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外债以前的汉冶萍公司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 经验教训 　　　　　　　　　　　　　　　 　　　　　　　　　　　　　　　 　　　　　　　　　　　　　　　 汪熙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一八九四年）﹐在汉水之滨崛起了一座新式 的钢铁厂──铁厂。它是中国也是远东最早的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它 的出现引起了欧洲人士的震动﹐招来了东邻日本的觊觎。经过三十多 年的风风雨雨﹐这个被张之洞称为“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1 的汉 冶萍公司终於以失败告终了。比汉冶萍公司迟办两年的日本八幡制铁 所主要依靠汉冶萍应矿石与生铁2 ﹐却发展成日本第一流的钢铁企业。 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三三年﹐八幡制铁所的钢产量占日本钢产总量的 一半左右﹐生铁产量则占将近60% 的比重3.直到今天它作为日本最大 的钢铁企业──“新日本制铁会社”的一个组成部分﹐继续在发挥作 用。汉冶萍是失败了﹐但是它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的道路却给我们留下 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人们总结和深思。 　　　　　　　　　　　　　　　 在旧中国﹐汉冶萍是一个以借取外债而闻名的企业。它曾经不断 地向英、法、德、俄、日等资本集团借款。从一八九九年到一九三○ 年﹐它的外债积累总额达58﹐383 ﹐672 两（海关两）合42﹐044 ﹐ 836 美元（参阅表五）。一个企业同时向这麽多国家的资本集团借债﹐ 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一点常为史学家所诟病﹐认为“汉 冶萍的不幸结局﹐就是因为大举外债的结果”。然而汉冶萍为什麽要 借外债﹖该不该借债﹖外债究竟对它产生了哪些正面的和反面的作用﹖ 有没有可能避免这一“不幸的结局”﹖这些问题似乎都还值得进一步 探讨。 　　　　　　　　　　　　　　　 　　　　　　　　　　　　　　　 　　　　　　　　　　　　　　　 一、借外债以前的汉冶萍公司 　　　　　　　　　　　　　　　 　　　　　　　　　　　　　　　 　　　　　　　　　　　　　　　 汉阳铁厂从一开始就遇到困难。它的创办人张之洞在筹建阶段就 边疆走错了好几步棋。 　　　　　　　　　　　　　　　 首先﹐采购了错误的炼钢设备。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时（一八八 五──一八八九年）﹐为了“开利源﹐塞漏卮”4 ﹐向英国订购了炼 钢设备。承办单位要求首先化验矿石和焦炭的性质以便决定采用哪一 种类型的炼钢炉﹐张之洞拒绝了﹐下指示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 岂必先觅煤铁而後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耳。”5 英国 厂家只得照英国酸性炼钢供应了贝色麻炼钢炉﹐另外配备了一个型马 丁炉。张之洞调湖广总督时（一八八九年）﹐机器在英国尚未启运﹐ 他就把这套设备改运到湖北汉阳装配。湖北的矿石（大冶矿）含磷较 高﹐用酸性贝色麻炉炼钢﹐去磷能力较差﹐炼出来的钢﹐含磷0.2%﹐ 不符合路轨钢材含磷0.08% 以下的要求。於是汉阳铁厂的钢材销路壅 塞﹐成品积压﹐机器搁置﹐数以百万两的设备投资不能充分发挥作用﹐ 造成了巨大的亏损。因此《清史稿》说张之洞“莅官所至﹐必有兴作。 务宏大﹐不问费多寡”6. 　　　　　　　　　　　　　　　 其次﹐选错了厂址。关於汉阳铁厂的厂址﹐许多人（包括洋工程 司）都建议设在近煤或近铁的地点﹐以减轻运输成本。但是张之洞 “屡谏不从”（盛宣怀语）﹐力排众议﹐一定要把厂址设在汉阳大别 山下﹐以便就近监督。汉阳距铁矿基地大冶约一百二十公里﹐距萍乡 煤矿约五百余公里。每吨生铁为此要多耗用运费六十九元左右7.而且 汉阳是一个低洼地﹐为了防洪﹐在建厂前召雇了数以万计的民工﹐填 土九万余方﹐耗银三十万两。所有这些都为後来汉阳铁厂无法与烊轨 竞争埋下了不利因素。 　　　　　　　　　　　　　　　 再次﹐燃料问题没有解决。炼钢须耗用大量焦炭。筹建铁厂时﹐ 张之洞心中有一个“中国之大﹐何患无煤”的朦胧概念。建厂以後张 之洞先後花了几年的时间派矿师沿长江中下流探测煤矿﹐足迹遍历数 省﹐“访寻两年有余﹐试开窿口数十处”8 ﹐结果一无所得。由於燃 料缺乏﹐汉阳铁厂无法政党生产﹐一八九四年六月二十八日第一次开 炉炼钢﹐但焦炭供应不上﹐同年十月就闭炉停产了。不得已只得用高 价购买开平煤﹐甚至日本、德国焦炭。当时生铁市价每吨才二十两﹐ 而开平煤的汉阳到岸价格每吨已达十七、八两﹐洋煤则更贵。汉阳铁 厂的煤焦成本几乎为当时外国钢厂的三倍﹐炼出来的生铁与钢﹐在市 场上没有竞争能力。开炉炼钢既要亏本﹔闭炉不炼﹐每月固定开支也 要七、八万两﹐同样要亏本﹐真是进退维谷﹐走投无路。 　　　　　　　　　　　　　　　 同日本人八幡制铁所对比﹐可以看出日本对钢铁事业所采取的郑 重的态度。一入九五年底﹐第九次帝国会议决议设立八幡制铁所後﹐ 就责成商务大臣组织专人对铁矿、生铁、钢材、焦炭、耐火材料以及 生产费用、厂址的选定等经过十一次的反复试验和调查﹐最後才确定 预算与计划9.这与张之洞那种坐在衙门里以意为师的一套完全是两种 做法。 　　　　　　　　　　　　　　　 二、借外债中的汉冶萍公司 　　　　　　　　　　　　　　　 　　　　　　　　　　　　　　　 　　　　　　　　　　　　　　　 到光绪二十一年（一八九五年）在机器、厂址、燃料等问题上几 次反复後﹐张之洞的日子很不好过。当化铁炉无煤供应﹐偿炉七、八 个月後﹐他诉苦说﹕“若炉久不开﹐每月徒有工费﹐而无出货﹐成何 事体﹖每月总需七八万金。以後用款无从罗掘﹔以前欠债无从筹还。 鄙人实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以谢谗谤之口﹐是死证明矣﹗”10. 张之洞经过估算向海军衙门请领的办铁厂的官款是2 ﹐468 ﹐000 余 两11﹐事实上全部工程装配完竣已用了5 ﹐586 ﹐416 两12. 超支部 分都是东拉西扯挪借来的。开工以後﹐不但还款无期﹐而且月月坐亏 几万两﹐廷议与谕旨交相指责。这时张之洞最大的愿望已不再是“开 利源﹐塞漏卮”了﹐而是如何千方百计把包袱掼掉﹐越快越好。他先 是想把整个厂包给洋人去办﹐催促他的下属“分电比国、德国各大厂﹐ 速派洋匠前来估包”13. 结果无人承应。於是转而看中了盛宣怀。张 之洞素来鄙视盛宣怀的人为﹐但这时也顾不得了。他写信给李鸿藻说 ﹕“盛之为人﹐海内皆知之﹐我公知之﹐晚亦深知之﹐特以铁厂一事﹐ 户部必不拨款﹐至於今日﹐罗掘已穷﹐再无生机﹐故不得已而与盛议 之﹐非此则无从得解脱之法﹐种种苦衷﹐谅蒙垂鉴。”14盛宣怀的算 盘也很精明﹐他提出的条件是﹐要接收汉阳铁厂就必须兼办铁路﹐因 为掌握了铁路就掌握了钢材的销售市场。张之洞力求“解脱”﹐明知 盛宣怀有所挟制﹐也只得隐忍不发﹐会同王文昭奏保盛宣怀为铁路总 公司的总理。接着盛宣怀就接收了汉阳铁厂这个烂摊子﹐由他任督办 负责招收商股﹐筹还官款。从此汉阳铁厂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时间 是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一八九六年七月二十二日）。 　　　　　　　　　　　　　　　 （一）汉冶萍外债对生产的作用 　　　　　　　　　　　　　　　 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後﹐主要着手解决两个燃眉之急的问题﹕一 是招收商股解决资金问题﹔二是解决燃料供应问题。 　　　　　　　　　　　　　　　 关於第一个问题﹐成效很少。据郑官应（当时任汉阳铁厂总办） 说﹐铁厂的生产效率只有当时英、德钢厂的半﹐美国钢厂的三分之一 左右15﹐根本无法与洋钢竞争﹐年年亏本。自一八降六年官督商办起﹐ 到一九○五年已亏折2 ﹐259 ﹐216 两16. 正是“煤矿未成﹐分铁甚 少﹐外状颠危﹐人情观望”17. 在这种情况下﹐要吸收商人资金是很 困难的。不得已﹐盛宣情只得利用他兼任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通 商银行等官督办企业督办的职权﹐从这些企业里抽调了二百万两﹐算 作“商股”﹐投入到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但是杯水车薪﹐那里济事﹖ 事实上燃料问题不解决﹐生产不上轨道﹐不能转亏为盈﹐不但商股招 不到﹐连汉阳铁厂的存在都有成问题。折腾了几年﹐盛宣怀决定还是 先解决燃料供应问题。但是要对长二十里、宽十里的萍乡煤矿实行新 法开采﹐就需要巨额投资﹐而且还得修筑铁路把煤从山沟里运出来。 在官款奇缺﹐商本无着的情况下﹐盛宣怀乃於一八九九年向千商□和 洋行借款四百万马克（合2 ﹐680 ﹐965 海关两）﹐又於一九○及一 九○七年向日本大仑组借款四百三十万日元（合1 ﹐1 ﹐776 ﹐010 海关两）。利用这笔资金对萍乡煤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包括开 凿平巷三条﹐直井一口﹐安装矿轨﹐煤车、起重﹐抽水等机器﹐建立 大小洗煤机、炼焦炉﹐还有栈房、码头、医院等基本建设。总共耗银 五百余万两﹐其中约三百万两是依靠德﹐日借款﹐其余则是股款（约 一百五十万两）和到处挪借来的债款。采用新法开采以後﹐逐步见到 效果。一九OO年它的煤产量已足供汉阳铁厂的需要18. 萍矿的煤﹐每 吨售价十一两﹐远比每吨十七、八两的开平煤便宜。单是煤焦一项每 年就可为汉阳铁厂节省约三百万余两19. 汉阳铁厂的烯料问题总算是 解决了。 　　　　　　　　　　　　　　　 但是汉阳铁厂的根本问题还在於酸性贝色麻炼钢炉不适合於炼制 含磷进高的大冶矿石。这就涉及到炼钢和相应设备的改造问题。所以 盛宣怀说﹕“逮甲辰年（一九○四年）萍矿告成﹐醴路已通﹐煤焦不 虞其匮乏﹐然後可以扩充钢厂”20. “扩充钢厂”﹐谈何容易。历年 亏损﹐已经使汉冶萍台高筑。从一八九六年到一九○四年﹐它的华洋 债款总额已达三百十六万两21. 要摆脱这个困境﹐除了增加投资、改 造设备、扩大销路以外﹐别无出路。当时的情况是相当紧迫的。盛宣 怀说﹕“汉厂机炉旧而且少﹐不能足用﹐颠复即在目前。官款无可拨﹐ 商股无可加﹐洋债无可抵﹐数年以来焦头烂额”22. 在这种情况下﹐ 他一方面与日本兴业银行洽借日金三百万元﹐同时﹐派汉阳铁厂总办 李维格带了两位洋矿师出国考察﹐先到日本八幡制铁所﹐再到欧美各 国。在英国请专家化验了大冶的铁和萍乡的煤﹐认为都是上品﹐问题 是矿石含磷过高﹐若改用硷性马丁炉可以炼出优质钢。李维格回国後 就利用日本兴业银行的三百万日元贷款着手炼钢炉的改造和扩建工程﹐ 包括拆去原来的贝色麻炉和十吨的小马丁炉﹐安装三十吨马丁炉四座、 一百五十吨大调和炉一座﹐又拆掉已废旧的化铁炉﹐添建二百五十吨 化铁炉一座﹐马丁炼钢两座﹔另外还建立了轧钢、钢轨、钢板厂﹐扩 充了机修厂和电机厂。这一浩大工程於一九○八年全部竣工﹐耗银三 百余万两23. 　　　　　　　　　　　　　　　 汉阳铁厂经扩建与改造後﹐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上有显着的改 进。到一九O 九年﹐盛宣怀已经敢於自称铁厂的出品是“货美价廉” 了。他说﹕“总之﹐‘货美’二字﹐工程司自有公共之法试验﹐不容 假借﹔‘价廉’二字当可与外洋钢价比较。”24这时正是我国大规模 兴建铁路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钢轨和铁路器材。汉阳铁厂适逢其会﹐ 供应了粤汉、京汉等路的钢轨。当时的订货是如此之多﹐甚至有应接 不暇之势25. 到一九○九年﹐汉冶萍公司的帐面上开始出现盈余﹐虽 然只有一万五千四百元﹐但毕竟是一个转机（参阅表一）。 　　　　　　　　　　　　　　　 不过也不能因此认为汉冶萍已经立定脚跟了。一九○八年盛宣怀 把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合并成一个机构──汉冶萍煤铁厂 矿公司以後﹐原来打算招足股本二千万两﹐还清所有华洋错款并进一 步扩充设备。但是商情不踊跃﹐反应微弱。到一九一二年四月﹐汉冶 萍的资本实有940 万两（合13﹐160 ﹐009 元）﹐但华洋债款却达24﹐ 407 ﹐600 两26. 这一年七月﹐盛宣怀写信给梁启超说﹕“汉冶萍所 负中西[ 债务] 本息两倍於资本金﹐皆属股东肩任”27. 这时汉冶萍 所面临的局势是﹐要麽宣布破产﹐全军覆没﹔要麽再扩充生产﹐还有 一线希望。盛宣怀选择了後一条路。 　　　　　　　　　　　　　　　 一九一三年国内局势已较稳定﹐盛宣怀又自日本正金银行洽借日 金一千五百万元的借款。以日金六百万元还清以前所欠大小债务本息﹐ 以日金九百万元在大冶添设新熔铁炉两座﹐并改良了汉阳铁厂、大冶 铁矿和机电厂的设备。由於设备改善﹐矿石、生铁、钢、煤和焦炭的 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参阅表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世界范围 的钢材供应很紧张的情况下﹐汉阳铁厂的生产有了较大的跃进﹐应当 归功於这次抢在大战前的设备更新和扩建。 　　　　　　　　　　　　　　　 若以汉冶萍一九○○年的产量为基数（钢产量的基数是一九○七 年）﹐到一九二○年（焦炭为一九二四年）汉冶萍的矿石产量增长12.8 倍﹐生铁增长3.8 倍、钢增长3.4 倍、煤增长31.9倍、焦炭增长3.4 倍（参阅表二）。当然﹐这些产量同先进工业国家比较是微不足道的。 一九二○年汉冶萍的生铁产量只占同年英国产量的1.47% 、德国的1.88%、 美国的0.31% ﹐但却占日本的22.22%. 假使我们把汉冶萍的生产情况 作一个纵的考察﹐就会发现它的主要产品（矿石、生铁、钢、煤和焦 炭）在一九○三年、一九○九年、一九一三年都有有较大的跃进（参 阅表二）﹐这都与这些年代引进外资、引进技术﹐进行大规模的设备 投资分不开的（一九一三年以後的外债﹐大多用於企业的应急费用﹐ 很少设备投资）。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冶萍的外债对它的生产发展 是起了促进作用的。 　　　　　　　　　　　　　　　 （二）汉冶萍负债的殖民地性 　　　　　　　　　　　　　　　 汉冶萍公司借取的外债具有明显的殖民地性。在同日本的往来中 表现得尤不突出﹕ 　　　　　　　　　　　　　　　 （1 ）借款具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图。汉冶萍的对日历次借款﹐表 面上是由三井洋行和横滨正金银行出面﹐实际上背後完全由日本政府 在主持其事。早在一九○五年﹐日本外务大臣桂太郎给曾弥大藏相的 公函中就宣称﹐日本的贷款目的是借“表面上的商业关系”逐步达到 攫取萍乡和大冶的采掘公﹐并在时机成熟时“控制整个汉冶萍的管理 权”28. 当然﹐这是他们插手於英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的好机会。 这种侵略性的政治目的支配了它们的贷款条件（贷款时间长、只准以 原料偿还贷款、以矿山为抵押品等）。在洽商一九○四年的日金三百 万元的贷款进﹐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就密电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 寿之助﹐要他把贷款期限拉得长一些﹐以便根据合同享有的权利﹐较 长期地控制大冶的资源﹔当张之洞建议取消借款合同中以矿山为抵押 的条款时﹐小村寿太郎指令日本方面的谈判代表说﹕“删去这一条款 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一项规定正是我们贷款的主要目的。” 29结果这一条款非但没有删掉﹐反而规定得更加严格了。一九一二年 日本力主汉冶萍中日合办﹐一九一五年在二十一条中更提出要把汉冶 萍直接置於日本政府的控制下。这些﹐都是侵略意图的具体表现。 　　　　　　　　　　　　　　　 （2 ）控制购销和价格。在借款合同中（特别是三井洋行的借款 合同）总是附有独揽购销的条款。一九一五年汉冶萍拟委托别家行号 购买机器时﹐日本人就宣称﹕“查汉冶萍扩充资本系由日本政府招致 资本家集合而成﹐……欲购各种机器均应由东洋行家承揽。”30至於 矿石、生铁的供应﹐日本也采取独占购买的政策。一九一○年﹐当汉 冶萍拟将多余大理石售於美国西方钢铁公司时﹐日本就提出“除售[ 予] 制铁所外﹐能否兼售他国”的质询31. 在洽商一九一○年十一月 十七日正金银行贷款时﹐日方迫使盛宣怀向若松制铁所保证在借款合 同期内（十五年）若有多余的生铁、矿石“当尽先贵所购买﹐如不愿 买﹐敞公司即售予他人可也”32. 更严重的是﹐售予日本的矿石与生 铁的价格不是以国际市场的价格为为标准﹐而是以“制铁所购入价值 为标准”﹐由公司与制铁所协商行事33. 这一条规定使汉冶萍在欧战 期间铁价大涨时﹐吃了很大的亏。 　　　　　　　　　　　　　　　 （3 ）控制贷款来源。日本政府为了达到全部控制汉冶萍的目的﹐ 千方百计地保持“独占贷款人”的身份。因此﹐在一九一三年的一千 五百万日元的贷款合同中就规定汉冶萍今後不得以“非中国自有的资 本”去借款。甚至中国政府要代汉冶萍偿清债款时﹐也得根据这一原 则办事﹐必须是“确在本国内提得中国自有之资金”（《盛档》一九 一三年贷款“别合同”的附件）。日方还迫使汉冶萍公司向日本制铁 所和正金银行作出如下承诺﹕“如敞公司要借大宗长期外资时﹐在本 合同期内﹐必先与贵所、贵行相商也。”34日本方面的谈判代表小田 切万寿之助更把这一问题提到两国政治“交涉”的高度﹐说“若同一 借款﹐何以不要借日本之款。深恐商业变为交涉”35. 一九一四年和 一九一五年汉冶萍打算向英国制造师协会和通惠公司（中国公司）洽 商借款还清所有华洋债务。日本屡加阻挠﹐最後甚至威胁说﹐汉冶萍 若坚持向通惠公司借款﹐则“在实业即无联络之道﹐在邦交业开反目 之端”36. 商业效竟变成了政治恫吓。後来在汉冶萍多次与北洋政府 商洽改为国营和官商合营时也受到日本的强行干预。一九一三年借款 後﹐汉冶萍一度酝酿官商合办﹐日本政府即以债权人身份威胁称﹕ “惟自日本方面视之﹐借款合同成立後﹐未经几时﹐并无知照或协商 於债权者﹐而匆率决定之事甚唐突﹐不免有漠视债权者为门外汉﹐置 之不理之议﹐似稍抱忿懑者。”37控制贷款来源就是控制抵押品（矿 石、厂房、机器及其他财产）和控制冯冶萍的管理权﹐从而控制日本 钢铁业的原料供应。 　　　　　　　　　　　　　　　 （4 ）使汉冶萍成为日本钢铁工业的原料基地。日本是一个铁矿 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随着本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对矿石和生铁的需 求日益增加。八幡制铁所在创立初期的全部矿石、生铁供应几乎都取 自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参阅表四）。自一九○四起﹐八幡制铁所采 用高炉炼钢。改进了炼钢技术并完备了压延工序﹐开始建立钢铁合企 业38﹐对汉冶萍生铁与矿石的需要更加迫切。一九○四年三百万日元 的借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洽谈成功的。从一九○○年到一九二八年。 八幡制铁所输入矿石总量的41.95%取自汉冶萍（参阅表四）。而盛宣 怀为了贪图预付价款的取给方便﹐也乐於向日本保证﹐“贵国所需钢 铁年盛一年﹔……敞厂正在决议推广化铁炉”39. 在官督商办的麽二 年﹐盛宣怀就说﹕“去年与桂太郎谈﹐系我专售生铁与彼﹐由彼多加 马丁炉炼钢﹐供通国用”40俨然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就钢铁与原料的 生产进行了分工。这机关报业务方针自然完全适应了日本的需要。於 是﹐汉冶萍矿石产量的56.40%（一九○○年到一九三一年）、生铁产 量的54.87%（一九○三到一九一一年）都输往日本（参阅表三）。汉 冶萍生铁与矿石的供应对日本的军事钢铁工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日 俄战争时﹐日本的军舰和武器所需的炼钢原料﹐大多来自汉冶萍﹐沙 俄为此提出强烈抗议﹐而日本政府则向中国坚决主张汉冶萍的生铁与 矿石不能作为中立国的“战时禁运品”禁止出口41. 　　　　　　　　　　　　　　　 （5 ）深入企业内部控制财务与生产。早在一八九九年的“互联 煤铁合同”中就规定日本得派入驻矿“经理购买矿石等一切事宜”。 其实这些日本驻矿代表都是探听情况的“代表”。他们经常将汉冶萍 的情况﹐特别是其他外国资本掺入汉冶萍的情况向日本外务省汇报。 一九O 四年大借款的前夕﹐日本对德国工程师在汉冶萍的实力地位表 示极为关切﹐说“德国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於是关於所谓德国 “竞争”情况的汇报源源涌向外务省。提供消息来源的就是日本驻矿 代表西泽公雄42.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五日的借款合同中﹐更明确规 定汉冶萍必须聘用日本“最高顾问工程师”﹐“公司一切营作改良修 理工程之筹计及购办机器等事﹐应先与最高顾问工程师协议而行”﹔ 些外﹐还要聘请日本“会计顾问”﹐“关於公司所有收入﹐支出之事﹐ 应与会计顾问协议而实行”43事後证明﹐这位会计顾问（池田茂幸） 原来是大藏省的一位官员﹐假充为正金银行（债权人）的职员派到汉 冶萍代表日本政府实行监督44. 在会计顾问监督下﹐汉冶萍所有契约 及抵押品单据和地契等都得存放在一个保险柜里﹐它的钥匙要备一式 两份﹐一份交日本会计顾问保存﹐“非经双方同意不得将此地契取出” 45. 从此﹐汉冶萍事实上成为日本八幡制铁所在中国的派出机构﹐而 两“顾问”则是成了太上皇。 　　　　　　　　　　　　　　　 随着日本贷款的金额越来越大﹐期限越来越长﹐对抵押品的控制 越来越严﹐汉冶萍要想摆脱日本的控制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三）汉冶萍丧失了摆脱外债桎梏的机会 　　　　　　　　　　　　　　　 一九四一年欧战後﹐由於战争的刺激﹐世界钢铁（包含矿石与生 铁）的价格迅速猛涨﹐到战争结束时生铁每吨市价最低一百六十元﹐ 最高二百六二十元46. 但是由於一九一三年与日本签订的借款合同规 定汉冶萍在四十年内应供给日本矿石和生铁两项共三千余万吨﹐每年 产品须尽先供应日本。在大战高潮期间（一九一七年）汉冶萍生产的 矿石有四分之三都输往八幡制铁所（参阅表四）﹐留给自己生产生铁 和钢的原料就所剩无几了。特别是受合同的限制﹐矿石与生铁都不能 按国际市场价格调整﹐吃亏很大。一九一六年虽经日本同意把生铁价 格提高到每吨一百二十日元47﹐但也只有日本东京生铁市价的四分之 一﹐有人计算﹐汉冶萍在欧战期间售予日本生铁三十万吨﹐损失三千 万元﹐若与矿石合计﹐公司於欧战期贡献给日本的达华银一亿一千五 百五十万元48. 欧战时期钢铁价格猛涨﹐是汉冶萍还清日债（当时约 日金三千五百三十万元）49﹐打一个翻身仗的好机会﹐但是它丧失了 这一千载难得的良机。从一九一六年出现的盈余象昙花一现﹐没有几 年工夫又一亏到底了（参阅表一）。从一九二一年起﹐战争繁荣已经 过去﹐世界铁价猛跌﹐只有一九一八年的六分之一50. 汉冶萍从此更 是一蹶不振了。 　　　　　　　　　　　　　　　 　　　　　　　　　　　　　　　 三、结论 　　　　　　　　　　　　　　　 　　　　　　　　　　　　　　　 　　　　　　　　　　　　　　　 任何一个後进的国家要迅速实现工业化都有一个引进资金的技术 的问题。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比英中迟一步﹐它也曾大量引进英国酱 的技术﹐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事了。至於日本那更是如此。一八九六年 建立八幡制铁所时﹐日本僵的外债总额不过四十六万日元﹐一九○四 年兴业银行贷款三百万日元给汉冶萍时﹐日本外债总额上升到四亿二 千万日元﹔一九一三年正金银行贷款一千五百万日元时﹐日本外债已 达十九亿七千万日元51. 当时日本在中国是一个债权国﹐但在欧洲市 场﹐它却是一个大债务国。除向国外借款以外﹐从中国掠夺的甲午战 争赔款约合三千八百万英磅﹐这笔无偿收入﹐使日本有了充足的准备 金转变为金本位制﹐因而更有利於引进外资。从一八九六年八幡建厂 到一九一三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引进的外资总额（国际收支 相抵以後的总额）占这一时期日本生产领域资本的20%52.没有这些借 贷的与掠夺的资本﹐日本要在明冶维新以後迅速实行工业化投资二千 八万到三千万日元﹐而建立一个纺织厂只需要投资二十五万日元就够 了53. 八幡制铁所一开始就是国营﹐主要也是因为在当时只有依靠国 家的力量才能把这个投资巨大的工业发动起来。 　　　　　　　　　　　　　　　 考虑了以上的一些历史对比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纪 的九十年代﹐张之洞和盛宣怀敢於“务宏大”把钢铁事业搞起来这是 很了不起的。这麽大的一个企业既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又招不足商人 资金﹐要支撑下去﹐维持生的﹐只有在外资上找出路。一九一三年﹐ 汉冶萍由於挪借无着﹐无可开支﹐面临闭炉仃工的危险。要仃工每天 仅利息的负担就要赔七千两﹐盛宣怀向日本人告急说﹕“特是西江之 水不及苏涸辙之鱼﹐若无急救之法﹐转瞬即入枯鱼之肆。”54盛宣怀 为了免於“枯鱼之肆”的命运﹐借外资以增添设备﹐改建工厂﹐想从 扩大生产中谋求出路。他回忆当时利用外资改造萍乡煤矿﹐解决了燃 料问题後的情景说﹕“萍焦冶铁﹐初试新硎﹐居然京汉铁路﹐除芦保 一段外﹐二千余里﹐皆属汉厂自造。虽不免亏折﹐数年得得轨价四百 数十万两﹐练成一班工匠﹐萍矿亦借此岁月﹐以竟全工”55. 这是符 合事实的。盛宣怀在临死前两年说﹕“钢铁有富强关系﹐已经办到七 分﹐只有三分﹐何忍半途而废﹐一息尚存﹐此志实不容少懈。”56在 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钢铁事业的重要性有此认识﹐并立志不懈的﹐ 尚不多见。 　　　　　　　　　　　　　　　 当然﹐盛宣怀借外债也有其怎自私的目的。他常以外债作为保护 自己的工具。辛亥革命後﹐为了保存他的财产﹐免被革命党人没收﹐ 力主中日合办﹐借取巨款57﹔一九一三年为了反对“国营”﹐他还力 图挟日本外债以抵制北洋政府﹐急不可待地密电高木陆郎“能否出於 迅速﹐出於迅速﹐以免夜梦多”﹐“鄙见总以秘密速办为第一要义” 58. 盛宣怀的这些弱点自然被日本人充分利用。正金银行一向把盛宣 怀引以为知已﹐保持着“亲密关系”59. 辛亥革命前夕﹐日本很注意 盛宣怀的健康情况﹐估计他“肺病咯血﹐今後只能活五後”﹐恐怕五 年以後﹐“别以取代﹐关系突然变化﹐购买铁矿石的事就要落空”60. 所以力争在盛宣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把贷款一笔一笔地敲定。具有个 人打算的盛宣也就一步一步地套进了日本圈套﹐最後终於使汉冶萍陷 於日债而不能自拔。 　　　　　　　　　　　　　　　 汉冶萍之所以失败﹐带有殖民地性的外债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这 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起作用。汉冶萍的失败党政军有其深刻的 社会经济、制度结构、文化传统和国势力量等原因。没有这些内因﹐ 外债也不会对汉冶萍构成那种灾难性的後果。 　　　　　　　　　　　　　　　 汉冶萍时代的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处於落後挨打的 状态。由於关税不能自主﹐汉冶萍无法享受国家保护关税的庇护﹐幼 稚的工业产品──钢轨﹐无法与工业先进国家的洋轨竞争（一八九六 年汉阳轨每吨五十四两﹐而洋轨的中国到岸价格仅三十五两61）。汉 冶萍的总办李维格曾痛切陈词说﹕“各国保其本国钢铁事业﹐加重进 口税﹐使外铁不能侵入。中国则不但不能加重[ 税] ﹐且并值百抽五 之轻税亦豁免﹐一若故欲洋轨之来与汉厂斗者。”62没有国家保护﹐ 汉阳轨被“斗”得一败涂地。一八九六年以後﹐日本更挟其战胜国的 余威对清政府极尽恫吓、威胁之能事。一九○四年的贷款三百万日元﹐ 年息六厘﹐为期三十年﹐而且党政军附有很多苛刻条款﹐但终於强使 中国接受﹐也是因为中国当时处於一种挨打的地位﹐没有什麽选择的 余地。在一九一二年的三百万日元贷款合同中﹐甚至订明在必要时日 本制铁所与正金银行可“暂作代理人”接收整个的汉冶萍公司（合同 第七款）。只有殖民地才会接受这种漠视国家主权的强制性条款。汉 冶萍也曾谋略挣脱日本人的外债桎梏。一九○一年试销矿石与生铁於 美国市场并拟以体货价的一部分投资於美国的西方钢铁公司63﹔辛亥 革命以後﹐多次拟议借用英国资本或由国家担保发行公司债券64等﹐ 都是这种企图的尝度﹐但每次都被日本以有碍“邦交”﹐将引起“交 涉”等危词要挟的警告﹐吓得不了了之。 　　　　　　　　　　　　　　　 汉冶萍诞生於中国多事之秋的年代﹐战乱连绵﹐政局极不稳定。 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使芦汉铁路仃工﹐汉冶萍的生铁无法炼轨﹐只得 向日本寻求销路﹔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仃工和直接所受炮火损失达 三百七十余万两65. 民国以後﹐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本借款二百五十万 日元的应急弗﹐後来也划归汉冶萍承还66. 北洋政府时期﹐汉冶萍地 区成为湘、鄂、赣、黔诸军的战场﹐矿工拉为壮丁﹐厂房充作兵站。 汉冶萍的一些负责人如张謇、赵风昌、时景葵等组织统一党内反对同 盟会想投靠袁世凯﹐有所结托﹐结果整个企业差一点被袁氏手下的新 交通系财团一口吞掉67. 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要发展生产是很 困难的。汉冶萍由於不完全是它自己的过错丧失了外债的偿还能力﹐ 於是日本人借口保护“债权人”的权益﹐兵舰游戈在大冶江上﹐兵士 则荷枪实弹登陆﹐陈兵在大冶山麓。国家积弱与动乱的悲惨处境给汉 冶萍带来了穷途末路的命运。外债﹐作为一种国际信贷﹐也只有在这 种条件下才能成为侵略者肆虐的工具。 　　　　　　　　　　　　　　　 晚请政府的昏庸统治和腐朽透顶的官僚政治以及它所推行的封建 文化传统﹐也给汉冶萍带来无穷的灾难。汉阳铁厂的创办人张之洞从 一个“由文儒致清要”的清流派68转而办钢铁厂﹐这不能不是一个进 步。但是他是力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钢铁厂当然是“西 学”﹐“体”则是四书五经、三纲五常、封建政治。对於西学﹐张之 洞有他自己的解释﹐但是不管他是怎麽想的﹐“西学”最後总归要导 致资本主义的来临。“体”与“用”的矛盾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 矛盾﹐是目的与手段的矛盾。这样﹐张之洞就提出了一个他自己也无 法解决的矛盾公式。他本事来想把办钢铁厂这个“西学”纳入封建的 模式﹐搞成官办。让“体”与“用”统一起来。但是办到後来﹐焦头 烂额﹐才力求招股商办。结果理与愿违﹐办出了一个资本主义（股份 公司的商议）。搞资本主义﹐就必须允许“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 私其乡……商愿专利﹐工愿高价”﹐但是张之洞却说这将是“子不从 父﹐北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灭人类不止”69. 真是势不两立﹐矛盾得很﹐张之洞的解决办法是在商办前面加一个 “官僚”﹐变成“官督商办”。这样他就把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 盾引进了企业内部。官督商办的企业实际负责人是督办﹐督办由总督 奏请皇帝任命﹐督办听命於总督﹐有“用人、理财”之权70. 这个权 很大﹐盛宣怀就是靠一系列官督商办企业的“督办”起家﹐成为晚清 富甲中国的第一代的官僚资本家。至於真正的商人呢﹖张之洞说﹕ “盖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当听商民专之者权”。71商人无 “权”﹐自然无“利”。谁愿意来投资﹖汉冶萍办了几十年﹐商股从 来就招不足﹐其原因就在於“商情疑惑﹐何肯出赀”72﹐而“商情疑 惑”的根本原因在於商人在官督商办企业中既无“权”又无“利”。 张之洞用卡住“权”、“利”的办法来维护他的“体”﹐使封建体制 不致於坠落﹐但是却使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变成了官府衙门﹐把 汉冶萍办得奄奄一息了。当时钟天纬正在汉阳铁厂当文案﹐他以亲身 的体会说﹕﹐张之洞办厂“每出一差﹐则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 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仰窥帅意﹐事事喜用官派﹐故 不喜闻商办之说。”73这样﹐爵秩相等﹐并驾齐驱“地办衙门则可﹐ 办企业必亏本。因为是办衙门﹐所以”公司职员﹐汉、冶、萍三处﹐ 统计不下千二百人﹐大半皆盛宣怀之厮养﹐是其妾之兄弟﹐纯以营私 舞弊为能“74. 汉冶萍人虽多﹐因为大都是”厮养“﹐所以并不顶用﹐ 一任洋矿师擅权营私﹐”十数年来[ 赖伦] 大权在握﹐购不急之料﹐ 弗无用之工。矿中各项机器﹐悉彼经手﹐惟回用是图﹐多购旧式。… …赖富而公司负债重矣﹗“75当时上海有一洽颇有名气的商人经元善 谒见张之洞以後﹐感到”官气之浓甚於沪上﹐最是商情所大忌“76. 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却为资本家年”大忌“﹐这个企业还办得 好吗﹖但是汉冶萍却被清政府看成是一块大肥肉。由张之洞奏请请帝﹐ 自国家定购钢轨之日起﹐汉冶萍每出一吨生铁抽银一两归还前垫官款 （5 ﹐586 ﹐416 两）﹐甚至还清官款以後”仍永远按吨照抽﹐以为 该商报效之款“77. 这种不计盈亏的”报效“﹐表明清政府事实上把 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铁厂变成了封建皇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库。 到一九○○年时﹐实际报效数已六七倍於当时按吨抽银一两的数额﹐ 搞得汉冶萍”勺水无源﹐其涸立待“78. 所有这些都使汉冶萍成为一 个生产效率低、成本高的衙门企业。八幡制铁所远自外洋从汉冶萍输 入矿石﹐但它每一吨生铁的成本只有汉冶萍的77%79.在汉冶萍年年亏 损的情况下﹐日本的若松制铁所从一九○○年到一九一二年却年年盈 余﹐累积的净盈利达六百万日元80. 身负重债而不讲求投资效果﹐这 是汉冶萍的致命伤。追溯它的根源﹐就是腐败的官僚政治﹐昏□的衙 门式的管理﹐腐朽的封建文化之”体“。 　　　　　　　　　　　　　　　 同日本相比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明治政府对﹐工业的发展采 取了加意扶植的政策﹐由国家给予大量的补助金。他们一心搞资本主 义﹐没有什麽“用”与“体”的矛盾。自一八六八年到一八八一年﹐ 从农业税中拨支了三千四百万日元投资於工业部门。这一数字相当於 政府税收的5.5%﹐占政府支出的13%81.对於钢铁事业举国上下都作为 一件特等的大事来抓。一九○○年八幡制铁所第二高炉尚未建成﹐日 本皇太子和伊滕博文首相都新临视察。一九○一年八幡点火开炉在当 时被日本看成是“本邦创始之大事业”82举国瞩目。为了签订一九○ 四年的三百万日元的兴业银行贷款﹐日本外务大臣同日本驻中国公使 和驻上海总领事函电往返达五十六次﹐反复推敲商议﹐而中国方面只 有盛宣怀一个人单枪匹马地对阵83. 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五百多万 两银子﹐由於衙门办企业﹐用於厂地、机炉的只须二百多万两﹐“余 皆系浮费﹐於公司毫无利益”84八幡制铁所的四百多万日元的预算﹐ 用於固定资产和基本建设的就达78.84%（3 ﹐229 ﹐100 日元）85. 在日本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到二十世纪初﹐後起的八幡制铁所的生的 产量已为汉冶萍的一倍半（一九○一年到一九○九年）﹐钢产量为汉 冶萍的三倍（一九○七年到一九一○年）86. 日本继八幡制铁所以後﹐ 吴工厂两套西门子电炉投入生产（一八九九年）﹐大阪工厂的四吨平 炉也开始投产（一九○○年）了。当汉冶萍在外国、侵略国内动乱、 政府勒索、衙门下濒於破产倒闭时﹐八幡制铁所却日益扩充﹐走上了 日本钢铁自给自足的道路﹗ 　　　　　　　　　　　　　　　 * * * 　　　　　　　　　　　　　　　 汉冶萍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汉冶萍的某些经验教训至今仍对 我们有用处﹐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偿﹕还能力与投资效果。 　　　　　　　　　　　　　　　 偿还能力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引进外资的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後的世界经济证明﹐第三世界在引进外资与技术的基 础上﹐确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有些国家在其经济迅速发展中的外 债总额占其国内总产值（GDP ）的很大比重（如巴西一九五七年到一 九六一年占14.5% ﹐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六六年占22.3% ）87就是一个 明证。但是偿还能力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仍以巴西为例﹐一九七 九年它的外债总额已超过四百亿美元左右88. 自七十年代中期以来﹐ 第三世界非产油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其出口额的一倍半﹐或相当於这 些国家官方储备的四倍了89. 现在一致公认只有用不断提供新贷款的 办法才能避免它们债务的总垮台90. 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历史上看﹐汉冶萍陷於外债而不能自拔也吃亏在没有认真地考虑偿 还能力。如一九一三年借款合同规定汉冶萍在四十年内供应日本矿石 三千万吨。据地质学家翁文灏的估计﹐大冶铁矿的蕴藏量为汉冶萍公 司所有的总共不过二千万吨﹐所以即使把汉冶萍卖尽了﹐还倒欠日本 人一千万吨91. 又如一九○四年三百万日元的借款﹐周息六厘﹐每年 利息十八万日元﹐因此每年至少须输往日本六万吨矿石（按合同规定 每吨三元）才能偿清利息。但一九○四年实际只输出了38﹐703 吨。 若再加上一九○八、一九一○、一九一一、一九一二和一九一三年的 借款合同﹐须输往日本矿石一千七百万吨和生铁八百万吨。很明显汉 冶萍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履行这些合同要求的。最後的结果是无力偿还 92. 因而就必须承担不能偿还债务的一切後果。 　　　　　　　　　　　　　　　 偿还能力又与投资效果有密切的关系。这里所涉及到的问题不仅 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引进外资的成败常常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文 化传统、技术基础、教育水平有密切关系。引进的外资当然要归还﹐ 但伴随引进外资而引进的技术则是不应“归还”的。而要求在自己的 国土上生根开花。汉冶萍虽也曾零零星星地派出技工到国外培训但从 未认真抓过﹐因此几十年中只培养出一个象样的中国工程师（吴健）﹐ 一切技术大权都操在洋人手时﹐洋人一走﹐技术也就“归还”了。二 次战後日本的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发展起来﹐除引进资金与技术 外﹐是同他们自己拥有雄厚的技术基础分不开的。日本的钢铁工业每 引进一元技术就要投入二至三元的研究费用﹐加以创新提高。新日铁 （它的前身是八幡制铁所）拥有的三个研究所的研究费用占营业客的 1.3%（即一亿美元）。日本每年有一千六百多名冶金专业的大专毕业 生﹐比英、德多七倍﹐比美国多一倍93. 只有积极提高科学技术的水 平才能充分保证引进外资的投资效果﹐否则就要走汉冶萍公司的老路。 劳动生产率是取得投资效果的关键问题。汉冶萍的产品由於劳动生产 率低﹐无法与欧美和日本的产品竞争﹐只能靠卖原料（矿石）过日子﹐ 到後来甚至连这一点阵地也保不住了。假使引进外资的投资项目（或 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产品没有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我们的产品不 能关起门来称大王）﹐就无法偿还外债。今天﹐封建主义的传统、衙 门式的官僚主义在有些部门仍然是我们的大敌。不涤荡这些﹐隐患无 穷。汉冶萍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在这一点上造成的灾难性的後果是一个 沉痛的教训﹐我们应该引以为戒。 　　　　　　　　　　　　　　　 　　　　　　　　　　　　　　　 　　　　　　　　　　　　　　　 注﹕ 　　　　　　　　　　　　　　　 [1] 《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张集》）奏稿﹐卷二八﹐页 二。一九○八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事并为汉冶萍煤铁厂 公司。 　　　　　　　　　　　　　　　 [2] 小林正彬﹕《八幡制铁所》1977所年东京版﹐第206-207 页﹐ 参阅本文附表四。 　　　　　　　　　　　　　　　 [3] 威廉。洛克伍德《日本的经济发展1868-1938 》（William Lockwood﹕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1868-1938 ）1955 年伦敦版﹐第109 页﹐注3. 　　　　　　　　　　　　　　　 [4] 《张集。电稿》卷一二﹐页五O. 　　　　　　　　　　　　　　　 [5] 盛宣怀档案资料（以下简称《盛档》﹐藏上海图书馆）﹕叶 景葵﹕《汉冶萍史》。 　　　　　　　　　　　　　　　 [6] 《清史稿》卷四三六﹐列传二二四﹐中华书局版﹐第一三三 八O 页。 　　　　　　　　　　　　　　　 [7] 全汉升﹕《汉冶萍公司史略》1972年香港版﹐第66页。 　　　　　　　　　　　　　　　 [8][10] 《张集。奏稿》卷二一﹐页五﹔电稿﹐卷二三﹐页十四。 　　　　　　　　　　　　　　　 [9] 小林正彬前揭书第182 页。 　　　　　　　　　　　　　　　 [11]《张集。公牍》卷九﹐页三三。 　　　　　　　　　　　　　　　 [12]《盛档。户部责成湖北铁政局按期归还官本折》（1900年8 月）﹐全汉升（前揭书第41页）计算为6 ﹐097 ﹐865 两。今从《盛 档》。 　　　　　　　　　　　　　　　 [13]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张之洞致蔡勇锡电（抄本﹐张 之洞电稿）。《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第一辑﹐不下册﹐第819 页。 　　　　　　　　　　　　　　　 [14]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致砚斋中堂函（北京大学经济系藏件）﹐ 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第二辑﹐上册﹐第471-472 页。 　　　　　　　　　　　　　　　 [15]《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一 八九六年十月十七日）。》 　　　　　　　　　　　　　　　 [16]《盛档。汉阳铁厂财务报告》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一九○五年十二月十四日）。 　　　　　　　　　　　　　　　 [17]《愚斋存稿》卷十四﹐奏疏﹐页十二。 　　　　　　　　　　　　　　　 [18]《矿务档》（四）第2289页。 　　　　　　　　　　　　　　　 [19]全汉升前揭书﹐第90页。 　　　　　　　　　　　　　　　 [20]《盛档。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注册商办第一届纪略》。 　　　　　　　　　　　　　　　 [21]《盛档。财务报告》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一九○五 年十二月十四日）。 　　　　　　　　　　　　　　　 [22][24]《愚斋存稿》卷六十二﹐电报﹐页七﹔卷一四﹐奏疏﹐ 页二二。 　　　　　　　　　　　　　　　 [23]《汉冶萍煤铁厂矿概略》载《东方杂志》第6 年﹐第8 期﹐ 第15页。 　　　　　　　　　　　　　　　 [25][46][47]《盛宣怀未刊信稿》1960年中华书局版﹐第93页﹔ 第265 盛装﹔第266 页。 　　　　　　　　　　　　　　　 [26]《盛档。李维格致八幡制铁所长官中村雄次郎函》一九一二 年四月三日。 　　　　　　　　　　　　　　　 [27]《盛档。盛宣怀致梁启超函》一九一二年七月七日。 　　　　　　　　　　　　　　　 [28]一九○五年八月二日﹐兼外务大臣桂太郎致曾弥大藏臣函。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8卷﹐第2 册﹐第1117号。 　　　　　　　　　　　　　　　 [29]一九○三年三月十日及十二月二十四日﹐小村寿太郎外务大 臣致上海小田切总领事函、电。《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2 册﹐ 第1015、1075号。 　　　　　　　　　　　　　　　 [30]《盛档。高木陆郎致李维格函》一九一五年十月二十九日。 　　　　　　　　　　　　　　　 [31]一九一○年五月二十日西泽公雄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函。 《日本外交文书》第43卷﹐第2 册﹐第644-653 号。此事经往返辩诘﹐ 盛宣怀认为“查照合同无不符之处”。 　　　　　　　　　　　　　　　 [32]《盛档。盛宣怀致若松制铁所长官函》一九一○年十一月七 日。 　　　　　　　　　　　　　　　 [33][45]《盛档。盛宣怀致若公司董事会议事秘录》一九一三年 十二月十日﹔七月十八日。 　　　　　　　　　　　　　　　 [34]《盛档。盛宣怀代表汉冶萍公司复日本制铁所、横滨正金银 行函》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35]《盛档。张謇致杨廷栋函》一九一三年。（函内引用小田切 来函）。 　　　　　　　　　　　　　　　 [36]《盛档。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孙宝琦函》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六 日。 　　　　　　　　　　　　　　　 [37]《盛档。高木陆郎致盛宣怀函》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八日。 　　　　　　　　　　　　　　　 [38]永野真孝﹕《海外贸易振兴会国际经济课》载[ 日本] 《海 外市场》1977年11号。 　　　　　　　　　　　　　　　 [39]《盛档。盛宣怀致井上謦函》宣统元年三月六日（一九○九 年四月二十五日） 　　　　　　　　　　　　　　　 [40]《盛档。盛宣怀致李维格函》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日（一九○ 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41]一九○四年月二十二日﹐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致日本驻华公 使内田康哉电、《日本外交书》第37卷﹐第二册﹐第916 、917 号。 　　　　　　　　　　　　　　　 [42]一九○三年六──八月﹐上海小田切总领事致小村外务大臣 函。（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2 册﹐第1021──1025号（按小田 切的情况来自於西泽公雄） 　　　　　　　　　　　　　　　 [43]《盛档。聘请最高顾问工程师及会计顾问职务规程》一九一 三年十二月十五日。 　　　　　　　　　　　　　　　 [44]《盛档。高木陆郎致盛宣怀电》一九一四年一月十七日。原 电为“昨电会计顾问现任大藏省官吏之事﹐请保严重秘密。因该员阳 称系正金银行之人以受聘顾问之故。” 　　　　　　　　　　　　　　　 [48]侯厚培﹕《中国近代经济发燕尾服史》一九一九年版﹐第129 ─130 页。 　　　　　　　　　　　　　　　 [49]据高木陆郎及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提出二十一条前对公司财产 的调查﹐转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1916年版﹐ 第228 ﹐332 页。 　　　　　　　　　　　　　　　 [50]全汉升﹕《汉冶萍公司史的研究》载《中国近代史丛刊》﹐ 第二册﹐第344 页。 　　　　　　　　　　　　　　　 [51]洛克伍德前揭书﹐第255 页。 　　　　　　　　　　　　　　　 [52]侯继明﹕《外国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1840─1937》（chi-ming Hou ﹕ Foreign Inve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1840─1937）﹐一九七三哈佛大学版﹐第101 页。 　　　　　　　　　　　　　　　 [53]洛克伍德前揭书﹐第19页﹐注31. 　　　　　　　　　　　　　　　 [54]《盛档。盛宣怀致高木陆郎电》一九一三年九月十日。 　　　　　　　　　　　　　　　 [55]《盛档。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注册商办第一届纪略》 　　　　　　　　　　　　　　　 [56]《盛档。盛宣怀致所廷栋函》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三日。 　　　　　　　　　　　　　　　 [57]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後》﹐一九七九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四章“关於汉冶萍公司。” 　　　　　　　　　　　　　　　 [58]《盛档。盛宣怀致高木陆郎密电》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日及 一九一三年八月二日。 　　　　　　　　　　　　　　　 [59]富川康编﹕《横滨正金银行史》﹐一九七六年东京版﹐第232 页﹔又见《横滨正金银行史资料》第三集﹐第二卷﹐第二回﹐第63─ 67页。 　　　　　　　　　　　　　　　 [60]一九一一年五月四日﹐北京小田切董事致高桥正金银行总经 理电。《日本外交文书》第44卷﹐第二册﹐第220 、223 页。 　　　　　　　　　　　　　　　 [61]《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九日（一八 九六年九月十五日）。 　　　　　　　　　　　　　　　 [62]《盛档。李维格开送曾使述肇、王参议治昌为汉冶萍创办概 略》一九一四年元月十二日 　　　　　　　　　　　　　　　 [63]《盛档。汉冶萍公司向美国西雅图西方钢铁公司出售生铁及 矿石合同》一九一○年三月二十二日。汉冶萍进入美国市场後﹐商情 踊跃﹐盛宣怀也信心百倍到处招股﹐他写信给李伟侯劝购汉冶萍股票 说﹕“试买千股﹐计五万元﹐如不涨价可以罚我。”《盛宣怀致李伟 侯函》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八日（一九一○年四月七日）。同样函件也 寄往吕海寰、杨俊卿、李经羲等。 　　　　　　　　　　　　　　　 [64]《盛档。盛宣怀致高木陆郎函》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九日。 　　　　　　　　　　　　　　　 [65]全汉升前揭书﹐第153 页。 　　　　　　　　　　　　　　　 [66]《盛档。汉冶萍董事常会纪录》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67]《盛档。陶湘致盛宣怀函》一九一五年四月一日。 　　　　　　　　　　　　　　　 [68]《清史稿》卷四三七﹐列传二二四﹐中华书局版第一二三七 七页。 　　　　　　　　　　　　　　　 [69]张之洞﹕《劝学篇。正权》光绪戊戌年两湖书院刊本﹐页二 三跃。 　　　　　　　　　　　　　　　 [70][71]《张集。奏稿》卷二八﹐页八﹔页八﹔卷四三页十。 　　　　　　　　　　　　　　　 [72][78]《盛档。盛宣怀致张之洞函丁未七月二十一日月（一九 ○七年八月二十九日）﹔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日（一九○○年八月二日）。 　　　　　　　　　　　　　　　 [73]《盛档。锺天纬致盛宣怀函》一八九六年二月十二日。 　　　　　　　　　　　　　　　 [74]《时报》一九一三年三月四日。 　　　　　　　　　　　　　　　 [75]《盛档。孙德全致盛宣怀函》一九一三年九月二十六日。 　　　　　　　　　　　　　　　 [76]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页三九。 　　　　　　　　　　　　　　　 [77]《盛档。户部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一八九六年六 月二十六日）﹔又参阅《张集。奏稿》卷二七﹐页六。 　　　　　　　　　　　　　　　 [79]《盛档。王勋致盛宣怀函》一九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制铁 所生铁每吨成本二十三 　　　　　　　　　　　　　　　 元﹐汉冶萍为三十元。 　　　　　　　　　　　　　　　 [80]《盛档。中村男爵关於若松制铁所情况的说明》附件﹐一九 一三年八月十二日。 　　　　　　　　　　　　　　　 [81]弗伟凯﹕《中国早期的工业化》（A. Feuerwerker﹕ China ‘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1958 　　　　　　　　　　　　　　　 年哈佛大学版﹐第40页。 　　　　　　　　　　　　　　　 [82]小村正彬前揭书﹐第208 页。 　　　　　　　　　　　　　　　 [83]《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二册﹐第1013号至1078号。 　　　　　　　　　　　　　　　 [84]徐珂﹕《清稗类钞》一九二○年第四版﹐第17册﹐工艺类﹐ 第12页。 　　　　　　　　　　　　　　　 [85]小村正彬前揭书﹐第208 页。 　　　　　　　　　　　　　　　 [86]参阅本文附表二及小村正彬前揭书﹐第221 ─222 页。 　　　　　　　　　　　　　　　 [87]罗斯贝恩等编﹕《关於巴西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时论选集》 （H.J.Rosenbaum ﹕Comtemporary Brazil Issues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iopment ）﹐1972年伦敦版﹐第97页。 　　　　　　　　　　　　　　　 [88]《泰晤士报》一九七八年九月二十五日。 　　　　　　　　　　　　　　　 [89]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与反两霸的斗争 》（讲议）第9 页。 　　　　　　　　　　　　　　　 [90]魏格堪斯编﹕《通货膨胀的威胁》（G.C.Wiegance﹕ The Menace if Inflation）﹐1977年康涅狄克版﹐第74页。 　　　　　　　　　　　　　　　 [91]全汉升前揭书﹐第194 页。 　　　　　　　　　　　　　　　 [92]费伟凯﹕《中国十九世纪的工业化──汉冶萍公司》（A.Feuerwerker ﹕ 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 The Case of Hanyehping Coa 1 and Iron Co.Ltd.）载柯文编﹕《中国和日本 的经济发展》（C.D.Cowan ﹕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 ）1964年伦敦版﹐第108 页。 　　　　　　　　　　　　　　　 [93]《日本钢铁工业的现状》（油印稿）第5 ──8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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