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这有点跟废死离题了啦 不过还是提供一些资料供参考 http://intermargins.net/Forum/2000/0008pedo_debate/megan%27s%20law09.htm 王增勇老师在「要求负责任的假释裁决公听会」发言重点 国际边缘编按：这是王增勇老师以社工专协的常务理事身分，在「要求负责任的假释 裁决公听会」（2003/7/9，周清玉立委主办），之发言重点。本文末尾尚有一些说明。 ------------------------------------------------------------------------------ 王增勇（阳明大学卫生福利研究所助理教授） 针对杨姓受刑人近日是否可以通过假释，进入台大社工系就读一事，引发社会大众的热烈 讨论，台湾社会工作专业人员协会（以下简称「专协」）本诸社工专业的立场，针对此事 有以下看法： 1. 基於尊重每个人的完整性与独特性，专协并未与杨姓受刑人有深入接触与了解，因此 不对此个案是否应该假释一事发表意见。但对於社会大众处理此事的态度以及性侵害受刑 人的更生保护制度有以下建议。 2. 目前制度的失败不应由个人或是单一机构来承担 目前台湾针对连续强暴犯的处遇制度并未健全，以致於受刑人假释回归社会引发恐慌。而 社会大众的讨论又多「连续强暴犯」以偏盖全的想像进行推论，将人与其行为混为一谈， 挟持专业论述所制造的恐慌剥夺受刑人被以完整的人对待的机会，严重影响其作为人的基 本权益。受刑人已经被判刑，入监服刑，对过去的错误行为付出代价。至於他是否符合假 释条件，是否有专家监定他已无再犯之虞，或是仍需要强制接受治疗，那是制度面尚未健 全所造成的问题，不应由他个人或是台大社工系来承担制度的缺失，应及早藉由此次机会 建立制度。 3. 用了解代替恐惧，受刑人需要的是支持与帮助，不是再次的社会审判 这件事情背後隐藏的是社会大众认定加害人一定会再犯而拒绝受刑人回归社会，这等於是 宣判了受刑人「社会性死刑」。如果我们不去积极地思考如何在制度上去帮助这些加害人 ，一昧地剥夺他受教育的权利，社会给予受刑人悔改的机会在哪？我们如何期待出狱的受 刑人能有机会「更生」？这样的排斥作法，只会导致受刑人更大的不平与愤怒，他下次如 果再犯，原因恐怕不是他个人问题，因为是整个社会逼使他无路可走。这种以个人归因式 的分析加害人，使我们回避了检讨整体社会制度是否有效地协助性侵害事件的受害者与加 害者，使双方都能从中复原。杨姓受刑人入学事件凸显了我们现有犯罪矫治体系中惩罚主 义、以个人为处遇对象、以及以监禁（社会隔离）为主要处罚方式的缺失。先不论杨姓受 刑人入学後是否会再犯的假设性问题，摆在眼前的是，杨姓受刑人在社会热烈讨论其案件 的过程中，其姓名、照片、身世背景等隐私都已完全曝光，他还未出狱，就已经进入一个 无形的监狱之中，被社会永远地隔离。他将永远无法摆脱「士林之狼」的阴影，而回到正 常生活之中。 4. 「连续强暴犯一定会再犯」的理论盲点：社会的责任在哪里？ 加拿大原住民处理性侵害连续犯的作法可以做为我们参考。因为很多受刑人出狱後，部落 拒绝接受他们，而导致受刑人因无处可走而再次犯案，成为部落更严重的问题。在入狱服 刑的过程中，部落长老会进入间所进行个别辅导；出狱後的更生辅导计画上，落长老扮演 他们出狱後回归部落的桥梁。在受刑人出狱前，部落长老会举行部落会议，邀请所有居民 出席，告诉居民这名受刑人在狱中的辅导情形，而且强调受刑人是部落的一份子，这是他 的家，所以部落要学习着接受他，并同时告诉居民这名受刑人需要怎样的协助才不致再犯 。当了解取代了恐惧，部落的人知道他们该做些什麽来监视受刑人并确保他人平安。这些 配套措施都使得加害人重新回到部落的机会大增。 在 1989年Alkali Lake部落有三个连续性强暴的累犯，一位深谙原住民历史与部落状况的 法官给予他们部落假释的判决，因为法官知道三人中有二人童年时曾在教会寄宿学校中遭 受性侵害，他也知道Alkali Lake部落已经走出酗酒的阴影，全部落保持高度的醒酒率， 他相信部落已经准备好与部落中的性侵害问题对抗。部落假释的判决十分严格，条件包括 三人保持绝对醒酒状况、不准与受害人接触、个别谘商辅导、参加部落男性同侪团体、参 与传统灵性治疗。结果三人都符合假释条件而且都没有再犯。 性侵害加害人的复原过程中，最重要的是加害人要看到他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害，而愿意开 始为他的行为负起责任。但是现行制度将加害人与社会隔离，他看不见他的行为造成家人 的伤心、经济陷入困境与羞於面对亲友、受害者终生生活在恐惧之中、妇女的恐惧夜间外 出。杨姓受刑人有心想投入社会工作弥补自己的过去行为所造成的伤害，正是他复原历程 的重要动力。我们应该鼓励、珍惜他心中所发中的这一丝善念，让性侵害行为所引发的恶 性循环终止，为充满报复的情绪注入些许正向的动力。他的重新回归社会也考验着我们对 人性的信念，可惜至今除了更生团契，我们很少听见有团体愿意接纳他，作为他回归社会 的中继站。 5. 受刑人可以成为社工员 社工员，其实是任何人，之所以具有助人的能力，是因为他可以从自身跌倒的挫败中再度 站起来，这种复原的经验使得以同理正身陷其中的同伴。社工专业中，并没有禁止离婚的 社工员不能从事婚姻谘商。相反地，奉公守法反而不是助人者的必要条件。杨姓受刑人要 成为社工员，他的挑战在於他必须从自己跌倒的经验中走出来，他才能有效地助人。成为 社工员是个持续的历程，他必须接受社工教育的训练，在课堂上他必须学习着自我反省、 觉察与整合，以善用自己成为助人的工具。当他毕业，雇用他的机构必须分析他的优劣处 ，将他安置於他可以发挥所长的职务上，必给予适当的机构督导，协助社工员在服务过程 中所遭遇的瓶颈，也确保服务品质与案主权益。他的服务品质必须良好，才能在同行中建 立信用，否则他在工作上，无法获得同行的支援，甚至无法立足於社工界。社工专业同侪 透过专业团体发挥专业自律的精神，督促彼此专业的成长，促进案主权益的保障。这些过 程是一个专业社工员踏入专业的过程，并非所有进入社工系的学生都可以成为一位社工专 业者。杨姓受刑人选择进入社工系，其实只是个开始，往後的路途要靠他自己努力，从人 权的角度来看，受教育权是基本权利，不该因为个人的种族、性别、性倾向、阶级、健康 状况而受到侵犯。只要这些专业自律机制存在并发挥功能，对社工学生的资格设限似乎都 成为多余。（完） 国际边缘编按：本文原载於＜社工专协 会员专属电子会讯 42～92/7/9＞。原电子会讯尚 有如下说明： 亲爱的理监事及会员大家好：本会於7/8接到周清玉立法委员之邀请参与「要求负责任的 假释裁决」公听会，由於理事长与秘书长有事不克前往，於是吕理事长亲自商请本会常务 理事王增勇老师出席（亦为本会立法倡导委员会召集人，王老师曾任红心字会副秘书长两 年，而更生保护系该会业务项目之一），两人事先有充分的讨论，并对发言的重点有下列 三项共识： 1. 讨论的焦点不应放在杨姓受刑人个案上，而是受刑人更生保护的问题 2. 社会工作专业在犯罪矫治领域上应扮演出狱人需求与权益倡导者的角色，设法改善更 生保护的服务，强力倡导制度的改进，让受刑人有机会在社会中重新生活 3. 犯过罪的人能否从事社会工作？什麽条件下可从事社会工作？以及可从事哪一类型的 社会工作？这些议题都需要社工专业社群再进一步讨论 基於上述观点，王理事於7月9日上午九点半参与该公听会，会後并将发言内容整理如下供 参.若会员您有任何建议欢迎提供，可email或至替代网站留言 http://home.kimo.com.tw/tasw2003/社工专协替代网站.html 国际边缘编按： 王增勇老师上文公开後，有不少回响。以下是王增勇老师对於这些回响的进一步思考回应 。因为有参考价值，故转录於後。 我很高兴收到副秘书长美淑的回应，因为她的回应代表着我们社工界内部相互尊重与对话 的开始，对於极具争议性的杨姓受刑人事件，本来就不可能只有一种声音，但「愿意听见 不同的声音」或许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作为一个学术工作者，任何可以帮助我突破看 事情视野的对话都是求之不得的机会，因此我也愿意以正式书面的方式回应美淑的意见， 表示我对他的回应的尊重。虽然这封信是回应美淑个人，但我相信美淑的意见一定也代表 许多人对这件事的看法，所以我也一并回答。我是个受到自己主观经验局限的个人，但是 我也同时是个期待藉由对话扩展自己视野的个人，所以我也欢迎不同的意见让这个对话持 续，成为我们学习面对社工专业内部不同声音的开始。 1. ...跳脱「受刑人vs.受害人」的二元对立逻辑，以「制度建立」作为主要诉求才是重 点 美淑与我都同意建立制度才能同时保障受害人、受刑人以及社会大众（尤其是妇女）的权 益。但我不同意的是，受害人的权益与受刑人的权益两者是对立与冲突的，我们必须在其 中「选边站」，从而推论「为了保障受者的权益所以受刑人权益可以被牺牲」。就是这样 的逻辑使得凡是谈论受刑人权益的论者就被视为是否定受害妇女权益的人，被忽略的是， 帮助受刑人就是保护社会大众与潜在受害者，协助受刑人回归社会、脱离犯罪的循环就是 对社会大众的保障。今天就是因为假释犯出狱後的生活辅导系统没有建立起来，才使得社 会大众有如此的恐惧。制度的建立需要有关心受害妇女的妇女团体参与，确保妇女的权益 被保障，但也需要从事更生保护的矫治社工团体参与，来确保这些组织有足够的资源与权 力来辅导出狱的假释犯或更生人。受害妇女与受刑人都是社工专业应该协助的对象，从事 更生保护工作的社工员与从事受害者创伤後辅导的社工员，并非敌人，而是在基於「每个 人都有基本生存发展的权益」而在不同位置上努力，建立制度帮助二者重新回归社会是我 们应该协助发展的。 但是，事实上，从事妇女辅导的团体远较投入更生辅导的团体多，这次杨姓受刑人假释的 公听会，又是清一色地由妇女团体与反对其出狱的学者主导，而为受刑人发言的团体不是 被攻击，就是被边缘化，兼顾受害人与受刑人权益的理性对话在这样的「一言堂」情势下 ，根本无法进行。我自问为何自己的发言引发如此多的情绪反应？我想答案在於在当时的 情境下，社工专协被期待加入「为受害妇女发言」的行列，从受刑人角度出发的更生保护 制度改革发言是不被期待的，从失望衍生到愤怒。但是这样单一声音的角度是有其危险性 的，一昧强调受刑人的权益是次要、可以被牺牲的论述只会制造更不平、更愤怒的受刑人 ，如果杨姓受刑人再犯，引发他伤害下一个妇女的动机可能夹杂着他对於此次社会舆论对 他施加集体暴力的怨恨。更何况，这样过度简化的二元对立逻辑主导着这次杨姓受刑人假 释出狱的讨论，使得诉求被简化成为「为了保障妇女权益，杨姓受刑人不可以假释」，建 立制度的焦点反而被模糊，政府的角色被忽略。主责受刑人假释出狱辅导的法务部，尤其 是保护司与更生保护会，多年来未曾努力建立的社区处遇体制都没有被检讨，社工界反而 先内部争执起来，这岂是我们作为体制倡导者所愿意见到的？杨姓受刑人已经确定无法假 释，留下的疑问是，下一个连续强暴犯申请假释时，我们会有较好的能力来告诉社会大众 ，我们已经准备好了？还是当镁光灯熄灭後，这些团体与学者也下台一鞠躬，各自寻找下 一个舞台，而残缺的更生保护制度依然如故？ 2. ...如果杨姓受刑人有改过自新的一天，帮助他的绝对不是我们现有社工专业的组织或 是专家学者，而是愿意接纳他但却被标签为「不专业」的更生团契 美淑在回应中质疑台湾不是加拿大原住民部落，所以质疑这样的经验在台湾的适用性。我 当然知道台湾与加拿大原住民部落有着很多差异，但是看到别人如何面对连续强暴犯，或 许可以对我们目前「连续强暴犯再犯率很高，所以要依赖专家辅导监定，直至他无再犯可 能後再让他出狱，甚至连续强暴犯应该终身监禁」的单一认知，提供另一种可能。我们可 以那麽依赖一份从美国翻译的连续强暴犯精神监定的再犯率量表，并由此进行推论，我还 未听见有人对精神科医师使用国外量表提出适用性的质疑，那为何我们对於加拿大原住民 部落成功地让三名连续强暴犯不再犯案的国外经验，却采取拒绝的态度？是我们已经采取 立场而选择性地聆听？还是我们对於聆听不同声音的开放度不够呢？ 加拿大的经验告诉我一件事，连续强暴犯不是无药可救，连续强暴犯的矫治必须同时包括 个人治疗与社区处遇，而社区处遇的关键在於社区的内部整合以及社区对连续强暴犯的接 纳。美淑问到「谁来扮演部落长老的角色？」这是个关键问题。对我而言，这个长老所代 表的是一个真心接纳与了解受刑人、在社区中有公信力、能与社区沟通、帮助社区发展因 应策略的人或是组织。这样的人或是体系在台湾是缺乏的，这次杨姓受刑人假释事件提供 我们一个去建构这样体系的机会，但是在强烈的情绪中，我们错失这样的机会。法务部针 对连续强暴犯的假释条件应该被明确订定，让受刑人知道自己努力的目标，并让後续愿意 协助社区处遇的组织提早参与受刑人的辅导。如果更生团契愿意真心接纳受刑人成为社区 一份子，他们应该被支持与鼓励去发展更多的能量，去承担这角色。掌握大笔国家资源的 更生保护会更应该主动加入配套措施的建立。台大社工系作为一个社工专业的学术社群， 可以与更生团契合作，讨论受刑人出狱後的配套措施，明订受刑人上学期间必须接受的规 范；愿意与受刑人接触的男学生可以被鼓励与受刑人通信，组成读书团体成为受刑人就学 期间的支持团体；受刑人在校时间可以受到生活照顾的更生团契与学校同学的共同合作监 督，使得女同学知道受刑人出现的时间与场所，采取自我保护的措施；校方可以争取法务 部释放辅导资源，以协助校方持续提供受刑人後续所需的专业协助。如果台大社工系出面 号召，社工专协也会义不容辞地加入协助的行列。这些都可以有效降低我们的恐惧，并让 政府与民间找出一条未来可以走的社区处遇方式。当然这些措施的可行性需要深入辅导过 杨姓受刑人的关键人士透过彼此合作与对话共同建立与评估。社会制度不是凭空掉下来， 而是在人的行动与反思中建立起来的，其实我们可以把握这次机会让社会大众看见社工专 业在处理人人恐惧的连续强暴犯的不同之处，可惜我们失去这次机会。 3. ...如果我们相信每个人的存在意义，我如何能说谁的生命经验一定无法助人？ 很多人以为我赞成受刑人当社工员，也批评我将离婚妇女与受刑人相比是不恰当的比喻。 其实我拒绝的是进入「谁可以当社工员？」的提问形式，因为这个提问形式代表着，有某 种人，无论他如何努力，他的生命经验永远无法对人类有任何贡献，而这个预设与我的社 工价值有严重冲突。我认为社工员都在使用自己「跌倒再爬起来」的生活经验在帮助别人 ，我们不是常在嘲笑一生顺遂的医生往往无法同理案主经验的困窘吗？背後不就是在肯定 助人专业者从自我生命中成长过程的重要性？离婚是一个妇女在寻求亲密关系上的人生挫 折，但它不减损一个从离婚阴影走出的社工员进行婚姻辅导的助人能力；犯罪入狱是一个 人在生命中违反国家律法而遭监禁的人生挫折，它也可以成为一个人後续协助受刑人或是 进入帮派青少年的有效助人经验；同样的，杨姓受刑人作为一个连续强暴犯，或许他最能 了解控制性冲动的困境，如果他能成功地走出这样的阴影，有谁能比他更能同理连续强暴 犯的内心世界？有谁能比他更能帮助连续强暴犯发展控制性冲动的策略？当然，杨姓受刑 人要能成为社工员，他还有好长的一段路要走，但我不能说他一定会是一个称职的社工员 ，但我也同样不能说他不能成为一个助人者，因为我不愿失去对任何一个人的信心，我也 不愿对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作这样的判断。 美淑认为，基於保障案主权益，受刑人不能担任社工员。一旦我们进入这样的提问逻辑， 我们就必须回答，「你指的是所有受刑人吗？」如果是，那曾是政治犯（良心犯）的陈水 扁总统、吕秀莲副总统、姚嘉文院长、陈菊主委、施明德先生、高俊明牧师…都不可以成 为社工员？如果你说，我只是指「连续强暴犯」，那连续杀人犯、纵火犯、惯窃、诈欺犯 是否也都不可以担任社工员？无论答案为何，你都必须给予能够说服人的理由。这一连串 依此逻辑所衍生的问题，我们是否也一并想过？还是我们只是处心积虑地要让杨姓受刑人 无法假释，而忽略了制度建立所需要的深思熟虑？ 社工员都有他的极限，也不是每个社工员都是服务妇女与儿童，现有社工专业服务体系的 教育机制、机构管理制度、专业自律制度都在控管着社工员的专业品质。难道会有妇女团 体在未来会雇用杨姓受刑人担任社工员，而不去了解他的身心状况？如果有，那出问题的 不是杨姓受刑人，而是现有社会服务机构的素质。现行社工师法第十条已经规定，申请执 业执照时，如果社工师「经卫生主管机关认定精神异常，不能执行职务」时，不得发给执 业执照。如果连续强暴犯在当时被认定为「精神异常」，他就无法执业。这样的规定也没 有规定「精神异常」者，「终生」不得执行社工师职务。更何况，规定某种人终身不得从 事特定行业，是有违反宪法保障工作权之虞。社工专协应该要加入违宪、违反人权的行列 ？ 4. ... 谁值得社工员的帮助？受害人？受刑人？ 虽然我没有医疗社工的经验，我也不是临床社工员，但在红心字会从事受刑人家庭服务的 三年服务经验早已经告诉我，受刑人是最容易被社会所歧视与排斥的一群人，每次募款活 动都会引发质疑与抗议的电话，责问我们「为什麽要帮助『坏人』？」「为什麽不帮助『 受害人』？」社工理念告诉我，这样的提问是错误的，他们都是「人」，我没有否定「受 害人」的权益，我只是选择在社会的分工角色上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人」。在参与公听 会之前，我知道这样的声音并不被期待，但我仍期待对受刑人在尊重人权的社工专业里会 对这群弱势者有较高的包容与接纳，更希望这样不同的声音可以帮助我们建立一个保障双 方权益的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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