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少年法司法改革—以少年法中被害人的地位为中心 葛野 寻之教授，李茂生教授 (漏了五分钟) 论者认为二次大战之後的日本的少年法，和二战之後日本国新宪法的精神相合，无论 是调查和处遇，还是程序都是如此。 论者认为虽然法院会受理少年犯，不过对於轻刑犯和虞犯，有约48%的会为简易移送 ，法院仅为书状审理，而这些简易移送，法院就不会真正看到少年，论者并指出现行法院 在社会少子化的情况，却是增加简易移送之数量，也就是法院花费在少年案件上的时间却 是逐渐减少。 相对来说，全件调查则是在移送之後让各方专业之调查官进行社会调查，论者认为调 查官会调查少年之成长环境，寻找少年之所以非行之原因，并探求如何处遇可以使其不为 同样之行为，是以，论者认为调查不仅仅是调查，系是希望从根本上去解决问题，论者认 为这是一种社会工作过程。 在非简易移送的案件中，有一成会送到少年监别所，类似成人之看守所，该处人员和 调查官不同，但仍会配置社会和心理学家，其中有50%会为保护观察而不进入少年院，有 30%会进入少年院，不过该些管理人员之报告书，一样都会送到法院。 简易移送不会为实际调查，仅书面审理之结果；一般保护事件的数字约为九万多人（ 2008），多为保护处分，其中管束远多於少年院，不过虽然近年来有减少；但绝大多数都 是审判不开始，法院看到调查报告之後，因为调查官就有进行处遇，所以法院可以认为不 需要进行审理，不需要进行司法处遇，或是在审理之後认为也不需要为处遇，少部分才会 在之前进入判断为管束或是少年院，论者认为正因为一开始的调查官极其活跃，进行许多 社会工作，非正式但实际上改善少年周边的环境，在一般事件中约为0.3%，也就是270人 左右会移送到刑事程序中，日本目前部分案件为裁判员制度，让民众和法官一起为量刑认 定，论者指出目前在270人中有50人会适用之，让一般人民有接触之可能。 在80年代警察开始介入少年事件，也就是对於非行少年或是虞犯少年，不使其进入少 年法程序，论者认为这是采取严罚化，反於一开始的福利保护原则，让律师和检察官进入 程序中，虽然看似人权保障，不过是否真能透过人权保障真正达到少年福利的要求，论者 认为存在有相当大的疑问，在2000年开始进行的新少年法修正，在2008年完成修改之後的 少年法， 论者认为修法有四个主轴，重大非行行为之严格化、非行事实认定的强化、律师辅佐 人的参与的层面扩大，最後也是过去一直排除的对象，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论者认为最 後，检察官也会带着公益进入程序之中，虽然用人权正义为外观，但是内里却是严罚化， 对於福利的放弃。 这样司法内部之改变外，还有在於政治氛围之改变，也就是治安的恶化，让民众希望 有铁腕政策的出现，重视被害人，论者认为也是造成立法修正迅速之理由。 2000年的修正： 在当年之修正，并配合当年在众议员选举中的修法口号，最後在执政三党的合意下有 三点的修正：责任年龄的下降，从少年法十六岁降低到和刑法相同、重大事件原则适用刑 事程序、被害人的程序参与权，论者当时有强烈反对，认为犯罪案件数量其实没有增加， 其实只是民众的不安全感所造成，不过在数字不支持的时候最後还是用「正义」来支持， 并以此通过修法。 重大案件的类型像是杀人既遂、伤害致死，原则上不为裁量，一律进入刑事程序，再 来是未满18岁的少年，则是开放论以无期徒刑之可能；律师辅佐人、检察官在少年程序中 的进入，被害人也可以阅览少年之笔录和社会记录。 2007年的修正：（略） 2008年的修正： 於2000年进行修正之後，配合之後刑事诉讼法和被害人保护法之规定，更是扩大被害 人之程序权，基於这样的理由，被害人团体已不满足於文件阅览权，甚或希望要和被告一 样的程序权，方合於被害人的尊严保障，2007年底的时候，行政机关就制定修订刑事诉讼 法，让被害人可以直接参与审判、扩大文件请求权、同一程序中并有赔偿程序，配合此， 政府也提出关於少年法的修正计画。 对此国会法制审议会思考之後回送行政机关订立草案，最後均然就因此通过立法，主 要有几点，在不碍於少年的时候，在少年十二岁以上经过审查可以让被害人陪厅，未满十 二岁才维持不许可，这和过去完全不开放不同，虽然此要询问过律师辅佐人之意见。 以被害人为中心之刑事程序，论者认为或许可以适用在成人，可是对於少年事件上， 因为少年事件法非为应报而设，而是希望透过处遇来让少年有重新出发之机会，所以程序 上自然和刑事程序不同，被害人即是无法认受此点，遂即配合舆论和政治力通过修法，使 以过往采取原则上保护少年成长的少年法，论者认为有倾向到保护被害人、顾及被害人情 绪，但是不考虑少年成长的可能，虽然条文上仍是在考虑少年成长的情况下，只是论者认 为实务上已经是这种结果。 当然在少年法，被害人只能旁听，而不是如刑事程序上的权利，论者认为这多少有顾 虑到少年成长下之结果，当然只要被害人出现，一定都会影响到少年，像是隐私、人格特 质，最後也会影响到陈述，此时，法院和调查官对於少年所进行的司法处遇就会受影响， 所以才会明定是在不影响少年成长之情形下，方能够为旁听。 实务上的权限决定是在於少年法院之法官，论者认为其才是关键之所在，对於这许可 可能会造成甚麽损害都要进行考虑，甚或无可避免的是只要被害人提出申请，必然会对於 程序会造成影响，不容易在判断的当下知道，并且如果有舆论影响的时候、社会瞩目事件 的时候，更是容易受影响；最高法院在2009年的统计数字，有近半数案件提出声请，八成 都会允许旁听，而要求调查官报告的几乎是完全都会允许，特别是根本没有认为会妨害到 少年成长，以这样的理由驳回旁听的法官出现。律师虽然对於这种实务有提出部分异论， 特别是有旁听人希望可以将少年求处死刑的发言出现，当然有可能会妨碍少年未来成长的 可能。 是以要如何去平衡少年和被害人之间的利益，论者认为是相当困难的问题，或许要透 过整个社群和社群和司法之间的沟通，才能更多元、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达到修复性司 法的目标。 Q&A time： 论者认为刑法解释学的责任主义和刑事诉讼法的无罪推定原则、少年法的健全成长要 求，论者认为是刑事法上之三大重要原则，固然这是长久历史下所累积出来的结果，但是 国家只要透过追求正义的口号就能让人民交与权力，直到人民体悟到利维坦之恶的时候才 又重新理解过来。 论者认为我们正是利用这些原则在抗拒国家的权力，同时国家也会希望去忽略之，人 民也容易会去遗忘，是以论者希望法律人可以以此为人生目标去努力奋斗。 黄宗旻学姊：被害人是否希望全面参与程序？ 论者认为固然有这样的声浪，可是被害人团体只要感觉受到尊重已足，是否正义其实 是相当虚幻的事情。所以集中在有为刑事程序的0.3%案件的程序即可，固然被害人的保护 是全面性，指是政治上是利用被害人的保护在满足多数人的应报心理，特别是在重大案件 上，是以论者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相当好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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