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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Fw: [一生] 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
时间Wed Apr 29 00:02:54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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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Re: [一生] 带着小提琴的革命家──简吉
时间: Tue Apr 28 23:42:55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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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下属女儿、逼鹿窟村民认养自己私生子」历史学者陈翠莲揭共产党70年前在台恶行
作者朱乃莹
【沃草】记者朱乃莹报导
70 年前发生在今天新北市石碇区的鹿窟事件,一群中国共产党在台地下组织成员,为躲
避中国国民党政权的追剿,躲到鹿窟山区,酿成白色恐怖早期最大规模的政治案件。台大
历史系教授陈翠莲引述新出土的政治档案,探讨国共(国民党、共产党)斗争下的人性扭
曲。陈翠莲说,当时部分鹿窟村民确实接受社会主义理想,但鹿窟基地的共产党员为求生
存,用血腥手段控制其他村民不能泄露他们的行踪,领导人陈本江则利用权势,与相差
20 岁的村长之女发展关系,甚至在生下孩子後,要求下级干部林三合声称是林自己的私
生子,并「带回去请你爸妈养」。陈翠莲也强调,陈本江并非个案,如「山地工作委员会
」领导人简吉,也在逃亡过程中,藉机侵犯收留他的下级干部之女,造成其一生痛苦。
国家人权博物馆在刚结束的台北国际书展策划「让光折射:阅读地景的暗角」系列活动,
并於 4 日邀请台大历史系教授陈翠莲、作家朱宥勳对谈「文学与历史中的鹿窟事件」。
鹿窟事件是 1950 年代最大规模政治案件,当时在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台湾省工作委员
会,简称「省工委」)已陆续被破获,部分党员逃到鹿窟山区建立基地,情治机关、军警
系统在 1952 年 12 月动员上万人封山,抓捕共产党员与数百名村民。根据监察院 2017
年调查,保密局共逮捕、讯问 896 人,最後 93 人被判有罪,其中 28 人为死刑,之後
因不当审判造成的国家补偿与冤狱赔偿,耗费公帑超过 3.9 亿元1,其中更有刑求等侵害
人权行为,为此提案纠正国防部。
陈翠莲说明,过去对鹿窟事件有两种对立的主流观点,一种来自当时带队的国防部保密局
侦防组长谷正文,在回忆录中提及「破案」经过,强调鹿窟事件就是不折不扣的「匪谍案
」;而解严後,已故学者张炎宪大量访问经历事件的农民、矿工,指出村民基於同情,收
容了逃到山上的共产党员,在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刑求逼供下,多数村民都被卷入、罗织罪
名形成大规模政治冤案。
国家人权博物馆在 2015 年出版三册白色恐怖受难者女性家属口述《狱外之囚》,以及国
史馆在 2020 年 12 月时,将情治机关解密档案汇集成五册《鹿窟事件史料汇编》,都让
学界得以更深入探究鹿窟事件的样貌。
陈翠莲分析,从 1947 年发生二二八事件後,台湾社会对统治者无比痛恨,因而寄望於另
一种政治上的可能。根据鹿窟村长陈启旺的女儿陈政子口述,包括父亲陈启旺与兄长陈其
田在内,部分村民确实接受社会主义理想,换言之,鹿窟事件并非全然的「冤错假案」,
过去两种观点都并非全然事实。
「血腥控制村民、利用权势发展关系」 陈翠莲:共产理想下是扭曲的人性
陈翠莲说,早期研究会对共产党带有美化色彩,相信这些地下党员,都具有高洁人格与理
想,但实际上,他们也会面临环境与人性的考验,尤其在严酷的环境下,必须使尽手段生
存,这些都可以在档案看到。
在大抓捕与自首潮中,陈本江、陈通和兄弟逃亡到鹿窟山区,又因为山区生活贫瘠,基於
经济与物质需求,陆续向玉桂岭、瑞芳、海山等地发展,但只有瑞芳的「晓」基地相对成
功,开垦出一甲田地来种植粮食。
共产党组织有严明的阶级关系,领导体系分为上级(陈本江化名刘上级、陈通和化名杨上
级)、干部与指导员、联络员等三级,再来才是无干部身份的群众。
「共产党员并不都是理想性格,也有人性阴暗,有些革命志士只把女性当成消费品!」上
级除了享有特权,也会利用权势发展扭曲的关系,年近 40 的陈本江,便向 20 岁的村长
之女陈银伸手,甚至在陈银生下孩子後,要求下级干部林三合谎称是自己在外的私生子,
并「带回去请你爸妈养。」
陈银在陈本江被捕後才得知其本名(陈大川),自认受骗,也体认到这段关系的扭曲之处
。陈本江之後并未告知陈银就另组家庭,陈银则带着子女独自回到家乡。陈本江并非个案
,如「山地工作委员会」领导人简吉,也在逃亡过程中,藉机侵犯收留他的下级干部之女
,造成其一生痛苦。
除了利用权势发展关系,陈翠莲也揭露共产党员如何以血腥、残酷方式控制村民,以免泄
露消息。
「他们会用宣誓的方式把所有村民绑在一起:你已经加入组织,如果泄露出去,我们就算
抓不到你,也会让你的家人付出代价。」陈翠莲指出,有一部分村民认同共产主义理想,
而共党成员进一步透过「血亲连坐」的威胁,让其他缺乏信念的村民也深受控制。暴力并
非空口威胁,而是真实存在。後来「自新」的年轻干部张栋柱说,1952 年 5 月,组织认
为村中有「疑叛」,便由几名干部联手将人打死、吊起来,8 月又发生一次。
以民主自治号召 台湾青年「被抓後才知自己是共产党」
省工委武装部长张志忠、书记蔡孝乾等人,在 1946 年 4 月开始陆续从中国进入台湾发
展组织,但由於蔡孝乾与日治时期的「台湾共产党」领导人谢雪红关系不佳,早期发展并
不顺利。隔年发生二二八事件时,省工委反应不及,也没料到台湾社会对中国国民党的反
抗会来得如此迅猛。
「共产党知道台湾社会追求的是民主自治,就给你们要的;利用台湾社会反对国民党政府
的气氛(发展组织),又不让你感到自己倒向共产党。」
二二八事件隔(1948)年的 5、6 月间,共产党各系统在香港召开「台湾工作干部会议」
,检讨在台湾发展组织的失败,并总结出「城乡并重」、「工农为主」的对策,且考量台
湾社会延续日治时代的反共经验,对共产党抱持反感,因此决定「不要讲成是共产党」,
而是以台湾人偏好的自由、民主、自治等理念为号召。日後,许多参加这些集团或读书会
的台湾青年是在被捕後,才知道自己加入的「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背後是共产党。
共产党组织在台迅速壮大,至 1949 年时已有 1,300 个正式党员,但在 1949 年时,因
为「基隆工作委员会」的机关刊物《光明报》外泄,情治机关循线抓捕相关成员,以严酷
刑求搭配「自新」的诱惑,使共产党员一一松口,由此破获大量「匪案」,到 1950 年
1 月时,蔡孝乾、洪幼樵、张志忠、陈泽民等四名核心领导干部也都已被捕2。
陈翠莲强调,这四名干部都选择「自新」,以交代组织人员来换取个人保全,并在中国国
民党报《中央日报》上联名发表〈告全省中共党员书〉,宣告组织解散,并呼吁中共党员
向政府自首、「主动交出一切领导关系」。
「互挖墙脚是国共斗争的潜规则,连谷正文都曾是共产党员!」陈翠莲指出,「自首自新
」的策略,是 1930 年代在中国大陆国共对抗中形成的潜规则,「被抓到,投降就好了!
」如果供出己方潜伏人员,不但可保全性命,还可获得高位。透过这种方式,中国国民党
将许多共党成员转化为特务、干部,中国共产党亦然。但台湾的政治文化并非如此,应对
方式也截然不同。
底层台湾人「不愿出卖朋友」牺牲、共党干部「不做战争傻瓜」投降
「国民党对敌人很宽大,对自己人很严苛。」陈翠莲指出,越是高层的共产党干部,手上
的情报对统治当局越重要,获得自首、自新的机会越大,结果常常是外围成员,或底层掩
护他们的台湾人民受害。
在大逮捕之後,包括陈本江、陈通和在内,许多共党干部後来成功「自新」,共有 25 名
共产党干部转化为保密局「运用人员」,协助清剿「潜匪」(潜伏匪谍),而国民党籍的
石碇乡公所总干事黄伯达,却因「知匪不报」被判死刑。
陈通和、陈本江兄弟在逃亡一段时间後,先後被捕,前书记蔡孝乾先说动弟弟陈通和,以
「保证哥哥安全」为条件,向保密局交代组织关系。至於哥哥陈本江,则是蔡孝乾来劝他
「不要做战争的傻瓜」,何必殉(共产)党?他也自承是「贪生怕死之徒」,服刑三年後
便获得自新,还感谢国民党政权对他「恩同再造」。
对比之下,许多台湾人基於「不可出卖兄弟」的人情义理,不愿牵连他人。鹿窟木工施业
在自白书供述,他虽然知道师父、师兄是共产党员,但良心上不能检举他们,这与「不做
战争傻瓜」的共产党领导人形成强烈对比。另一位在「燕巢支部案」被捕後自首的黄温恭
,也基於道义没有供出同志,结果被认定「自首不诚」而遭处死。
对谈主持人、白色恐怖不义遗址等地景的研究者张维修补充说,矿工领袖萧涂基在严刑下
没招出任何人,把所有责任都往身上扛,最後被判死刑。而他的後代成长在党国教育底下
,一直认为父亲是坏人,深感罪恶,直到近年真相逐渐揭露,才知道父亲多麽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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