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头」见薛颠 李仲轩 我的第一个老师是唐维禄，最後一个老师是薛颠，便以此题目概括我习武的大致经历。 我母亲的太爷是王锡鹏，官居总兵，於鸦片战争时期阵亡，浙江定海有纪念他的「三忠 堂」。王照（王小行）是我姥爷的弟弟，我叫他「二姥爷」，官居三品，他後来发明了 「国音字母」（汉语拼音的前身），据说某些地区的海外华人仍在使用。 我的父系在明朝迁到宁河西关，初祖叫李荣，当时宁河还没有建县。旧时以「堂」来称 呼人家，我家是「务本堂」，民间说宁河几大户的俏皮话是「酸谈、臭杜、腥於、嘎子 廉，外带常不要脸和老实李」，我家就是「老实李」。 清末时，天津的教官（市教育局局长）叫李作（字云章）是我家大爷，我父亲是李逊之 ，考上天津法政学堂後，自己剪了辫子，被认为是革命党，因而肄业。他有大学生架子 ，高不成低不就，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说他中了「酒劫」，他的诗文好，但没能成就。 唐维禄是宁河的大武师，他的师傅是李存义，绰号「单刀李」。刀刃叫天，刀背叫地， 刀锷叫君，刀把叫亲，因为刀是张扬的形状，所以刀鞘叫师，接受老师管束之意，刀头 三寸的地方才叫刀，人使刀一般用天地，大劈大砍，而李存义的刀法用刀尖。 唐师是个农民，早年练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义拜师，李存义不收，唐维禄就说：「那 我给您打长工吧。」留在国术馆作了杂役，呆了八九年，结果李存义发现正式学员没练 出来他却练出来了，就将唐维禄列为弟子，说：「我的东西你有了，不用再跟着我，可 以活你自己去了。」 我仰慕唐师，就把家里的老鼻烟壶、玉碟找出一包，给了唐维禄的大弟子袁斌，他拿着 鼻烟壶喜欢得不得了，在大街上溜达时说：「瞧，老李家把箱子底的东西都给我了。」 是袁斌将我引荐给唐师的。 唐师有个徒弟叫丁志涛，被称为「津东大侠」。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即将演变成武 斗，丁志涛去了。动手的人过来，他一发劲打得人直愣愣站住，几秒钟都抬不了脚，这 是形意的劈拳劲，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钉」在地上。他「钉」了十几个人，就制止了 这场武斗，也因此成名。丁志涛有三个妹妹，後来我娶了他妹妹丁志兰为妻。 宁河附近的潘庄有李存义师兄张子兰的传人，叫张鸿庆。唐师让我多去拜访这位同门师 叔，并对张鸿庆说：「我徒弟去找你，你多鼓励。」张鸿庆脑子非常聪明，令我有受益 。他精於赌术，一次作弊时被人捉住了手，说他手里有牌，他说：「你去拿刀，我手里 有牌，就把手剁了。」刀拿来，他一张手，牌就没了——可想而知他的手有多快，手快 脑子就快。 我行二，大哥是李辕（字捷轩），随唐师习武後，宁河人管我叫「二先生」。有一个人 叫李允田，练「单刀拐子」，对我师弟周锡坤说：「二先生有什麽本事，见面我就把他 敲了。」周锡坤就跟他动起手来，用横拳把他甩出去了。李允田回去约了东黄庄一个姓 侯的人来报复，周锡坤听到消息就避开了。 他俩四处找周锡坤时，有人告诉我说：「周锡坤打李允田是因你而起，他们找不着周锡 坤就该找你了。」我当时正和父亲闹矛盾，心情非常恶劣，从家里搬出来，住在母亲家 的祠堂里，我说：「我正别扭呢，谁找麻烦，我就揍他。」那两人最终也没来找我，周 锡坤回来後，也没再找他。 宁河附近唐师有个师兄弟叫张景富，绰号「果子张」，我们一班唐师的徒弟都喜欢呆在 他家，他为人随和，也愿意指点我们。一天我带了一个朋友去果子张家，正赶上午饭， 就在果子张家吃了饭。我跟这位朋友说过，按照武林规矩，只要来访的是武林朋友，要 管吃管住，临走还要送路费。 没想到这朋友後来自己跑到果子张家吃饭去了，一去多次，还带了别人。果子张有点不 高兴了，我就去找那朋友，不要他再去，他说：「你不是说练武术的，来人就管饭吗？ 」他是借着听错了去吃饭。当时宁河发大水，闹了饥荒，红枪会趁机招会众，参加就管 饭。唐师的徒弟廉若增亦因饥饿参加了红枪会，他的爷爷和我奶奶是亲姐弟。 唐师、丁志涛都对红枪会反感，说：「不能信那个，一信就倒霉。」我劝过廉若增：「 义和团也说刀枪不入，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过多少年了，红枪会还玩这套，你怎麽 能信呢？」他说：「我就是去吃饭。」红枪会头目杨三是治安军督办齐燮元的表弟，他 知道我收藏刀枪，就让我捐给红枪会，我认为他们是骗人去送死，所以把刀枪藏在神龛 上面，对他说：「我放在四十里外了。」 杨三说：「快给我取去。」我说：「现在发大水，过不去。」他又冲我吆喝，当时是我 心情很不好的一段时期，一下就发了火，说：「二先生说在四十里外，是给你面子下台 ，现在告诉你，就在这神龛上头，离你五步远，你敢拿就拿。」——这也是我唯一的一 次自称是二先生。 杨三没拿，转身走了。後来别人告诉我，有人问杨三：「杨三爷怎麽吃这瘪，一个毛孩 子都弄不动？」杨三说：「他六叔李牧之十九岁就当了同知（比知府低一级），现在的 官比我表哥大。」 红枪会和日本人开了仗，几乎全部阵亡，河里都是死屍，宁河话叫「河漂子」。只有一 个人生还，叫李锐的十四岁小孩，也是为吃饭进的红枪会，算起来还是我本家的弟弟。 日本人拿机关枪对着他，他吓得直摆手，那日本兵也摆摆手，意思让他快走，他就从死 屍堆里走出来了。 可能还有一个。红枪会的服装是一身黑，一个生还者躲进我住的祠堂，求我救他。当时 日本人开着快艇在河道转，见到人就扫机关枪。日本人要上岸搜查，祠堂临街，是躲不 过。我说：「你呆在这必死，翻墙吧，一直向北翻，北边河面上没日本人，过了河就安 全了。」我教给他作「水裤」，将棉裤脱下来，吹足气，扎上裤脚就成了气囊，浮着过 河。也许他活下来了。 因我与父亲闹矛盾，唐师说他有个徒弟叫郭振声，住在海边，让我去散散心，给我一块 药作见面凭证，是李存义传下的「五行丹」。我拿着药到了渤海边的大神堂村，然而郭 振声不在。 他是此地的「请愿警」，户籍、治安都是他一个人，当时有一家大户被匪徒绑票，索要 两千大洋，郭振声让朋友凑了十八块大洋，留了九块给母亲，一个人去捉匪徒了。 他在黑鱼籽村的旅馆里空手夺枪，捉住了两个劫匪。 其中一个竟然是大土匪头子刘黑七，不远就是他的老巢，郭振声知道凭自己一个人，没 法将他押走，就把枪还给了刘黑七，说：「绑票我得带走，你要不仗义，就给我一枪。 」刘黑七连忙说：「那我成什麽了？」拉着郭振声讲：「你知道我以前什麽人吗？」 原来这刘黑七以前是天津有名的大饭庄「登瀛楼」的少东家，因为打死了客人，才逃到 海边作了土匪。他向郭振声保证，只要他活着，大神堂村再不会受土匪骚扰，还要给郭 振声三十块大洋，郭振声为不扫他面子，拿了两块。 郭振声带着人票回来，整村人庆祝，我就跟着大吃大喝。那时我已经在大神堂村住了十 多天，我把药一拿出来，郭振声就认了我这师弟，给了我五块大洋。我从大神堂村回来 後，唐师就带我去了北京找他的师兄尚云祥。 尚云祥年轻时求李存义指点，练了趟拳，李存义就笑了：「你练的是挨打的拳呀。」一 比试，李存义没用手，一个跨步就把尚云祥跨倒了。尚云祥要拜师，李存义说：「学， 很容易，一会就学会了，能练下去就难了，你能练下去吗？」尚云祥说：「能。」李存 义只传了劈、崩二法。隔了十一二年，李存义再来北京，一试尚云祥功夫，感到很意外 ，说：「你练得纯。」对别人说：「我捡了个宝。」从此正式教尚云祥。 唐师与尚师交情深，每年到了季节，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尚师属马，家住 观音庵，以前是住尼姑的地方，当时已没尼姑了，住了几家人，尚师家是东厢房三间， 院子很小。 尚师早年是作帽子的，晚年生活来源的一部分是徒弟单广钦的资助，单广钦作水果、糕 点生意，送钱时常说：「作我这生意的，现钱多。」单广钦比我大三十岁。尚师开始不 收我，唐师好话说尽。 我的姥爷叫王燮，是掌门长子，在清末任左营游击，官居五品，先守北京东直门後守永 定门，八国联军进北京时因抵抗被杀害，他在北京市民中有声誉。唐师把这情况也讲了 ，尚师说：「噢，王大人的外孙子。」 尚师对我好奇，但他从来不问我家里的事。清末民国的人，由於社会贫穷，大部分是文 盲，尚师只是粗通文化，但他很有修养。我进入尚门後，师兄们跟我说，在北京一座大 庙（忘记名字）院子里有尚师年轻时踩裂的一片砖，因为庙没钱换砖，这麽多年还在， 要带我去看看。尚师说：「去了也就是瞅个稀罕，有什麽意思？」没让我去。 天津没有尚师的徒弟。我开始住在北京学拳，後来住回天津，早晨出发，中午到了北京 ，吃完午饭後去尚师家，所以我跟尚师习武的近两年时间里，大部分是在中午学的。 尚师一天到晚总是那麽精神，没有一丝疲劳或是稍微神志懈怠的时候。对於这一点，越 跟他相处越觉得神奇。 孙禄堂的《八卦拳学》上写道：「------近於形神俱妙，与道合真之境矣。近日深得斯 理者，吾友尚云祥。其庶几乎。」我们这一支的师祖是刘奇兰，他师弟是郭云深。孙禄 堂是郭云深的传人，他曾施展腿功，惊吓了民国总理段祺瑞，被多家报纸报道，有盛名。 我想找国术馆馆长薛颠比武，被唐师、尚师制止了。後来唐师给我说：「别比了，你跟 他学吧。」听了薛颠的事迹，我对这个人很佩服，觉得能跟他学东西也很好，唐师对尚 师说：「我让他去见见薛颠？」尚师也同意了。 去见薛颠前，唐师怕薛颠不教我，说：「见了薛颠，你就给他磕一个头。」在武林规矩 里磕三个头已经是大礼了，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头还大，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这 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杀人不过头点地」的「头点地」指的就是这个，要磕得带响， 是武林里最重的的礼节。 我见了薛颠，一个头磕下去，薛颠就教我了。薛颠非常爱面子，他高瘦，骨架大眼睛大 ，一双龙眼盼顾生神。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行」、「燕形」、「鸡形」。他是结合 着古传歌诀「八打」教的，蛇行是肩打，鸡形是头打，燕形是足打，不是李存义传的， 是他从山西学来的。其中的蛇行歌诀是「後手只在胯下藏」，後手要兜到臀後胯下，开 始时，只有这样才能练出肩打的劲。简略一谈，希望有读者能体会。 薛颠管龙形叫「大形」，武林里讲薛颠「能把自己练没了」，指的是他的猴形。他身法 快，比武时照面一晃，就看不住他了，眼里有他，但确定不了他的角度。这次一连教了 几天，我离去时，他送给我一本他写的书，名《象形术》，其中的晃法巧妙，他跟我作 试手，一晃就倒。回来後，尚师问：「薛颠教了你什麽？」我都一一说了。 第二次见薛颠是在1946年的天津，我在他那里练了一天武，他看了後没指点，说：「走 ，跟我吃饭去。」吃饭时对我说：「我的东西你有了。」——这是我和薛颠的最後一面 ，薛颠没有得善终，我对此十分难过。 我二十四岁时父亲死了，我却不能回家。二十五岁时，天津财政局局长李鹏图叫我到财 政局工作，也不给我安排事情作，只让我陪他去看戏、吃饭，我一看这情况，等於给作 了保镖。他也叫我「二先生」，其实他是我按照李家各房大排名算的三叔，他知道我练 武。 我以前是个少爷，练武後穿着就不讲究了。一天到捐物处去办事，我戴个美国鸭舌帽， 上下身都是灰布，上身还破了个洞，漏着棉花。当时天津的捐警名声不好，干什麽都是 白拿白占。捐物处门口是个斜坡，我蹬着自行车直接上去了，到岗亭，一个捐警一脚揣 在我的自行车上，我摔倒後，他跑上来抽了我一个耳光，还骂：「打你个ＸＸ，谁叫你 上来的。」 我起来後，说：「你会打人，我也会打人。」拎住他抽了四个耳光，他就叫唤开了。捐 物处有四十个捐警，平时总有二十个人在，一下都出来了。我考虑这场架怎麽打，我现 在是财政局人员，如果打重了，财政局和捐物处都不好收场。形意拳有个练身法的训练 叫「转七星」，我跟他们转七星，手上像狗熊掰棒子似的，抓了帽子就往腋下一别。 我想：「我能摘帽子，也能摘脑袋——只要他们想到这点，就会住手。」但他们想不到 ，掉了帽子还追我。捐警小队长，他拎着枪下来，看那架势要崩了我，但他认出了我， 就把那帮捐警轰跑了，对我说：「您没在我们这打人，您给面子了。」我摘了十几顶帽 子，随抓随掉，还剩下四个，就把这四个帽子递给了他。 捐物处处长叫齐体元，李鹏图给他打了电话，说：「二先生没打坏你们一个人，这是给 你齐五爷维住了体面，你也得给二先生个体面吧？」齐体元说：「行，二先生还给我们 四个帽子，我们就开除四个捐警吧。」捐警外快多，被开除的四个人非常恨我。 ——这件事出在我身上，我觉得不自在，李鹏图也看出我不愿作保镖。我喜欢武术，但 我作不来武师，我开始绝口不提我练武了，後来到天津北站当了「牙行税（海运）」卡 长，离开了财政局大楼，更是没人知道我练武。 只是在我大约37岁时，有一件武林纠纷找上了我。燕青拳名家张克功年老後，从东丰台 迁到了卢台，收了几个小徒弟，他是唐师的朋友。当地的大拳师是傅昌荣的传人王乃发 ，他的徒弟把张克功的匾给偷跑了。 唐师去世的时候，嘱咐我照顾他的老朋友们，我就找王乃发要匾。王乃发说：「摘匾的 事我不知道，但摘了匾再送回去，我也下不来台呀。」我说：「要不这样——」我就给 王乃发鞠了一躬，把匾取走了。 解放前夕，我来北京找到了会计师的工作，那时尚师已逝世，当年旧景只能令人徒生感 伤，无心与同门相叙，从此澈底与武林断了关系。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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