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蒂。派顿(Cindy Patton)提醒我们：在「治疗即预防」这种意识型态下，透过各种 宣传公式所创造出的「自愿筛检」情境，以换取一个个可以被追踪且接受终生治疗的 阳性个体的成功，实际上是牺牲了我们对於如何面对爱滋的另一种实践想像：我们必 须透过慈善家、外国援助、本国政府、药商来共同协商出一种更为民主的健康基础建 设，并提供简易的HIV药物治疗给需求的人。 然而悲伤得事实就是，药厂垄断医疗资源，医疗环境在建保制度下与之共谋，外国援 助的国际基金计划诸多问题，企业慈善根本不会把爱滋急病当成一种社会责任。是以， 最後爱滋治疗成为一种最粗糙简陋并且回归胁迫个人自愿就医。 现今国家这个主人一边以恩赐的态对待感染者这个统计上的客体：我免费给你药吃并 理所当然视你为治理中随时可以被认意挪用的数据。另一方面，又不怀好意的警醒着： 就因为你的不检点而浪费多少医疗资源，要是不听话小心我随时有权断炊。 而这里也再一次印证了：疾病的污名与隐喻永远相互缠绕，毕竟，我们从来没有见过 有哪个疾病的医疗成本是可以如此被人们这般拿来计斤论两，原来健康的基本人权， 是可以沦落成为威逼利诱的手段。（洗肾的医疗成本近600亿，三高的医疗成本近300 亿，相较於爱滋的区区30亿，却不见国家如此严厉的要求洗肾或是三高患者应当洁身 自爱控制饮食自律生活） 30亿是来自疾管局去年统计的爱滋医疗总成本，而晏涵文2003年的卫教资料曾经恐吓 ：2013台湾爱滋负担费用将达2~300多亿此必动摇国本造成社会负担。然而由事实观之 显然我们做得还不错。然而令人感到不齿的是，作为新北市卫生局的爱滋宣讲讲师， 之前参与培训时，疾管局人员还不断恐吓台下大众：想想你们的退休金，想想我们的 老人年金，想想我们的失业救助......想想这30亿可以用来拯救多少国家政策。 是的，在我们政府眼里有些人就不是人，有些人就是更配永有医疗资源，任何错误的 国家政策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劳动环境的恶化难道都巴着来吸爱滋医疗资源的血肉期盼 动用这微不足到而近乎卑贱的30亿来解套一切不成？ 感染了爱滋不会死，感染了爱滋得到适当医疗一样具有正常人一般的生产力，他一样 工作一样纳税。而事实上2010丹麦医学期刊研究也已经指出：在得到适当的医疗照顾 下，感染者与非感染者的平均寿命差是0.4~1.4年。另外关於爱滋属於高度传染疾病， 我想这无异於另外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迷思，问问任何一个感染科的医生，他都会告 诉我们爱滋事是个相较多麽不容易感染的疾病。 总而言之，这个鬼岛要沉要垮或许是迟早的事(从政府强暴人民如今整个行政权专横 独大)，但如果硬是要把这笔算到爱滋头上也太杞人忧天以及挑软柿子吃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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