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want-daily.com/portal.php?mod=view&aid=38659 1959年，许多农民不得不在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成天干活。 1961年1月的第一周，天津的地方官员查出了大约8千件黑市交易。有时候，在一个黑市中 有8百多人卖东西，周围看货的数千名客户甚至阻塞了交通。据一位调查员声称，「黑市 交易的物品无所不有」。街道上的巡逻警察不可能战胜黑市；在1962年7月，当局最终决 定将几十个他们没法消除的黑市合法化。到了年底，在天津销售的一半水果和四分之一猪 肉，来自7千多名小商贩。小商贩的收入几乎是国家工作人员的一倍。自由市场的声誉， 每天吸引成千上万的人专程从北京到天津。 由於饥荒和饥饿逐渐削弱了日常生活的社会结构，人们开始向内发掘。一切都变卖。任何 东西都可以交换，比如砖，衣服和燃料都可以换成粮食。湖北的一个大厂，三分之一的工 人靠贷款生存。欠债太多的人只能卖血。在四川重庆的一个单位每20个中就有一人卖血。 在成都，职工靠卖血养活家人的比例更高。几个医院都知道建筑工人汪玉廷，因为他在7 个月内卖了1.3升血。 卖儿卖血一切都卖 农村的情况更严重。从湖北黄陂一个区，就有3千个家庭把他们的备用衣服带到乞讨的武 昌去卖。在河北沧县，三分之一的村民出售各种各样的家俱，有些甚至卖掉了房梁。四川 长寿县，人们脱下身上的衣服换东西吃。 在自己饿死前，人们会把自己的孩子卖给不能生育的夫妇。山东的阎西之在把他的三个女 儿送人後，把5岁的儿子以15元的价钱卖给了邻村的一个男人。他最小的儿子，一个10个 月大的小孩，贱卖给了一个干部。吴敬西把9岁的儿子以五元卖给了一个陌生人，这点钱 只够买一碗大米和两公斤花生。吴敬西伤心欲绝的妻子一提孩子就哭，两眼红肿视力衰退 。两个孩子的母亲王维同把一个儿子卖了1.5元和4个发面馒头。但是还有许多人没能为自 己的孩子找到买主。 在集体化的外衣下，在武装民兵的公开支持下，党的官员开始剥夺人民的一切私有财产─ ─特别是在农村，面对贪婪的干部，农民只有任人宰割。这是一场对付人民的持久战，因 为每次新一轮的掠夺，都会把拥有私人财产的微弱希望扼杀在萌芽状态。在湖南湘潭，当 地人民不会忘记在当地刮过的六次「共产风」。第一次是在1957-1958的冬春，为了进行 「资本积累」，金钱、瓷器、银器及其他贵重物品必须上交。第二次发生在1958年夏天， 成立人民公社的时候。第三次是为了大炼钢铁，「共产风」吹走了人们家里的壶、锅和铁 制的厨具。然後，在1959年3月，省银行冻结了所有的储蓄。第五次，秋季，由於大办水 利再次启动，工具和木材被无偿徵用。最後，1960年春天，地方领导为了建立大猪栏，夺 走了农民的猪和建筑材料。 大多数人对公开的掠夺几乎毫无办法。但他们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创造了一系列的生 存方法。最常见的做法是遵循自然惰性的怠工。高音喇叭要大家鼓足干劲，墙报在歌颂劳 模完成生产计画，但在工厂车间里，弥漫着一片漠不关心的气氛。在冬天的北京，一个典 型的四十多人的车间里，五六个工人会习惯性地蜷缩在炉前取暖，而其他人则溜出去排队 买东西或看电影。干部根本没有办法控制每一个工人和惩治一切违反纪律的行为。 中宣部更全面的研究显示，在上海，多达一半的工人不遵守工作纪律。有些人会晚几个小 时上班，其他的人花很多时间聊天。有几个懒人不做任何工作，只等吃下一顿饭。在收工 前，许多工人已经走掉了。 国家越是陷入饥荒，人们越是偷懒。1961年，上海一个工人的平均年产值比1959年减少百 分之四十，工人更多了，生产出来的商品反而更少了。磨洋工，当然只是生产率大幅下降 的许多原因之一，正如我们在第18章看到的；问题在於到了1961年，工厂的工人已经成了 磨洋工的老手。 冬眠几天度过饥饿 1959年，许多农民不得不在没有饭吃的情况下成天干活。消极怠工，除了是营养不良的结 果，也是求生之必需；为了度日，人们必须学会保存每一点能量。在干部巡视的时候，农 民会努力耕地，但只要干部从视线中消失，他们就放下手里的农具，坐待收工。有的地方 的农民，会在关键的十字路口站岗放哨，以便其他的人睡上一个下午。如果干部管得不严 ，当地一半的人就会逃避劳动。有些村庄，领导比较宽容，家家户户就蜷缩在一起，一连 几天不起床，用真正冬眠的方式度过严冬。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黑市，不合作，怠工，盗窃，都属於反抗行为，是庄稼人这样的弱者 用来对付国家的武器。但社会各个阶层都有类似的生存本能；如果真的存在着什麽「反抗 行为」，共产党可能已经垮台了。面对由政权造成的饥馑，许多人没有选择，只好无视传 统的道德标准，能偷多少就偷多少。 人吃人案件统计表:http://ppt.cc/sRln 当时节约粮食的宣传画:http://ppt.cc/Npv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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