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犹太人 正当开封的犹太社群濒临绝迹时，另一个犹太社群却逐渐成形。 1840年鸦片战争後，中国按南京条约被逼开放五个通商口岸与列强，犹太商 人随之而来。上海的犹太社群是分别由三批於不同时间来华的犹太人组成。 第一批犹太人源自1844年从巴格达和孟买来的伊利亚斯沙宣(Elias Sassoon )，他因为扩展在印度的家族生意而踏足上海，展开了犹太人在上海的历史。 直至1920年，犹太人在上海的人口只有七百，当中许多是富有的塞法迪犹太 人(Sephardi)。起初，他们贩买鸦片、茶叶和丝绸，後来，他们扩展生意至 工业、财经和地产。沙宣、哈同(Silas Hardoon)和嘉道理(Sir Elly Kardoorie) 家族的业务发展迅速，成为当代有名的上海大亨。大卫沙宣於1864年与合夥 人创立上海银行，当时沙宣家族的资产约值四百万英镑。哈同从信差摇身一 变，成为上海大地产家；南京是当时上海最繁华的地段，哈同当时被誉为「 南京街大王」。当他去世时，他拥有的地土约四百六十亩和一千三百幢座落 在上海最繁盛地区的楼宇。他为自己的妻子建造了一个占地三百亩的花园， 是当时上海最大的花园；哈同的一生极富传奇性。（参哈同外传） 第二批来上海的是俄裔犹太人，他们因逃避俄罗斯境内反犹行动而来华。当 时，他们身无长物，大多数经西伯利亚到哈尔滨居住，後来再迁居上海，这 群亚甚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视中国为他们的第二家园。到1939年，上海 的俄裔犹太人口约有五千，其中有工程师、律师和音乐家。这些犹太人一手 创立自己的生意，不久便赶上当地的塞法迪犹太人。 第三批来华的是在1933至41年从欧洲来的亚甚肯纳兹犹太人。於大战前来的 ，绝大多数是饱学之士，而且大部分是医生、音乐家和大学教授。他们把财 富一并带来，因此可立刻开始发展商务。另一批是在德国「碎玻璃之夜」後 逃难来的；因为他们是匆忙地离开，可携带的行李有限。战争期间，亦有一 群犹太人从欧洲逃到上海，这後来的两批犹太人，当时被安置於上海的一个 贫民区居住。 上海的犹太人与开封的犹太社群不同，他们主要与同胞聚居，未有与本地人 经常交往。首两批的犹太人多住在外国租界，并不受中国政府管治，他们的 生活水平普遍比当地的中国人好。他们说英语、亚拉伯语、俄罗斯语、法语 或德语，很少人懂中文；他们的生活与一般的殖民地生活无异。与其他国家 的社群相比，上海的犹太人是独特的，他们拥有自己的医院、戏院、学校和 运动会，建有七间会堂、四个坟场和一间犹太会所，经常有着名的欧洲音乐 家演奏会，且有自己的报纸、杂志和电台。 上海的犹太人在当地所留下成功的印记，超出任何别的亚洲城市，许多富有 殖民地色彩的酒店、住宅和商业大厦都是三位上海犹太大亨的杰作。嘉道理 的家居成为现今的少年宫，沙宣的商务总部成了和平饭店，当日的犹太会所 成了上海音乐学院，当年上海股票市场的会员有四成是犹太人。 上海的犹太人拥有高度的自由，建立自己的商务、教育和文化活动，亦能发 表自己的政治理想。他们致力推动锡安主义，支持以色列复国；富有的塞法 迪犹太商人提供金钱，俄裔的犹太人组成志愿军，当中的一支队於1941年加 入英军作战。 当大多数的西方国家拒绝收容逃离纳粹占领下的欧洲的犹太人时，上海开放 的门户成为他们唯一的避难所。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是世上唯一不需 犹太人持入境签证而能登岸定居的城市，上海并不要求犹太人有任何经济担 保和健康验证才能入境，更没有设立入境限额。因此，犹太人只要买一张船 票便能逃出欧洲；当时约有二万至二万五千人到达上海。 当这批犹太难民抵达上海时，他们原有的财物已被纳粹充公，全凭富有的塞 法迪商人提供金钱和房屋给这大群难民；他们设立诊所、饭堂、学校和六个 收容中心来照顾这群只身逃难的同胞。在往後的数年中，这些难民凭着自己 的学识和天才，开始做小生意，小卖店、餐厅和面包店等相继开业，把他们 身处的贫民区，变成繁盛的地区。常有不同的文化节目，亦发行自己的报张 ，这地区当时被称为「东方的维也纳」。 上海的犹太人共开设了三百零七个企业单位，包括六十八所织造厂、五十间 咖啡厅和餐馆、廿四间杂货店、十九间洋服店、十四间书局、十二间陶瓷店 、九间药房、九间电器用品店、八间皮革店、七间珠宝店等。 大战时期，日军占领中国，他们对犹太社群采取宽容政策。1942年，称为华 沙屠夫的约瑟孟成嘉(Joseph Meisinger)代表纳粹德国到上海，要求日军执 行「终极解决」(参看“大屠杀”)，消灭上海的犹太人。1943年，在纳粹德 国的压力下，日军只把在大战期间来上海的犹太人集中於虹口(Hongkew)居住 。但有别於纳粹欧洲的隔都(ghetto)，这个虹口隔都并没有通电的栏杆，亦 没有严密的守卫。因为大战，物资短缺，在虹口的生活十分困难，当中的犹 太人主要靠外间援助，当地的中国社群十分同情他们的处境，并给予相当的 援助。 大战期间，上海的犹太人口增至三万一千人。当大战结束後，以色列复国， 不少犹太人回归以色列定居，有些到北美或澳洲定居，有少数重返欧洲，余 下的犹太人亦在後来中国共产党执政後离开上海。1976年，只有十名犹太人 在上海居住。 作为犹太人避难所的上海，使「舒特拉的名单」显得渺小。一名上海犹太人 雅各利伯文(Ya'acov Liberman)在美国圣地牙哥犹太报中道：「在巴勒斯坦 托管地，或是美国，犹太难民被拒绝入境，但世上却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接纳收容每一个遇上的犹太人，……今天，在世界各地有过千的我们，拥 有一个美丽的回忆，就是当年的生活，和东道主对我们的款待常在我们的心 坎中。」 1948年前曾在上海居住的犹太人，视自己为远东的犹太人。当忆述在上海的 经历时，利伯文说：「我们的“中国”，对比於辽阔的中国地土，是一个顶 微小的足迹，一颗毫不显眼的尘粒。我们的经过，并没有惊动身边千千万万 的中国人，他们的生活并不受我们住在他们中间的影响。……我们受保护、 自主。我们在广大的中国生活了三代，从未融合或同化於本地的国民，若以 为这样的生活像住在隔都内，我可以肯定地予以否定，我们──中国的犹太 人，是获准，是受包容，而不是被强迫。我们的东道主赋予我们自建人生的 机会，我们是活在极美好的自处中。」 犹太社群不单从中国获得庇护，亦给予中国许多贡献。哈同为研究传统中国 文化艺术，给予金钱上的支持，他虽与满清政府官员打交道，但同时在金钱 上赞助孙中山先生等人。孙中山先生的一位政治顾问米克包罗丁(Mikhail Borodin)是俄裔犹太人，他协助孙中山等人起草「民主中国宣言」。另一位 犹太人，绰号「双枪哥辖」，是孙中山的近身保镳之一，莫理斯哥辖(Morris Cohen)後来成为国民党中一位将领。 有为数很少的崇尚社会主义的上海犹太人留下来，并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 其中包括一位医生，名雅各罗新福(Jacob Rosenthal)，1939年，他从达豪和 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逃避纳粹德军而到上海定居。1941年他自愿加入中国解 放军，提供医疗护理，深受共产党高层的信任。战後罗新福移居以色列，1992 年，山东有一尊为他立的石像，纪念他的九十岁生日。 二次大战结束後，嘉道理家族将生意迁往香港，但仍维持与中国的关系，并 积极投资南中国。 -- http://gps.wolflord.com/ 欢迎大家参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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