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virr 信箱] 市场歧视与平等权—— 从首位视障律师的遭遇谈起 作者：黄丞仪（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生） 「人人生而自由平等」，这句话在台湾社会需要被认真地重新检验。透过第一位通 过律师高考的全盲考生李秉宏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并非人人生而都有就业的自由 ，生而都有免於被就业市场歧视的平等地位。 报载李秉宏在律师高考及格後，找不到实务训练的机会。依照现行律师法的规定， 未完成职前训练者不能充任律师、也不能在法院登录执业。所以，没有事务所愿意 接受李秉宏去实习，就意味着：他虽然通过律师考试，但就只有一纸考试及格证书 ，终究还是不能当律师。 虽然在台北律师公会的协助下，李秉宏的实习问题最终可望获得解决。但是，许多 人对於视障者到底适不适合从事律师这项工作，心中还是抱持很大的疑问。最普遍 的一种质疑就是：即使他现在过了实习这一关，将来还是要面临「市场」（案源） 的挑战。毕竟法律这一行涉及许多文书作业，都要靠眼睛。如果视力不好，如何证 明自己有能力阅卷、调查、开庭？如何取信於客户？依照这种看法，视障律师终将 被无情的市场淘汰。不过，令人好奇的是，这里所谓的「市场」，到底是怎麽运作 的呢？ 只要曾经旁听过法院开庭的人，不难发现有些律师开庭前不认真看卷，法条规定大 概从考完试之後就没再看过，法官问话的时候一问三不知，光靠油嘴滑舌蒙混过去 ，眼睛大概是多余之物。也有些律师周旋於酒廊舞厅，靠五湖四海的人脉拉生意， 案件交给廉价剥削的法务人员处理，视力好坏跟他们的律师业务似乎没什麽关系。 这些「明眼瞎子」律师可以在「市场」上存活下来，为什麽？ 其实，律师这一行跟医师差不多，专业性太强，进入不易，客户和提供服务者之间 充满了「资讯不对称」的情形。更糟的是，医疗诊断容或可以客观评价对错，法律 见解却各有千秋，败诉不一定是委任律师的错。除非客户本身也具备相当的法律专 业知识、并清楚掌握（法律服务）市场的讯息，否则光是「聘请一位好律师」本身 ，就要耗费相当的代价。经济学告诉我们：交易成本过高，将导致资源无法有效地 配置。律师市场的这种特性导致当事人需要法律服务时，通常还是透过人际网络来 选择律师。这种选择多半基於个人过去的经验，容易受限於生活范围、知识阅历， 产生错误的判断。所以，律师市场基本上是不理性的，和人们想像中的市场竞争秩 序有很大的距离。 揭开「市场淘汰」说法的假面，可以发现其背後隐藏了人们对於视障人士担任律师 的不安、疑虑，甚至是歧视。一般人或许不好意思直接表达负面的看法，因而改用 这种「大家等着看吧」的婉转修辞来表达。同样的「市场」逻辑，也可以用来在其 他专业领域：视障人士不适合从事医疗工作、不适合建筑设计、不适合会计查帐。 「市场」这种看起来客观中立的语言，变成偷渡不平等待遇的最佳理由。 要突破这种「假市场、真歧视」的限制，我们可以尝试从宪法保障的「平等权」着 手。可惜的是，台湾社会长久以来活在一种貌似平等的假象底下，对於「平等权」 的议题虽不能说是色盲，但也几近於冷感。近来虽然渐有外籍新娘待遇、原住民文 化或同志平权等议题浮现，却也鲜少从「平等权」的角度来掌握。反观倡言自由平 等的美国社会，过去五十年中，从黑人民权运动、妇女平权、同志权利乃至当今的 战俘待遇，「平等权」几乎无役不与，甚至是论战核心，颇值攻错。 就李秉宏的个案而言，许多人想到「平等」大概就会直观地反应：「等者等之，不 等者不等之」，视障是客观的生理限制，有些工作客观上不适合视障者从事，应该 没有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在身心障碍者未曾实际操作前，我们从何得知这些生理 障碍对他设下的限制到哪里？是谁、如何地为他划下这个界限？在李秉宏通过律师 考试前，有人想像得到一位全盲的视障者可以通过这项艰困的考试吗？但是他办到 了。因此「平等权」讨论的重点之一，即在於等与不等的分类标准如何产生？这些 分类标准有没有调整的可能？ 其次，由於法律市场中充斥着各种经验谬误（heuristic bias），对视障律师的不 信任感也是其中之一。要解决这种「市场非理性运作所造成的歧视」，或许可以引 入适当的政府管制。透过提供补助或指定残障名额，创造重新评价的机会，让消费 者可以正确评估视障律师的服务品质，进而消减人们的不信任感。由此而观，平等 权和一般基本权利不太一样，它具有两面性，不只可以消极抵抗「权利侵犯」，也 可以积极请求政府「赋予条件」（entitlement）。 接着这个思考脉络，就会出现「优惠性差别待遇」（affirmative action）的争议 ，台湾社会比较熟悉的例子如原住民联考是否应予加分。有关「优惠性差别待遇」 的讨论非常复杂，在美国宪法上亦属争论不休的课题。前年联邦最高法院在众所瞩 目的密西根大学法学院入学许可案（Grutter v. Bollinger），一方面肯定追求族 群多元性是一种国家重大利益，可以作为「优惠性差别待遇」的理由基础；但是同 时又重申二十五年前大法官鲍尔竖立的标准：「种族」应该只是一种额外的考量 （plus），必须相当弹性地放在各种入学标准上来看，不能有具体明确的配额机制 （quota）。同时进行的另一件密西根大学大学部招生案，因为有具体配额，就被 判定违宪。 大体来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终究是肯定了「优惠性差别待遇」的重要性，认为这 项政策对於矫正历史所带来的社会不正义而言，实属不可或缺。此外，从政治哲学 家罗尔斯（J. Rawls）「正义论」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沈恩（Amartya Sen）的 「基本能力」（Human Capability）模型来看，「优惠性差别待遇」透过政府创造 平等的条件，提供弱势者达到基本门槛的能力，可以终止不平等生活境遇的循环， 理论上也符合了社会正义的要求。台湾社会的多元歧异与日俱增，类似此等争议将 来恐怕也不会短少。在我们的社会脉络下应该如何论证？需要更深入的、多层次的 意见交流。 从最近几个社会事件来看，我们的社会对於不幸遭遇者不乏恻隐之心。不过，情绪 性的感伤或激愤往往容易时移事往。我们的社会已经很久没有深刻的理论探索和交 锋，总是在一阵阵刺激的、赚人热泪的新闻中，继续过着平庸轻薄的生活。我们最 好尽早认知：社会正义的内部建构，是不可能这样凭空轻易取得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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