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是议会政治，我们是会议政治 　　本来是反左，毛泽东一次的讲话，风云突变，再也没有人说反左的话了。毛泽东身边 的高官们迅速改变态度，紧跟毛泽东。外国的政治是“议会政治”，中国政治是“会议政 治”，“议会政治”是民主制度，而“会议政治”是专政制度。所以“会议政治”就是通 过开会来贯彻最高领导的意图，通过开会来围攻与最高领导人不一致的看法，“会议政治 ”比皇权政治还要厉害。，皇权政治只是皇帝一个人讲自己的看法，没有那麽多的帮腔起 哄，没有“多数人专政”，皇帝要惩治一个人，如果错了，很多人还会说情，。会议制度 下，连求情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彭德怀挨批评以後，刘少奇、周恩来以及所有的将军没有 一个人为彭德怀说好话，解放前，他们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没有畏惧，在敌人严刑拷打中 也没有屈服，而在极权制度中做了高官以後，有的变成了驯服的绵羊，有的变成了凶恶的 鹰犬，更多人则是见风使舵，八面讨好。极权制度就是这样把昔日的英雄变成了奴才。 　　反右倾斗争使几千万人受到打击。反右倾斗争是和保卫“三面红旗”结合在一起的。 将1959年春向农民让步的三个文件打成右倾。继续大跃进，坚持高指标。 　　执政者在粮食上没有采取应急救助措施，反而继续从农民口里剥夺粮食，从1959年11 月至1960年7月，整个信阳地区为追逼粮食，正式由公安机关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在 狱中；拘留10720人，其中死在拘留所667人。同时，继续扩大食品出口。1959年出口粮食 416万吨，相当於1958年的1.45倍。 　　一面大量的死人，一面粮食库存不断增加，1960年6月，全国粮食库存为301．48亿斤 ，这301．48亿斤粮食在各省分布如下：北京2．30亿斤；天津1．15亿斤；上海2．53亿斤 ；安徽7．05亿斤；四川41．61亿斤。当时饿死很多农民，农民在粮库旁边看着粮食，一 边喊毛泽东主席救救我们，很多人饿死在粮库旁边，有抢粮的，但多数地方都是在等着政 府放粮，但政府就是不放粮。皇权社会还开仓放粮，在共产党执政下，饿死了这麽多人， 还不放粮，可见其制度的僵化程度。库存粮食在增加，而且还在出口粮食，1958年出口 288.34万吨，1959年出口415.75万吨，还出口花生油、鲜蛋、活猪、冻猪肉，活牛、家禽 、冻家禽、水产品，还有各种水果，这些看都看不见的东西，却在出口。 　　公共食堂最重要的效能是把“无产阶级专政”贯彻到每一个人的肚子里。办了公共食 堂以後，生产队长是一“堂”之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扣饭”是各地公共食 堂比较普遍的情况。办公共食堂，实际是让农民把饭勺子交到了领导人手里，也就是把生 存权交到了领导人手里。农民失去了饭勺，就失去了生存权。 　　在农村，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实际是干部专政，谁的官大，谁就可以对他所管辖的臣 民进行“专政”。谁不听话，他就不让谁吃饭。这有很多例子，比如说四川省叙永县长江 公社六一管理区第6生产队全队70户人家，就有64户被扣过饭。 　　湖南宁乡县花明楼公社韶光大队韶湖作业组70多岁的萧星阶老人，1927年曾是乡农民 协会骨干，因年老力衰常常被扣饭饿肚子，终至卧床不起，临死时对儿孙说：“以後每到 我死的这天，你们盛一碗白米饭放在门槛上，喊我的名字，只要我有魂魄，一定要回来饱 吃一顿”。 　　江苏省六合县瓜埠公社保江大队副大队长谢某自己经常多吃多占，谁对他的行为流露 出不满的情绪，就对谁报实施复。社员卜金奎曾批评过谢某特殊化，谢某不让卜吃饭，还 用棍子打卜，卜气得把碗和饭票摔在食堂地上，说：“我不活了，不给吃，反正也是死！ ”谢说：“死就死，死了少一个吃饭的！”卜回家後就上吊死了。谢还说：“死了活该！ ”保江大队勤劳小队60岁的饲养员员张昌荣，双眼失明，队长郭某为了让自己的姐夫当饲 养员，让张下田劳动。张不下田就扣他全家的饭。张一到食堂打饭就挨打，一共挨打了10 多次。张没办法，就偷了队里的东西，又挨了一顿毒打。张只好到瓜埠街上讨饭。1959年 大年三十晚上，张死在滁河岸边的草沟里。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在全国所有的地方都有同样的组织机构，都 执行同样的政策；全国每一个人都生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某一个组织之中，喊同样的 口号，流行同样的政治话语；在相同的时间内各地的官员们在召开同样内容的会议。在同 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全社会都是同样的情况，一旦出现政治灾难也必然是全国性的，受 难者找不到逃脱之地。着名女作家章诒和在四川被打成反革命时，她父亲章伯钧对她说： “你一定要活下去，哪怕落草为寇也要活下去！”章诒和诒和悲哀地说：“哪有草啊！” 在同构同体的社会结构里，饥民连逃荒都没有。 　　当时中国的社会是同构同体的金字塔的社会结构。在广东省的一个生产队和远在千里 之外的黑龙江省的某一个生产队是一个相似形。广东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和 黑龙江省的一个人民公社社员的生活方式没有多大差别。在这种社会结构里，社会成员的 个人自由完全消失。错误的政策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会通行无阻，不仅得不到抵制和修正， 其错误效应还会层层放大。 　　这是讲具体的制度，人民公社、统购统销、公共食堂等等。 　　从根本来说，还是制度问题。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讲： 　　回顾世界上可怕的饥馑史，在任何一个独立、民主、拥有相对的新闻自由的国家里， 从来没有发生过重大的饥馑。不管我们观察哪个国家，是埃塞俄比亚、索马里最近的饥馑 ，还是其他独裁政权下的饥馑；是苏联三十年代的饥馑，还是中国1958年至1961年大跃进 失败後的饥馑；或更早一些，爱尔兰或印度在外族统治下的饥馑。在这个规律面前，我们 找不到任何例外。虽然中国在经济的许多方面做得比印度好，但中国仍然出现过大范围的 饥馑（而印度却从未如此），这场饥馑实际上是世界史上有记录的饥馑中最大的一次，在 1958年至1961年间差不多饿死了三千万人民，而导致这场饥馑的错误的政府政策却被延续 不变达三年之久。这些导致人民饿死的政策被推行下去而未受到批评，因为议会里没有反 对党，没有新闻自由，也没有多党制下的选举。事实上，恰恰是因为缺少对执政党的挑战 ，才使得严重错误的政策虽然每年杀害了上千万人，也仍然能够持续下去。 　　人类不能没有信仰。只要你不对人们进行强制，不剥夺每一个人的自由选择权，各种 信仰都可以存在。但是，如果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了全民信奉的集体信仰，并且用政权强 制所有的人、动用全国资源实践这个集体信仰，必定会带来巨大的灾难。 　　诺贝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说：“在我们竭尽全力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理想缔造我们 的未来时，我们却在实际上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与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 。” 　　共产主义本来就是乌托邦，1516年，英国人托马斯．莫尔出版了《关於最完美的国家 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有益且有趣的金书》，这就是以後人们简称为《乌托邦》的传世之作 。莫尔的这本小册子名传千古，在这本小册子里，描绘了一个理想的岛国，在那里废除了 私有制度，一切财产、甚至包括个人消费品都属於全民所有。为了杜绝私有观念的产生， 住宅也要每隔10年抽签调换一次。金钱被取消，没有金钱流通。那麽黄金干什麽用呢？“ 粪桶和尿盆，都是金银铸成的”，“奴隶身上的链铐也是金的或银的”。“可耻的罪犯都 戴着金耳环，金戒指，金项圈，还有一项金冠”，“金银变成了可耻的标记”。主要生产 部门是农业和手工业，人人参加劳动。产品按需分配，设立公共食堂。但保留着奴隶。19 世纪初期，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使社会主义理想进一步发展。恩格斯说，说马克思把社 会主义理想从空想变成了科学。其实，马克思全盘接受了从莫尔到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 的理想的核心部分：消灭私有制，消灭商品经济，消灭货币。连他的关於“用黄金修建厕 所”的说法也是来自莫尔的《乌托邦》。他对这些核心内容并没有进行多少科学的分析。 例如这些设想是否可行，实行以後会有什麽样的後果等，他都没有进行科学分析。但是马 克思和空想社会主义者还是不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认为“理应如此”，马克思认为“必 然如此”，是一个规律。马克思用德国人特有的严密的逻辑把这一理想妆扮起来，使社会 主义由赏心悦目之花变成了历史必然之果。 　　世界上几乎所有相信共产主义的国家都发生过大饥荒：苏联发生过两次大饥荒。蒙古 ，柬埔寨，越南，朝鲜，都发生过大量饿死人的情况。 　　天堂之路是奴役之路、死亡之路 　　国家控制了一切资源，全社会变成了一架听命於中央的大机器。个人不能通过自己的 努力改善生活，企业不能够通过改善经营得到发展。人的主观能动性被扼杀，首创精神被 压抑。进取心和奋斗精神被挫伤。智慧和才能被窒息。这样，经济机体就失去了向前发展 的内在动力。它只能靠无休止的政治运动从外部去激发热情和施加压力。 　　既然全社会成了执行最高当局的指令的大机器，就不能有“噪音”和“杂音”，全社 会只能有一个声音，就是最高当局的声音。舆论必然一律，言论就没有自由，民主就成了 奢侈品。 　　既然每个人的劳动、生活、消费都受最高当局和他的委派者的支配，那麽从上到下， 就是一层奴役一层。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两面人：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在下级面前是专制 者。这就是专制制度的国民性。 　　大饥荒带来的影响 　　中国在20世纪後半叶发生的大事，有这样一个逻辑链条：没有反右斗争，就没有“三 面红旗”；没有“三面红旗”，就不会有大饥荒；没有大饥荒，就没有反右倾运动，就没 有“四清”和文化大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把事情推向极端，就没有改革开放。共产主义 信仰在这个历史逻辑链条的演变中，信众越来越少，信仰完全崩溃。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却进一步加深了信仰危机。出现了共产主 义信仰危机以後，执政者不敢对这个信仰提出质疑，不敢放下共产主义旗帜，这不仅是“ 由於这些观念的影响力依然十分强大，他们也不得不根据自己已经不再相信的真理中的原 则进行统治。”如果放下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共产党就失去了执政合法性。於是，就用“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把共产主义推向遥远的未来而加以搁置。理想被搁置以後，维 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成了最高目标，也就是把维护既得利益者集团的利益作为最高 目标，如果执政者把维护自己地位当成最高目标，没有理想，这个政权还有希望吗？ 　　虽然以保卫执政者自我利益为目标的制度没有希望，但从这里产生了中国的新希望： 现代民主制度将在极权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然而，现代民主制度的建立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需要足够的耐心、勇气和智慧。希望在座的朋友们，用你们睿智的大脑、用承担千 斤道义的铁肩、用饱含爱国热情的巨笔，全力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及早地用现代民主制 度告慰3800万饿死的英灵！ 　　就讲这麽多，谢谢大家。 -- 刘少奇遗言:"我永远拥护毛主席!" 彭德怀遗言:"我没搞过阳谋!" 周恩来遗言:"我不是投降派!" 毛泽东遗言:"我好难受,叫医生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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