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识形态 Ideology “意识形态”此一概念通常追溯到欧洲启蒙时代，尤其是崔西（Destutt de Tracy），此人 被认为是首先在出版物中使用这个语词者。当然，培根提出的“偶像”（idola） 意指“知 识的障碍”，可视为这一观念的较早形式。这一个概念在十八世纪与下列事件的发展有关： 法国百科全书派学者（Encyclopedist）以新世俗 (指破除迷信或宗教的神秘世界) 科学真 理为名，与所有形式之宗教及其他传统思想斗争。虽然意识形态一词乃是源于近代欧洲，但 是此概念其实起源甚早。例如，西元第五世纪的希腊，便出现类似“古代人与现代人”（ the Ancients and the Moderns）相互斗争的情形，後者（现代人）的代表人物，即科学与 文明的拥护者，攻击旧有的传统与宗教，在某些时候甚至试图以科学的方式解释古代宗教信 仰的起源。 意识形态此概念的运用在十九世纪哲学与社会科学体系中达到顶盛。孔德（Comte）认为启 蒙时代意识庥A家攻击传统与形上学时所持之否定论（negativism）具有重建社会秩序的新 功能，而此种功能在新的智识体系(ingterlecture)中应该受到维护（1901）。孔德的思想 中保留给纯粹智识活动的东西，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则被推广到社会中所有的心智活动。马克 思发展出一套思想路线，这毨路线传承自当时一群对黑格尔思想从事批判的学者 (新黑格尔 学派) ，这些学者被认为是德国的意识形态家，影响尤其巨大的是费尔巴哈（Feurbach）对 黑格尔思想所做之唯物论式的倒转（materialist inversion）(注：黑格尔为唯心论哲学家 ，费尔巴哈以其架构建立唯物论的解释)；偆此思想路线下，马克思将以下想法予以理论化 ：“社会对其本身所具有之意识乃是一种微妙的自我神秘化（self-mystification）”。费 尔巴哈对于黑格尔思想所做之倒转在于他试图彰显形上学与宗教的物质现世的基础。着名的 《基督教的本质》（The Essence of Christianity，1957γ一书中，他完成了此一倒转， 在该书中他将宗教的存在归结到一般人性（human nature in general）根本上疏离的（ estranged）特质。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批评则是，意识形态的所谓物质基础之历史性（ historicity）、人性本身，如同其意识形态的相关物（ideological correlatives）一般 ，都是历史的产物。他进而主张，种种疏离（estranged）或异化（alienated）并不仅是心 智上的反映而已，亦是在社会本身的运作与转型上具有主动角色的诸多人类实践活动（ human practice）的形式。而意识形态的实践面向则是直接与阶级支配的结构相关联。 马克思与恩格斯 （1970）则将意识形态的问题从科学与传统对立的领域，推广到（ generalized）到“真实的”与“神秘化”（mystified）的社会过程相对立的领域，于是遂 将“理论的问题”与“政治控制的问题”连结在同一个架构之内。在此种方式下，观念系统 的功能与其内容应该受到批判性地检视。 整个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初期，意识形态这个概念朝两个方向逐渐被精致化。一大串的语词 以类似的方式被使用着，如世界观（Weltanschaung）、集体表征（collective representation），有时甚至连文化〔这个概念〕，都用来捕捉“社会的整体心智生活”这 个观念。在卢卡奇（Lukacs）与曼罕（Mannheim）的着作中开启了一个“知识社会学”的传 统，此一传统在本世纪中逐渐发展，其最近的倡导者是哈贝马斯（Habermas）。此种在德国 社会学“法兰克福学派”高度呈现的研究途径（approach），大部分的努力集中在了解所有 形式的社会性知识（Social knowledge） 包括自然科学的意识形态基础。在法国，涂尔干 与社会学年鉴（Annee Sociologique）学派对“社会结构”与反映此结构之各种“集体表征 ”（宗教的、智识的以及其他）的组织间关系的分析予以精致化（Durkheim， 1965； Durkheim and Mauss，1963）。他们广袤的民族学雄心对于法国与荷兰人类学的发展以及英 国的象征论（symbolists）具有极重要的影响（Turner，1967；Douglas，1975）。而英国 功能论者则着重在探讨意识形态（宗教与仪式）维系社会连带（social solidarity； Radcliffe-Brown），为社会秩序提供一个“规章”（charter；Malinowski）A或防止社会 解体（social disintegration；Gluckman）等之贡献。 晚近结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阿杜塞，Althusser，1971）的着作中，则显现出一种更为 极端的功能论（functionalism）立场，其中意识形态“机器”（apparatuses）被看成是为 了维系生产模式（mode of production）之统合而存在的工具，此种生产模式藉着生产出适 当的心灵状态、政治结构以及仅是体系的代理者（agents）之社会化了（socialized）的主 体等，而自行达成其自我维系（self-maintenance）的一个经济剥削体系。 “唯物论”与“社会决定论”的理论家眼中，“意识形态”通常被预设成“社会的结构”（ societal structure）的一个“场域”（locus），相当于思想与认知的模式、价值体系、 宗教信念等等，而其内容则被认为在某个程度上反映了逻辑上先于它而存在的“社会结构” ，或者至少是一个与此结构有关的论述（discourse）。 在“文化决定论”者与宏靋M定论”者间 (他们通常被指称为“观念论者”)，文化范畴 与价值取向的体系被认为是决定或在某种程度上提供社会行动与组织的基础。 古典社会科学里关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有一种广泛二元论（dualism）的特征，此种二元论即 在于“观念／实在”（reality）、“意识形态／实践”、“唯心论／唯物论”的划分。然 而此种有系统地将意识形态与观念、思想与意义加以混合的“心物二元论”晚近已受到批评 。“象征行动理论”（例如，DolginKemnitzer and Schneider， 1977），实践理论（ Boudieu，1977；Giddens，1979），观念 逻辑理论（theories of ideo-logic）（Auge， 1975）以及“实在之想像建构理论”（theories of the imaginary construction of reality）等皆以不同方式试图克服社会学与人类学论述中固有的二元论（Berger and Luckmann，1966）。上述这些研究途径将以下这一认知予以精致化，即“物质实践”（ material praxis）是用“象征”(指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各种文化符号、仪式而言) 建构起来 的，正如同“意义的结构”乃是“社会实践”（social practice）的产物。探讨权力的象 征，知识的社会功能，文化与阶级的关系等之研究工作（Foucault，1977）则集中在“象征 实践”（symbolic practice^如何组织“物质实在”（material reality）的方式。关于 “范畴系统”(指人类思维的概念结构) 的逻辑及其与“物质实践”间纵横错结的关系是现 代人类学探讨的重要领域（Friedman，1974；Barnett and Silverman，1979）。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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