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与自由--也谈孙志刚之死 陈泰 孙志刚，男，27岁，湖北人。大学毕业，广州职员。2003年3月 因未带暂住证被警察收容，两天後在收容机关救治站内死亡，多处迹 象表明他死于警察及其帮凶的多日毒打。孙志刚事件与正搅得中国社 会飞沙走石的「非典」疫情，引发了部分中国舆论界要求真正保障公 民自由权利、乃至"实行宪政"的呼声。他们说的是哪些自由？人身自 由、迁移自由、新闻自由。孙志刚事件为何引发如此政治化的诉求？ 目前这股自由的呼声背後隐藏着哪个（些）阶级的利益？工人为自己 争取上述自由的斗争是否与这一呼声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抑或相反？ 让我们先看看事件的历史背景…… 资本主义复辟与波拿巴独裁 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道路与前苏联和东欧、蒙古国不同，後者的 共产党正式下台，引进了议会民主和多党制，有的国家还发生了分裂 和内战。中共保持了统治地位和政治稳定，并自己动手主导复辟进程 。在这个过程里，原有的党政军官僚集团逐渐成为官僚资本，它容忍 新生私人资本，但保留自己的最高裁判权。复辟後，中国社会的个人 （特别是大小有产者）活动空间有所扩大，但政治专制局面基本未变 。马克思主义称类似的制度为「资产阶级波拿巴主义」，说的是某种 政治势力（有时乾脆是一个人，比如法国历史上的拿破仑‧波拿巴） 自命代表全国所有阶级所有民众出掌国家政权，在实质上以近乎无限 的权力维持、巩固资本主义。 这一堆「主义」与孙志刚事件有何相关？ 关系在於，官僚资本的形成，和它对中国的统治，是近十多年原 工人国家干部群以权力赚取资本赚来的。无限的权力带来无限的资本 ，又反过来使得从上到下大小官吏对权力越发疯狂的迷恋，甚至可以 看到皇权思想的某种复活。而私人资本呢，尽管它的发展史完全建筑 在官商勾结的基础上，在新统治者内部毕竟是矮了好几头的老二。仰 人鼻息的私人资本不但缺少政治发言权（更别说决策权），还时不时 会从「开拓型企业家」沦为阶下囚（众所周知的牟其中案、杨斌案、 仰融案）。这是正在持续膨胀的私人资本所无法长期容忍的。中共十 六大前後，民间老板们向政坛迈出重要一步。亿万富翁、新当选北京 市人大代表王建华公开扬言要「把我们的意见上升为国家意志」；全 国工商联的统计表明，近五年来资本家当中担任县以上各级人大代表 的有九千零六十五名，担任县以上各级政协委员的有三万二千零二十 五名。 话说回来，老二还是老二。作老大的偶尔不动声色提点几句，老 二们就要起鸡皮疙瘩。比如说吧，今年年初就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人 选问题，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轻描淡写地点明有必要「适当增 加安排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好个「适当」、「安排」，居高临 下的霸气暴露无遗。小二们正面强攻不易，便大打运动战，先是刮起 宪政风，接着越来越频繁地出起民意牌来。 这时，孙志刚事件发生了，并迅速成为民间资本舆论阵地攻击官 僚资本的一颗重磅炸弹。 迁移自由、人身自由与剥削自由 在所有官僚篡权後的工人国家里，对普通人的自由迁移都有很强 的限制。史达林时期，苏联农村人口根本不配发身份证，而没有身份 证就不能坐火车、住店，广大农村群众等於变相地被囚禁在各个集体 农庄里[1]。在北韩，就连对城市人口的国内流动也有诸多限制。官 僚集团对群众的压服、限制，主要来自前者的政治虚弱：由於它剥夺 了无产阶级对社会的管理权，因此害怕、提防後者；作为工人国家躯 体里的寄生阶层，它又不能立即毁掉前者（工人国家），所以得不到 国际资本的信任。内在的虚弱和前途的不确定性，使得苏、中等国篡 权官僚表面上不可一世，却对些微公开批评、反对的迹象都宁枉勿纵 ，怕得要死，最後索性退回革命前，一了百了。 资本主义复辟後，由於经济发展出现不平衡性，无论在原苏各国 还是在中国，人口流动空前增加。孙志刚一类的无产者是哪里有工打 ，就去哪里。无产者有选择被谁剥削的自由，但他（她）没有不被剥 削的自由。对有产者来说，这种流动确保了它购买数量和质量称心劳 动力的自由（可能性）。市场交易的原则得到遵守。 可是孙志刚为什麽被打死了？ 原因有二。第一，资本主义复辟以来，当局沿袭了过去的户籍制 和人口登记制度，硬性地把无产阶级化分为两部分：本地人与外来人 。鉴於市场经济的盲目性和非理性，鉴於十年来国企和老工业基地的 崩溃，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水平极高。官方对外来工的歧视性待遇，既 大大削弱了这些工人在劳动力市场上讨价还价的本钱，又为资方在可 能的工潮时期把「闹事者」分散遣送回乡，提供了合法性。官僚资本 和私人资本需要大量的工人，但他们不需要在工业中心看到一个年青 、庞大、有组织的工人运动，特别是政治化的无产阶级团体。让外来 工在中心城市站不住脚，是中国资本应对未来阶级战争的许多预防措 施之一。 孙志刚惨死的第二个原因，是吏治的腐恶。中共蜕变为官僚资本 後，加上对政权的垄断，使吏治达到五十年来最黑暗的时期。在阶级 矛盾激化的今天，凶吏恶警既是当局对付社会不满的工具，也成了它 目前最可靠的社会基础。为了满足这个社会基础的胃口，当局事实上 允许前者利用手中的授权开辟形形色色的财源。中评网主编萧瀚在《 恶法必须立即废除！--评孙志刚之死》一文中指出：「国务院、地方 政府制定的那些非法律的行政规范、地方性法规里，甚至一些效力位 阶最低的土政策里，都充斥着警察可以随便剥夺人身自由的规定」。 随之而来的是俯拾即是的破财免灾现象[2]。扰民的恶吏不但欺压、 敲诈工农，也在不同程度上困扰着大中小民间资本家和相近的知识界 [3]。於是，对准这个似乎与底层有共同语言的话题，老板们出拳了。 让资本家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工农恐惧的来源 为了掩饰自己与大哥争权的真相，私人资本（在现阶段，民间资 本的政论声音主要通过自由主义舆论界来表达，幕後老板保持低调-- 陈泰注）很想扮演为民请命的角色。但是中国的两极分化是这样尖锐 ，新生资产阶级是这样贪婪无度，以至作戏也常露马脚。4月30日萧 瀚在他的另一篇文章里《就孙志刚之死再谈恶法》中，把中国与巴西 作了一番比较。他宣布，里约热内卢有贫民窟与北京没有贫民窟反映 的是「两种观念的差异。这两种观念的差异中反应出对待人权的不同 看法」。萧瀚援引里市市长的话说：「我们无权将贫民驱赶出城市」 ，并表示赞成。萧瀚写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他/她有 资格在任何地方生活，只要他没有法律意义上损害他人和社会公共 利益的行为，都不得剥夺其自由」。萧瀚的立场，简单说来就是一 个工人，无论本地工外地工，他（她）住在哪里都是自由的，只要 他（她）有钱租屋或买房；反过来说，他（她）住在哪里都是不行 的。这就是民间老板准备得势後「解放」工人的方案。 对工人来说，是现状好呢，还是萧瀚式的贫民窟自由好？现状不 必说，闻臭气、喝脏水、与鼠蚤、脑膜炎和霍乱为伍的「巴西自由生 活方式」，也决不是工人阶级的理想选择。不要忘了，从总体来讲， 私人资本是外来工歧视政策的受益者，与官僚资本一样，它害怕上亿 民工潜在的阶级斗争能量。上文中萧瀚提及的「没有法律意义上损害 他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就是一个原则性的伏笔：只要你们工 人作共和的顺民，你们的贫民窟自由我们可以保障，要是敢造反，我 们也不会客气。 另一位自由主义作者刘晓波把民间资本的要求说得更具体些。5 月15日他在《高官批示保障不了人权》一文中，提出「司法独立和程 序正义是保障人权的基本制度条件」，要求「改变以党管法和以政代 法的现行制度」，「改变党权至上的现行制度」，以使人权得到「制 度化保障」。刘晓波没忘了在文章里写上这全是为了「社会弱势群体 的人身自由」而提出来的。可是，司法独立到底能保障谁的人权呢？ 1992年4月，美国洛杉矶发生非裔和拉美裔贫民大暴动，13212名暴动 者被捕，他们中的许多人因此长期服刑。对暴动者来说，美国的司法 独立只能保障他们的失业自由，贫民窟自由，没有任何前途的自由， 12岁加入黑社会，21岁时还没死就是「很大成就」的自由。不满吗？ 美国司法对他们说：「你暴动，我判刑」。对中国工人来说，弱势群 体的人身自由如果只意味着从「到昌平[4]挖沙」改为到贫民窟得脑 膜炎，就不过是地狱里换个房间罢了。只有官僚资本重压下勉强当着 小半个主子的民间老板们，才会从「改变以党管法」得到实质性的好 处：对资本家人权和财产权的尊重和制度化保障。 一句话：在工农缺席的现有政治格局中，「改变党权至上」首先 并主要意味着私人资本利益游说集团（包括舆论阵地）的增强，一虎 当道变成虎狼搭配，无产大众的霉运不会因此改变。 目前，除了权力再分配这个主要话题，各路老板确实还有些战术 分歧：当令的老牌「官字型大小公司」最拿手的是在监狱般稳定的秩 序中管理工农作生意；他们在民间挖金的同好主张对工农放生（反正 除了垃圾场，穷人很少有其他地方可去），让後者少些抱怨老板「什 麽都管」的理由。但是在一点上新派和老派企业家有绝对的共识：无 论住在监狱或是垃圾场，工农都不能妨碍老板作生意，特别是与国际 接轨。在2002年的北京，仅建筑工人就多达80万人。北京的工人比当 地警察、武警、驻军、特工和私人保安加起来还多得多。为了让官私 各路老板免于工人运动和工人革命的恐惧，才有昌平，才禁止工人结 社、出版、游行、罢工，才把工人抗争的积极分子投进大牢。2003年 自由呼声的大前提，是官私各派有产者对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肯定。 只要工农敢於向这个总制度挑战，国家暴力就会作出回答。昌平的挖 沙场和秦城监狱即使关门，也时刻会重新投入使用。 不要昌平，也不要贫民窟 同有产者的各个派系相比，无产阶级和农民今天的组织程度是差 得太远。无论如何，迁移权对工人（不仅是农民工，今天任何一个人 都可能背井离乡）来说，同工资发放、医疗保险一样，早就是非常现 实而普遍的问题。工人争取迁移自由的斗争要求不能是孤立的，否则 就真成了让老板更得心应手地剥削他们的要求。迁移权与结社权密不 可分，因为只有自我组织起来的工人，才可能部分解决诸如工作、医 疗、住宿等生活问题，让官方的收容遣送制度失去存在的藉口[5]。 「难道在解决工人生活问题上，政府和资方就一点好的作用也起不 了吗？」，有人问。当然能。但工人只有把解决问题的主动权抓在自 己手里，才能让政府和资方作出可能的让步。在目前中国的阶级力量 对比现实中，工农不组织起来，满足于消极的向上呼吁，最好的情况 下也只能获得某些问题一时一地的个别解决。就拿孙志刚事件来说， 无非是警方揪出几个替死鬼，赔给家属些钱了事，广大工人的处境不 会因此有丝毫改善。我们共产主义者认为，对工人来说，针对迁移权 问题具体的要求应该是： 全国立即无条件废除暂住证制度；保证无条件迁徙权； 开放工人结社自由； 开放工人组织出版自由； 在工人组织参与下清理全国收容遣送机关，惩处证据确凿的恶警恶吏。 目前，官资两方都不会对工人作出这样「大」的让步，但工人结 社和出版权作为其他一切要求的基础，已是当务之急。毫无疑问，工 人不能坐等政府批准之後再投入结社和出版活动。 最後谈谈白领职员在斗争中的位置 孙志刚本人生前是职员，目前网路舆论就孙志刚事件发出不平之 声的，很大一部分也来自职员，因为他们同民工一样承受着缺少迁移 权带来的压力。虽然绝大多数职员无疑属於无产阶级，但近二十年来 资产阶级复辟文化对高等教育群体的思想侵蚀、共运的坍台和工人的 无组织，使得职员中间精英思想浓厚，「向上爬，拼出头，开辟自己 的一片天空」，就是职员阶层的流行准则。私人资本的「亲政」潮， 明显把职员当成自己的群众基础。不过，中国复辟文化的另一面是「 三十年不谈政治」和「闷声发大财」。当全社会都沈默时，几乎不能 设想会出现一个平地炸雷似的、街头式的大规模职员维权运动。不能 不说的是，私人资本并不希望看到对其政改要求的支援蔓延到街头， 因为任何群众运动都让它紧张。 至於白领，特别是年轻白领一定规模的左倾化，只有在工运发生 大的变化时，才可能发生。 30/05/03 PS：限於篇幅，我没有谈到民间已存在的民主主义维权活动分子， 因为这篇短文主要指向猫哭老鼠的私人资本。 附注： [1] 史达林死後，赫鲁雪夫、马林科夫等新任苏共领导人终於为农 庄庄员发放了身份证。後来高调「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痛斥赫 鲁雪夫的毛泽东和中共则在1958年１月９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1次 会议上通过《中华人民共和户口登记条例》，从此开始限制工农的 迁移自由。 [2] 有人估计申领暂住证的大约有4000万人左右，以每个暂住证 100元计，公安部门每年就至少可以收40个亿。 [3] 应该说这种困扰平时主要是针对势单力薄的中小资本，私人大 资本的状况要好些。网上有评论指出孙志刚被警察活活打死，而大 富豪刘永好则被公安厅长承诺提供24小时保安服务热线。 [4] 昌平是北京一个地名，因为遣送外来人口的单位设於此地，臭 名远播。近来越发远播了。 [5] 各地现行收容遣送制度一般都打着收容「无业、无住所的外来 人口」的名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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