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是欧洲自由电台在2025/02/19日发表 昨天才看到网友翻译，以下主要转换为繁体，修改少数用词 https://zhuanlan.zhihu.com/p/1940760689443579830 https://x.com/severrealii/status/1892179572839395715 https://t.co/tffvqLVGzo “不是坐牢，就是上战场”。一位逃离前线的俄罗斯徵召兵的故事 2022年10月3日，来自莫斯科近郊柳别尔齐的44岁男子格奥尔基（Georgy）被动员徵召前 往乌克兰作战。他起初就有健康问题，育有三个孩子，而且本身也根本不想打仗。2024年 5月，他成功当了逃兵。如今，他与妻子奥克萨娜（Oksana）及孩子们已抵达德国，在“ 路途中”（InTransit）组织的説明下，他申请了政治庇护。 格奥尔基是一名土木工程师，因高血压和心绞痛，他的服役健康评定等级是“B类”。而 且到了2022年秋天，他又遭遇了脚部骨折，还有近视以及色盲等问题。因此，当9月底他 接到徵兵办公室电话，叫他去“确认资讯”时，他并未在意，不认为自己会被徵召。 “我一大早就离开了家，想着他们会看我的护照、军人证，给我登记一下，然後我就能去 上班了。但让我惊讶的是，那里排了两条队：一队是像我这样接到传票的人，另一队规模 小一些——是志愿者。令人吃惊的是，他们中超过一半的人都被筛除了，被告知不需要这 样的人。而像我这样的人，却突然变得被需要了。”他回忆道。 格奥尔基当场就收到了服役传票。 “他们说体检委员会之後再说，等我到了部队，‘如果你体检不合格，我们会把你筛掉， 不会强留你。’为了那张传票我和他们大吵了一架，结果他们给了我两天的缓徵期，虽然 通常只缓到当天晚上，”格奥尔基继续说道。 那时他是建筑公司“城市之棱”（Grani Goroda）的总工程师，该公司与莫斯科“水利设 施”（Vodokanal）有合作。离开军事登记和入伍办公室後，他去了工作单位，希望那里 也许能帮上忙。 –雇主们让我别担心：他们保证不会让我去战斗部队，说会协商解决。结果他们把我送到 了莫斯科的兵役局，而不是柳贝雷齐（Lyubertsy）的兵役局。当时正从服务公司雇员中 组建类似工程兵的部队——他们承诺会把我分配到这样的部队，只需去卢甘斯克参与三个 月重建受损地区的工作。甚至还在传票上写着："作为文职人员应徵入伍履行国防义务"。 等我再次出现在兵役局时，才明白自己被骗了。 他被带到了军事部队。 – 我解释说自己不适合服役，给他们看了我的健康档案摘录。他们随手翻了翻：“还好 嘛，心脏注意点别太劳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但当时真的很害怕。我们联系了军 事检察官办公室，申诉我的心脏问题以及抚养三个孩子的状况——毕竟他们承诺不动多子 女家庭。结果收到官方回复说：国家认定的多子女家庭标准是三个孩子，但国防部的标准 是四个孩子。至於我声明自己是和平主义者这件事，当然根本无人理会。 他们在专业特长栏里写的是“射击手”，几乎没有任何训练——他们漫无目的地在靶场晃 荡，用生锈的机枪打过几发子弹。一个月後的11月16日，格奥尔基被送上战场。 – 我们属於独立第1855营。最初他们说我们是莫斯科的部队，号称"精英"，是索比亚甯 市长的嫡系，承诺"绝不会把你们扔进地狱，会分配守卫任务，因为莫斯科不会抛弃你们" 。现实最终证明，'索比亚甯营'正是最先被碾碎的部队。 单程票 – 感觉就像无人知晓任何事，可怕的混乱，没有协调，没有补给…我们仿佛被时间机器 抛回1941年——德军扑向莫斯科时的全面溃乱，只差军装不同。深秋，冷雨，泥泞，被摧 毁的村庄，战争碾过这片土地，——格奥尔基回忆道。 他和战友们直到最後时刻仍不知将被送往何处。最终他们滞留在斯瓦托沃附近的森林：配 发的雨衣不够，还自掏腰包在邻村购买斧头和锯子。 最初的几天就像鲁滨逊漂流在荒岛上——在荒原中赤手空拳求生。他们什麽都不提供，我 们冒着雨雪睡在地上，自己生火取暖。我当时就在想如何逃离这里，立刻意识到这是一趟 有去无回的旅程。从军官和指挥层的态度就能看出，他们根本没把我们当作战斗单位或士 兵，我们只是被送来扮演角色然後"英勇牺牲"的炮灰。从他们克扣补给的方式更印证了这 点——既然明天就要去送死，何必浪费粮食饮水？相邻森林里驻紮着"阿赫马特"士兵和防 空部队，光看装备就知道谁该被保护、谁不值得。 俄罗斯英雄亚历山大·紮列茨基团长的到来尤其让格奥尔基刻骨铭心。 亚历山大.紮列茨基 ——他把所有人列队训话："你们来这里就是为了送死的。 “至少他很诚实” 想休假？300！（伤患），"想永远离开？200！（阵亡）"。这就是我们的战前动员。 格奥尔基回忆道，那时候离开阵地并不困难——前线已是一片混乱。2022年12月3日，他 在路上拦了辆军车，没费什麽周折就抵达了卢甘斯克州的特罗伊茨克。 当时根本没有监控，检查站全是我这样不懂勤务的士兵在值守。他们拦下你问："通行口 令！"——"我不知道口令"；"你什麽人？"——"这不都看见了吗"；"行吧过去吧。"那时 的混乱程度可见一斑。人人都像从泥坑里滚出来的，衣衫褴褛，无家可归。 据格奥尔基描述，特罗伊茨克原本有座医院（後来被炸毁），大半设施已被军队强行徵用 改作前线救护所，伤患在此经过分类後才会被送往俄罗斯。 ——就像布朗运动似的——一大群被动员的士兵漫无目的地流窜，个个一无所有。人们分 散到邻近的城镇村庄，拼命搜寻食物和物资，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他们进了城连商店都 顾不上逛——当务之急是找地方过夜。少数军官还会替手下张罗，但多数人根本不管—— 结果连医院急诊室都被改成了营地。 在那里，格奥尔基开始接触同病相怜的士兵，并说服他们偷越国境。 ——我们遇见一位老人，他开车将我们载到目的地，指明进入俄罗斯的路线後便离开了。 於是四人分作两组行动：两人在道路左侧，两人在右侧。当我们翻越带刺铁丝网时，直升 机突然出现，当场射杀跟在後面的安德列和谢尔盖——我至今不知他们姓什麽。随後赶到 的边防军倒不算严苛。我们自然质问为何直升机会射杀本国人，他们却暗示此事不得再提 ——这种事从未发生。 “紮伊采沃的盖世太保” 在瓦卢伊基的警局和卫戍司令部度过一夜後，他们将他押上汽车带往未知地点。 ——紮伊采沃那间关押逃兵的地下室早已臭名昭着，我确信自己正被送往那里。结果却发 现身处拉斯佩诺耶镇。《阿斯特拉》机构曝光过这地方——我甚至认出了自己躺过的木板 床。 这座地下室让格奥尔基产生强烈的盖世太保既视感： ——那种时空错置感又来了。人们 在这里遭受淩辱、毒打与酷刑。21世纪竟遭遇这等暴行令人震惊。我们这代人自幼被教育 法西斯是邪恶的，而我们是铲除邪恶的正义之师。但现在发现施暴者竟是我们自己，且明 显不是个别施虐者的自发行为，而是系统性暴行——有人专门徵募人员进行培训後实施迫 害。最震撼的是：当宣传机器高呼你去抗击法西斯时，转头却撞见法西斯盖世太保的翻版 。 这座酷刑室是前乌克兰边境哨站——它昔日还是模范哨所，连泽连斯基都曾亲临视察。 那是栋崭新的建筑，地下室地面铺着沙土。他们在里面临时搭起床铺，将空间一分为二： 关押"好人"（我被分在此处），以及"坏人"——据我所知，後者是会被清理的对象。那里 常有人被活活打死：我们去打扫时，甚至天花板上都溅满血迹。你被困在石盒般的囚室里 ，每日早晚仅被押解如厕一次，与外界完全隔绝。食粮供给极其匮乏，我认为是刻意让人 挨饿：仅在早8点和正午各给一餐，之後什麽都没有一直到次日。 根据格奥尔基的叙述，被关押在地下室的人遭受拳打脚踢和电击酷刑。受害者似乎是随便 选的，但每个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刚到时，他们用电击枪作为'见面礼'，接着开始毒打。那里有专门的行刑手——他们 殴打我们时很讲究技巧，力求不留伤痕。若遭遇直接虐打，通常意味着'坏人'将被处决。 庆幸的是，我只听闻过这种事，并未亲眼目睹。 压力与折磨令格奥尔基的身体濒临崩溃——他的心脏病发作了。万幸的是，一位曾当过逃 兵的医疗兵施以援手：开出"卧床静养"处方并提供药物。他在木床上躺了一个星期。 "有一次我们大概八个人被叫去问话：'认不认罪？有没有悔改？' ——'认了。'——'行 ，那就上前线。' 他们把我们押到斯瓦托沃市，有个叫'戈拉'的临时营地，专门关押像我 们这样的'迷失者'。记得那天是12月14日。俄军在那里吃了败仗，好多溃兵流窜数月，不 断有人被抓回来。最高峰时营里关了五千多人。"後面有消息说俄方在建逃兵集中营，普 京回应说这都是假的，营地就被火速拆除。 此时格奥尔基所属的作战营早已解散，他本人则以逃兵罪名被编入'风暴Z'惩戒部队—— 这支靠'人肉冲锋'战术臭名昭着的部队。" 其他人等了几天也相继跟来。他们把我派往"零号战区"待命执行战斗任务。当时附近的工 兵们正在从一辆卡玛斯卡车上面卸炮弹，刚卸完，敌人的炮弹就砸过来了。剧烈的爆炸把 工兵们炸上天，什麽都没有剩下。我们虽在五十米开外，还是被冲击波击中。我受了伤， 脑震荡、腿也断了，心脏病再次发作。 因此格奥尔基被送到医院了，医生给他开了去俄罗斯接受治疗的转院单。 我们被带到了瓦卢基。我们乘坐的是一辆油罐车，途中遭遇了炮击——这可一点也不好玩 。司机在瓦卢基停了下来，说：“那里有家医院，去那里吧，我不能再往前走了。” 车 队领队补充道：“这是电话号码，想去哪儿就自己叫辆计程车吧。” 於是我们就叫了一 辆计程车——去莫斯科。我在12月18日回到了那里。 “突然发现这是我这辈子最後一次见到他了” 这段时间，格奥尔基的妻子奥克萨娜一直焦躁不安。 他离开时，我亲吻着他，心里想着万一这是最後一次见到他怎麽办。毕竟当时他们就清楚 ，许多人一上前线就被直接投入战斗。战区没有秩序，海马斯的炮火也威胁着他们。任何 时刻都可能是诀别时刻。她这样说道。 进入别尔哥罗德州边境时，格奥尔基和战友们被迫上交手机。奥克萨娜特意为他准备的备 用按键手机，最後也毫无用处。 我们没想到到21世纪竟然还有没有手机服务的地方。他最後的资讯是："一切正常，我们 在警戒线後方，位於卢甘斯克的第三道防线上。" 随後，电话就断了。 再次取得联系已是两周半之後。 他用另一个号码从特罗伊茨克地区来电，自然未提及逃亡之事。仅称因健康原因即将返家 。之後又收到消息："正被转移至未知地点"——再度失联两周。我曾致电别尔哥罗德检察 官办公室，但当时此类诉求已堆积成千上万起。瓦卢基当地部门回应称无网路可用。整整 五周音讯全无——这真是太煎熬了 格奥尔吉直至12月底才联络妻子，称其将前往莫斯科。 “晚上抵家时，衣服脏兮兮的，身上还有一股烧焦的味道。当时我觉得事情已经告一段落 了，军事医疗委员会予以除名，”奥克萨娜回忆道。 “与其说是计画，不如说是希望” "格奥尔基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由於心脏疼痛，他不得不呼叫救护车，医生将其高血压 等级从二级提升至三级——重症。他并不担心在医院被捕——" "当时局面混乱，谁也不清楚状况。起先我带着骨折的腿去找外科医生，他听说我是军人 後，直接让我去军队诊所。後来我假装无业人员，事情才顺利解决，"他回忆道。"事实上 我们能回家全靠一位医生。我和他以及整个医疗团队建立了友谊，他非常仁。他本无权为 我们开具转诊莫斯科的证明，却冒险写了。按规定我们只能被送到瓦卢伊基——而那里将 决定我们的命运。"当时我们并不知情，我的两名战友最终进了莫斯科的博尔登科医院： 他们穿着病号服待了十天，仅此而已——院方通知他们前往别尔哥罗德的兵员分发站报到 。他们的健康状况和我相差无几。一人离开了，另一人则和我留下，思虑再三後决定藏匿 起来。" 奥克萨娜探访乔治受训的训练场地後，"保持低调"的决定更坚定了：回来後他设法就医并 再次确认了诊断。但他所属的部队已不复存在——接受医疗检查的希望也彻底落空。 他们没有任何具体计画，唯一的指望是动员早日结束。 "不可能像沙皇时期那样，强征农民入伍并强迫终身服役。哪怕是去阿富汗和车臣作战， 人们也有明确期限。甚至当我们被带到训练中心时，所有人都指望顶多服役半年。"格奥 尔基说。 据格奥尔一所言，所有人此刻都意识到战争已陷入死胡同。 “俄罗斯领导层总该有点脑子吧？既然目标无法实现，为何还要继续打仗？难道为战而战 ？”他诘问道。 乔治躲藏在与奥克萨娜共有的夏日居所。直至四月前，他仍能领到军饷。 “我们这些名义上‘存活’的人被编入加里宁格勒第七团部。显然，失踪者的帐户均遭冻 结。有理由推测他们正在搜捕我——自此我几乎常住乡间。那是图拉州一个近乎灭绝的偏 远村落，仅有数十位退休老人居住。倘若真展开搜查，早该有人通风报信。这里人都是自 己人，彼此都熟，可不是莫斯科。” 而在莫斯科，人们正在搜捕格奥尔基，2023年12月21日，等他回家探望家人时，三人在他 走近家时将他逮捕，并把他带到军事指挥官办公室，送上飞机，第二天就到了加里宁格勒 。 “德国人的枪炮治癒了我” 格奥尔基接受了审问，初步调查也已启动。他意识到对方想送他去打仗——用一个刑事案 件像锚栓一样把他钉住。第二次逃跑属於加重情节。随後，他被带去了所谓的“综合连” 。 ——实际上，那就是座军事监狱，一个老旧的军事基地，还是德国人留下的——据说当年 党卫军“骷髅师”就驻紮在那里，甚至连那时的橡木镶地板都保留了下来。他们在一处营 房里设立了监狱，专门关押像我这样的人。去看医生要有押送，去食堂也一样。区别只在 於你不是待在地下室，而是在二楼。而且他们一天给你提供三顿饭，不是两顿。 据格奥尔基介绍，加里宁格勒第06414军事单位曾被用作拒服兵役者的监狱。 有人劝格奥尔基“自愿”乘坐下一班飞机去前线——否则他们就把案件提交法庭，判他个 五到七年监禁。格奥尔基选择了监狱。得知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做出这种选择，这给了他力 量。 ——当时的情况很糟糕：要麽坐牢，要麽去打仗然後缺胳膊少腿甚至丢掉脑袋地回来。有 趣的是，即使你选择了坐牢，他们依然每周一次试图把你塞进飞往库尔斯克的飞机（後来 那儿的机场被炸了，就改飞沃罗涅日）。这就是心理施压：你要麽再次正式写下拒绝参战 的声明，从而延长刑期；要麽崩溃妥协飞往前线。这样的人确实也存在。 “周初他们通知我，周六有一班飞机起飞，名单上登记了我。我说：‘我不去，你们疯了 吗？’事情就不了了之了——因为调查员根本没时间处理我的档，”这位逃兵回忆道。 在军事基地，他设法进入了医院接受军医委员会的体检。 到了那儿，拿着你病历去见医生的不是本人，而是一个调查员助理。‘我是某某某，写这 个写那个。’结果他们就写下了（结论）：我很健康。我据理力争、大闹了一场，总算以 心脏病为由被收治住院了——那里有位有人情味的年轻女心内科医生，她同意给我开转诊 单。不过能住进去简直就像一场闯关，”他接着说道。 “在医院里，一切都安排妥当了——档上写着，我奇迹般地康复了，健康等级从‘B’（ 有限服役）提高到了‘Б’（轻微受限的合格）。正如医生所说：‘我不能上军舰服役， 但扛着机枪去冲锋——这没问题。’德国人的枪炮（指战争压力）治好了我的病，真要有 人来记录下这个奇迹才对，”他语带讽刺地说道。——“我在那儿见过很多人，通过大笔 一挥（指伪造档），就从几乎残疾的人变成了健康的人。不仅限於心脏问题的人。有的人 胃被切掉了三分之一——照样合格、健康。另一个在战场上把脚冻坏了，切掉了半个脚掌 ，他也合格了。 军方的调查部门采纳了医委会的结论。然後，幸运的是。据他说，尽管监狱条件艰苦，很 多人喝酒吸毒，贿赂检查站的应徵士兵，让其从外面‘跑腿人’那里接收违禁药品。由於 格奥尔基对这些不感兴趣，他们决定‘表彰’他一下。 ——团长开始给自己盖一栋达恰（乡间别墅）。负责建设的少校决定省钱。他给我们的奖 励就是——去呼吸新鲜空气外加免费干活。这是非法的，所以没有卫兵押送，全由那位少 校负责。我看到根本没人看守，围墙後面就是城市。我还谘询了有经验的人——监狱里一 半以上都是罪犯。他们告诉我该怎麽躲藏，有个家伙给了我一件T恤和一条裤子让我换上 便服。而且，那位少校还告诉我现在到处一片混乱，错误百出，我们是在加里宁格勒—— “在一个（孤）岛上”，很可能“没人会通缉你”。也就是说，你去买票时，不会有任何 地方的警报系统会触发。 格奥尔基去工地工作了近一周，做好了准备，然後在5月29日翻过围墙，换上便服，坐上 了一辆计程车。他在机场买了张去普尔科沃（彼得堡机场）的票。从圣彼德堡，他搭乘小 巴沿着没有检查站的乡间小道前往白俄罗斯。逃离这个国家的想法甚至在被捕之前就萌生 了——总不能一辈子都在逃亡中度过。早在二月份，他就联系过名为“走向森林”的组织 ，这个组织专门説明像他这样的逃兵，但在他的情况下联系得太晚了——格奥尔基已被拘 留。不过他已经有了计画：借道白俄罗斯出境，因为那里相对安全。在圣彼德堡，奥克萨 娜给他弄来一本护照，他就是靠着这本护照飞往了塔什干。 格奥尔基没有在那里（乌兹别克斯坦）久留——他害怕被引渡。他曾尝试办理西班牙签证 ，但遭到了拒绝。他买了一张经巴赛隆纳中转去拉丁美洲的机票，但在卡达被拒绝登机。 最终，他搬去了格鲁吉亚，但在亲克里姆林宫的“格鲁吉亚梦想”党赢得选举後，他意识 到待在那里也不安全。後来，他搬到了黑山，在那里，他为瑞典着名艺术家马茨·诺德斯 特伦（Matts Nordström）修复了一幅泳池马赛克图案。而在此期间，他已经被列入俄罗 斯的联邦通缉名单。眼下，当保安力量上门时，奥克萨娜和孩子们正待在家里。 "调查员在六月底首次联系了我。我被告知，关於他健康状况的任何证明都不会被接受— —我们已经毫无希望。当我申诉他身体不适时，对方却说徵兵过程没有任何违规行为。他 们试图说服我唯一的出路就是认命投降，整个局面已经无可挽回。我回复说已获悉这些情 况，"奥克萨娜回忆道。 此後两个月她躲回乡下，对方却不断来电威胁要到学校找孩子们，还联系了她刚满18岁的 女儿。 逃亡的第一个月里，格奥尔基仍在试图掩盖行踪。他假装仍在俄罗斯，持续与调查员保持 联系。" "他直言不讳地说，如果我不屈服，他们就会向我的家人施压——这是国家敲诈，是恐怖 主义行为。'如果你不回来，我们就让你家人也日子不好过。'他兑现了承诺，"格奥尔吉 说道。 当奥克萨娜回到城市後，调查人员突袭搜查了她和孩子们的住所。 "他们在9月7日周六上门，从早上9点一直待到下午2点。这是加里宁格勒的调查员向地方 下达的指令——要求没收所有电子设备。尽管我当场电话联系了律师，律师明确告知这是 非法行为。但最终他们检查了孩子们的手机，并没收了我的手机，"奥克萨娜陈述道 随後安保人员出现在她年迈父母的住处。 "你永远无法预料会发生什麽。他们已经挨家挨户找邻居问话，我真不想让孩子因为这事 而受苦。整夜整夜失眠，抑郁、焦虑、前途未卜，"她回忆道。 精神崩溃的奥克萨娜被送进精神病院住院一个月，通过专业治疗缓解抑郁并调整药物。直 到这之後——就在1月7日耶诞节当天他们再度上门搜查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再也不想呆 在俄罗斯了。 "我住院期间，孩子们暂时成为了孤儿。生怕他们会就此从我身边被夺走——我听太多这 种故事了：父亲参加，母亲离世，孩子就被送进福利院，"奥克萨娜说。 格奥尔基提及加里宁格勒军事监狱的遭遇，有一名逃兵，他妻子去世才逃离部队。结果遭 到了抓捕，两个孩子也被送进了福利院 对妻子而言，背井离乡的决定十分的艰难，离开我们一起努力挣得的一切，离开我们全心 投入的一切，真的很难，但是没有其他办法了。 1月17日，她带着孩子离开俄罗斯目前，一家人成功团聚，抵达德国并申请政治庇护。 一方面，他感到如释重负。虽然仍然需要克服德国的官僚程式的潜在的负担，但最重要的 是，再也没有什麽能威胁到他的妻儿了。周围是不同的人，很平静。不同的态度，不同的 环境，在许多方面都令人惊叹，但身处另一个世界的感觉并没有随之而来。我们希望孩子 们融入社会，成为欧洲人，开放，对他人有同理心。我们不再年轻，都46岁了，但我们一 生都在靠自己尝试各种事情。我们相信自己会成功，”格奥尔基说。 为了核实这些逃兵自述的真实性，以及评估其可能卷入在乌克兰战场上犯下的战争罪行的 程度，“放下武器计画”(Farewell to Weapons) 项目组建了一个核查小组，为逃兵制定 了一套专门的核查规程。格奥尔吉的个人经历由该小组进行了核查，小组成员包括一名国 际人道法(IHL)律师、一名开源情报(OSINT)研究员和一名专门研究俄罗斯军队的军事分析 师。 根据Mediazona收集的资料显示，2024年俄罗斯军事法院受理了10,308起拒绝服役的刑事 诉讼案件——这一数字几乎是2023年的两倍。而自开战以来，已有14,182名俄罗斯军人因 擅离职守（即开小差）被军事法庭判处逃亡罪。 -- Never give in. Never give in. Never, never, never, never—in nothing, great or small, large or petty—never give in, except to convictions of honour and good sense. Never yield to force. Never yield to the apparently overwhelming might of the enemy. ~ Winston Churchill, Never Give In, Never, Never, Never, 19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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