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y 鸥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十余万东北军被迫撤出关外，东北军的作战任务由据地而 守变成了专司剿共。红军开始长征不久，张学良从意大利回国，负责指挥几十万东北军 与纵横数省的红二十五军作战，虽然在肃反专家沈泽民的“帮助”下把红二十五军打得 最后只剩不到五千人，但损失了上万人的东北军还是没能完成战略任务，倒让号称“青 山大学毕业生”的徐海东重新坐上了军长的位子，于是，厄运降临了…… 红二十五军后来有了新的战略行动，不再陪张大少爷玩，一溜烟跑到了陕北，组建了红 十五军团。原本就在感慨“既生虎城、何生志丹”的西北绥靖公署主任又碰上了一个更 加令他头痛的人物，在杨主任的一再要求下，南京政府把徐匪海东的脑壳价提到了和彭 德怀一样的价格，想当年号称爬得快的“林副统帅”就任红一军团长的时候，徐海东才 在红四方面军混了个小团长干干，如今的风头却赛过了贺龙、徐向前这些方面军大员， 真乃时势造英雄也。 红军三大方面军在红十五军团的引导下相继完成了长征，到达陕北。蒋介石又将张学良 由“鄂豫皖剿匪副总司令”改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责（蒋兼任总司 令，但不到职，仅挂虚名），任命钱大钧为参谋长，但是钱大钧是个消息灵通人士（后 面会有交待），他坚决不愿就职，最后在张学良的提议下由剿共专家晏道刚担任参谋长 ，联同十七路军杨虎城等部“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当时尚余三十万人马的东北军除 留在河北与洛阳的十万军队外全部开往陕西。 率部入陕作战的东北军各级将领估计已经忘却了红二十五军的凶悍，他们多认为长征过 后的红军属于典型的“残匪”，此行必将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谁知那个与徐海东脑壳 同价的“流寇”彭德怀更加厉害，经陕北大小劳山及直罗镇等战役，东北军损失惨重， 牛元峰、何立中两师长阵亡，中下级官佐以及士兵多数被俘，不过红军依照一贯的优待 俘虏的风格将俘虏释放，并通过俘虏送信的方式向张学良传达了合作意愿；同时蒋委员 长的速度一点也不比红军慢，立刻撤销牛、何两师的番号，不再补充。两厢一比较，张 大少的剿共决心就很有些动摇了。而共产党就借着这个机会与张学良展开了联系，同时 在东北军中大作“打回老家去”的宣传。张学良出于对自身和背井离乡的数十万东北军 将士的考虑，遂决定与共产党联系。一时间张学良与共产党人来往密切，据《红星照耀 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其书中描述他与邓发同车从西安出发到达红军控制下的保安 （今志丹），当斯诺得知这个与他同行的戴着墨镜的酷哥就是邓发时差点吓傻了，因为 当时上海的英文报纸如《字林西报》一类给邓发起的外号叫“红色秘密警察头子”，斯 诺随后问邓发在西安活动时是否害怕，邓发的回答是“不比张学良更怕，我和他住在一 起”，如果蒋委员长能有幸听到这一句话，不知会作何感想。 张学良在和共产党联系，那么杨虎城呢？此时的杨虎城其实已经走在了他的前面，连娶 的夫人都是前共党分子，十七路军中的张汉民、阎揆要、张希钦、赵寿山、杨明轩、杜 斌丞、王炳南等早就成了共产党的人，西安事变如果不发生，杨虎城迟早会变成第二个 李明瑞。 如此一来张、杨都和共产党拉上了关系，那么三家联合岂不顺理成章，而事实根本不是 这么回事。这个张、杨、共等边三角形其实只有两条边，还缺少了一条边，问题出在张 、杨之间——张、杨虽皆与红军暗中有联系，但彼此都心照不宣，丝毫不敢暴露，甚至 互有戒心，以防泄密，而杨虎城更是十分敌视张学良。 早在东北军开赴陕西之前，复兴社的特务们便已经在西安展开活动，大肆宣传张学良是 “丢了东北取西北”，杨虎城作为地方实力派，对此自然颇有疑忌。复兴社及以后的军 统、保密局有一个共同特点即作为一个军事情报机关非常不称职，戴老板和毛人凤擅长 的是“行动”，所以他们向十七路军散播谣言的工作做得相当成功，但是对张、杨的实 际动向却根本无法掌握。 以前鸥看到一些反共义士大骂张学良如何无能，其实张虽然算不上什么大智之人，但也 绝对比那些不负责任的专职骂手们所形容的要强得多，主动消除杨虎城的疑虑，共同构 建三位一体大联合就是一个很好的事例。 张学良为解除误会，避免冲突起见，曾派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先后数次见杨虎城加以 解释。态度是诚恳地，效果是没有地，反而加深了误解。鸥觉得这倒不能怪杨虎城不通 情理，而是因为张学良派错了人。张学良是当时全中国唯一获得戴笠许可拥有自己的军 事情报系统的人，而政训处副处长黎天才就是负责人，张学良想联共、联杨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黎手下的特务曾经从钱大钧处偷到过阴谋将东北军调往福建“整编”的情报。 试想当杨虎城看到一个特务头子“一脸真诚”的来见自己，态度好的近乎阿谀奉承，所 谓物极必反，他要是能相信才怪。 吃一堑、长一智，张学良似乎也看出了自己用人有误，便改派名声很好的高崇民去见杨 虎城，这一次效果可就大不相同了。文化人高崇民的表达能力自然比特务黎天才高明许 多，而且高的好名声也不是黎天才可以比拟的，一番慷慨激昂直把杨虎城感动的差点儿 落下眼泪。 既然双方已经有了一定的“感情基础”，那么就有必要把感情加深，于是先前办事不力 的黎天才又有了发挥的舞台。原来国民党特务组织，在西安乱行捉人，东北大学学生代 表宋黎等二人，和张司令部内的一个职员，先后被绑架，张学良即以解救这三人为借口 ，武装冲击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黎天才手下的特务则冒充军警混了进去，取得了蒋系特 务的内部文件，文件内容多涉及挑拨张、杨关系。当黎天才带着这些东西再次拜访杨虎 城的时候，这个特务头子看起来也就不那么惹人嫌了。 　　张、杨的联合使得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成功实现，西安方面与红军形成默契，尤其 张学良与中共负责人李克农、周恩来先后在延安会面协商以后，对红军不但不进行“围 剿”，而且暗中接济金钱和军用物资等。所谓“剿共”只是蒙蔽蒋介石的耳目，作些假 象。这种阳奉阴违的态度使蒋介石十分恼怒，1936年10月，蒋介石飞抵西安亲自督战， 并调其嫡系蒋鼎文等部到陕西来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在洛阳过完五十岁生日后，蒋介 石于12月4日又飞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行辕”，逼迫张、杨服从他的“剿共”命 令。随蒋介石一起到西安的，还有陈诚、朱绍良、蒋鼎文、卫立煌、蒋百里、邵元冲、 钱大钧等南京大员。 　　被蒋介石逼得没有办法的张学良，先是向蒋介石再三“劝谏”，继而“哭谏”，最 后不得已，联合杨虎城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由 张学良负责攻打华清池，杨虎城攻打西京旅社及西安城内的中央宪兵第二团（以前曾看 到网上流传说几百中央宪兵就可以把数万日军打得屁滚尿流，不知道那位老兄在写文章 时有没有参考这次中央宪兵整一个团一千余人被陕西警备第二旅这样一支由民团改编而 成的杂牌中的杂牌一夜之内全歼的战例），结果是蒋介石被活捉，邵元冲妄想跳窗逃跑 ，结果当兵的十分不客气的给了他一颗子弹，后送医院抢救，因失血过多而亡，钱大钧 负轻伤，其他随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也被拘捕，蒋委员长的族孙蒋孝先 身居宪兵团长之职，因在西安犯下的血案太多，被东北军俘获后遭立即枪毙（孝字辈应 该是蒋介石的孙子辈，比如蒋方良的儿子蒋孝勇和前几年才被蒋家正式认可的章亚若之 子蒋孝严都属孝字辈，所以鸥认为蒋孝先应该是蒋介石的族孙，而不是如一些资料中所 说是他的侄子，否则辈分就乱了）。蒋委员长被捉的过程想来大家都很熟悉，此处便不 再赘述，倒是陈诚被捉的经历颇可与蒋委员长相媲美。原来陈诚听到枪响后，比所有人 都机灵，立即潜伏在招待所一个贮藏啤酒的大木柜内。十七路军的军人搜至陈继承房间 ，兵士问他：“你叫什么名字？”陈答道：“我是陈继承。”这士兵说：“你是陈诚啦 ！”便举枪欲击。吓得陈继承的老婆大声疾呼说：“他不是陈诚，他是陈继承，打不得 呀！”这兵士才把枪放下。因为陈诚素来轻视杂牌部队，宗派成见很深，动辄克扣军饷 ，连黄埔系众人都恨他三分，何况地方部队。假使当时不是他先行逃出，则枪子是吃定 了的。陈诚的最终结果也和蒋委员长相仿——撑到天亮后还是被搜了出来，看来这翁婿 俩还真有些相像。 　　西安事变发生后，各地发的通电一度普遍反张、杨，这也是现在一些反共义士们津 津乐道的一件事，相信大家多已看到过这些断章取义后的内容，我现在就把他们断去的 那部分内容补上来。 张、杨关于西安事变的通电在十二日当天交由主管部门（即交通处）负责人蒋斌，限即 日发出。不料奸生肘腋，张所委任的交通处长蒋斌，将张文电压下来未发，而先秘密向 南京何应钦告发西安事变的情形。于是南京得有所准备，将国内邮电全部加以控制，并 伪造谣言说，西安已经赤化，蒋委员长已被杀害，南京的广播天天报道红军进了西安， 到处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无恶不作，唉，鸥对蒋委员长“圈养”的那些缺乏创意的文胆 们印象一直很差，实在是替老蒋花出去的金钱感到不值。何应钦即坚决主张讨伐，还故 意举行了白衣誓师的仪式，可见他取蒋自代的心有多么迫切。电报被内奸蒋斌压了两天 ，直至住西安的山东代表裴某，接韩复?来电询问真相，张学良等人始发觉蒋斌之通敌， 遂逮捕蒋斌，急电天津无线电台台长陈先舟星夜来西安接任交通处长。由于内奸事故， 致使中外对于西安双十二事件，一时不得真相，因此各方面的真实反映，除广西李、白 ，四川刘湘以外，其余均经南京加工伪造，才能发表。故当时张、杨所收到的电报，几 乎千篇一律，都是大骂张、杨劫持统帅，为大逆不道。 西安事变的通电因为内奸事件迟发了两天，害得接了几百份骂电的张学良有些坐不住了 ，于是他让我们今天可以欣赏一下什么叫作张氏幽默——修正后的联名通电人员名单如 下：张学良、杨虎城、朱绍良、马占山、于学忠、陈诚、邵力子、蒋鼎文、陈调元、卫 立煌、钱大钧、何柱国、冯钦哉、孙蔚如、陈继承、王以哲、万耀煌、董英斌、缪澄流 ，如果您还是没能看出张大少的用意，那就对比一下西京招待所房客的名单吧，呵呵。 国民党内部对于西安事变的反应不一，何应钦等主张武力讨伐张、杨，要派飞机轰炸西 安，最好是能把蒋光头给炸死；宋美龄、宋子文等则主张和平解决，以维护蒋介石的地 位，更不允许轰炸西安这种行为的发生。最终双方各让一步，派飞机轰炸了咸阳和西安 郊外了事，不过这次小小的轰炸倒给了《大公报》主编张季鸾一点“ 灵感”，于是策划 了一次“报纸轰炸”，作为“党”的喉舌，张大主编也算是尽了力，文章写的也很文乎 。不过当时的文人们都不太注重理科知识的获取，不知道逻辑是个什么玩意儿，譬如张 大主编就没有想到他空投下去的几万份报纸被广大不识字的东北军官兵当作了卫生纸。 这个case如果是换作鸥来运作的话，肯定不会把“轰炸”目标选为东北军，而是集中“ 火力”对付普及了文化教育、官兵大多识字的十七路军，这样没准还会有点什么效果， 可张大主编只知道世上有张大少爷，他哪儿知道那个什么杨虎城是哪只土豹子。蒋当时 御用或半御用的文人们（张季鸾经常标榜自己是如何如何独立，生怕别人不知道，所以 只能算半御用），水平大抵都只能向张大主编这样的看齐。 12月14日，宋美龄请曾先后当过蒋介石和张学良顾问的澳大利亚人端纳乘飞机到西安， 将南京的情况告知蒋介石，蒋介石同意派宋子文来西安商谈，并派蒋鼎文飞回南京制止 何应钦的讨伐行动。12月17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抵达西安，协助张、杨逼蒋抗日，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12月23日，三方开会商谈，周恩来提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六 项主张：停战，撤兵至潼关外；改组国民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释放政治 犯，保障民主权利；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与同 情抗日国家合作。12月24日晚，蒋介石作出六项承诺。12月25日，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 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张学良是货真价实的基督徒，蒋委员长据说也是，所以张氏幽默再一次发挥——蒋介石 于圣诞节那天秘密获释，搏了个好彩头。对此事老百姓一无所知，西安当局显然害怕老 百姓知道放蒋的消息，因为蒋委员长当时在西安的名声是比较臭的。二十四日西安当局 放出风来，说英勇保卫绥远的傅作义将军将于圣诞节飞抵西安参加抗日同盟。黑压压的 一群人自发在机场上打着旗子去欢迎他。只见开来了一辆遮盖严密的汽车。张学良首先 下了车，受到人群的欢呼致敬，接着下车的是蒋委员长及其随从，仅有二三个人认识他 们，当时还以为眼花错认了人。全体人员进入机舱后飞机起飞凌空而去。不见傅作义飞 来，只见张学良飞去，人们大惑不解如入云雾之中。等到真相大白时才知道，他们到机 场名为迎傅、实是送蒋，给蒋一个众人爱戴他的印象，鸥估计这又是张氏幽默的一次体 现。 飞机起飞一小时后，聚集在西京招待所里的东北军青年军官和抗日救国会的青年领袖们 才得到消息，结局自然是“炸锅”。据当时在西安采访的史沫特莱回忆有一个青年军官 蔑视一切大声说道：“少帅满脑袋瓜子封建思想，真是自作孽不可活！看吧，那还有他 的自由了，他永远回不来了！”看来这位老兄对蒋委员长“人格”的理解要比张学良来 的透彻的多。 蒋介石回南京后，组织军法会审，以李烈钧为审判长，宣判张十年徒刑，剥夺公民权五 年。蒋又发文给军事委员会“引咎自责”，请求政府“特赦”，将张交军事委员会“严 加管束”，让世人再一次领略到了蒋委员长的“伟大”人格，说到这里鸥觉得还很有必 要提一下最近很受党国爱好者们追捧的孙立人将军，鸥的这位大同乡后来也十分不幸的 走上了蒋总统的军事法庭，蒋总统就像当年“爱护”张学良一般把他给“特赦”了，叫 国防部“严加察考”，于是一个被“严加管束”，一个被“ 严加察考”，这两位领教了 “伟大”人格的老兄差点把“牢”底坐穿。 　　张学良被软禁了，可西北三位一体大联合还在，依然构成了蒋的一块心病，不过在 这个时候，有人站了出来，帮他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他们是苗剑秋、应德田、孙铭 九三人为代表的一批少壮派军官，正是这些人枪杀王以哲的行为导致了东北军和十七路 军的解体，使西北的三位一体变成了红军的“一枝独秀”，以前有些反共义士称这次产 生了重大影响的“二二事件”是共党无耻的典型代表，虽然鸥对他们的敬业精神表示赞 赏，但其历史水平实在是太烂了些。因为王以哲除了六十七军军长这个身份以外，还有 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身份——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在1936年7月，由周恩来作为入党介绍 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在与王以哲电报联系时的称呼是“鼎芳同志”。徐向前 事后曾不无惋惜的说：“如果王以哲不被杀害，即使东北军东调，他也能和我们合作” 。（中共中央组织部1985年干审字460号档案中可以查阅到共产党员王以哲的入党手续） 由此可见，共产党员王以哲被枪杀导致共产党损失不小，蒋介石则是最大的受益者，能 把这次事件作为共党无耻的范例，除非共产党人都在修炼《葵花宝典》，欲练神功、挥 刀自宫，看来某些人的心理素质确实不可估量。解放后，共产党对自己曾吃了大亏的“ 二二事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想看看到底是不是蒋委员长的手笔，调查中可以确定的 是所谓十七路军少壮派当时已经完全被复兴社收买，而东北军少壮派则没有被直接收买 ，不过很多前东北军人员认为应、孙等人经常与十七路军少壮派联络，必受其影响，可 是作为当事人的应德田与孙铭九对此却咬紧牙关坚决不承认，虽然这二人在回忆录中互 相推诿、自相矛盾的地方很多，但都没有承认与十七路军那伙人有联系，只能算作是一 件历史疑案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一旦他们承认了二者之间有关联，事情的性质可就发 生了变化，共产党不砍了他们二人的脑壳给王以哲报仇那就怪了。 蒋委员长回到南京后数月，整出了一本《西安半月记》，要说主要内容是什么，那就是 伟大的蒋委员长大义凛然、临危不惧，在十几天的时间里连续作了一百多次充满浩然正 气的训话。鸥估计后来宋美龄也觉得蒋委员长的牛皮吹得实在是太过火，又以半推半就 的说法，写一《西安回忆录》附在蒋的《西安半月记》后边，把“训话”删掉了九成九 ，委员长的“气势”也减弱了不少，对张、杨的评价也要好上一些，算是给委员长的牛 皮做了一回合理化补充。 历史已经把西安事变作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它结束了中国长期军阀混战的局面，国共两 党的内战亦基本结束，给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建立了必要的前提。蒋介石虽然背信弃义囚 禁了张学良，但西安事变后，他毕竟从反共到联共，从不抗日到抗日，时势把他推到了 中国抗日的领袖地位上，在直至一九四八年底的十几年中，国民党内再也无人敢于撼动 这个领袖地位，似乎蒋介石显的有些不那么像军阀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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