里其实不算太难，关键是安全问题，但我并不害怕。第一次是坐公车去的，之後由 我认识的一名计程车司机载我们过去。作为女性，大家对我的态度很奇怪——很多人都震 惊我竟然来了。那里并不是封闭区，也不是军事镇，只有废弃的建筑和掩体。我就这样恰 巧来到了那里。无人机和炮火——我亲眼见过。」克里斯蒂娜说。 从那之後，她每个周末都去前线看望未婚夫——她和他住在离其他人远的帐篷里，也见到 了他的战友们。 「当然，我是坚决反对战争的。但我无法责怪那些被迫身处其中的人。在普通士兵中，没 有人支持这场战争，我和十个人聊过，没有一个想打仗，连队里没有暴力，也没有杀人狂 气。可他们却被叫作懦夫，被打。在那里没有公正，也没有 人道 对待，根本不可能与指 挥部达成协议，一切都是强制的，威胁随时存在——稍有挑衅，就会被送去‘暴风’。所 以大家都陷入绝望：在那里保持心理稳定和理智几乎不可能。」克里斯蒂娜说。 2023年8月，维亚切斯拉夫被承诺休假，但休假先後被推迟到九月，再推到十二月——10 月10日，阿夫迪伊夫卡发生了大规模攻势。 「早上，连长集合了全体乘员，自己开车，我被拉到炮塔上。他把命令传给炮手，两秒钟 後，炮口没响，却听到一声巨响——我立刻明白：坦克出事了。我脑中只有一个念头—— 『完了，我们完蛋了』。当我清醒过来时，感觉背部和帽子在燃烧，我站起身，把所有燃 烧的东西甩掉。坦克装甲着火，没有人呼救——那意味着其他人都死了。我的手和脸被烧 焦，血流出来，皮肤黏在一起，我拿不出手机，所有无线电都被烧坏。我意识到必须趁清 醒时逃出去——我忍着剧痛走了大约一公里半到马路上，营长把我接走，送到医院——无 线电失灵，他才意识到出了事。」维亚切斯拉夫回忆道。 在顿涅茨克的医院，他接受了急救和手术。他的双手被烧伤，脸和耳朵被烤焦，还有弹片 卡在膝盖下方和眼睛里。克里斯蒂娜来到顿涅茨克，说服医生将维亚切斯拉夫转送到罗斯 托夫。 「在顿涅茨克，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先治疗他，然後送回前线。』在罗斯托夫，他们也 说：手没事，一只眼睛可能看不见，但这不会妨碍他指挥。」克里斯蒂娜回忆道。 维亚切斯拉夫没有获得伤残资格，於2024年3月出院，得到两个月病假。他回家探望亲人 ，和未婚妻共度了一段时间，然後决定潜藏起来。 「我处理掉了手机、所有卡片，以及和我名字相关的一切。我在别人名下租了四个月的公 寓，但钱快花光了。我开始出现严重的偏执——一周才敢出门两三次，什麽都害怕。经过 警察时，我甚至会颤抖。我们意识到这不是办法：要麽他们找到我，要麽我的心理承受不 了。」维亚切斯拉夫说。 在医院，阿斯塔霍夫被诊断为创伤後压力症候群（PTSD）——他出现了恐慌发作。逃亡两 个月後，他的焦虑加剧——军事警察不止一次找上他的父母。维亚切斯拉夫非常害怕搬家 和在陌生地方生活，尤其是在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下，但到2024年9月，他决定逃离国家 。 「我意识到自己无法正常生活，因为害怕出门，也没有工作机会——而在这里至少还有一 线希望。我联系了『走向森林』，通过了面试——沿着他们提供的路线去了亚美尼亚。」 阿斯塔霍夫回忆道。 从那时起已经过了九个月。 「在亚美尼亚，我做各种零工，总得活下去，支付房租和生活费。我在学习程式设计，希 望成为测试工程师。钱总是不够，夜里还会做恶梦，受损的眼睛会痛。有时候我觉得没有 它也许更好，那层模糊的薄膜太干扰视线了。」阿斯塔霍夫说。他坦承，和仍在俄罗斯的 未婚妻一起，他们梦想搬到「更安全的国家」，那里可以做手术，至少部分恢复视力。 据人权组织「走向森林」员工伊万·丘维利亚耶夫说，对俄罗斯军人而言，叛逃不是选择 ，而是一种机会。 「一旦到了乌克兰，他们通常会被延後派往战斗任务，但不能随便跑。他们身处占领区， 处处都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国民警卫队和军事警察检查站。一切都暴露在眼前，叛逃未 遂的士兵可能被扔进坑里、地下室、或‘暴风’，也可能从零开始重新服役。」丘维利亚 耶夫说。「所以他们通常从医院叛逃——相对安全。还有‘计程车司机’——当地人愿意 用车帮人穿过检查站，但这风险也很高。这也是为什麽很少有人从单位逃跑——可能除了 那些已经没有什麽可失去的囚犯。」 -- You ask, what is our aim? I can answer in one word: victory. Victory at all costs, victory in spite of all terror, victory, however long and hard the road may be; for without victory, there is no survival. ~ Winston Churchill, 13 May 19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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