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转录自 Policy 看板] 作者: oodh (oodh) 看板: Policy 标题: [讨论] 从「定义」看政府施政、公听会 与 桃园机场特区 时间: Fri Nov 21 21:43:25 2008 纵观 经济杀手的告白一书 ( 以 EHM 简称 )，作者透过巴拿马总统杜里荷之口说出， 他相信整个金权阴谋运作要成功，最重要的关键是被瞄准的开发中国家领袖「势必会 堕落」。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像杜里荷一样尽量不在私生活上犯错、或是不起贪念， 也就不致於最後沦落到不敢违逆金权集团之意、或主动用国家资源换取个人私利。 如果看回来台湾，我认为归於一字「贪」有点不切实际； 我认为(就台湾、一个算得上高度法治化、开放 的国家)重要的是执政者 -- 不只是政治人物、政务官，而包括在政府中工作、提出评估报告的事务官 -- 对「政府」、「资源」 与 「工作内容」的定义 EHM 一书中，那些被金权集团操控的开发中国家政府不无一个共通的现象： 「其施政与举债 并没有实质为人民带来益处」。 我们扣掉其错误决策中，被EHM欺暪的成份，施政者没有切实的关心人民、他们所进行 的建设之「利」归属於「国家」这个「法人」，法人是模糊的，是很容易被具体印象 错置的，当施政者看到各项建设动工、完後时，当他看到经济数据起落时，他便很容易 会将之视为「国家」「社会」的成长茁壮。 却又有时候，他们可能眼见人民抱怨或困苦，在思考公共决策时却因为认定「这是为 国家作的决策，而不是为个人，所以我的亲眼所见不如经济数据来得可靠」而作出 偏离实际情况的判断。 这个问题并不是没被发现，社会学家与经济学家再用「失业率」「民调」「贫富差距」 来代表被遗漏的真实现象；然而，这个部份被广泛的认为应以「社会福利」来解决 -- 另外的、额外的措施、而非调整政府的施政作业； 不只是经济学家与资本主义这麽想，高举社会主义大旗的政治家与运动者也这麽想。 我认为，政府存在的目的就在於 运用其公有的资源和制定法规的公权力，「改善国民生活」； 也就是说，所有的经济建设，都应该要以「改善国民生活程度」来思考。 举个例子，几年前高科技业被检讨其「员工分红」制度是否得宜；关键在於资本主义下 股份有限公司 的定义是「为股东谋福利」。结果今天公司赚了钱，三成保留作投资、 四成分红分掉，最後股东只拿到三成，「损及股东权益」，同时「破坏了财务报表对 股票价格的参考可信度」(本来投资者以为他会赚三成才买、才同意成交价的，结果配 股息只配一成) 再举个更久远的例子： 本来工厂里的员工、公司里的主管，他们「工作内容」的目标就是满足生产规划、 尽可能拉定单、按时作完工作 与 让上司满意。後来商业管理者发现这样的作业模式 常导致企业整体实质上的损失，而且每个营运部门对企业的贡献无法分清楚，导致 最辛苦的、最有价值的反而在企业的「权力圈」之外，或 当损失发生时错估了 该负责的单位。 企业内独立事业体的发明，就是把企业视为一个产业，各部门都是一个企业， 透过「成本会计」方法计算每个部门各自对股东、企业财报带来多少的利益、 从企业中分得消耗多少成本、得到其他部份多少支援、最後计算该部门的获利率。 於是「谁是最赚钱的部门」甚至「谁是最有价值员工」就可以被分辨出来； 而更重要的是，员工的作业、他们「定义」的「工作内容」不再是满足上级指令； 所有人都很清楚自己的作业是「为股东带来利润」，只要自己的决策能带来更多的利益， 自己就能被奖励。 企业内事业体的架构，让部门的会计「独立」只是手法， 重要的精神是让整个企业架构「透明化」 -- 让最上层的经营者与股东看得到最下层的作业单位。 也让一线员工和主管清楚了解自己与股东的观系。 回到政府的运作上。理论上所有公务员的作业，其「定义」都不该是满足上级交付 的任务 + 不违反法规；而应该是「给国民带来利益」+ 不违反法规。 但实际上却不然，公务人员为了「满足上级指示」+ 不违反法规作业； 政务官为了「满足政治人物要求」「提出漂亮数据」作决策；政治人物为了竞选。 就连提倡 社会主义 的政治人物与 社运人士也一样；在政治人物部份一样注重选举， 而政务官决策呢？ 他们接受了「正规的施政是追求总体经济数据 」不过， 他们打算把钱花到「另外的」「社会福利」上。 我能说是懒吗？ 社会主义论者似乎不怎麽努力让政府运用资源来产生国民的利益 -- 他们往往倾向放弃综效、报酬率 而直接给钱(透过津贴、年金与保险补助)； 但放眼历史上各国发展，几乎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发钱还人民而茁壮的。 从上面企业内事业体的观念来看， 重点是「让每个政务官及公务员」清楚了解到自己的作业是为了国民带来利益、 也让国民了解、得以掌控政府系统内各部门「究竟为大家作了什麽」 乍听之下好像「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但我不倾向这麽说；虽然实际上的确是这样，然而这麽说却很容易有弊病 -- 政务官太政治、决策太讲求公众印象而非专业和守法。 「公众印象」不等於「公众利益」 我们都不希望部门首长为了媒体与民调的传言而短视、摇摆； 也不希望事务官跳出来抨击政治人物或名嘴。他们的作为应该是追求「公众利益」。 如果沿用企业管理的方法，我们可以对各部门进行「与民兴利 比」建立一套数值工具 来评估、发布；这是ok的，但是不够的；而且因为效果不足，所以反而可能小过其弊病 -- 被有心人用来批斗、谋利。 效果不彰的主因来自政府的股东 -- 国民。 一般民众并不如企业的投资人这麽用心着力地去关注分析内部营运。 除了知识分子 -- 应该说，极少数的知识份子外， 多数的国民对政治的狂热就像散户一样，政治不是他们的本业(股票也不是) 所以只是狂热於表态、宣传与被宣传，而无法也不愿认真地去分析数据或内情。 也因此「民意」并不是人民利益的优良指标 -- 这点和股东极力追求利益不同 要区别「民意」与「民利」的差异，既然民调 甚至选票 并不是优良指标 -- 我们最後还是得接受选票这个指标，因为它毕竟是民主政治的核心定义。 我的看法是政府应该强化「公听会」机制 比民调专业、比选举即时、维持政府施政独立的决策， 却又能即时地让政府调整「何为人民利益」； 同时让有心了解的人民能在了解更多的资讯後，表达出「更符合其利 的民意」。 以 桃园机场特区为例；其吸引外商的利基，其实就是国家的资源： 地理位置、聚落效应、完整供应链、民主法治、与中国的文化关系、较便捷的行政流程 与 较低的税赋，这些就像厄瓜多尔的「石油」一样。 现在的施政者，我认为，他们并没有将这些定义为「资源」；资源是有价的， 但他们并没有去思考提供这些给外商的「成本」与外商愿意为此付出的「价格」， 而单向地设想「要怎样商人才会更肯来」 偏激一点的说法，如果最後国民并没有从桃园航空特区得到好处，国库、县府没有额外 税收、外商只是把国内其他地区的厂房移入而没有增加新的工作与产值； 所谓「建设带来投资、投资带来工作机会」一如EHM一书中提及的国家那样并没有如预期 的发生。这一切整个社会「并不是单纯的没赚到」 首先我要说「并不是单纯的没赚到」，那是不是有损失呢？ 嗯..我把空气中的氧吸走，对你有损失吗？ 没有，氧在经济学里属於「自由财」；上述资源当然不是自由财，不过 1. 如果上述资源不交给企业团体，对台湾社会有任何价值吗？ -- 和大陆很靠近，如果不给商人经商，会为民众保留什麽价值吗？ 2. 让企业使用後，该资源会减少吗？ -- 台湾的民主法治 会因为外商进入而减少吗？ 在地理位置、文化、法治 上，吝啬几乎对台湾人民无益， 而外劳开放 和 税赋 则具有讨论和监督空间 -- 从个体经济的角度来说，就是这些资源的「价格」问题 这就是为什麽政治人物会一不小心就把资源让渡给外商 -- 在个体经济学里这称作「剩余」，也就是一项交易达成时，必然是双方都认为 自己有赚到、(考量机会成本後)没赔到；这时候双方赚的就是「剩余」 有议价能力的，就可以把对方的剩余通通拿过来；比如说垄断、管制， 让对方付出「他所愿意为此给出的最高价码」 因此， 二。 我不同意所谓「掏空台湾」的说法， 事实上是台湾目前的确处於议价的弱势，从企业的出走就可以看出来了。 除非你十分坚信有一天中国会垮台，然後全中国的外资会跑来求台湾让他们进驻， 否则这些「资源」(除了税收)留在台湾里对一般百姓根本没价值 -- 甚至土地的规划也是，不开发就只是空地一块、没有产值； 我们能紧守的，就是这些开放的後续效应， 比如说 优惠应该只限於「在国内投资增额」的部份， 那种把国内其他厂关掉移过来的就不能给他优惠 -- 甚至可以让他们为了避免优惠被减少而打消关厂的念头 我们能追求的，也许可以成立独立的公益法人机构，专责主动对特区搜集各项指标 向媒体、各级政府 与 社会大众(透过网路或刊物) 发布； 如「就业人口」「本劳外劳比 与 平均薪资」「企业管理阶层本外籍比」「产值」 「税赋」「租税减免使用情况」「公益支出」「排碳量」「水电垃圾用量」「GDP贡献度」 及其他「被宣传、想像中应该从该专区得到的国家、国民利益」 EHM这本书带给我的震撼是，原来在政策规划阶段所提出的预估数字可以这麽多元 -- 而事实上事後都没有人有能力、有意愿去收集来验证； 於是导致顾问机构放心划大饼的恶习。 因此，既然是一个目标产值破兆的经济专区，我们需要一个专责的机构来验证所谓 「建设(开放) 带来外资，外资带来工作机会」的说法 -- 由於没有可信的数据反驳这个说法，所以我愿意、也只好暂时相信它； 但我们也有质疑和要求施政者事後展示验证的权利 同时，反向的，园区方也可以透过专案补助、委托该单位制作许多 「不为人知的好处」指标；比如说规划「国际能见度」指标，分析「台湾」「中华民国」 因为这些厂商而增加多少曝光度。「产业影响力指标」「软性国防指标」(因为外商而 降低被武力侵占的可能性) -- 当然，反对团体也可以作委托作负面的... 相对於上述观点，我认为目前的政府太过「自卑」， 或者忽视了上述资源因价值而带来(尽管不高)的「议价能力」； 而该政策的反对者也没能有效的提出积极的提议。 以赋改会为例，大家都有各自的思维盲点、也都不肯让步； 於是最後只能靠我认为不可靠的指标「选票」来决策 -- 执政的负责、当选的作主，不满意的下次再换掉。 成立监督单位是一个中性的作法。 一则，在一个民主法治国家，它在道德与逻辑上具有难以拒绝的立场 (适合反对者推动) 再者，投资者未必会将它视为负价值的「干预」 ( 不会因而心生却步、和公会不同 ) -- 因为它只是观察、不涉及特区的决策 而实际上能检视企划提出者 (政治人物、政党 与 支持的企业) 的提议责任； 积极面上，甚至在将来可以促使这些人牺牲自己的一点剩余来达成过去号称的指标。 对於现在的执政者也是一个向反对者促销该特区的润滑油 「让人民更清楚 桃航特区 为国民带来了什麽好处； 让 桃航特区 的经营者 和 政治人物意识到他们最终是为国民谋利 -- 而不是满足区内企业要求、满足政治压力、或制作乐观的数据。」 为了以上几点效应、考量到现在执政者实际掌握国会表决权，我认为该委员会成员要不就 1. 并入桃县地方选举 (像美国人选举法官一样) 或全国选举 2. 要不就规定由「国会的在野党提名1/2、桃县的在野党提名1/2、开放社运学界提名、 总统圈选1/2」交由国会表决(会刷下名额的1/2)、总统任命。 (国会没人过半的话，就依比例分那 1/2 吧) -- 简单来说，掌握国会的人要把提名权让出来给国会的在野党、而桃县的执政者也是， 因为他们一个是名单的最後通过者，一个是最直接掌控园区的人， 总统(执政党)实际上握有提名权，但理论上也应该让社会各界推举。 这麽作也有助於国会表决，国会的过半者实际上掌握挑选成员的能力，把部份的提名权 让出才能让在野不用程度杯葛 -- 而超额提名则是保留国会过半者的实质表决权力 -- 并不是在野党提的都要通过，可以刷掉不想要的。 well， 成员的应该是枝微末节，然而却关系到日後该监督组织实际上为国人带来的贡献 那麽，该机构里没有特区的经营代表适不适当呢？ 我认为是可以的 一则，该机构没有实权，如上述，并不会给企业和特区带来实际的箝制问题 二则，可以设置软性的交流机制，例如彼此设计像「国会联络人」那样交互驻派、 联络、说明 的位置来强化互信和了解。 这样机构的设立，不但能提到对特区的监督机制， 也能提供 以特区为样板推广普及「公听会」制度 所需的 充足资讯(已被搜集的数据资料)、与够多又够专业的关注(人员) 离开个案，再度谈到公听会的普及 政府能不能鼓励人民上街投票呢？ 以目前的主流观点来看几乎大部份的人都认为可以 (在没有其他意图的前提下)； 那麽，我认为政府也应该鼓励人民参与公听会；就像买东西拿统一发票还可以抽奖一样 和我差不多年纪的人都经历过「大捕头」的时代 -- 一支国税局的吉祥物，一系列的徵文、活动、吉祥物和纪念贴纸； 其时统一发票不但可以兑奖，还有一个像乐透彩的节目，你可以把发票寄过去 参加抽奖，送「金条」 相较之下，政府单位、政治人物们对公听会的召开几乎都采消极态度 如果同意「政府」的定义是「为国民带来利益」；且认同现有机制让政府官员行事 可能偏离了该目标；那麽，与其像部份社会运动者认定政府无用论 -- 他们希望政府就是向富人收完税发给穷人就好 (虽然他们也观注教育文化，不过， 政府如果能把经费全拨到相关团体手中、再配合立法限制财团 那是绝对拍手的啦…) 不如强化政府「向定义靠拢」的程度 -- 让政府的施政更符合「国民利益」(非 一时的民意) 在民主制度下，鼓励人民提高对公共议题的认识， 让选举时的「民意」更接近未来的「民利」； 让不同的、非资本主义的(文化、环保)的「国民利益」观点可以被重视、协商， 不但能更加落实民主、也能提高执政者、公务人员 的民间满意度 虽然政治人物喜欢把「苦民所苦」和「创造双赢」挂在嘴上； 但实际上政务官和事务官的作业、他们心中对工作内容的「定义」 与 政治理论、人民期待往往相去甚远。 中下级政务官这样的作法，实际上不只给他们的「股东 --人民，带来损失， 也为他们的「CEO」政治人物(有选举压力的)带来困扰和风险 -- 因为沟通不足的结果，民众很容易被较激情的政策反对说服， 而还没准备好该怎麽说明、或不习惯面对质疑的公务人员就可能让这种质疑扩大， 最後一项可能有利於民的政策反而因为「民意」压向了政治人物而喊停。 推广公听会制度虽然在一时间会带来「延长决策时程」或「加重公务员负担」的弊病； 但，长远下来、有更可靠的决策机制後， 公务机关或立法单位自然会因为习惯该机制而修定作业方法来节省时程。 比如说公务员可能会调整工作模式，拿到资料、文件後不是坐在办公桌前看， 而是直接找相关者一起讨论，以确保、加速他的提议被公听会通过的可能和速度 (事先知道反对者的观点)。 台湾的人口密度很高，公共建设也很容易影响一般民众、或被民众发现； 同时政治人物和民间团体的号召力也因而加强。 人民对於政治「事不关己」的态度相较其他民主国家自然不会这麽重。 正面来说，这是更进一步让民意直接影响政府的积极条件； 负面来说，公共议题被炒作的机会也因而大增 简言之，要确定政治人物的决策不致於让属於国民的资源白白流失、无偿被商人利用 而没给国民带来好处， 推广「公听会」的机制变成更常态、更普及，并鼓励民众参与 我觉得是利多於弊而值得推动的。 -- 自幼家贫 既无嗜好 不学无术 亦无专长 唯打翻茶杯 或饮料罐 或新鲜屋 不乏瓶水 亦有碗面 铝铁生熟不锈钢 大小利乐锡箔包 有色无色玻璃 软壳硬壳塑胶 凡立不曾未倒 寸地无一免湿 初时心喜 触翻热汤而後败兴 久之或忧 撞倒汽水反得释然 本为一时之误 积久成习 偶一为之 还傲世中无双 故以为好 便作所长 因姓黄，自号「掐倒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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