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简史 -- by Jason Hickel 英文原文 http://www.newleftproject.org/index.php/site/article_comments/ a_short_history_of_neoliberalism_and_how_we_can_fix_it http://tinyurl.com/bobszr3 中文翻译 (含图) https://www.facebook.com/notes/594111983967460 身为大学老师，我经常发现我的学生将今日主流的经济意识形态（也就是新自由主义）当 作理所当然的、自然的、不可避免的。这并不意外，因为他们许多人都生於独尊新自由主 义的1990年代。在1980年代，柴契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还需要说服人们除了新自 由主义之外别於选择。但今日这个假设已经是现成的、如水一般自然、是每日生活的用品 。然而，这并不一直都是如此的。新自由主义有其独特历史，而认识其历史是克服其霸权 的解药，这段历史说明了今日的秩序并非自然的、亦非不可避免的；相反的，这是新的、 来自某些地方的、且由特定的人群为了特定的利益而设计。 构成当今基本政策的标准经济意识形态，在二十世纪大部分的时间里会是被视为荒谬可笑 的。类似的政策曾经被尝试过，但造成灾难性後果，而大部分经济学家们转而拥抱凯因斯 主义，或其他形式的社会民主。如同Susan George所述：「市场应作为主要社会和政治决 策、国家应该自愿放弃其在经济中的角色、企业应该被赋予完全自由、工会应该被遏止、 公民的社会保险应该减少……这些想法完全背离了那段时间的主流精神。」 那麽事情是怎麽变化的？新自由主义来自何处？以下我将描绘一个简要的历史轨迹，告诉 我们今日的运作方式是怎麽来的。我将说明新自由主义政策是西方与全球的经济成长衰退 以及社会不公急遽升高的直接因素。最後我将提出一些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 西方脉络下的新自由主义 故事从1930年代的大恐慌开始。大恐慌是经济学家们所谓「过度生产危机(crisis of over-production)」产生的结果。资本主义透过增加生产和减少薪资来不断扩张，但是这 造成严重的不均，逐渐侵蚀人们的消费力，并且造成货物供过於求，没有市场出路。为了 解决危机并且避免其在未来再度发生，当时的经济学家们（以凯因斯(John Maynard Keynes)为主）建议国家应该要介入并管制资本主义。他们认为，藉由降低失业率、提高 薪资、增加消费者对物品的需求，国家可以确保持续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福祉。这是资本和 劳动力之间的阶级妥协，防止了未来可能的不稳定。 这样的经济模型被称为「镶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他是资本主义的一 种，镶嵌在社会中、被政治考量所制约、致力於社会福利。他试图创造出一批温顺而有生 产力的中产劳动力，他们会有能力消费大量生产的基础商品。这些原则被广泛运用在二战 之後的美欧。决策者们相信他们可以将凯因斯主义的原则用来确保世界的经济稳定和社会 福祉，进而避免另一场世界大战。他们发展出「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Institutions)」（随後成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 ，试图解决收支平衡的问题，并且促进战後欧洲的重建与发展。 镶嵌式自由主义在1950和60年代达成了高度的经济成长，大部分发生在工业化的西方，但 许多後殖民国家也得到成长。然而到了1970年代初期，镶嵌式自由主义面临了「停滞性通 货膨胀(stagflation)」，一种高度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结合。在美欧地区，通货率从 1965年的3%窜升到1975年的12%。经济学家们在当时激烈争辩停滞性通膨的原因。进步派 学者例如克鲁曼(Paul Krugman)指出两点。首先是越战的高额花费使美国的收支出现二十 世纪首次的赤字，这使得国际投资者感到担忧，进而抛售美元，导致通货膨胀。尼克森加 剧了通膨，为了尽快支付战争不断制造的花费，他在1971年将美元与黄金脱钩。如此一来 金价一飞冲天，而美元则跌落深渊。其次，1973年的石油危机造成物价升高，拉漫了生产 和经济的成长。但是，保守派学者则反对这些解释。他们认为停滞性通膨是繁重的富人税 和过多的经济管制造成的。他们认为镶嵌式自由主义已经走入死胡同，该是废除他的时候 了。 此时，保守派得到富人的支持。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认为[1]，此时的富人企图重建 他们的阶级在镶嵌式自由主义中失去的权力。在战後的美国，前1%收入者占全国总收入从 16%下降到8%。不过这并没有造成伤害，因为经济仍在成长，使得他们能在快速长大的果 实中持续取得利润。然而当成长停顿且通膨在1970年代爆炸，造成他们的财富开始严重瓦 解。於是，他们除了寻求回复停滞性通膨对他们的财富所造成的影响，还要将危机当作是 瓦解镶嵌式自由主义的藉口。 他们在「沃尔克震撼(Volcker Shock)」得到解决方案。保罗沃尔克(Paul Volcher)在 1979年被卡特总统任命为美国联邦准备系统主席。在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们（如Milton Friedman等）的建议下，沃尔克认为唯有藉由提升利率来压住通膨才能解决危机。作法是 箝制货币供给、增强储蓄，进而增加币值。当雷根总统於1981年就职，他再次任命沃尔克 ，持续推升利率，从低个位数一路上升到20%。这造成大规模衰退，引发超过10%的失业率 ，以及劳工组织能量的瓦解（劳工组织在镶嵌式自由主义中是平衡资本家造成大恐慌的关 键）。沃尔克震撼对劳工阶级造成灾难性影响，但是他解决了通货膨胀。 如果货币紧缩政策是新自由主义在1980s年代初期诞生时的第一个元素，那麽第二个就是 「供给端的经济(supply-side economics)」。雷根想要给富人更多钱来促进经济成长。 其背後假设是，他们将会投资以及升生产能量，创造更多财富，接着逐渐「涓滴 (trickle down)」到社会全体（但我们随後将发现，这实际上并没有发生）。最後，他将 顶层的边际税率(marginal tax rate)从70%削减到28%，并且减少最大资本利得税 (capital gains tax)到20%，这是大恐慌以来的最低。同时，雷根也提高了劳动阶级的工 资税(payroll tax)，达成了共和党单一税(flat tax)的目标。雷根经济计划第三个是要 素是金融部门的去管制化。因为沃尔克拒绝支持这项政策，雷根在1987年任命葛林斯潘 (Alan Greenspan)取代之。葛林斯潘（货币主义者，推动减税和社会保险私有化）被共和 党和民主党持续任命直到2006年。他所推动的去管制化最终造成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导致上百万人失去家园。[2] 综观以上，这些政策（同时也在英国由柴契尔夫人执行，并且实施更强烈的私有化）导致 美国的社会不均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图一显示生产力持续稳定上升，而在1973年沃尔加 震撼後薪资大跌，剩余价值有效地从工作人口转移到资本掌握者手中。在此潮流的背後， CEO的薪水在1990年代增加400%，工作人口薪水增加少於5%，联邦最低薪资减少超过9%。 [3] 图二显示最高1%收入族群占全国总收入在1980年代从8%增倍为18%（同样的事也发生 在英国，从6.5%上升到13%），这是十九世纪末镀金时代(Gild Age)以来从未出现过的水 准。普查资料显示，美国前5%的家户所得从1980年起增加到72.7%，而中等收入家户则停 滞，後四分之一家户收入下降到7.4%。[4] 最後，关於「涓滴效应」；套用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的描述：「使富人更富有并不会使其 他人也一起富有」，也不会刺激经济成长，而这是供给端经济学的基础。实际上，事与愿 违：从新自由主义诞生以来，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成长率已经从3.2%下降到2.1%。[5] 数据 显示，在推动经济发展这部分，新自由主义彻底失败了，但是他却机灵地成为富有的精英 重建权力的工具。 如果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大部分社会是如此地破坏性，政治决策者们又为何要采行？部分原 因是劳工组织在沃尔加震撼之後的瓦解。工会被妖魔化为官僚且封闭的，而左派也在苏联 解体之後试图和社会主义切割，美式风格的消费主义也在此时兴起成为主流。企业在美国 政治系统里头的游说造成的影响力大增，以及华尔街资助的经济学各学派最近爆发的利益 冲突也是原因之一。但最重要的或许是在意识形态层次上。新自由主义成功地将自己行销 为典型的美国价值之一，也就是「个人自由(individual liberty)」。[6] 保守派智库， 例如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美国传统基金会(the Heritage Foundation) 、商业圆桌会议(Business Roundtable)等，在过去40年致力於宣扬个人自由(liberty)唯 有透过市场自由(freedom)才能达成。对他们来说，任何形式的国家介入都容易导致专制 主义。这样的立场在海耶克(Frederich Von Hayek)和傅利曼(Milton Friedman)获得瑞典 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後得到广泛认同与信任。 国际层次的新自由主义 当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经济经历了新自由主义，他们也积极地（且经常是暴力地）强迫後殖 民世界采行，甚至是用极端的措施。 国际层次的新自由主义起源於1973年，为了回应当年OPEC的石油禁运，美国威胁将军事介 入阿拉伯国家，除非他们同意将油元(petrodollars)透过华尔街的投资银行来流通。他们 做到了。华尔街的银行接着必须设法运用这些现金。此时国内经济正在停滞，他们决定以 高利率贷款的形式投资到海外，此时发展中国家正需要资金来弭平油价高涨造成的创伤， 况且此时他们也正经历高通膨。银行认为这笔投资没有风险，因为他们假设国家政府不太 可能欠钱不还。 他们错了。由於贷款是美元，他们和美国的利率波动连了起来。当沃尔加震撼在1980年代 初期催高了利率，脆弱的发展中国家（从墨西哥开始）陷入债务泥淖，造成今日所谓的「 第三世界债务危机(third world debt crisis)」。债务危机几乎要摧毁了华尔街银行， 造成国际金融体系的瓦解。为了避免危机扩大，美国介入并确保墨西哥以及其他国家能够 还债。他们重新设计了IMF。在过去，IMF使用自身的经费协助发展中国家处理收支平衡问 题；但今日，美国将使用IMF来确保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清还私人投资银行的债务。依照哈 维的说法，与此同时（1982年起），布雷顿森林体系系统性地清除了凯因斯学派的影响力 ，成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喉舌。 计画是这样进行的：IMF提供方案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债务，但条件是他们要同意进行一系 列的「结构调整方案(structural adjustment programs, SAPs)」。结构调整方案推动剧 烈的市场去管制化，认为这将自动提升经济效率、增加经济成长，最後达成债务清偿。他 们藉由削减政府补贴（如食物、健康照护、交通运输）；公部门私有化；减少劳工、资源 使用、人口等管制；以及移除贸易壁垒以创造「投资机会」和打开新的消费市场。他们也 试图维持低通膨，这样第三世界对IMF的债务才不会减少，纵使这打击了政府们推动成长 的能力。这其中许多政策是为推动多国企业的利益而量身打造的，使这些企业有更多自由 购买公共资产、投标政府契约、将利润带回国内等等。 同样的新自由主义信条也透过世界银行被推广到发展中国家。世界银行将发展计画的贷款 和许多经济的附加条件(conditionalities)挂勾，强制推动市场自由化（特别是在1980年 代）。换句话说，IMF和世界银行将债务作为操纵其他主权国家经济的杠杆。世界贸易组 织（以及各式各样的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例如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藉由要求发展中国家 撤除贸易壁垒换取进入西方国家市场来推动新自由主义，而这破坏了穷国的地方产业。这 些组织没有一个是民主的。IMF和世界银行的投票权，如同企业一般，是根据各国的财务 所有权来分配。主要决策需要85%才能通过，美国在两者握有大约17%的票，意味着实质上 的否决权。在世贸组织，市场大小决定了谈判权力，於是富国几乎能够遂行其志。若穷国 选择不服从这些伤害他们经济的贸易规则，富国能够用制裁来报复。 新自由主义在全球化阶段的最终影响是广泛的「逐底竞争(race-to-the-bottom)」：由於 多国企业能够在全球中漫游找寻「最佳的」投资环境，发展中国家必须相互竞争提供最廉 价的劳力和资源，甚至出现免税天堂和外资自由输入。这对西方（以及今日的中国）多国 企业的利润来说无异是美丽新世界。但在如此之下，新自由主义的结构调整方案不再是原 本该做的帮助穷国，而是摧毁穷国。在1980年代以前，发展中国家人均成长率超过3%。但 是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成长率减半，只剩1.7%。[7] 撒哈拉以南非洲也展现出同样的下坠 趋势。从1960到70年代，人均收入成长率1.6%。但是当新自由主义疗方从1979年塞内加尔 开始被强制在大陆上执行後，人均收入开始下降为0.7%。非洲国家平均GNP在结构调整的 新自由主义年代萎缩了10%。[8] 结果，非洲生活在贫穷线以下的人数从1980年以来增倍 。[9] 图三显示同样的剧情也在拉丁美洲上演。前世银经济学家Easterly说明，一国拿到 更多的结构调整贷款，就更有可能造成经济崩溃。[10] 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不该感到意外。明目张胆的双重标准在这里头进行：西方决策者要求 发展中国家将经济体自由化来推动成长，但在西方世界经济发展的历程中，他们自身做的 完全不同。如剑桥经济学家张夏准所述：今日的每一个富国都透过保护主义措施来发展自 身的经济。实际上直到今日，美国和英国还是两个世界最侵略性的保护主义国家：他们藉 由政府补贴、贸易壁垒、智慧财产权限制等措施建造自身的经济力量──这些每样都是新 自由主义剧本严厉声讨的。Easterly认为，没有彻底执行自由市场原则的非西方国家，反 而发展地相当顺利，包含日本、中国、印度、土耳其、以及亚洲四小龙。 关键在於，新自由主义选择性地使用有利於经济强权的自由市场原则。例如，美国决策者 乐意拥抱市场自由，使企业能剥削海外廉价劳工、瓦解国内工会。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 拒绝WTO要求他们放弃的大量农业补贴（这扭曲了第三世界的比较利益），因为这将违反 国内有影响力的游说团体的利益。2008年银行救济的行为也是另一个双重标准。真正的自 由市场会让银行为他们自己的错误付出代价。然而新自由主义在此时变成国家介入富人、 自由市场留给穷人。的确，许多新自由主义制造出的问题可以藉由采行更公平的市场原则 来解决。以农业贸易为例，穷国将因为更多的市场自由化而得利。另一个典型则是德国的 系统：在所谓的「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中，德国运用国家介入避免垄断， 并鼓励中小企业的竞争。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之下，世界前五分之一和後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断层，从1980年的 44:1窜升到1997年的74:1。[11] 图四显示了这个走向。美国发展经济学家Lant Pritchett将其形容为「大离散(divergence, big time)」。今日，在这些政策的影响之 下，地球上最富有的358人握有和全球最穷的45%人口（23亿）同样的财富。更惊人的是， 世界前三大亿万富翁拥有的财富相当於最低开发国家(Lowest Developed Countries)（6 亿人）的总和。[12] 这些统计数据代表着大量的财富和资源从穷国转移到富国。今日， 世界最有钱的1%人口控制40%的财富，最有钱的10%人口控制85%的世界财富，而最穷的50% 人口只握有1%的财富。[13] 若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更糟的经济成长（在许多案例中是停滞或衰退），那麽富人和富国 快速的财富累积就不只是来自某些地方的微量成长，而是有效地窃取穷人的财富。举例来 说，根据经济学人(Economist)最近一篇文章，在美国，几乎所有的金融危机重建所得都 跑到了前1%的收入者手中。全球金融诚信(Global Financial Integrity)一篇新的研究也 显示，多国企业自1970起藉由价格转怡和其他形式的逃税，帐面上已经从非洲窃取了1.17 兆美元。 另一个世界是有可能的 要脱离这段历史的关键在於，新自由主义模型原本就是由特定的人群刻意设计的。也因为 他是由人所创造，那麽就可以由人来解除。这不是自然的力量、这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另 一个世界实际上是有可能的。 但我们要如何作呢？在美国，第一步关键会是修改宪法以排除企业人格地位(corporate personhood)。近期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Citizens United vs. FEC)」中， 「言论自由」包含了允许企业无限制地投资政治宣传，於是许多竞选也朝此目标前进。第 二步会是强化劳工的力量，以作为平衡资本力量的杠杆。这可以藉由联邦最低薪资和通货 膨胀挂勾、通过「雇员自由选择法案(Employee Free Choice Act)」允许工人在不受恐吓 的环境下组织工会、修正「劳资关系法(Taft-Hartley Act)」允许工会工厂(union shop) 和代理工厂(agency shop)机构商店等等来达成。第三步会是藉由恢复「1933年银行法 (Glass-Steagall Act)」来重新制定金融部门管理方式。该法在1999年被废除前，平衡了 金融投机行为，并将商业和投资银行分开。 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後，大众对新自由主义的抗拒开始升高。不仅是危机暴露了极端去管 制化的弊端，保守派政客也试图将衰退用作樽节措施的藉口，号称要「减少赤字」。樽节 措施包含了大砍健康照护、教育、住房、粮食、以及其他社会救助计画（与此同时，上兆 的税金被送进了私人银行手中）。换句话说，政客们藉由更多的新自由主义来修补新自由 主义下的资本主义危机。这不只发生在美国，也发生在欧洲。毫不意外的，赤裸裸的夺权 已经激起了新兴的社会运动，例如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西班牙和希腊的 indignados、以及英国50年来最大波的学潮和罢工。 在国际层次，最常见的减贫方式是「发展援助(development aid)」。然而40年来，开发 援助并没有达到目标。这种矛盾并不意外。这种与发展模型核心的矛盾并不意外，他们在 施舍援助的同时要求经济结构调整。经济学家Robert Pollin指出，就算西方达到了联合 国的千禧年发展计画，并且增加开发中国家援助到每年1050亿美元（本身就不太可能达到 ），这总额仍远远比不上发展中国家从1980年代结构调整以来所失去的──每年4800亿美 元生产毛额。援助的荒谬性在於，他们运用如同走私一般的经济政策创造了更多的问题。 这也是形塑今日经济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霸权。 解决这些实际议题的方案如下：首先，要将世银、IMF、世贸组织等等民主化，确保发展 中国家有能力扞卫自身的经济利益。因为批评世银而被开除的世银前主任经济学家 Joseph Stiglitz，目前致力於完成这项计画。第二，免除所有第三世界的债务以减少富 国对穷国的经济杠杆。第三，废除附带在对外援助和发展贷款之上的结构调整，承认每个 国家有其独特的需求。第四，设立与地方生活水平挂勾的国际最低薪资，以避免「逐底竞 争」。第五，允许穷国运用进口壁垒、补贴、边际财政赤字、低利率、资金转移限制、国 家投资幼稚产业等手段，重建到新自由主义年代前的成长水准。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们必须重新诠释自由(freedom)的意涵。我们要拒绝新自由主义 版本的自由，例如市场去管制化这种实际上只是富有者累积和剥削的执照、少数人得利多 数人受害的作法。我们必须认知到，周到的管制是可以推广自由的，而这里的自由代表的 是免於匮乏的自由；拥有身为人基本尊严的自由，包含良好的教育、住房、健康照护；以 及在一整天辛苦工作後能赚取足够的薪资以支付像样的生活的自由。自由不该是将经济拉 离民主社会的，我们必须认知到，真正的自由，是使经济活动能帮助我们达到特定的社会 福祉，且以民主、共同批准的方式来达到。 This piece was revised and expanded slightly on October 22, 2012 [1] Harvey, David. 2005.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 Stiglitz, Joseph. 2010. Freefall. New York: W.W. Norton & Co. [3] Executive Excess 2006, the 13th annual CEO compensation survey from the 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 and United for a Fair Economy. [4] U.S. Census Bureau, Historical Income Tables: Families. [5] Chang, Ha-Joon. 2007. Bad Samaritans: The Guilty Secrets of Rich Nations and the Threat to Global Prosperity. London: Random House. Pg. 26. [6] Hickel, Jason and Arsalan Khan. 2012. “The Culture of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Critique,”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5(1). [7] Chang. 2007. Pg. 27. [8] Chang. 2007. Pg. 28. [9] World Bank. 2007.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10] Easterly, William. 2007. The White Man’s Burden. Penguin Books. [11] United National Development Programme. 1999.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9: Globalization with a Human Face. New York. P. 38. [12] Milanovic, Branko. 2002. “True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1988 and 1993. ” Economic Journal, 112(476). [13] 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2009. 2008 Annual Repor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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