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凭只手缚双鹿﹖──就定都天京问题与王庆成先生商榷 王庆成先生在其《太平军内部对建都问题的论争及其影响》一文中﹐对太平 天国在占领南京前後围绕建都问题的争论考据甚详﹐并认为﹐东王定 都南京的意见占据上风後﹐太平军的战略态势因此趋向保守﹐失去了 与清廷争天下的勇气与决心。 　　　　　　　　　　　　　　　 窃以为﹐事情远非看上去那样简单。 　　　　　　　　　　　　　　　 首先﹐太平军并未因定都金陵﹐而失去对北中国的关注。 　　　　　　　　　　　　　　　 扫北军从客观上看﹐的确不足以致清廷於死地﹐但从太平军方面 来说﹐却已是最精锐的部队﹐全部九个军都是编号5 以内的老部队﹐ 统兵主将则系惯打头阵的林李吉﹐占了当时全部六名正副丞相的一半。 他们的确是低估了敌人﹐高估了自己﹐并为此铸成大错﹐然而当时太 平军从偏远山区一路打到东南大邑﹐尤其自武昌至金陵﹐简直势不可 挡﹐对於经验缺乏、阅历不丰的起事农民们而言﹐由此引起对敌我力 量对比判断不明﹐并产生轻敌急躁情绪﹐是非常正常的。这当然应该 批评﹐但因此而指责他们忽视北中国而偏安东南﹐是不客观﹐不公平 的。 　　　　　　　　　　　　　　　 扫北失败後﹐太平军也并非就此失去争衡全国的信心。“誓屠八 旗以安九有”、“与该清争天下”之类词句﹐在各级天国官员的对内 对外文书布告中屡见不鲜﹔干王初到天京不久便连衔发布《诛妖檄文 》﹐并自拟北伐文稿﹐以出师扫北﹐消灭清廷相鼓呼﹔天王本人在答 复欲与其平分疆土的外国冒险家时也明白地说﹐“我争中国﹐欲想全 图”﹐庚申十年并曾命忠王等出师扫北﹐因不切实际遭到抵制而未果﹐ 直至壬戌十二年湘军兵临雨花台﹐还强令忠王“进北攻南”、争夺北 方﹔甚至天京陷落之後﹐退到福建南阳乡的汪海洋余部﹐也仍然在壁 上大书“陈谭胡廖定灭清”。虽然这些北进的想法未必现实﹐有些甚 至是完全错误并给天国带来重大损失的部署﹐但这足以表明﹐上至天 王﹐下至普通官兵﹐并未因定都天京而抛弃与清廷争天下的理想。 　　　　　　　　　　　　　　　 其次﹐占领南京後﹐分军镇守江南﹐而主力北进取河南为业的战 略本身﹐有其难以克服的困难。 　　　　　　　　　　　　　　　 太平军占金陵後号称百万﹐其实战兵不过十万多﹐精锐更少﹐如 分军镇守﹐主力北进﹐能北上之战士估计也不会多於八九万﹐盖江南 留兵太多则北上兵力不敷﹐留兵太少﹐则不足以保固南方。历史上起 义军北伐﹐分兵留守者多不能持久﹐如卢循攻建康﹐而广州为晋水师 袭夺﹔黄巢攻长安﹐鲁景仁只堪退守连州一隅。且当时天国眷属老弱﹐ 多达数十万﹐随军北上则无舟楫便利﹐必碍军情﹔留江南则力不能佑﹐ 北伐将士後顾有忧。历史上吕子明白衣渡江﹐尽取荆州军户家口﹐使 关羽数万得胜之师旬日崩溃的前鉴﹐不能不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事实上﹐扫北军以单薄的兵力一路打到天津﹐有其特别的条件﹐ 即这数万人马都是久经战阵的选锋锐卒﹐战斗力较强﹐且无眷属拖累﹐ 骨干官兵家小俱在相对安全的天京﹐将士无後顾之忧﹐因而不论攻守 进退﹐较诸拖家带口的部队﹐在战略上的选择余地要大得多﹔而若是 全军北进﹐利钝相杂﹐妇孺相望﹐人员虽多﹐反倒失去了战略上应有 的机动性、灵活性。太平军自金田至永安﹐从蓑衣渡到郴州﹐屡屡盘 桓打圈﹐束手束脚﹐也常常因为此。而从武昌到金陵的神速进兵﹐系 因有舟船万计以安顿妇孺﹐且可轮流修整兵士以保持其精力﹐这才大 大提高了老幼相杂数十万的太平军的进军效率。而北上中原﹐无此舟 楫之便﹐再想重复上述奇迹﹐几乎是不可能的。 　　　　　　　　　　　　　　　 还有便是粮食问题。 　　　　　　　　　　　　　　　 东王不愿迁都河南的顾虑是“水小而无粮”﹐这个顾虑是不无道 理的。淮北以至河南﹐当时是地瘠人多﹐粮食本已不敷食用﹐因此捻 幅打粮之众才此伏而彼起。自元初汴水湮塞後﹐漕运断绝﹐仅凭陆运﹐ 是无法解决数十万兵民妇孺的温饱问题的──事实上大得舟楫之便、 广略湖广江南鱼米之乡的天京军民﹐还时或弄到吃粥的窘境﹐何况 “取河南为家”呢﹖ 　　　　　　　　　　　　　　　 王先生在文中部分承认了上述困难的现实性﹐但认为革命应有勇 於冒险的精神。话虽不无道理﹐但冒险必须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上﹐即 冒险可能得到的收益应远远高於可能遭遇的风险﹐冒险才有其合理性﹐ 而从上述分析上看﹐这样的冒险﹐显然是得不偿失的。 　　　　　　　　　　　　　　　 必须指出的是﹐始终坚持迁都河南的天王﹐其迁都的决心系建立 在“天父天兄佑护”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对局势和战局的理性分析 基础上──这是这位“睡稳都坐得江山”﹐身居宫中不出﹐不喜庶政 的真命天子所不屑为的。这样作出的决策难免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危 险性。他後来不顾敌情﹐强行“进北攻南”的恶果﹐不正血淋淋地验 证了这一点麽﹖ 　　　　　　　　　　　　　　　 当然﹐定都天京後﹐诸王矛盾激化﹐生活腐败﹐享乐主义抬头﹐ 并最後导致天京事变的惨祸。但此事系诸王因胜利冲昏头脑所致﹐与 定都本身并无关系。定都天京﹐同样可以如刘邦、朱元璋那样选择正 确的战略措施﹐最终取得全国胜利﹔全军北上﹐也同样有可能像杜洛 周、翟让等部那样发生火并和内讧﹐而且﹐倘在流动作战的情形下发 生如此事件﹐损失必然更大﹐太平天国政权本身也很可能无法象後来 那样﹐在天京事变後仍维持长达八年之久。 　　　　　　　　　　　　　　　 以当时天国之力﹐只能倾全力於一个战略方向﹐先定东南而後北 图﹐则是最稳健的选择。然诸王虽定都天京﹐却计不出此﹐而是置百 里外的清军於不顾﹐分兵北进以取燕京﹐这种战法如同只手搏双鹿﹐ 结果导致两个战役方向都不足以致敌於死命﹐窃以为﹐这才是扫北无 功的症结所在﹐却不能因北伐的失败而认定“建天京於金陵”是一项 错误的抉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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