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参考下这篇文章~~~有点长就是了~~ ----------------------------------- 真实的汪精卫(一) 林思云 中国经常有这样一种怪现象﹐提到某个人的名字是妇孺皆知﹐但问起该人的生平和事迹时 ﹐却又是鲜为人知。汪精卫就是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汪精卫在中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的 大汉奸﹐可是大家对汪精卫的"卖国事迹"却是一问三不知。这也是中国历史教育的一大特 色﹔只告诉大家他是坏人﹐却又不告诉大家他作过什麽坏事。好在中国学生头脑比较简单 ﹐不喜欢刨根究底﹐所以历史老师还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烦。 汪精卫在中国是一个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认为是中国人的耻辱。因此现在的中国历 史教科书中﹐把汪精卫从辛亥革命和国民党的历史中完全抹杀﹐只是抗日战争的历史中实 在无法抹杀汪精卫的存在﹐才简单地提到了汪精卫和他的维新政府。这种出於主观愿望而 随意修改历史的作法﹐使中国人对历史产生了错误和虚假的理解﹐实在有碍於中国的发展 与进步。 历史上真实的汪精卫﹐曾是近代中国有数的叱吒风云的历史人物﹐对中国的历史走向有举 足轻重的影响。在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应该考虑还汪精卫的本来面目﹐重新认识历史 上真实的汪精卫。 要为汪精卫写一个比较真实客观的小传还有不少困难﹐最大的困难就是有关汪精卫的资料 十分匮乏﹐人们似乎都极力避开这样一个敏感人物﹐怕给自己惹来各种麻烦。1980年代後 期﹐中国开始出现一些关於汪精卫的书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卫评传》﹐黄美真的《汪 精卫传》﹐秦亢宗的《走向深渊》等。但中国出版的书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就是有意识 地贬低丑化汪精卫﹐写书的重点放在猎奇和艳史方面﹐不是严肃的人物传记而近似于野史 小说﹐真实性有很大的疑问。日本也有不少关於汪精卫的书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铭 的真实》﹐杉森久英的《汪兆铭传》﹐今井武夫的《支那事变的回想》﹐特别是亲身参加 过汪精卫和平运动的松本重治写的回忆录《近卫时代》和《上海时代》﹐犬养健的《扬子 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事情。与中国的资料相比﹐日本有关汪精卫的书籍 比较严肃﹐基本没有凭信性很低的猎奇艳史部份。因此这篇《真实的汪精卫》以日文资料 为主﹐中文资料为辅﹐力争做到求实客观。 汪精卫的一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所以本文也分为三大部份来写﹕第一部份﹑为了革 命奉献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第三部份﹑和平运动曲线救国 第一部份﹑为了革命奉献一切 1893年5月4日﹐广东省番禹县（今广州）﹐来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借字﹐原字是左王右叔 ）家里﹐又新添的一个男孩。这个男孩是汪椒的第4个男孩﹐也是第10个孩子﹐汪椒给这 个男孩取名叫汪兆铭。 汪兆铭是汪椒的填房吴氏所生﹐生汪兆铭那年汪椒已经62岁了。汪椒是个落第秀才﹐後来 弃文从商。汪椒见这个小儿子异常聪明﹐就特别注重教汪兆铭读书﹐在汪兆铭5岁时就开 始教他认字。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兆铭8﹑9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椒晚年由於 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兆铭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椒特别喜欢王阳明和 陆游﹐每天让汪兆铭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不仅无形 中培养了汪兆铭演讲的口才﹐还使幼小的汪兆铭接受了王阳明的哲学思想和陆游的豪放文 风﹐这些对汪兆铭後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里并不富裕﹐汪兆铭童年时代的生活相当清苦。汪兆铭13岁时﹐母亲病逝﹐14岁时 ﹐父亲又病逝。从此汪兆铭就依靠比自己大22岁的大哥汪兆镛抚养生活。由於家境所迫﹐ 汪兆铭17岁时就开始到私塾去教书。1901年汪兆铭18岁时参加了科举考试﹐以广州府县第 一名的优异成积考取秀才。 1900年义和团事件以後﹐清政府开始搞"新政"﹐开始大量选派公费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并 给予归国留学生举人或进士的待遇﹐授予高级官职。这在当时的中国青年中引起了极大的 反响﹐有识青年纷纷前往外国留学。 当时公费留学生的主要派遣国家是日本﹐大量留学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 地理位置近﹐留学费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维新後﹐日本的强国经验对中国特别有现实意 义﹔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所以对於中国人来说﹐学日文要比学欧洲文字省力很多。 特别是日本还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置了一些学校﹐在日本教师讲课时﹐旁边配有中文翻译 ﹐以便让不懂日文的中国留学生也能听懂讲课的内容。当时日本比较有名的专门招收中国 留学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学速成科（汪兆铭母校）﹑宏文学院﹑同文书院和振武学堂（蒋 介石母校）。 1904年﹐两广总督岑春獏在广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学速成科的公费留学生﹐录取人数为 50名。清政府为每位公费留学生每月资助30日元﹐这比现在公派留学生的资助金高多了﹐ 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较宽裕。汪兆铭考上了这次的公费留学生﹐和汪兆铭同时录取的还有 胡汉民﹐朱执信等人﹐他们後来都成为同盟会的骨干。1904年9月﹐汪兆铭挤杂在三等舱 的乘客当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当时汪兆铭万万没有想到三十多年後﹐他以"国家 元首"之尊乘专机访问日本﹐更没有想到他会客死在这片土地上﹐人的命运真是不可预测 的事。到日本後﹐汪兆铭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 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兆铭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 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铭的世界 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树立起推翻专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国的信念。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战争最激烈的时候﹐日本全国都处於极度兴奋的状态。即使在课堂上 ﹐发表最新战况的号外新闻一到﹐教授就停止讲课﹐和学生一起朗读新闻。日本这种举国 上下的爱国热忱﹐不仅使汪兆铭十分感动﹐也唤起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的爱国心﹐激发他们 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之中。 到1905年﹐仅仅在东京一地﹐就有中国留学生1万余名﹐这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空前的规模 。中国的革命家们纷纷在留学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党派﹐使日本成为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当时在日本主要有主张君主立宪的保皇党﹐和主张推翻异族皇帝的革命党。保皇党的代 表人物是康有为和梁启超﹐他们反对进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张承认清政府统治的合法性 ﹐在清政府的主导下进行渐进的立宪改革。保皇党在海外华侨中有不小的势力﹐但在日本 的血气方刚的年青留学生们﹐并不喜欢保皇党的渐进稳健主张﹐大多数都支持革命党激进 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时有很多革命党成立﹐由於中国历史上就有同乡结党的倾向﹐这些革命党都建立 在同乡会的基础上。有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黄兴﹑宋仁教的湖南派"华兴会"﹐章炳 麟的浙江派"光复会"等等。其中以孙中山的"兴中会"和黄兴的"华兴会"势力最大。黄兴身 材魁梧﹐仪俵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气派"﹐很为年青的留学生们所倾倒敬仰。 而孙中山则身材矮小﹐说话慎重﹐在留学生中间的人气不如黄兴高。但孙中山提出了一套 "三民主义"的革命理论﹐比黄兴派的单纯革命相比﹐在海外华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7月孙中山从美国再次来到日本﹐汪兆铭和胡汉民﹐朱执信等广东同乡一起拜访孙 中山﹐加入了孙中山的广东派"兴中会"。汪兆铭文思敏捷﹐擅长演讲﹐有很大的组织力和 号召力﹐很快脱颖而出得到孙中山的赏识并委以重用。由於当时的革命党都是各自为政﹐ 力量很分散﹐这次孙中山来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联合各派的革命党﹐组成一个统一的革命党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前往黄兴的住所拜访。 孙中山和黄兴都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大革 命家﹐但以前两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线上﹐出来没有见过面。 黄兴对孙中山的来访大喜过望﹐黄兴紧紧握着孙中山的手﹐半晌说不出话来。当时黄兴32 岁﹐孙中山40岁。可是孙中山和黄兴交谈不久﹐气氛就开始紧张起来﹐两人语气强硬﹐各 持己见﹐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後黄兴破颜一笑说﹕"孙先生﹐我服你了"﹐两 位革命巨星终於达成了联合。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党派的大联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 东京成立﹐孙中山被选为总理﹐汪兆铭作为同盟会的发起人之一﹐被选为评议部部长。新 建的同盟会最初设有三个部﹕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汪兆铭当选重要职务的评议部部 长﹐说明汪兆铭在革命党中有相当的影响力﹐那时汪兆铭才22岁。 同盟会最初的主要任务是搞宣传和制造舆论﹐1905年11月﹐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正式 创刊。《民报》特邀章炳麟担任主编﹐主要编辑则为汪兆铭﹑胡汉民﹑吴稚晖等人。汪兆 铭从《民报》的创刊号开始﹐一直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铭以"精卫"的笔名在《 民报》上发表文章。汪兆铭使用"精卫"的笔名﹐源自《山海经》里精卫填海的故事﹐含有 对革命锲而不舍之义。汪精卫的文章逻辑严密﹐笔锋锐利﹐有很大的影响力。当时《民报 》的主要对手是梁启超等保守派主办的《新民丛报》﹐汪精卫的文章以与保守派的改良主 张论战为主﹐宣扬暴力革命的必要性。1906年6月﹐汪兆铭从政法大学速成科毕业﹐在260 余名学生当中﹐汪兆铭成积名列第二。本来公费留学生在学成毕业後﹐有归国服务的义务 ﹐同级的大部份同学纷纷归国。但汪兆铭却不准备回国﹐决定留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由 於踰期不归就没有了公费资助﹐必须自己解决生活问题。幸好汪精卫日语较好﹐找到了一 份翻译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仅满足了自己的生活﹐还可以资助朋友。 同盟会成立後﹐革命派的势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压 力﹐要求取缔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尽管日本政府中﹐对中国留学生的革命行动持同 情态度的人很多﹐但由於考虑到与清政府的外交关系﹐开始对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反政府 活动进行限制。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发布的禁止中国留学生进行反政府活动的规定﹐ 但事实上对中国留学生的反政府活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1907年初﹐日本政府 迫于清政府的压力﹐"请"孙中山出国。 此後汪精卫跟随孙中山出走越南和马来亚等南洋各地﹐继续从事革命活动﹐这时汪精卫已 成为孙中山最为信赖的亲信之一。1908年3月汪精卫在马来亚的槟城结识了华侨巨富陈耕 基的女儿陈璧君。陈耕基积极支持孙中山的革命﹐经常为孙中山捐钱捐物﹐孙中山则定期 向陈耕基赠送《民报》等革命刊物。陈耕基的女儿陈璧君非常爱读《民报》﹐在孙中山等 人的革命思想影响下﹐陈璧君决心以实际行动投身革命。汪精卫到槟城演讲时﹐台下听讲 的陈璧君对汪精卫的风度和才识十分钦服。汪精卫因为革命的公事不时走访陈耕基家﹐所 以也经常见到陈璧君。但每次陈璧君与汪精卫见面都是在母亲卫月朗的陪伴下﹐没有单独 谈过话。 1908年汪精卫26岁﹐陈璧君17岁﹐正是男女热恋的年龄。当时虽然两人之间都很有好感﹐ 但还只是革命同志的关系﹐没有发展到恋人的地步。另外阻碍他们成为恋人的还有另外一 层原因﹐那就是汪精卫和陈璧君都已经和别人订婚。根据中国的传统习惯﹐陈耕基为陈璧 君选了一个华侨巨商的儿子订了婚﹐而且准备在近期内就让陈璧君结婚。陈璧君读了《民 报》等宣扬西方个人主义思潮的书报後﹐思想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选择结 婚对象的自由结婚。陈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谈到革命﹐谈到自己将来准备投身革命。她的未 婚夫却思想十分保守﹐对革命也没有任何兴趣﹐他对陈璧君说﹕"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 搞革命象什麽样子﹖"。由於两人思想差距太大﹐陈璧君最後终於选择"退婚"。陈耕基开 始不同意"退婚"﹐但无奈陈璧君态度坚决﹐只好同意让陈璧君"退婚"。 汪精卫少年父母双亡﹐所以长兄汪兆镛在他15岁时﹐为他选择了一个同事的女儿刘氏订了 婚。汪精卫在日本参加革命後﹐汪兆镛经常来信训斥汪精卫忘恩负义﹐拿了朝廷的公费出 国﹐到国外却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镛要汪精卫立即悬崖勒马﹐放弃革命回国为朝 廷尽忠。其实汪兆镛也并非坚决反对汪精卫搞革命﹐只是怕汪精卫成为朝廷的罪犯後连累 他们整个家族。汪精卫也明白长兄的用心﹐在清政府发出对他的通缉令後﹐汪精卫写信给 汪兆镛﹐表示断绝与家庭的关系﹐解除婚约。汪精卫在信中说﹕"罪人兆铭在日本从事革 命之事﹐已被朝廷发觉﹐谨自绝于家庭﹐以免相累。。。吾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谨请 谅鉴。罪人与刘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约﹐但既与家庭断绝﹐则此关系亦当随之断绝。请 自今日始﹐解除婚约"。汪兆镛接到汪精卫的断绝信後﹐退还了刘家的订婚聘礼﹐为汪精 卫解除了婚约。 陈璧君退婚後﹐倔强地要求到日本参加革命﹐陈耕基只好同意陈璧君去日本。1908 年7月 ﹐陈璧君搭乘荷兰客船来到日本﹐在孙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会﹐到《民报》编 辑部帮忙﹐和汪精卫在一起工作。陈璧君到《民报》後﹐编辑部的气氛一下活跃了起来。 本来《民报》的编辑们都是些穷书生﹐生活十分拮据﹐极少去饭店吃饭。陈璧君却是个阔 小姐﹐口袋里总有花不完的钱﹐经常请大家去高级饭店聚餐畅饮﹐使这些编辑们大为开怀 。在这些未婚的年青编辑中﹐陈璧君成了他们追求的对象﹐然而陈璧君却逐渐倾心于汪精 卫。 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 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象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 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 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 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 爱汪精卫﹐但汪精卫却从来没有碰过陈璧君一个指头。後来汪精卫说﹕正因为他太爱陈璧 君﹐他才没有碰陈璧君一下﹐他不想毁了陈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卫後来真的实践了他的诺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和革命同志陈璧君结婚﹐举行了盛 大的婚礼。汪陈的革命婚姻在当时一时传为佳话。汪精卫婚後也一直严守一夫一妻的准则 ﹐从来没有外遇和桃色新闻﹐汪精卫的道德人品在当时的革命家中无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进入最困难的时刻。六次武装起义相继失败﹐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 中。此时梁启超等保皇党乘机攻击革命党的暴力革命﹐批评革命党领袖是唆使别人送死而 自己谋取名利的"远距离革命家"。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 骗人于死﹐己则安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的批评反响很大﹐一 时在海外华人中掀起批评了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不久这场批评的矛头就开始指向孙中山﹐有人写了《孙文十四大罪状》一文﹐揭露孙中山 贪污革命经费2万元自用。当时孙中山独揽同盟会中的经费大权﹐从不公开 经费的使用情 况﹐所以人们怀疑孙中山贪污也不是无中生有。虽然孙中山到底有没有贪污的问题一直没 有搞清楚﹐但这场批评对孙中山在党内的威信影响极大﹐同盟会中出现也了反孙运动。章 炳麟的浙江派公开反对孙中山﹐宣布脱离同盟会﹐恢复他们以前的"光复会"。黄兴的湖南 派持中间态度﹐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大量出现﹐一时间革命陷入失败的边缘。 在此情况下﹐汪精卫站了出来﹐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 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 真实的汪精卫（二） 林思云 第一部分之二、 玉石共焚 1905年孙中山联合海外各派革命党组成同盟会，主张用暴力的方式来推翻清王朝。到1908 年冬，同盟会已经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但都相继失败，大量革命青年为此失去宝贵的生 命，梁启超等保皇党则乘机批评革命党的暴力革命。 梁启超特别批评革命党领袖们，自己躲在安全的海外，却唆使别人在国内搞送死的暴力革 命。1908年冬，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撰文批评革命党领袖们︰"徒骗人于死，己则安 享高楼华屋，不过'远距离革命家'而已"。梁启超批评革命党领袖的"远距离革命家"作风 ，批评他们唆使别人送死而为自己谋取名利的作法，一时在海外华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掀起了一股批评革命党领袖的风潮。 同盟会内部也出现了反孙中山的运动，一些人主张"革命之前必须先革革命党之命"。反孙 派攻击孙中山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批评孙中山近似于独裁的领导作风，说孙中山"办 事近于专横，常令人难堪"，第二是批评孙中山不公开革命经费的使用情况，不少人怀疑 孙中山将革命经费挪作私用。 1907年日本政府"请"孙中山出国时，日本朋友公开赠送孙中山的赠款就有20000余日元（ 当时普通日本工薪阶层的月薪不过二、三十日元），而孙中山只给《民报》留下2000元经 费，其余自己全部带走，使《民报》经常陷于经费拮据的苦境。1908年冬，《民报》主编 章炳麟和孙中山诀别，章炳麟说︰日本人向孙中山赠送的赠款，本来是赠送给革命党的革 命经费，孙中山却把这些钱当作赠送给他个人的私人赠款使用。章炳麟批评孙中山这种作 法"实在有损我同盟会之威信，而使日人启其轻侮之心"。 在"远距离革命家"批判和"倒孙狂潮"的夹攻下，党内党外对革命灰心和怀疑的人士大量出 现，同盟会一时间陷入失败的边缘。汪精卫是同盟会中无条件坚决支持孙中山的孙派骨干 ，为了挽救革命、挽救同盟会，汪精卫主动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杀清政府高官，用鲜血来证 明同盟会的领袖不是贪生怕死的"远距离革命家"，使党内党外的怀疑人士重新树立起对革 命的信心。 汪精卫刺杀清政府高官的设想，并不着眼于暗杀计划本身是否成功，而是着眼于用鲜血回 击同盟会领袖是"远距离革命家"的讥讽，挽回民众对革命党的信心。汪精卫写给孙中山的 《致南洋同志书》中写道︰"吾侪同志，结义于港，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 决心，使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今者北上赴京，若能唤醒中华睡狮，引导反 满革命火种，则吾侪成仁之志已竟。" 作为同盟会中坚分子的汪精卫，在北京行刺被捕的消息传来后，海内外对孙中山同盟会的 看法大为改变，梁启超的"远距离革命家"批判不攻自破，人们重新树立起了对革命党同盟 会的信心。可以说当时同盟会的困境，很大程度上是靠汪精卫牺牲自己的烈举挽回的。如 果当时汪精卫被清廷处死，汪精卫毫无疑问要作为中国历史上的钦定英雄，永远载入史册 。汪精卫在《致南洋同志书》中的一段话，也在当时被流传为佳话︰"此行无论事之成败 ，皆无生还之望。即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也。" 汪精卫最有名的文章是发表于《民报》26期上的《革命之决心》一文。汪精卫在文中说︰ 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 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 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 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 己当作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 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来日 本留学的同乡，也是长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作大哥看待。胡汉民 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 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 汪精卫则说︰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 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弥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 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 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 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但不管 汪精卫说什么，胡汉民都坚决反对汪的北上行刺计划。汪精卫临走时不敢向胡汉民告别， 怕胡汉民会硬把他留下，于是咬破手指给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胡汉 民见到血书时，当场哭得昏了过去。 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并不反对用行刺清廷高官的形式，来挽回和唤醒民众对革命的信心 。但考虑到汪精卫是同盟会中非常难得的人才，所以孙中山并没有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北上 行刺计划，但也没有表示反对。因为没有孙中山等同盟会领导人的明确支持，汪精卫不得 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作革命之薪的人。汪精卫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 黄复生是四川人，和汪精卫一样也是发起同盟会的元老，担任同盟会的高层干部。黄复生 读了汪精卫《革命之决心》一文后非常感动，对汪精卫说︰"我也愿意作革命之薪"。汪精 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 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 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 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 汪精卫再找到同盟会中会作炸弹的喻培伦，请他帮助作炸弹，喻培伦也爽快地答应了，愿 意和汪精卫一同北上。当然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 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 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也让那位说 风凉话的人羞得恨不得钻入地缝。可惜现在再也看不到陈璧君那样有志气撕毁自己外国护 照的烈女了。 汪精卫计划他和黄复生先到北京作好准备，然后喻培伦、陈璧君等人再携带炸弹到北京。 1909年10月，汪精卫、黄复生两人先乘英国船到天津，同盟会的郑毓秀迎接他们。郑毓秀 的父亲是天津有名的实业家，她本人精通外文，是天津有名的交际花。郑毓秀经廖仲恺介 绍加入同盟会，这次廖仲恺特别写信给郑毓秀，要求她全力帮助汪精卫等人的暗杀行动。 汪精卫平日接触的都是陈璧君那样的革命烈女，见到郑毓秀这样风姿绰约的美人交际花， 觉得十分不自然。 汪精卫说︰"听说最近北京的火车站盘查得很严。我们这些男人携带炸弹容易引起怀疑， 想请你帮我们把炸弹带入北京。不过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炸弹在路上一不小心就有可 能爆炸。。。"郑毓秀当即答应︰"如果不会爆炸，还叫什么炸弹？这事就交给我了。"汪 精卫是个相貌英俊的美少年，又精通诗词文章，郑毓秀对汪很是倾心，多次以教她作诗为 借口和汪精卫接近，汪却极力避开和郑毓秀的单独接触。汪精卫此时已经下定决心象柴薪 那样为革命献身，早把男女私情置之度外，和郑毓秀的关系从来没有越过同志的关系。后 来郑毓秀感叹说︰"汪精卫真是少见的道学先生"。 汪精卫和黄复生到北京的琉璃厂租了一栋房子，挂上"守真照相馆"的招牌，因为照相馆的 暗室最适合搞炸弹的组装，照相馆里飘出化学药品的味道也不会引人怀疑。不久喻培伦传 来话︰正月十五（1910年2月10日）将带铁西瓜入京，请汪等人去前门车站接站。汪精卫 和黄复生赶到前门站，见郑毓秀挽着一位白人绅士的手悠然走出车站，白人绅士的手里提 着一个沉重的皮箱，里面装着炸弹，车站的警官看也没看就让他们走出了车站。原来当时 外国人在中国有治外法权，因此没有人敢随便检查外国人的行李。这个白人是法国大使馆 的职员，曾一直追求郑毓秀，这次郑毓秀请他帮忙，那人当然一口答应。 炸弹运到北京后，喻培伦和陈璧君也赶到北京，他们一起商量暗杀的具体计划。第一次暗 杀行动是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贝子和贝勒为清王室的爵位名，亲 王之下为贝子，贝子之下为贝勒）。2月底载洵和载涛从欧洲访问返京，汪精卫等人准备 在载洵和载涛走出前门车站时，投掷炸弹炸死载洵和载涛。当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 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 君则在骡车上接应。但没有想到当时清廷正搞廉政运动，载洵和载涛不摆架子，混杂在一 般民众中一起出站。由于出站的人群中戴红顶子官帽的人极多，汪精卫和黄复生无法识别 目标，只好终止暗杀计划。 这次刺杀失败后，汪精卫等人把暗杀的目标定为清廷的最高领导人摄政王载沣。他们吸取 了上次计划不周而失败的教训，开始详细调查载沣的行踪。醇亲王载沣的醇王府在什刹海 附近，载沣每天早上8点出王府，经过鼓楼大街从景山后门进入皇宫。汪精卫等人本准备 在鼓楼大街的矮墙后投炸弹，但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闲杂人太多，无法行动。他们 后来注意到什刹海和后海分界处的一座小桥银锭桥，环境非常僻静，而小桥附近又有一条 阴沟可容藏身。于是汪精卫决定事先将炸弹埋在小桥下，汪精卫自己藏身于阴沟里，待载 沣过桥时用电线引爆炸弹，和载沣同归于尽。 1910年3月31日深夜，黄复生和喻培伦前往银锭桥埋炸弹，留下汪精卫和陈璧君两人。陈 璧君知道汪精卫明天将在爆炸中和载沣同归于尽，这将是他们两人最后的一夜。陈璧君拉 着汪精卫的手轻声地哭泣，汪精卫本想找一些话安慰她，可是却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汪 精卫内心是深爱陈璧君的，他也知道陈璧君同样深爱着他，但汪精卫越爱陈璧君，就越不 愿看到陈璧君为了他而失去一生的幸福。汪精卫努力压下和自己心爱之人的生死离别之情 ，只是拉着陈璧君的手默默无语，让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 突然喻培伦匆匆跑进来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不久黄复生也跑回来说 ︰"警察已经发现我们的炸弹了"。 本来他们以为在寒冬的夜晚人迹稀少，在寒冷的深夜行事不会有人发现。可是天公不作美 ，银锭桥附近一家人的妻子突然和别人私奔，男人晚上妒气得睡不着觉，深夜走出家门去 散气。该人走到银锭桥附近，忽然看到有人影在桥下挖土，他立即联想到人们埋藏财宝的 故事，于是潜伏在一旁偷看，想事后取走财宝。可是看到黄复生和喻培伦，埋好炸弹后又 开始拉电线埋电线时，该人感觉到情况不对，这不是埋财宝，而是一个重大的阴谋，于是 从藏身之处跑出来前去报警。 黄复生和喻培伦刚埋好炸弹，忽然看到从附近闪出一个黑影跑走，立刻意识到他们的行动 被人偷看到了。于是喻培伦先跑回去向汪精卫报告，黄复生则在附近监视。不一会儿那个 男人带着两个巡警前来，黄复生意识到他们的计划已彻底暴露，也跑回去向汪精卫等人报 警。喻培伦建议他们现在立即离开北京，还来得及逃过清廷的追捕。但汪精卫说虽然发现 了炸弹，但警察未必就能查出来是他们干的，所以不用着急，看看风头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了银锭桥下发现炸弹，有人想行刺摄政王的新闻，不过报纸上 的分析却都认为这是清廷内部的势力斗争。有人说炸弹中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 载洵贝子和载涛贝勒正好刚从伦敦回来，很可能是他们搞的暗杀阴谋；也有人分析认为是 庆亲王想篡权的阴谋，但没有一篇新闻怀疑到革命党，使汪精卫等人大为安心。三天后又 有报纸登出新闻，说银锭桥炸弹案的凶犯已经抓获，汪精卫等人更为安心，于是开始策划 下一次行动，让喻培伦去东京买炸药，陈璧君去南洋筹款，汪精卫和黄复生继续潜伏在北 京进行下一次暗杀的策划。 然而汪精卫等人却中了清廷的计谋。清廷警察发现炸弹后，立即明白是革命党所为。为了 防止暗杀者们逃跑，清廷故意向新闻界放出朝廷内部暗斗和凶手已经捕获的小道消息，使 暗杀者们安心留在北京。清廷警察发现炸弹中的炸药是外国制，但几颗螺丝钉却是新近制 作的。警探到北京市内各个铜铁店调查，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铺认出螺丝为该店所作， 是琉璃厂"守真照相馆"的老板要求他们作的。警探开始监视"守真照相馆"，正好赶上"守 真照相馆"搞装修，一些密探混入装修工人中，从"守真照相馆"中盗出了革命党的机密文 件，发现这次暗杀正是革命党所为，首谋就是清廷出10万两白银悬赏人头的朝廷钦犯汪精 卫。1910年4月16日，警察包围了"守真照相馆"，将汪精卫和黄复生一举抓获。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是清朝建国元 勋八大世袭王室的第一家，是当时清廷中头脑见识过人的少有人才。顺便说几句题外话︰ 辛亥革命成功后肃亲王亡命日本租界旅顺，和日本人川岛浪速结拜兄弟，并将一个王女托 川岛浪速收养，这就是后来有名的川岛芳子。肃亲王看到从汪精卫身上搜缴的三篇汪精卫 的亲笔手稿《革命之趋势》、《革命之决心》、《告别同志书》之后，感慨万分，非常佩 服汪精卫的人品见识，更佩服汪精卫为革命献身的精神。肃亲王对清廷的腐败也感到深恶 痛绝，所以对革命党人的反叛行为也十分同情，他后来说︰"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王族，我 早就加入革命党反叛朝廷了"。 由于清廷已经宣布预备立宪，1910年4月25日清廷法部按照文明国家之法，开庭审理汪精 卫行刺未遂案。汪精卫在被告席上昂首挺胸，慷慨陈词地宣读了他即时写成的四千余言的 供词︰"本名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时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均刊登于《民 报》，不再多言。孙中山先生起事兵败后，我决心炸死载沣以振奋天下人之心。。。"。 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不但没有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行刺的主谋，希望以此来 为对方减轻刑罚，令在场人士十分感动。 看到汪精卫和黄复生视死如归，保护同志的场面，肃亲王意识到︰革命党人行刺的目的就 是玉石共焚、杀身成仁，他们早已作好"薪尽饭熟"的献身准备。杀了他们不仅不能吓倒那 些不怕死的革命党人，反而会激发民众对清廷的憎恶和反感。本来加害皇族是满门抄斩的 死罪，但肃亲王决定从轻发落汪黄二人，以安抚天下人心。摄政王载沣最初主张立斩汪黄 二人，但经过肃亲王的反复劝说，同意从轻发落汪黄二人。1910年4月29日，清廷以汪黄 二人"误解朝廷政策"为由，免除汪黄二人死罪，判处二人永远监禁。 汪精卫接到免死的判决时，有捡来一条命的感觉。汪精卫入狱后，肃亲王亲自到狱中看望 汪精卫。汪精卫以前以为清廷的官员都是愚钝无能的昏官污吏，没想到肃亲王肯屈身访问 他这个囚犯，而且以礼相待，谈吐文雅，让汪精卫十分吃惊，也很佩服肃亲王的见识才干 。后来人们问起汪精卫对肃亲王的印象时，汪精卫说︰"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 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 ，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目前朝廷正 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 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 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倾耳听听我们的看法 。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偏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 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平地起 风波的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用和平 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量人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 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吗？" 汪精卫反论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 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 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 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唯一道 路。" 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 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 汪精卫和肃亲王的辩论总是在两条平行线上，谁也说服不了谁。当年汪精卫正值年青的28 岁，而肃亲王却是初老的45岁，但两人都对对方的才学见识产生了敬佩之心。肃亲王原想 说降汪精卫为清廷效力，但见汪精卫革命志坚，也就没有再为难汪精卫。后来肃亲王不时 来狱中看望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关系似乎不是政敌，倒有些近似朋友的关系了。 孙中山在纽约得知汪精卫被捕的消息时喟然长叹道︰"兆铭是吾党一位大人才，失去他好 比断了我一支手臂"。同盟会东京总部和世界各地的支部也发起了营救汪精卫的行动，胡 汉民亲自奔走各地为营救汪精卫演讲筹款。通过营救汪精卫的活动，使一度陷于分裂的同 盟会内部开始弥合，也使民众重新认识到革命党的决心，对后来辛亥革命的成功起到了十 分重要的作用。 汪精卫在狱中无事，每日作诗。汪精卫狱中诗作最有名的一首是《被逮口占》（又名《慷 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 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 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汪精卫的《慷慨篇》从狱中传出后，立即被许多报纸争相转载，"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 头"也成为当时革命青年们广为传颂的诗句。 但监狱中的生活毕竟是艰苦的，每日三餐是一碗霉变的陈米和一条咸萝卜，另外每五天可 以吃到一次豆腐，逢年过节则每人赏赐肉半斤。一天汪精卫正在苦嚼着黄米饭，忽然一个 狱卒给汪精卫塞进十个鸡蛋。这是谁送来的鸡蛋呢？汪精卫拿着鸡蛋仔细端详了半日，在 一个鸡蛋上写着一个小小的"璧"字，原来是陈璧君冒死到北京救他来了，是陈璧君买通狱 卒给他送来的鸡蛋，汪精卫忍不住热泪流出了眼眶。汪精卫那天晚上抱着鸡蛋睡了一夜。 第二天狱卒悄悄对汪精卫说︰"你有什么话写封信，我会转给送你鸡蛋的那个人"。汪精卫 感情激荡，当即写成一首《金缕曲》送给陈璧君。 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 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 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 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汪精卫在《金缕曲》后面，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 京。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我们两人虽 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 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 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 汪精卫为陈璧君的真情所感动︰自己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变的话， 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唯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呢 ？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也许他见到陈璧君的那一天，双方已是白发苍苍的垂暮之人，也 许他永远再也见不到陈璧君了。但又有什么比这种心中的结婚更具有真正的爱情呢？汪精 卫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大字"诺"。 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血书哭了三天，但也高兴汪精卫终于明白了自己的真情。于是陈璧君 按照汪精卫的话，离开北京前往南方参加革命。 此后革命的形势发展之快，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在短短 十几天内，全国二十多个省纷纷响应宣布独立。清廷为了挽回颓势，急忙宣布开放党禁， 释放政治犯，当然最大的政治犯就是汪精卫和黄复生两人。1911年11月6日，清廷宣布释 放汪精卫和黄复生，北京各界一千余人前往法部大狱门前欢迎这两位刺杀摄政王的义士。 1911年12月，汪精卫乘船到上海，那里陈璧君正等着他。从此这对经过革命生死考验的革 命夫妇正式成婚，以后两人再没有分离过，直到汪精卫死去。 辛亥革命成功后，汪精卫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后，一不作官，二不作议员，功成身退"的诺 言。汪精卫和陈璧君举办了盛大的结婚仪式后，返回他8年没有回过的故乡拜见兄长。然 后于1912年9月，携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留学。 真实的汪精卫（三） 林思云 第二部分《打倒独裁者蒋介石》第二部分之一 起草总理遗嘱的人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时，北京的满清政府依然存在， 满清政府的手中还握有比革命军更为强大的军队。这时中国面临两种选择，一种选择是双 方采用武力对决的手段，在中国进行一场大流血的"南北战争"，胜者用武力统一中国。如 果双方一时间僵持不下，中国就有南北分裂成两个国家的危险。另一种选择是双方采用和 平的议和方法统一中国，当时和平议和的关键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南北战争"能够避免吗 ？人们把视线聚焦在袁世凯身上。 现在中国人一提起袁世凯，就条件反射地在头脑中浮现出一个"窃国大盗"的形象，简单地 把袁世凯划为开历史倒车的人民公敌，但实际上的袁世凯并非如此简单。由於袁世凯是国 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的敌人，所以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对袁世凯大加诋毁，把袁世凯描绘成 一个充满权力欲的野心家，一些历史书还误传袁世凯出卖谭嗣同等人的恶迹。其实1912年 ，袁世凯在大部分中国老百姓心中的威信，要远大於孙中山。在清末，袁世凯就象当年苏 联的叶利钦一样，是清政府中改革家的代表，清政府後期的诸多改革，多数出自袁世凯之 手。在叶利钦上台以前，谁会预测到他会从民主的旗手变成独裁的君王呢？袁世凯也象叶 利钦一样，上台前也曾赞美声一片。 孙中山的民国临时政府向袁世凯提出了两个最基本条件：清帝退位和采用西方式的共和制 国体。对於清帝退位，袁世凯等汉族大臣基本全部赞成，可是在打倒清帝後，中国该采用 什麽国体的问题上，双方意见分歧较大。袁世凯本来是梁启超等人"开明专制"的支持者， 也认为中国不适合搞共和制。不过袁世凯还是同意了南方政府采用共和制的方案，但要求 中华民国总统有近似於独裁的权力。最後南方政府同意了袁世凯的集权总统方案，南北政 府合并，使中国避免了内战和分裂的危险。 如果说袁世凯有什麽"功绩"的话，应该首推"统一中国"。当时革命党人十分激进，不少人 提出了分省自治的提案，如果当时没有袁世凯坚持维持一个强权的中央政府，中国很可能 就要分成几个国家。另外蒙古和西藏当时是清王朝的藩属国，辛亥革命後，俄国和英国曾 设法谋求蒙古和西藏脱离中国，但袁世凯积极与列国交涉，保全了中国对蒙古和西藏的主 权。 袁世凯出任第一任中国民国总统，并非窃取了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而是当时的 众望所归。袁世凯虽然赞成孙中山"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但并不赞成孙中山的"民 权主义""民生主义"，而倾向於搞开明专制。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的革命目标是"民族主义 ""民权主义""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辛亥革命虽然实现了三民主义中推翻异民族统治的" 民族主义"目标，可是在平均地权、男女同权方面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方面，却几 乎没有达成当初的目标。不少同盟会成员批评孙中山不应该放弃同盟会当初的平均地权、 男女同权等革命目标，汪精卫也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同盟会不要仅仅满足於打倒满族人政 府，但孙中山却以为这样的妥协是必要的。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任命了蔡元培、宋教仁等多位南方政 府人员组成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曾邀请汪精卫这位全国着名的反清英雄出任广 东省都督，这对於一个还不到30岁的青年来说，是极有诱惑力的官职，但汪精卫却婉言谢 绝，实践了他革命成功後"不作官，不作议员"的承诺，於1912年9月携陈璧君一齐前往法 国留学。 为了在议会中对抗袁世凯的总统强权，同盟会联合其他一些党派，在1912年8月成立了中 国国民党，孙中山出任国民党理事，宋教仁出任理事代理，但国民党的实权基本上掌握在 宋教仁手里。随着政局的发展，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和袁世凯的开明独裁路线的分歧越来越 大，最後发展成为公开的斗争。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的实际领导人宋教仁在上海被暗 杀，南方的革命派一齐举起了反袁的旗帜，这就是所谓的"二次革命"。 "二次革命"开始後，汪精卫应孙中山之招，从留学的法国紧急回国，参加革命。但"二次 革命"的革命军在袁世凯的强大政府军面前很快土崩瓦解，1913年9月1日的南京陷落，标 志着"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失败後，孙中山亡命日本，汪精卫亡命法国。 "二次革命"失败後，汪精卫的人生观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以前汪精卫以为中国的一切罪恶 之源就是满清政府，只要打倒了满清政府，中国就一下会变成一个民主强盛的国家。但是 汪精卫万万没有想到自己曾经为之献身的革命事业，竟然得到这样一个结局，革命不但没 有使中国民主强盛起来，反而比以前清王朝的时代还要糟糕。一个人对一个事业投入的越 多，对事业失败的悲痛和挫折感就越大。汪精卫曾把自己最宝贵的生命都交给了革命，却 换来了这样一个残酷的现实，使汪精卫的革命理想消失得无影无踪。汪精卫一下从一个狂 热的革命青年，变成一个踌躇多疑的政治家。 在法国，汪精卫进入法国里昂大学攻读社会学。汪精卫在法国学习很勤奋，似乎想远离政 治的漩涡，但中国政局的发展，又把汪精卫带回到了激烈的政治斗争中。1914年7月，孙 中山在日本成立了中华革命党。1915年12月，袁世凯废除共和制，改中华民国的国号为" 中华帝国"，自己宣称为中华帝国皇帝。袁世凯的帝制复辟，在中国引起了新一轮反袁运 动，就是所谓的"三次革命"。汪精卫在孙中山的急招之下回国，参加了反袁护国军。袁世 凯军队在反袁军面前节节败退，袁世凯不得不在1916年3月宣布取消帝制，恢复共和制， 并在6月6日急病而死。 尽管汪精卫一直是反袁先锋，把袁世凯称为"人民公敌"，但袁世凯并不记恨汪精卫，反而 非常欣赏汪精卫的胆识和才能。在汪精卫流亡法国期间，袁世凯曾经托蔡元培找汪精卫， 请汪精卫回国作总统府的高级顾问，但汪精卫拒绝了袁世凯的邀请。从历史上来看，汪精 卫并不是一个特别喜欢追逐权力的野心家。 "三次革命"表现出中国的老百姓对几千年来延续的帝制已经厌烦，使在中国复辟帝制的企 图再也无法得逞。虽然"三次革命"成功地阻止了袁世凯的复辟帝制，但孙中山的国民党并 没有得到政权。袁世凯死後，政权依然掌握在握有枪杆子的北洋军阀手中。当时中国之所 以形成军阀混战的局面，是由於中国没有征兵制、也没有军官退休制度。当时在中国征召 士兵并不是由国家机构统一进行，而是由各路将军私人征召，这就形成了士兵不忠於国家 而忠於个人的私家军制度。 孙中山虽然长年从事革命，在民众中也有较高的威信，但由於没有自己的私家军，所以一 直无法走上政坛。这使孙中山痛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感到有必要创建一只效忠於 自己的军队。但孙中山本人的职业原是医生，自己并不懂军事，也没有带兵打仗的经验。 而孙中山周围的忠实追随者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等人都是书生，没有会带兵打仗的将 军。孙中山开始着重搜罗军事人才，在日本军事学校毕业的蒋介石，很快受到了孙中山的 青睐。 1917年苏联成立以後，开始了输出共产主义的革命外交，中国成为苏联革命外交的最重要 国家。苏联宣布放弃沙皇时代与中国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使中国人民对新兴的苏联政 权产生了极大的好感。苏联看中了孙中山的国民党，而孙中山也正好急需外国的支援，以 前积极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在提出苛刻的21条後，已经遭到中国人民的反感。於是孙中山开 始在苏联的援助下筹建一只完全效忠於自己的国民党军队，1924年6月创建了黄埔军校， 委派蒋介石出任校长。 由於孙中山接收了苏联援助，苏联要求孙中山和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进行合作，孙中 山答应了苏联的联共要求。但孙中山的联共政策，特别是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 民党，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的反对之声。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包括汪精卫和胡汉民 ，以及刚从苏联考察归来的蒋介石也都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策，只有廖仲恺积极支持联共 。所以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基本上是靠孙中山个人的威信强行实施的，这就为孙中山死後国 民党内的清党清共，埋下了伏笔。 1924年10月，直系军阀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政变，北京出现了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 临时联合政府。临时联合政府邀请孙中山到北京共商国事，於是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的随 行下前往北京。孙中山到达北京後立即病倒，送协和医院诊断为肝癌，从此卧床不起。 1925年2月，孙中山病情加剧，急忙电请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人赴京。汪精卫等人本 以为孙中山会主动提出立一个遗嘱，指定自己的接班人。可是一直到2月24日，仍不见孙 中山有立遗嘱的意思，於是汪精卫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商定，先为孙中山起草一个遗嘱 ，再根据孙中山的意思修改。 孙中山的遗嘱由汪精卫起草，汪精卫写好遗嘱後，和宋子文、孔祥熙等人一起来到孙中山 的病榻前。汪精卫眼含泪水对孙中山说："希望总理留下一些话，好让我们去做。我们恳 请总理生前留下遗嘱。" 宋子文和孔祥熙也说："汪先生是代表在京的政治委员会提出这 个意见的"。 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什麽呢？" 汪精卫说："我们预备好了几句话，读给总理听。总理如果赞成，便签个字，当作总理的 话。如果总理不赞成，便请总理另外说几句话，我可以代笔记下来，也是一样。" 於是汪精卫掏出写好的遗嘱，大声朗读起来："余致力於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 中国之自由平等……"。孙中山听完後说："好呀，我很赞成。"，没有一字添改。於是这 篇汪精卫写的"总理遗嘱"，就当作孙中山的政治遗嘱公开发表。 为什麽孙中山没有主动提出自己的遗言，为什麽孙中山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仍然是一 个不解之谜。由於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结果造成了後来国民党内部长期内斗不断，这 也是孙中山埋下的不幸之种。也由於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国民党内没有人敢接任总理 之位，只好宣布取消总理制，把总理这一称呼永远让给孙中山。此後国民党的领导体制开 始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 孙中山之後的国民党中，汪精卫是呼声最高的接班人。汪精卫是同盟会中资格最老的一辈 ，有敢於自我牺牲的英雄光荣史，有革命成功後不谋求当官的君子风度，更有鲜有人比的 文才和口才，这在国民党中都是无人可比的。加之汪精卫的个人生活作风也非常为人称道 ，汪精卫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的国民党高官中，都是鲜有人能 够做到的。 在1925年7月1日，孙中山原来的大元帅府改组，改为国民政府，设国民政府主席为最高领 导人。在中央政治会议上，汪精卫以全票当选国民政府主席，成为孙中山以後第一位国民 党领导人。但汪精卫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这就是他没有一只忠於它的私家军，在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的中国社会中，汪精卫这样的文人书生，注定不能在最高领导人的位置上坐得 太久。 真实的汪精卫（四） 林思云 第二部分之二 短暂的汪主席时代 1925年3月12日，国民党总理孙中山逝世。由於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自己的接班人，汪 精卫以他在党内的资历和声望，被推举为孙中山之後的第一位国民党领导人。1925年6月 26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 孙中山，今後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 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汪精卫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兼任中央军事委员会主 席，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 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 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这是汪精卫一生中最为辉煌的 日子。 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工农"的三大政策，积极任命了一批共产 党员位居国民政府的要职。比如汪精卫任命共产党员的谭平山为中央党部的组织部长，毛 泽东为宣传部长，林伯渠为秘书长，帮助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工作，使共产党的势力在 国民党中取得了较大的发展。一时间汪精卫领导的国民政府似乎一切顺利，但一个多月後 发生的廖仲恺暗杀事件，一下使汪精卫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 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由各种势力混杂而成的政党，党内分有不少派阀。在孙中山生前，各 个派系畏於孙中山的威望，没有出现激烈的派系斗争。但孙中山殁後，国民党失去了威振 全党的重秤，党内的派系斗争开始表面化和激烈化。当时国民党主要分为左派和右派两派 ：左派支持孙中山的联共"三大政策"，其代表人物是廖仲恺，右派则反对孙中山的联共政 策，其代表人物是胡汉民。汪精卫则是中间偏左的立场。 胡汉民也是一直在国民党内地位很高的人物，曾多次在孙中山不在时，代理孙中山的大元 帅职务。孙中山去世後，胡汉民也是很有希望接任国民党领导人位置的候选人。然而在新 成立的国民政府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这使胡汉民非常不满。原来 在东京同盟会时代，胡汉民和汪精卫本是生死之交的密友，胡汉民曾为营救汪精卫而披心 沥血。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在权力面前，他们之间的友谊开始破裂，胡汉民开始支持 党内的右派反对汪精卫。这正应验了中国的古话："可以共患难，不可以共安乐"，权力对 人的腐蚀作用实在太大了。 1925年8月19日，廖仲恺在国民党部大门前，遭5名枪手的枪击身亡。廖仲恺被刺案惊动了 刚刚成立的国民政府，汪精卫亲自组成了特别委员会，调查廖仲恺被刺案的凶手。可是汪 精卫没有想到调查的结果，却显示出胡汉民是刺杀廖仲恺的幕後策划者。汪精卫念及当年 他们两人在东京时代的旧情，没有公开处分胡汉民，只是将胡汉民以国民政府特使的名义 派往苏联考察。1925年9月22日胡汉民前往苏联，但汪精卫这个举动被一些国民党左派批 评为有徇情枉法之嫌。 廖仲恺一死，汪精卫就成为国民党左派的代表人物，遭到一批国民党右派的猛烈反对。由 於右派的台柱人物胡汉民被迫离职出国，国民党右派在广州政府已无法立足，於是他们跑 到北京另立中央。1925年11月23日，戴季陶、林森等一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 委员，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的灵前，召开了自称为"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这就是所 谓的"西山会议"，与会者也被称为西山会议派。西山会议以反对联俄联共、反对汪精卫" 左倾"为主要议题，通过了一系列反对联俄联共的决议案，并罗列汪精卫"为共产党护符" 的九大罪状，宣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半年，以观後效。 虽然右派的反汪气焰十分嚣张，但由於最为重要的军权仍掌握在左派手里，所以西山会议 并没有形成很大气候。1926年4月1日，广州国民党中央召开了"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 会"，汪精卫在会上重申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汪精卫说："西山会议派打出反 对联俄联共的旗帜，就是打出反对孙中山先生的旗帜，所以成为总理的叛徒，革命的蟊贼 "。 汪精卫的左派立场得到了共产党和苏联政府的高度评价，在汪精卫当政期间，共产党的确 得到汪精卫很多的关照，要不是汪精卫後来当了"汉奸"，共产党很可能要把汪精卫和张学 良并列起来，誉为反蒋英雄。在"国民党二大"上，汪精卫当选执掌最高权力的中央执行委 员会主席，但此时蒋介石却以"流星般的速度上升"，成为党内仅次於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 。 1924年1月举行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等人 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而蒋介石不但不是中央委员，连候补委员都不是。但1924年5 月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後，一举成为国民党党军：国民革命军的实际最高领导人。在 中国往往是得军队者得天下，蒋介石凭借掌握的军权，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飞速上升。当然 蒋介石的跃升，在相当程度上也得益於汪精卫的大力提拨和重用。1925年10月，汪精卫以 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 。汪精卫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小字辈蒋介石，居然会在一年後成为掌握国民党 的实权人物。蒋介石东征陈炯明取得胜利後，在国民党中名声大振。1926年1月国民党第 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蒋介石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成为 国民党中最有实力的人物。 不过蒋介石能够飞速掌握国民党的实权，还与汪精卫过於淡泊权力有关。汪精卫在党内的 资格最老，和孙中山的关系最近，又有敢於自我牺牲的英雄事迹，所以汪在国民党内的声 望首数第一。汪精卫为人诚实、不贪钱财、特别是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不抽烟、不酗 酒、不赌博、不近女色，这在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和他周围的 污浊形成了极为鲜明的对比。汪精卫在国民党内是类似於"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敬 的革命老英雄。但大家总是对汪精卫敬而远之，在国民党内从来没有形成过所谓"汪精卫 派"，这是为什麽呢？ 中国有句格言说："水至清则无鱼"，汪精卫品格过於清廉，所以愿意跟随他的人就很少。 在中国善於玩弄权术的人总是以"封官许愿"等物质刺激的方法，来召集网罗自己的跟随者 。汪精卫不但不搞"封官许愿"，还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於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麽好 处，所以愿意跟随汪精卫的人就很少。另外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 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 婉言谢绝。按照西方的标准，汪精卫这样有出色口才笔才，又有充分政治责任感和生活清 廉的人，是非常理想的政治家。可是汪精卫这样西方型的政治家，却不适合於中国污浊的 政治土壤，这也是汪精卫一生的悲剧所在。 对於具有走向权力顶峰野心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是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蒋介石刚开始 时是以一个积极拥共的左派形像出现，曾发表声明痛斥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反汪行为，得到 了汪精卫的信任和重用。但蒋介石成为国民党内仅次於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後，就开始向 反共的右派靠拢，成为右派的领袖人物。为什麽国民党内会出现强大的反对"联俄联共"的 右派势力呢？这其实与苏联的中国政策有关。 1923年列宁的秘书马林访问孙中山，表示苏联准备在政治和军事上，积极支持孙中山的国 民党。孙中山对苏联也很有好感，两人一拍即合，达成了协议。从此苏联向孙中山提供大 量的金钱武器，孙中山靠苏联的支援建立起黄埔军校，创建起一只国民党自己的军队。但 孙中山得到苏联支持的代价也不小，孙中山特聘苏联人鲍罗廷为国民党的政治顾问，鲍罗 廷在国民党中有极大的发言权，国民党的各项政策行动都要征求苏联代表的同意。孙中山 殁後，汪精卫的国民政府决心完成孙中山的遗志，北伐统一中国。但北伐所需的武器军费 ，全靠苏联人提供，随着苏联对国民党援助力度的加大，苏联派遣了大批军事顾问进入国 民革命军的各个师团。 但苏联顾问们并不懂尊重中国的礼节和习惯，在国民党军队中以傲慢的太上皇身份出现， 对国民党军队的内部事物指手画脚，引起了很大一部分国民党军人的反感，也使很多国民 党领导人怀疑苏联有在政治军事上控制国民党的野心。蒋介石曾叹息说："呜呼，赤化也 ，共产也，俄人掌握政权也。"接替鲍罗廷的苏联顾问季山嘉到任後，对中国人更是非常 傲慢，特别是季山嘉与国民党军队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私人关系极差，季山嘉见到蒋介石 ，不是冷笑就是挖苦，几乎反对蒋介石的每一项计划，这促成了蒋介石反俄的决心。 更为糟糕的是，季山嘉改变了以前苏联逐步改造国民党的计划，开始公然帮助中国共产党 在国民党中扩充势力，试图让中共从内部颠覆国民党，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政权。季山嘉向 国民军的各个师团派遣共产党员作党代表，当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80的党代 表都由共产党员担任。然而季山嘉的激进赤化行动，遭到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 的强烈反对。1926年3月18日，国民军最精锐的中山舰，在没有接到命令的情况下，忽然 驶入黄埔，中山舰除去炮衣摆出战斗阵势，停靠在黄埔军校旁，有搞军事政变的嫌疑。尽 管到现在为止，中山舰事件的真相仍然不很清楚，但有不少迹像表明可能是苏联顾问季山 嘉策划的。中山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中山舰的行为又让人联想到俄国十月革命时巡洋 舰炮击冬宫的历史画面，所以蒋介石认定共产党要搞暴动，於是下令包围苏联顾问公馆， 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械，将第一军中的党代表全体免职，并逮捕了中山舰长李之龙。 当时汪精卫是国民政府主席，又是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这麽大的行动事先不通知 汪精卫，显然是以"先斩後奏"的方式和汪精卫对抗。汪精卫对蒋介石无视合法国民党中央 政府而擅自行动的行为非常愤怒，准备召集中央委员处置蒋介石的越权行为，但大部分中 央委员却都替蒋介石说话，赞同蒋介石的排俄排共行动。汪精卫看到他这个最高领导人已 被蒋介石架空，如果他和蒋介石搞直接对抗，势必引起国民党内部的严重分裂。既然国民 党中央的大部分人都赞成蒋介石，为了维护国民党的整体利益，汪精卫决定以主动辞职的 方式，把政权交给蒋介石。 1926年3月22日，汪精卫在临时召开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说："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 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 此事一切善後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当时汪精卫之所以轻易把政权让给蒋介石，是因 为当时汪精卫以为蒋介石和他的对抗只是出於政治观点的不同，没有想到蒋介石上台後会 搞个人独裁。汪精卫本是一个淡泊权位的人，本来并没有和蒋介石争权的野心，但当蒋介 石明显在国民党内搞个人独裁後，汪精卫才站出来成为反蒋的核心人物。 1926年5月11日，汪精卫离开广州前往法国马赛。汪精卫辞职後，广州国民政府於6月6日 推选蒋介石为中央军委主席兼北伐军总司令。後来蒋介石又出任国民党中央常委主席，独 揽党政军大权於一身。蒋介石的排俄排共政策虽然得到了国民党中相当的支持，但国民党 北伐还要依靠苏联的经济军事援助，还没有和苏联摊牌的资本。所以蒋介石在处理中山舰 事件时，提出"对人不对俄"的方针，要求俄国撤回顾问季山嘉，重新派鲍罗廷任国民政府 顾问。苏联接受了国民党的要求撤回了季山嘉，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後，立即开始着手北伐。1926年11月，北伐军攻占了南昌、武昌，这引起了北 方军阀们的震惊。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等人组织起"安国军"和北伐军对抗。安国军司 令张作霖开始在北京搜捕共产党员，许多共产党员逃入苏联大使馆避难。由於苏联是北伐 军的总後台，张作霖不顾国际法，派军队强行进入苏联大使馆抓捕共产党人，并搜缴出多 份机密文件，包括蒋介石和冯玉祥向苏联借款的契约书以及苏联向北伐军提供武器的清单 表。张作霖从苏联大使馆抓出的中共最大级人物是李大钊，张作霖是一个头脑简单的武夫 ，立即判李大钊等二十人死刑，包括李大钊十七岁的女儿。 北伐军在军事上的进展虽然顺利，但蒋介石的独裁作风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党人的反感。尽 管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大部分国民党领导人站在蒋介石一边，赞成他排俄排共的"敢行"。 但是蒋介石当权後表现出来的独裁霸道，又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於是 "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的呼声四起。1927年2月，孙科等人组成"迎汪行动委员 会"，以国民党临时中央会议的名义，致电汪精卫，敦促他回国复职。蒋介石後来也挡不 住"拥汪"的浪潮，只好也打电报请汪精卫归国复职。在法国的汪精卫收到了雪片般飞来的 请求他回国复职的电报，最後蒋介石也打来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 国了"。 汪精卫看到这些电报後感叹道："看来我不回去不行了"。1927年2月下旬，汪精卫离开法 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从此汪精卫开始了他与独裁者蒋介石的斗争。但此时的蒋介石羽 毛已经丰满，汪精卫手里又没有军队，已经无法有效地抗衡蒋介石了。 真实的汪精卫（五） 林思云 第二部分之三 从拥共到反共 中山舰事件後，汪精卫自责辞去国民党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出国。蒋介石接任国民党主席 和中央军委主席，独揽党政军大权於一身。蒋介石上台後，虽然一改孙中山和汪精卫时代 的亲俄政策，但并没有和苏联人摊牌。苏联当时受到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孤立，在海外只 有中国国民党一个朋友，所以也不愿轻易和国民党把关系搞糟，苏联接受了蒋介石的要求 ，撤回态度傲慢的顾问季山嘉，重新派态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出任国民政府顾问，使苏联 和国民党的关系一时得到了缓和。 蒋介石上台後，1926年7月在苏联的支持下开始北伐。据近年的一些研究资料显示，苏联 对国民党政府提供了高达数百万美元（当时价格）的军事援助。当时中国是个穷国，各个 军阀并没有多少钱购买军火，而资本主义国家"死的商人"军火商，决不会象苏联那样提供 无偿的军事装备，所以苏联的援助使各个军阀部队在军事装备上，大大劣於北伐军。比如 大军阀之一张宗昌的部队，有三分之一的人没有枪，连军服也长年不更新，士兵们一个个 蓬头垢面，还有很多人连鞋都没有。部队里发的一点军饷全被各级军官装入自己的腰包， 张宗昌自己也生活非常靡烂，有妻妾42人，其中21人是白人。这样的军队没有战斗力也是 可想而知的。 当然苏联的援助也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允许共产党人在北伐所到之处发动工农，并在军队 中进行帝国主义问题、农民问题的激烈宣传。当时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来就很痛恨 ，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又使中国人的仇外情绪火上浇油，使北伐军和外国人造成了严重摩 擦。1927年1月3日，北伐军不顾中国军队不得进入外国租借的国际条约，强行进入英国在 汉口的租界，和英国的海军陆战队发生了交火，双方各有死伤。1月6日，北伐军再次强行 进入在九江的英国租借。如果是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大英帝国肯定再次纠集八国联军惩罚 中国，但一次大战後英国的国力大大衰退，只好默认中国军队武力收回汉口和九江租借。 可是1927年3月27日北伐军占领南京後，激愤的士兵的狂乱行动，引起了造成很大国际麻 烦的"南京事件"。北伐军进入南京後对外国领事馆、教堂、商社等进行了武装袭击，打死 英美法意等国6人，打伤数十人。特别是英国领事被北伐军士兵拉到市中心用青龙刀斩首 示众，英国领事夫人被27名北伐军士兵轮奸至重伤，此外还有上百名外国妇女被北伐军士 兵强奸。北伐军的"暴行"使列强们十分震惊：义和团又来了！英美在长江上的数艘军舰开 始向南京城内炮击报复，打死南京市民2000余人。不过日本军舰被政府下令不得开炮，日 本舰队司令驶回上海後自杀谢罪。他在遗书中说：他奉命不准开炮，以至海军保护侨民不 周，无面目以见国人。（据日本报道，日本在"南京事件"中重伤5人，被强奸者35人）。 蒋介石对这种情况非常担心：这样下去北伐势必引起各国列强的干涉，就要破灭国民党消 灭军阀统一中国的大业。蒋介石认为这一切都是共产党的帝国主义理论煽动所造成的，不 和共产党分家，北伐就不能成功。蒋介石下了"分共"的决心。尽管蒋介石的"分共"主张得 到大部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支持，但当时蒋介石身兼各种要职，培植私人势力，搞军事独 裁的倾向也十分明显，所以反对蒋介石独裁，请汪精卫回国重新担任国民党领导人的呼声 一浪高过一浪。在这样的情况下，蒋介石也感到众怒难犯，只好请汪精卫回国主持大局， 蒋介石给汪精卫拍电报说："如果先生再不回国的话，我就要出国了"。 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於1927年2月下旬离开法国，乘火车经苏联归国。在汪精卫途径莫 斯科时，斯大林专门接见了这位国民党左派领袖。斯大林希望汪精卫回国後重用陈公博等 左派人士，嘱咐汪精卫说服蒋介石不要赶鲍罗廷回国。原来苏联将最高顾问季山嘉换为态 度比较谦虚的鲍罗廷後，仍和蒋介石龌龊很多。一次鲍罗廷对蒋介石说："你想让众人不 说话是不可以的。我告诉你一个故事罢。古时西方有一个国王，极讨厌大臣们说话。有一 天，他对大臣们说：'你们说话太多了，我不喜欢。'大臣们说：'只有狗是不会说话的， 陛下要我们不说话，只有去找狗。"蒋介石认为鲍罗廷有意羞辱他，又要赶鲍罗廷回苏联 。汪精卫向斯大林表示回国後要坚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并做好蒋介石等右派的工作 。 北伐军攻克汉口後，原来在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汉口，而蒋介石的北伐军总司令部却设在 南昌。在汉口的国民政府要求蒋介石把北伐军总司令部迁往汉口，而在南昌的蒋介石却要 求把国民政府迁往南昌，两方进行了激烈的争论。蒋介石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拒绝把司 令部迁往南昌的作法，显然出於私心。在蒋介石看来，驻紮汉口的部队都不是他的嫡系部 队，他到南昌必然处於国民政府的控制之下。蒋介石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迁都之争，使人们 更加感到蒋介石军事独裁的危险。 1927年3月10日，就在汪精卫回国的途中，国民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二届三中全会。这次 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一意培 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 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 过今後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汪精卫在缺席的情况下 ，被选为国民政府主席。 北伐军占领南京後，蒋介石的北伐军司令部迁往南京，这时国民党已形成在汉口的国民政 府和在南京的蒋介石派系两大阵营，两个阵营都拉拢汪精卫加入他们的阵营。以当时汪精 卫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加入哪个阵营就会大大加重该阵营的砝码。70年前的交通不 比现在这样快捷，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邮轮到达上海时，北伐军已经攻占了上海。 蒋介石派他的私人代表吴稚晖前往码头迎接汪精卫，在这以前，蒋介石向全军发表欢迎汪 精卫回国领导的通电："自今以後，所有党政、民政、财政、外交等等，均须在汪主席领 导之下，完全统一於中央。中正统帅全军而服从之。"4月3日，汪精卫到法租界孙中山的 故居，和蒋介石以及在沪的国民党高级军政干部会谈。 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 党所胁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於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 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於汪主席复职。"汪精 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麽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 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 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 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 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 兄弟，现在是什麽时候，你还要讲什麽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着李宗仁、 李曾石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汪精卫一时间成为 众矢之的，但他仍然坚持原则，毫不退让。最後汪精卫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 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这时吴稚晖忍不住激动，扑通一声跪倒在汪精卫面前，流着眼泪说："汪先生，汪主席， 看在党国面上，你就放弃袒共立场，留在上海领导吧！"汪精卫被此举搞得不知所措，拔 腿逃避上楼，口中连声说道："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我受不了，我受不了。"最後会议 就在这样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中结束。 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第二天继续开会，这次汪精卫改变了昨天的强硬态度，同蒋介石达成 了初步协议。协议规定：一、4月15日由汪精卫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在二 届四中全会上决定一切；二、通告共产党暂停在国民政府内的一切活动，听候中央开会决 定；三、工人纠察队等一切武装团体均服从蒋总司令的指挥。汪精卫知道蒋介石是暂时的 妥协，为了从政治上压倒蒋介石，汪精卫私下找中共领导人陈独秀，要求陈独秀发表一个 不反对国民党的宣言，堵住蒋介石说共产党要搞暴动的口实。 4月5日，汪陈两人一起联名发表了一份《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宣言 说："中国共产党坚决承认，中国国民党及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在中国革命中毫无疑义的 重要。只有不愿意中国革命向前进展的人，才想打倒国民党，才想打倒三民主义。"宣言 最後说，国共两党将为中国革命携手到底，绝不受人离间。 《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後，激怒了国民党的右派。本来国民党的右派并不支持蒋介石的独 裁，只是赞成蒋介石的反共政策。他们原来寄希望於汪精卫回国後带领他们反共，遏制蒋 介石的独裁。可是《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後，表明汪精卫坚决容共的态度，使国民党中大 部分反共又反蒋的人士，不得不归集於蒋介石之下共同反共，使蒋介石成为反共英雄。如 果汪精卫当时打出坚决反共的旗帜，就很可能会得到大部分国民党人的拥戴，就有可能阻 止蒋介石後来的军事独裁。可是当时汪精卫并没有看清大部分国民党军政人士要求"分共" 的呼声，坚决执行孙中山的容共政策，使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号召力大为下降，也从反面 为蒋介石的独裁舖平了道路。 《汪陈联合宣言》不仅是汪精卫悲剧的开始，也是陈独秀悲剧的开始。当时共产党内的激 进分子，也非常不满国民党的越来越明显的排共政策，要求共产党不再寄人篱下，主动离 开国民党单独搞革命。陈独秀发表与国民党联合到底的《汪陈联合宣言》，被大部分共产 党人认为是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宣言，此後不久就罢免了陈独秀总书记之职。 汪精卫在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之後，就乘船前往汉口。汪精卫到达汉口後，受到大量 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10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 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表明了汪精卫坚决 执行孙中山的联共政策。正当汪精卫在汉口高呼"反共即是反革命"的时候，在上海的蒋介 石却於1927年4月12日发动了武力清共的命令，这就是所谓的"四一二政变"。蒋介石在"四 一二政变"中，关闭了共产党在上海的总工会和党部，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大肆抓捕共产 党员，三天之内就处死300余人，逮捕500余人，还有数千人失踪。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後，汪精卫发表讲话，痛斥蒋介石的武力清党行为。汪精卫说： "蒋介石的反共，只是一种借口。其反革命之行动，丧心病狂之至，自绝於党，自绝於民 众，纪律俱在，难逃大戮。"4月18日，汪精卫又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发表通电说："蒋 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为反动，罪恶昭章。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开除党籍， 免去本人所兼各职。着全国将士及各革命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为了对抗武汉的正统国民政府，蒋介石干脆在南京也成立一个新的国民政府，以免在名分 上输给武汉国民政府。4月18日，南京的国民政府成立，蒋介石邀请国民党中的老牌反共 分子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自己任中央军委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 公开分裂成"汉""宁"两个政府。 尽管汪精卫竭力主张联共，但武汉政府的国民党官员中的反共情绪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共 产党的农民运动过於激烈，而国民党的中下层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他们的父母亲友在 故乡被共产党农会揪斗，使他们愤愤不已。最後连革命军三十五军军长何健的父亲，也被 绑游街示众。何健在一怒之下，指使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了" 马日事变"，捕杀共产党人和亲共分子数百人。"马日事变"後共产党向国民党武汉政府施 加压力，要求惩处"不法军官"，但大部分国民党官员却袒护许克祥，使许克祥安然无恙。 此时共产国际也感到武汉的国民党靠不住，密令武汉的中共自己组织"工农革命军"，改组 国民党武汉政府，没收地主的土地实行公有制。共产国际派印度人鲁易将此密令，即所谓 《五月指示》转交武汉的中共中央。1927年6月1日鲁易到达武汉後，却在把《五月指示》 交给中共以前，先交给了汪精卫。原来鲁易过分相信汪精卫，认为汪精卫铁心站在共产党 一边的左派，出示密令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希望汪精卫和共产党共同奋斗。 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後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 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 而上的土地革命。二、 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 。三、 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 四、 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 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後冷汗直冒：原来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是为了从内部颠覆瓦解国民 党，根本没有和国民党一心合作的诚意。於是汪精卫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 个坚决的反共人士。 汪精卫随後找苏联最高顾问鲍罗廷，汪精卫说："玩火者必自焚，我们要使火烧向敌人而 不是烧向自己。"鲍罗廷不解地问道："汪先生，你所说的敌人是指谁？"汪精卫拿出《五 月指示》的抄件说："鲍罗廷先生大概已经看过这个指示了吧？如果共产党执行你们共产 国际的指示，我们国民党就完了。可以警告你们，你们打错主意了！"鲍罗廷不知道汪精 卫怎麽会得到这个密件，他急忙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但这个指示我知道。 如果中共要执行这个指示，国共合作必将破裂，这是我极不愿意看到的。我将说服陈独秀 ，希望不会发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事态"。 鲍罗廷本人的确也不赞成共产国际的这个极左指示，《五月指示》传达到中共後，很多领 导人也十分恼怒。1927年7月4日，在鲍罗廷的主持下，中共在汉口三教街紧急召开了政治 局扩大会议。总书记陈独秀首先发言说："由於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革命的形势 已转入严重的阶段，资产阶级已经叛变。而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领袖汪精卫， 乃是中国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其政府即是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虽然汪精卫对工农革命 中的过火行动比较反感，对鲍罗廷同志的态度也不十分友好，但这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中 动摇性的表现。" 鲍罗廷接着说了汪精卫找他谈话的经过，然後说："我十分遗憾地接到汪精卫签署的通知 我回国的命令，看来他是不想和我们合作了，但我们还是要争取他，希望他能坚持三大政 策，扭转当前的局势。"陈独秀又说："汪精卫的思想我很了解。他从法国回来後就找我发 表共同革命的宣言，说明他是主张三大政策的，昨日如此，今日也如此。至於土地革命， 我在五大开会时讲过，政策是正确的，但必须防止过火行动，不要使武汉国民政府走上蒋 介石的道路，不要逼汪精卫走分共的道路。" 陈独秀和鲍罗廷主张对汪精卫进行妥协，暂不执行《五月指示》的命令，放弃激进的土改 运动，争取和汪精卫继续合作。但是陈独秀的妥协主张却遭到大部分激进共产主义分子们 的反对。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人均明确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李立 三更提出要陈独秀作检讨检查错误。 第二天，中共宣布改组，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由张国焘、李立三、周恩来等五人领 导小组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五人领导小组当即起草了一份《宣言》，於1927年7月13日 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於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 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 。" 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後，汪精卫於1927年7月15日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 》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 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作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 、李宗仁、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声称三大政策 是孙总理亲自制定的，违背三大政策就是总理的叛徒。但陈友仁的发言遭到与会者的一致 反对，最後陈友仁不得不退出会场。 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 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但汪精卫说："我们不象蒋介石那样搞武力 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本来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 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退出国民党，汪精卫也声称要"保护共产党 人之身体自由"。可是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激进指导下，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二十军 军长贺龙等人，於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 南昌起义使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 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 处死共产党人，第一次国共合作终於彻底破裂。 国共合作之所以破裂，根本还是在於两党的方针目标有根本的差异，两党合作其实不过是 一种相互利用。国民党利用联共争取苏联的军事经济支援，而共产党利用国民党来发展自 己的势力，两党最後走向诀别，也是终究要发生的必然事件。蒋介石搞暴力镇压共产党固 然不对，但如果共产党能够采取陈独秀等人的妥协政策，不搞激进的共产主义暴力运动， 共产党和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的联合，可能会持续更长一些。 真实的汪精卫（六） 林思云 第二部分之四 第一次反蒋的失败 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密令，是造成武汉国民政府"分共"的 直接原因。为什麽共产国际会突然传来一个《五月指示》呢？这与当时苏联内部进行的斯 大林和托洛斯基的权力斗争有关。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持比较现实的态度，要求中国共 产党在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前，保持与国民党的合作。而托洛斯基却持比较激进的态度，要 求中国共产党抛开国民党干革命，通过暴力革命建立真正的苏维埃政权。 斯大林通过苏联驻国民党政府顾问来指导中国革命，苏联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的代表，而 托洛斯基却通过共产国际这个组织来指导中国革命，带来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的印度人 鲁易则是托洛斯基的代表。这样的双重指导，也给中共带来了很多麻烦，中共内部也分为 现实的斯大林派和激进的托洛斯基派，在当时似乎支持激进革命论的人占了上风。在南昌 起义问题上，1927年7月23日斯大林派来接替鲍罗廷的苏联代表罗米那兹，强烈反对中共 搞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但并没有说服中共的激进派。 汪精卫看到共产国际指示中共抛开国民党干革命的《五月指示》後，开始要求以个人身份 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进行所谓"分共"。当时武汉政府的大部分国民党人都 赞成分共，只有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和外交部长陈友仁等很少数人反对分共。宋庆龄反对 分共的理由，和後来中共的华国锋等"凡是派"差不多，声称凡是孙中山生前亲自制定的方 针政策都不能变，否则就是总理的叛徒。 汪精卫反驳宋庆龄等"凡是派"的意见时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於根据其三民主义之 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後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 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後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 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 三大政策的。" 本来汪精卫和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打算象蒋介石那样武力清共，而是准备让共产党和平地 退出国民党。但共产党1927年8月1日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的"南昌起义"後，使武汉国民 政府的和平分共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转弯，也开始逮捕处死共产党人。汪精卫後来检讨 说："由於我的误谬纵容，才使共产党发展到这个地步"。汪精卫的"容共"政策使他在国民 党内部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武汉国民政府开始"清共"後，武汉政府和南京蒋介石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就消失了，很多 国民党人开始要求分裂的武汉和南京政府重新统一。1927年8月初，冯玉祥分别致电宁汉 政府，请求双方重归於好，合二为一。武汉政府坚称自己是正统政府，斥责蒋介石违背党 统党纪，在南京另立政府是 "以军治党、以党窃权"，是搞个人独裁的结果。汪精卫提出 宁汉政府重新联合的前提必须是蒋介石下台，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要求宁汉统一的呼声也 很高，特别是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军队的势力膨胀，也从侧面催促蒋介石下台。 正巧蒋介石指挥的北伐军在1927年8月初的徐州作战中，又败於孙传芳的军队，蒋介石在 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提出需要"休息一下"，於8月12日离开南京前往上海，8月14日正式发 表下野宣言，前往日本访问。蒋介石的下野使汪精卫等反蒋派松了一口气，8月19日汪精 卫代表武汉政府发表《迁都南京宣言》，汪精卫以为从此国民党就可以实现"以党治军"的 文人领导，消除军人独裁的疾患。 但汪精卫却想错了，当时的中国是一个谁枪多谁发言权就大的强权社会，各路将军拥兵自 重，汪精卫这样的文人政府根本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管束，更不要说进行领导。蒋介石 宣布下野後，支持蒋介石的人纷纷离开南京，南京又成为李宗仁、白崇禧桂系军人掌权的 军人政权，所谓"才驱走虎，又来了狼"，桂系军人依靠手中的兵权，并不服从汪精卫文人 政府的领导。孙中山是一个文人革命家，最早跟随孙中山干革命的汪精卫等人也均是文人 政治家，没有效忠於自己的嫡系军队。作为文人政治家的汪精卫要想在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的社会中搞民主政治，几乎是一种空想。 随着北伐的进行，国民革命军中桂系军队的势力大大扩张，但桂系在党内却没有什麽地位 ，於是统治南京的桂系实力派把在上海的西山会议派国民党元老请来，帮他们在政府中撑 腰。西山会议派是国民党中最早开始反共的一派，1925年11月曾在北京西山碧云寺的孙中 山灵前，召开过反共排共的西山会议，当时汪精卫主持下的广州国民政府在二届一中全会 上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案》，并宣布开除林森等18人的党籍。 然而西山会议派并没有就此绝迹，他们仍在坚持活动。後来西山会议派迁往上海，在上海 自行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广州的正统国民政府相对立。在汪精卫和陈独秀发表国共 两党合作的《联合声明》时，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国民党中央党部，曾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 斥责汪精卫的行为是"卖党、卖国之罪，愿与国人共弃之。"蒋介石在南京另立政府後，作 出了恢复林森等18人党籍的决议，但武汉的汪精卫政府并不承认这个决议，所以西山会议 派对汪精卫耿耿於怀，极力反对汪精卫当国民党的领袖。 1927年9月11日，武汉政府、南京政府和西山会议派的三方人士，在上海召开了宁、汉、 沪三方中央委员谈话会，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发言说 ："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的《弹 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麽能团 结统一党内同志？" 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精 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後，於6月7日宣布林森 、张继等18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不必再 坚持过去的决议了。" 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决不能 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 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 的旧帐，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 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 产党过於迟缓，请求处分。" 在这种拔剑张弩的气氛中，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衷办法，由 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後再谋补救 的办法。"孙科的折衷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於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 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这个方案。 後来在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操纵下，推举出14名中央特别委员会代表，汪精卫虽然名 列第一，但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人占据多数，使特委会成为一个桂系军人、西山会议 派、以及孙科等人的联合体，汪精卫、胡汉民、蒋介石等国民党中的重量级人物，均反对 这个中央特别委员会。由於当时蒋介石和胡汉民均已下野，汪精卫也於9月13日通电下野 ，表示抗议特委会。汪精卫从反对蒋介石军事独裁，又转为反对桂系的军人统治。 汪精卫下野後，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虽然靠中央特别委员会的名义执掌国民党中央政府 ，但他们在军事实力上无法和蒋介石相比，在党内的资历声望又无法与汪精卫相比，所以 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政权注定难於长久。汪精卫辞职後，张发奎、李济深等人，在广 东召开了迎汪回粤大会，联名邀请汪精卫回广东指导革命。汪精卫於10月21日前往广州， 然後於10月30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 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 。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於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汪精卫 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面对汪精卫的攻势，南京的孙科 等人也发出通电，坚持特别委员会不能取消，邀请各地中委会委员到南京召开四中全会。 国民党又出现了宁粤分裂的局面。 就在宁粤双方对峙之时，蒋介石於1927年11月10日从日本回到上海。原来不少国民党人看 到蒋介石走後无人能够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裂混乱局面，纷纷电请蒋介石回国复职，出面 收拾混乱的残局。在南京的李宗仁桂系本来是反蒋的，但汪精卫公开反对他们的特委会後 ，使他们的政权已难於支撑，所以也表示同意蒋介石回来复职。蒋介石在这次访问日本时 办成了两件大事，一是征得宋太夫人同意他与宋美龄的婚事，二是得到了日本方面对北伐 的理解和支持。 北伐军1927年3月进入南京时，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暴行，为此英美军舰曾向南京城中炮 击报复。1927年4月11日，英美法意日5国向武汉和南京的国民党政府同时提出了通牒，要 求国民政府正式道歉，惩罚责任者，以及对被害者进行赔偿。南京的蒋介石在列强提出通 牒後的第二天发动了"清共"的4月12日政变，作为对列强通牒的无言回答。本来西方列强 对苏联支持下的国民党势力的迅速发展十分担忧，蒋介石的反共政变使英美日等以反共为 第一国策的各列强，有了一块石头落地的安心感，所以没有再向国民党要求道歉和赔偿。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争取英美日各国的政治支持和经济援 助。当时在中国如果没有外国政治和经济的援助，是不可能掌握政权的。蒋介石一旦离开 苏联的援助，就必须寻找新的援助国，蒋介石把眼光转向英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但由於 以前国民党和苏联的关系太深，如果只是进行平和的分共，未必能消除英美日等国对国民 党反共之诚意的疑虑。所以蒋介石一不作二不休，用共产党人的鲜血来换取西方列强的信 任。果然西方各国对蒋介石的坚决反共大加赞赏，开始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这也是蒋介 石後来能够在国民党的多次内斗中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为什麽会发生杀戮外国人的南京事件问题上，国外学者比较倾向於北伐军战士自发地发 起反外仇外事件。当时北伐军战士在共产党代表的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教育下，相信中 国的贫穷落後皆为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所造成，所以非常痛恨作为"侵略者"的外国人 ，自发地发起了杀戮外国人的事件。也有人认为南京事件是苏联的阴谋：由於当时蒋介石 反共的迹象已经比较明显，苏联顾问密令在蒋介石军队中的共产党员挑动士兵杀戮外国人 ，这样就使蒋介石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敌对化，从而断绝蒋介石投靠帝国主义国家的後路。 但苏联人的计谋却起了反作用，不但没有阻止蒋介石投靠西方国家，反而促成了蒋介石彻 底反共的决心。 蒋介石在1927年9月末到11月初的访日期间，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陆军大臣向川义则等 政府要人进行了多次密谈。日方要求蒋介石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履行孙中山以前 的诺言（据说孙中山以前曾以满蒙的特殊权益作为日本援助中国革命的交换条件），蒋介 石则要求日本不援助张作霖，支持国民党统一中国。最後双方达成协议：日本不援助张作 霖，支持反共反苏的国民革命取得成功，承认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政府，并保证向蒋介石提 供一笔巨额借款。蒋介石则表示承认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坚决反共到底。蒋介石访日 期间还与美国驻日本的特使进行了会谈，得到了美国支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的许诺 ，而蒋介石则许诺保障美国在中国的一切权益。蒋介石利用"下野"进行的外交活动，取得 了日美等列强的政治经济支持，大大增加了他在国民党中的政治资本。 蒋介石一回到上海，就立即给汪精卫拍电报"负荆请罪"，毕竟汪精卫在党内有相当的地位 威望，得到汪精卫的谅解才能顺利复职。蒋介石在电报中说："此後党国重任，惟兄是赖 。凡能於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 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就於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介 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没有想到汪精卫一离开广州，张发奎等人就发动了一场倒 桂政变，将桂系在广州的部队缴械，尔後张发奎指挥的粤军在梧州一带和桂军相持。共产 党人则乘广州城内空虚之机，在叶挺、叶剑英的领导下於12月11日发动了广州暴动。 共产党的起义部队自称"红军"，和回师镇压暴动的张发奎第四军发生了激战，使广州遭到 了极大的损害。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共产党此次暴动，可说是毫无理性，烧杀之 惨，实无前例。市民均被迫以红巾系颈，表示拥护红军，否则格杀勿论。张发奎等人以共 党在後方捣乱，破坏其统一两广的大计，愤恨之余，遂也恣意杀戮。下令凡见颈系红巾的 ，即格杀勿论。人民分不出孰为红军，孰为第四军，只知有红巾亦死，没有红巾亦死。一 时广州全市鬼哭神嚎，无辜人民被杀的不计其数。大火数日不绝，精华悉被焚毁。 广州暴动之後，全国哗然，一片声讨之声。张发奎等人见众怒难犯，均宣布辞职前往香港 。而蒋介石派、西山会议派、以及桂系军人派则借机攻击汪精卫，他们说汪精卫和张发奎 等人勾结共产党，蓄意制造了焚杀广州事件，甚至有人说汪精卫本人就是共产主义分子， 一时间搞得汪精卫说不清辩不明。南京的特委会要求查办汪精卫，白崇禧甚至找上海的青 帮头目杜月笙下绑票暗杀汪精卫。後来虽然查明广州事件和汪精卫并没有直接关系，但汪 精卫作为广州地区的政府首脑难以逃避责任，於是汪精卫12月16日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 ，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国。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 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 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 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 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 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 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我的处世原 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作一个斗 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 理论上的战斗！" 汪精卫走後，陈公博联合国民党内的一批反蒋民主人士组成了"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 组派"，在上海办杂志和蒋介石进行理论上的斗争，汪精卫则成为改组派的精神领袖。 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就没有了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揽大权。 1927年12月28日，在蒋介石的压力下，桂系军人和西山会议派的特委会宣告结束，1928年 1月4日蒋介石回到南京正式复职。在蒋介石的主持下，2月2日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 了国民党各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二届四中全会明文取 消了孙中山在一大时制定的联俄联共三大政策，凡因反对三大政策而被开除党籍的人一律 平反。 这次蒋介石重新上台接受了以前搞独裁引起党内强烈反对的教训，特别注意不给人造成独 裁的印象。蒋介石只作军事委员会主席，把最高职位的国民政府主席让给了谭庭□。此外 蒋介石还建议除了南京中央政府之外，再在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建立四个政治分会， 以便互相进行监督。广州、武汉、开封、太原的政治分会主席由掌握军队实力的李济深、 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担任。 蒋介石统一全党後，於1928年4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进军顺利，於6月8日攻占北京 。7月6日，蒋介石在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陪同下，前往北京西山碧云寺霭见孙 中山灵位，蒋介石热泪盈眶地向国父之灵报告他生前统一中国的愿望已经实现。 孙中山晚年在国民党中的作风近似於独裁，但国民党是由孙中山一手建起，孙中山在党内 具有无人可比、不可动摇的威望。汪精卫则是国民党内民主派的代表，汪精卫接班後，改 组国民党建立了新的集体领导体制，也得到了国民党人的拥护。然而蒋介石上台後，却要 学孙中山独揽一切的独裁作法，但蒋介石本人又没有孙中山那样的巨大威望，所以蒋介石 挟军队搞军事独裁的做法，在国民党内引起了极大的反感和反对，这也是後来国民党内部 激烈斗争频繁不断的主要原因。 这次汪精卫反蒋失败，虽然与汪精卫拘泥於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没有把握好国民党内部反 共的呼声，搞反共过於迟缓有关，但最根本的还是在於汪精卫没有一只效忠於他本人的军 队，无法制止各路军人的拥兵自重，无法建立中央政府的有效权威。在具有"枪杆子里面 出政权"历史的中国，汪精卫这样没有军队背景的文人政治家，要想遏制蒋介石的军事独 裁，自然是非常艰难的。 真实的汪精卫（七） 林思云 第二部分之五 护党救国运动 1927年12月中共发起广州暴动之後，汪精卫发表了引退政界的声明，和陈璧君一起前往法 国。汪精卫一走，国民党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够制约蒋介石的重量级人物，蒋介石又开始独 揽大权。1928年2月，在蒋介石的主持下，国民党召开了二届四中全会，统一了国民党各 派，使持续了半年之久的国民党党内斗争暂时告一段落。蒋介石统一全党後，於1928年4 月重新开始北伐，这次北伐军进军非常顺利，除了在济南和日军发生小规模冲突以外，几 乎没有遇到什麽阻挡，仅仅两个月後的6月8日就攻占了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蒋介石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顺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方诸国 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时，苏联支持国民党，而西方诸国支持北洋军阀。蒋介石於1927年 4月暴力反共以後，西方诸国开始放弃对其他腐败军阀的支持，转而支持蒋介石。蒋介石 统一中国之後，美国带头承认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诸国不久也承认了南京政府， 使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成为被国际上公认的合法政府。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战败後从北京逃 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阴谋炸死。张作霖死後不久，继承父位的张学良宣布"服从 国民政府，改旗易帜"，新疆的杨增先不久也宣布效忠国民党政府，使中国在军阀混战了 十几年後，首次出现全国统一的局面。 按照国民党创始人孙中山的设想，在武力统一中国以後，要在中国建立一个民主政治的国 家。作为孙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把建立民 主政治作为中国革命的三大目标之一。但孙中山并没有准备在革命成功後立即在中国实现 民主政治，而是要经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逐步实现民主化。 "军政"阶段是指 在军事革命时期，由革命军的军政府实行独裁的"军法之治"，这时既没有宪法也没有议会 。在军政府的军事统治下，用暴力推翻反革命政权，建立以三民主义为纲领的国民政府。 在国民党夺取政权，统一中国後，进入"训政"阶段。"训政"阶段是指在地方上进行局部的 民主化试验，对人民大众进行民主政治的指导和训练，但这时全国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 的"约法之治"。等待人民大众的政治觉悟成熟以後，最後进入"宪政"阶段。在"宪政"阶段 由成熟的国民进行选举，制订宪法，然後解散独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选政权，最终实现 真正民主化的"宪法之治"。 根据孙中山的"三段论"民主化设想，蒋介石在统一中国後，於1928年6月15日代表国民政 府宣布"军政阶段"正式结束，10月3日发表了进入"训政阶段"的宣言，宣布组建一个由行 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院组成的国民政府，这就是孙中山设想的"五权分立"政治 体系。但这种五权分立政体居然在政府中设立立法院和司法院，使立法权和司法权均处於 被国家政府所领导的地位，这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立法机构和司法机构独立於国家政府之外 的"三权分立"体系是背道而驰的。所谓"五权分立"，只是把五种权力集中於国民党之下的 独裁体制，所有五院的院长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命，皆由国民党员担任。 当然这种由中央政府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是符合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的，当时国民党 中并没有人对"五权分立"的国民政府提出异议。蒋介石自己出任国家元首的国民政府主席 ，由胡汉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长等高级职务。可是在召开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问题 上，蒋介石的行为引起了国民党内极大的反对。 1928年2月21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的名义宣布"三大"代表的产生方法：在全部 大会代表名额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选举一半，而尚未成立党部的省市也由中央圈定 代表。按照这个方法，全部409名大会代表中，211人为指定代表，122人为圈定代表，真 正通过选举产生的代表只有76人。这样一来，"三大"的代表几乎全是蒋介石的御用代表， "三大"也就成为蒋介石个人包办的大会。 这简直是制造蒋家天下！大量的国民党人开始愤怒了，他们纷纷指责蒋介石借大会之名窃 党造派，把持中央，以发展其个人之地位。而反对蒋介石军政独裁最坚决的，是以陈公博 为首的"改组同志会"。1927年底汪精卫辞职前往法国後，陈公博和顾孟余、王乐平等人组 织起"改组同志会"，即所谓改组派。改组派主张恢复国民党1924年的改组精神，重新改组 中国国民党。陈公博办《革命评论》，顾盂余办《前进》等刊物，与南京的蒋介石政权进 行"笔战"。陈公博在《国民革命的危机和我们的错误》一文中指出："今日国民党已被军 阀、官僚、政客、买办、劣绅、土豪所侵蚀盘踞盗劫把持，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已被他们所 篡改，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纲领已被他们抛弃，南京的中央已成为一切反动势力的 大本营。" 陈公博生於广州，其父是原广西提督陈志源。陈志源早年参加了同盟会，起义失败後入狱 。此後陈公博开始以打工为生，後来又去当兵，做过班长、司务长。1914年陈公博考入广 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在老师陈独秀的教导下，接受了共产主 义思想。北大毕业後，陈公博回广东法政学校任教。1920年陈独秀到广东任教育委员会委 员长後，和陈公博等人一起组织起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 经陈独秀提议，陈公博作为广东代表，去上海参加中共的"一大"。 陈公博在中共建党初 期担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委员，但1923年陈公博去美国留学後，宣布脱离中共，被中共开 除党籍。陈公博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一年後获硕士学位。1925年陈公博回到 广州，在广东大学当教授。陈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恺的赏识，後来又被汪精卫看中，1925年 国民政府成立时，陈公博担任军委会政治训练部主任，在廖仲恺遇刺後，接任国民党中央 农民部长。陈公博一直是国民党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党内斗争中，均站在汪精卫的一边 。 汪精卫的政治信条是基於民主思想的"均权"与"共治"，这与蒋介石的政治信条"专权"与" 独裁"是根本对立的。虽然汪精卫公开发表谈话时说：他只是同情改组同志会，并不是改 组会成员。但汪精卫对改组派有极大的影响，是改组派的"精神领袖"。改组派以国民党内 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为主，他们要求在国民党内实行民主，在国民党内引起了很大反响 ，一时间其组织发展很快，在全国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国、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 立了分会，全盛时期成员曾多达万余人。改组派在蒋派的南京国民党区内也有相当的力量 ，凡南京国民党有组织的地方，几乎都有改组派的组织。 在"三大"开幕前夕的3月11日，陈公博、顾盂余、何香凝、王乐平等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 十三人，联名发表《关於最近党务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胜利以後，党中腐化 分子及投机分子却违反民众要求，至人民之权利，则一无所获。而万民所望之党的'三大' ，其代表选举法及代表产生法，将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为中央所圈定与指派，将本党民 主制度之精神，蹂躏殆尽。本党曾反对段棋瑞之善後会议，以其为少数军阀政客所操纵。 今本党最高权力机关代表之产生，亦与类似。按照此种办法，则所谓代表者，己完全丧失 其意义。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闻。 为此，对此种之会誓不承认。" 改组派的这篇檄文，在国民党中掀起了大澜，不少反对或不满蒋介石的大会代表也提出辞 呈表示抗议。3月14日，中央大学学生、国民党员吴健带动一批党员到南京市党部请愿， 要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出席"三大"代表的问题，人们高呼："反对蒋委员长阴 谋篡党夺权！"，"坚决反对蒋委员长包办操纵大会代表！"。南京市党部被迫同意在夫子 庙大礼堂召开全市党员代表大会，大会由吴健主持，全市十个区党部的代表都参加了会议 ，在会议通过《反对非法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案》後，忽然一群暴徒冲向主席台殴打吴 健和其他主持人，紧接着大批军警赶来冲进会场，大打出手，打伤多人，并当场逮捕代表 七人。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後，改组派的南京分会被暴徒捣毁，改组派在南京已无法立足，於是他们转 移到上海，以法租界为基地，建立起"中国国民党各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联合办事处"， 继续进行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的斗争。 国民党内反对蒋介石的除了改组派等文人团体外，还有很多军人将领。北伐胜利时，国民 革命军共有84个军，220多万人，这还不包括张学良的数十万东北军。如此庞大的军队， 给国家造成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对中国近代化构成严重的影响。当时中国的年度财政收入 约4亿5千万元，除去1亿元用於偿还各种外债以外，实际可以动用的财政约3亿5千万元， 其中3亿元为军事费用，占政府支出的80以上。所以蒋介石在北伐胜利後提出裁军，本来 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蒋介石的裁军计划，却引起了很多国民军将领的强烈抵制，因为蒋介石要搞的裁军只裁 旁系部队，却不裁他的直系部队。北伐时国民革命军有四个集团军，除了第一集团军是蒋 介石的嫡系部队以外，第二集团军是冯玉祥的西北军，第三集团军是阎锡山的晋军，第四 集团军是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部队。此外张学良的东北军，张发奎的粤军，唐生智 的川军，以及一些地方上的杂牌军，都是非嫡系的旁系部队。这些旁系部队并非绝对服从 於蒋介石，对於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显然是一种潜在的威胁，於是蒋介石想通过裁军来除掉 不听从他命令的旁系军队。 蒋介石这个带有私心的裁军方案，当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队将领的强烈反对，蒋介石首先拿 对他威胁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队开刀，结果李宗仁害怕蒋介石暗算，於1929年2月私自潜 出南京，脱离南京政府重返广西。在蒋介石召开"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辞职抵制蒋介 石包办"三大"，拉开了桂系和蒋介石直接对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对和抗议声中，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 表大会。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 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 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 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对 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 在"三大"结束後，蒋介石於1929年４月开始讨伐桂军，分兵三路进攻广西，与桂军经过几 次激战，结果桂系军大败，6月桂军将领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蒋桂战争结束 。虽然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取得了军事胜利，但在政治上却进一步陷入众矢之的。1929年 5月，以改组派为核心、联合其他国民党的反蒋派别，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 大同盟"，唐生智、张发奎、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代表参加，阎锡山、冯玉祥也与之建立 联系。 "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呼吁恢复党权，"铲除叛徒蒋中正的一切势力"， "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 宣言中还特别声明不承认蒋介石包办的"三大"，声称南 京政府的一切命令与外交等皆无效力。"中国国民党护党革命大同盟"尊远在法国的汪精卫 为领袖，号召"迎吾党领袖汪主席归国护党"，组织护党政府和护党革命军，直捣南京政府 ，肃清反动势力。 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 汪精卫回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 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 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 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於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 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汪精卫 在这篇《宣言》提出五项主张：改组国民政府，筹备召开真正的"三大"，否认蒋介石包办 的"三大"以及会上通过的一切决议案，否认蒋介石出卖国家经济权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 精卫说反蒋运动是"一场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的大决战，广大党员应奉献自身於民主势力 ，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 当时中国除了政界、军界掀起强大的反蒋运动外，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民主与独裁之争。胡 适在1929年蒋介石发表训政的"约法之治"後，发表了着名的"人权与约法"的文章，指出国 民党政府作为中国民众的代言人，进行独裁的"约法之治"，违反了人民的基本人权。胡适 主张首先建立保障人权的宪法，开放"党禁"，实施多党政治，建立一个"以法治国"的人民 参政国家，而不是"以党治国"的一党独裁体制。 胡适这样的批评并不局限於蒋介石，还牵扯到了孙中山，在学术界与钱端升等专制拥护派 学者进行了激烈的笔战。但胡适提倡的人权思想并没有在国民党政界引起共鸣，国民党内 的民主派汪精卫等人虽然主张实行党内民主，但并不主张立即放弃国民党一党专政而搞西 方式的多政党体制。胡适的民主思想实在走得太远了。 1929年10上旬，汪精卫来到香港，使改组派和"护党救国军"的精神大振。然而汪精卫曾经 在1927年带头反对过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会"，所以双方有很大的隔阂，但这 次为了反蒋的共同目的，双方重新言归於好。汪精卫回国後，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 执监委员联席会议"的名义发布命令，对各路"护党救国军"发出委任状和番号。其中第一 、二路的番号留给阎锡山和冯玉祥，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锋、何键、李宗仁， 分别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军总司令。他一人统领六路反蒋大军，一时声势极 盛。 但这只七拼八凑的队伍内部矛盾错综复杂，指挥不灵，步调不一。不到半年，汪精卫的六 路反蒋大军很快被蒋介石各个击破或收买瓦解。虽然汪精卫的南方反蒋军队失败，但北方 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反蒋军队，并非汪精卫的六路反蒋军那样的乌合之众，而具有相当的战 斗力。1930年初，阎锡山联合冯玉祥和李宗仁组成反蒋联军，1930年4月1日，阎锡山在太 原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潼关、桂林宣誓就任"中 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三个司令部下辖七十余万军队，组成八个方面军向南京围攻 ，浩大的"中原大战"爆发了。 "中原大战"爆发後，阎锡山电请汪精卫北上主持党务。在阎、冯等人的发起下，改组派和 西山会议派等反蒋各派，在北京联合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汪精卫被奉 为"扩大会议"的领袖。本来左倾的改组派和右倾的西山会议派是势不两立的对头，然而双 方在遭到蒋介石的排斥打击後，深感只有团结一致，才能对抗蒋介石的军人独裁。於是双 方暂时摒弃前嫌，握手言和。 1930年8月7日，"中国国民党党部扩大会议"在北平中南海怀仁堂正式召开，汪精卫、陈公 博等人的改组派、谢持、邹鲁等人的西山会议派，以及阎锡山、冯玉祥等人的军事实力派 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汪精卫主持，颁布了《国民政府组织大纲》，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阎 锡山当选政府主席。在领导分工上，汪精卫主党，阎锡山主政，阎锡山和冯玉祥共同主军 。 在中原大战中，蒋介石军队和阎冯联军都损失惨重，双方共有30余万人伤亡，为中华民国 建国以来的首次恶战。此时决定战局的胜败就在於张学良的东北军，东北军加入哪个阵营 ，就会使哪个阵营取得胜利的主动权。所以蒋介石和阎冯等人都在拉拢张学良，阎锡山给 他送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的委任状，蒋介石也送来了同样的委任状，还同时将数 百万元巨款汇至沈阳，但张学良在中原大战初期一时间持袖手旁观的中立态度。 1930年9月，战局向有利於蒋介石军队的方向发展。9月17日，张学良发出了拥护南京中央 政府的声明，派东北军入关，在十余天时间内先後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使阎、 冯联军处於腹背受敌的困境，纷纷败退。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见大势已去，联名发 表通电声明"即日释权归田"，长达七个月的中原大战遂告结束。 阎、冯联军败阵後，1931年元旦汪精卫在天津发表下野声明，并准备宣布解散改组派，反 蒋运动一时进入低潮。此时蒋介石不仅任国民政府主席，又开始兼任行政院长，独揽国民 党的党政军大权。但不久蒋介石因为软禁立法院长胡汉民，又引起了全国范围的反蒋大潮 。 胡汉民本是与汪精卫一起最早参加同盟会的元老，但胡在1925年的廖仲恺被刺案中，因涉 嫌而被迫出国。胡汉民回国後寓居上海"闭门读书"，不直接参与国民党的政事。1927年4 月蒋介石请胡汉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汉民欣然同意，第一次与蒋介石合作。1927 年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胡汉民出任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 的身份主持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关键时刻帮了蒋介石的大忙，替他支撑起了"另立中 央"的门面，与当时武汉的汪精卫正统国民党中央相对抗。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後，胡汉 民由於不愿和汪精卫合作，随之也辞职出国考察。 1928年9月胡汉民回国後，再次与蒋介石合作。1928年10月，胡汉民帮助蒋介石组成了五 院制的国民政府，尊蒋介石为主席，自己当立法院长。此後胡汉民在新国民政府的建设上 出力颇多，对蒋介石打败阎冯的"护党救国军"也帮了大忙，在这段时间胡汉民和蒋介石的 合作比较密切。然而蒋介石取得中原大战的胜利後，越来越不尊重胡汉民这位"老前辈"， 蒋胡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胡汉民常对人说："我在中央不过是一个开会机器罢了。"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後，又设想招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的"约法"，选举总统，用 法律程序确立自己作为国民党领袖的地位和独裁权力。此时胡汉民也开始反对蒋介石的独 裁，坚决反对蒋介石搞集党政军大权於一身的总统制，也不同意制定"约法"，从而发生蒋 胡的"约法之争"。1931年2月28日，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骗到总司令部，逼 胡辞去立法院长职务。次日胡汉民提出辞呈，将党部、政府职务全部辞去，被宪兵押送南 京郊外汤山温泉别墅软禁。 胡汉民被扣压一事，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波。1931年3月14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 了《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 主席而出於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1931年4月30日，国 民党中央四位监察委员古应芬、林森等人，发表了《弹劾蒋中正提案》的通电，指责蒋介 石排除异己，制造独裁，要求对蒋进行撤职查办。5月3日，两广将领陈济棠、李宗仁、白 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发表通电，拥护"四监委"弹劾案，要求释放胡汉民，蒋介石下野。 1931年5月27日，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孙中山当年在广州召开非常 国会，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 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 ，提出凡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央执监委员赞成反蒋者（共产党员除外），均自然成为 非常会议的委员。陈济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卫出任领袖，在汪精卫的主持下， 於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否认南京国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在孙中山逝世後就长期不和，宁沪汉合流期间，汪精卫到上海胡汉民 府上登门求见，胡汉民竟拒之门外。然而这次在反蒋的共同目标下，两人又重新合作。汪 精卫对人说："过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能专横跋扈，就 是因为我们不能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 在一起去跳。" 这次在广州成立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反蒋势力的大联合，除了以前参加反蒋的改组派和西 山会议派外，又新添了胡汉民派，後来南京的林森和孙科也前来参加反蒋队伍。但派别越 多，派系之间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卫经常处於左右为难的境地。1931年9月初，广州政 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9月18日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 "事变，完全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对1927年到1931年这一段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独裁斗争的历史，国共两党的历史书都有所 曲解。由於台湾国府是蒋介石政府的班底，台湾的历史书把1927年到1931年的反蒋斗争， 曲绘为蒋介石消灭"新军阀"的派系斗争；大陆共产党的历史书，也把这一段反蒋斗争描绘 为国民党内部"狗咬狗"的权力斗争，这些都人为地歪曲了当时国民党人反对蒋介石军人独 裁的斗争。尽管这场反蒋斗争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权力斗争的因素，但後来国民党内几乎所 有非蒋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别和军队，都站到了反蒋的一边，说明蒋介石的独裁在国民党内 是非常不得人心的。这场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政治运动和军事行动，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应 该属於正义和进步的。 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蒋介石的军事政权在广大国民党人的反对下，也未必能维 持很久。如果历史真是这样的话，蒋介石不但当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为袁世凯那样搞 复辟倒退的民族败类。所以不但共产党感谢日本侵略的"帮忙"，蒋介石也感谢日本侵略的 "帮忙"，帮他从专横的独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宝座。 真实的汪精卫（八） 林思云 第三部分之一 从主战派到主和派的转变 蒋介石在中原大战胜利後，独裁的倾向越发明显化，以前支持他的国民党元老胡汉民等人 也转而加入了反蒋的战线。1931年2月蒋介石将胡汉民软禁，在国民党朝野引起了轩然大 波，又引发了另一次反蒋高潮。1931年5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胡汉民派、林森和孙 科派、以及两广地方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 常会议"，打出"打倒独裁""护党救国"的旗号，在香港的汪精卫应邀出任广州"非常会议" 政府的领袖。1931年9月初，广州政府派军北上讨蒋，宁粤战争爆发。正在此时，9月18日 在东北爆发了"九一八"事变。 1927年国民革命军进行北伐时，发生了武力强行收回英国租借和打杀外国人的南京事件。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於1927年6月27日到7月7日，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对中国的 对策。所谓"东方会议"，就是关於中国问题的会议，这里"东方"就是指中国。虽然中国在 地理上位於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却把中国称为东方，而自己称为西方，这看上去似乎有些 矛盾，其实与当时日本人的脱亚入欧思想有关。当时日本人说："日本在地理上属於东方 ，但在政治上属於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属於东方人，而在内心的精神上却是属於西方 人"。所以日本政府把关於中国问题的会议称为"东方会议"。 在东方会议上，执政党政友会的强硬派代表森格和关东军的强硬派，提出了满蒙分离，武 力解决满洲的主权问题。但田中义一首相和外交部强烈反对，认为这样明显地违反了九国 条约，对中国进行露骨的侵略，势必在国际上引来巨大的麻烦（九国条约是1922年日本和 英美法列强与中国签订的条约。条约规定九国共同保证中国的领土完整，但也要求中国承 认和保证现有的外国租界及特权）。在会上双方争执不下，最後达成协议：万一中国的内 战波及到满洲，危及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利益时，日本将采取"自卫的措施"。 现在有一种说法：在召开"东方会议"时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说："欲征服中国，必 先征服满蒙。。。"，这就是所谓的"田中奏折"。但现在已经证明，这份田中奏折是伪造 的，二战後盟军收缴了日本的全部档案，既没有发现田中奏折，也没有发现与田中奏折有 关的资料。现在有证据显示苏联的情报机关伪造了田中奏折，欲挑起中日战争，因为苏联 最愿意看到中国和日本这两个邻国相互火并。尽管日本的军政界高层在"东方会议"上商讨 过满蒙分离问题，但并没有制定一个征服满蒙的计划，也没有制定征服中国的计划。 东方会议以後，一些日本少壮派军人不满日本政府的优柔寡断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 口武力解决满蒙问题。1928年张作霖战败後，以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为主谋，策划了铁路 爆炸事件，炸死了当时的东北军阀张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张作霖一死会引起东北的内乱， 关东军可以用东北内乱为借口出兵满洲。但张作霖死後长子张学良平安接班，关东军并没 有找到出兵的借口。後来日本军部以河本大作违纪私自挑发事端为由，将河本解除了军职 。 不过河本大作却说：他很爱中国，也很爱中国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国那些欺压民众的军阀 土匪，他只与中国的军阀土匪为敌，从来不与中国人民为敌。河本还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 死後化为中国之土。河本大作出身於日本贵族家庭，解职退伍後在满洲铁路公司作理事， 河本在大连郊外修建的高级住宅现在还被用作高级宾馆。日本战败後，河本大作并没有回 国，而是到山西的阎锡山那里作高级顾问。 1948年到1949年解放军攻打太原的太原战役中，河本大作作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枪，参加 了阎锡山的太原保卫战。阎锡山出逃太原时，曾经邀请河本一起走，却被河本拒绝。太原 战役中共有1100余名原日本兵参战，战死700余人，400余人被俘。河本大作被俘後，被关 在太原战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经是策划张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谋，希望他写一些回忆资 料，但被河本拒绝了。1953年8月河本在太原战犯管理所病死，屍体埋在太原城外的无名 坟地，实现了他死後化为中国之土的念愿。 张作霖原来是东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抢夺富豪赵氏的女儿为妻，1901年生下了 长男张学良。後来张作霖率部归顺了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因为帮助日本军队得到了日本 人的赏识，和当时的作战部主任田中义一成为好友。田中义一当首相後不久张作霖就被日 本人谋杀，田中也颇为伤心，特地给张学良打电报安慰。 张学良却是一个放荡公子，张学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荡。在张学良掌权的3年期间里， 对政事并不专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张学良尤其好色，和父亲张作霖有妻妾6人不同 ，张学良对女色采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张学良的近侧们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 张学良，朱铁生将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献上，晋升为张学良的副官；朱光沐将自己的女儿献 上，当上了总务长；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当上财务局长；奉天省长翟文选的妹妹被张 学良强奸，翟文选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 雄一样"。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後，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蒋介石 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 最荒唐的事是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诱拐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 良干脆出10万元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後退避不战而被 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爱妾一一告别，被当时的报纸责骂为"娇妾重 於国土"。 张学良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经常感到钱不够用，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 渠道搞钱，特别糟糕的是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 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 "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 谁是故宫宝物的所有者呢？从法律上讲故宫中的一切财物均为末代皇帝溥仪私人所有，这 是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签订的清帝退位条约中所规定的。然而中国人并不重视法律条文，不 知什麽时候故宫中属於清帝的私人珍宝已变成国家所有，却忘记了在法律上废除承认清帝 财产权的优待条约。 1930年张学良在中原大战中加入蒋介石一侧，出兵占领了北京天津等华北地区。但也正是 因为张学良把东北军的主力部队都开进了关内，使关外兵力空虚，日本关东军才有机可乘 发动"九一八"事变，并在一个月内占领东北全境。张学良的关东军没有进行任何抵抗，就 将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虽然一些资料说张学良不抵抗是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但这并不符 合当时的情况。当时张学良的东北军并没有必要无条件地执行蒋介石的命令，而且张学良 本人也从来没有执行蒋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张学良决心向日军开战的话，蒋介石根本不 可能阻止。蒋介石下野後，汪精卫曾代表国民党中央多次下令张学良对日出兵，收复东北 失地，张学良均拒不执行。可见张学良的不抵抗只不过是为了保存实力，而并不是为了执 行国民党中央的命令。 不过"九一八"事变并不是日本政府策划的，而是日本关东军的少壮派将校独自策划的。少 壮派将校们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层的受贿。因为 当时中国政界行贿成风，中国军政要人也经常向外国政界要人行贿，来换取对自己的支持 。一些日军少壮派将校怀疑日本政府的高层被中国行贿收买，才不愿对中国采用强硬政策 ，因此私自策划了"九一八"事变。"九一八"事变後，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53张 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50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 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 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於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 这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关东军侵占东北後，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热血青年学生们的激忿。学生们对蒋介石政 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愤怒，自9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地的学生举行大规 模的示威活动，抗议日军入侵和政府的对日不抵抗。当时学生们认为外交部长王正廷是不 抵抗方针的责任者，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冲入外交部将王正廷殴打至重伤，王正廷被迫辞 职。12月初，各地学生来到南京请愿，抗议蒋介石政府的畏缩政策，指责蒋介石患有"恐 日病"，要求蒋介石亲自率领中央军北上抗日。12月5日，政府派军警逮捕学生185人，即 所谓"一二五"事件。为抗议政府的暴行，12月14日，各地学生再次进京，打砸外交部，殴 打了出来讲话的蔡元培等人。17日，一万多学生包围国民党中央党部，捣毁《中央日报》 报社，受到了军警武力镇压，在珍珠桥附近打死、打伤学生30余人，逮捕数百人，制造了 "珍珠桥事件"。 当时汪精卫领导的广州政府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於是学生们把 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 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 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 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 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 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 "九一八"事变，也使国民党内部燃起了停止内斗，一致对外的呼声。在这种情况下，蒋介 石迫於形势，将软禁的胡汉民释放，并派蔡元培、张继携带他写给汪精卫的亲笔信赴广州 议和。蒋介石在信中说："弟当国三年，过去是非曲直，愿一人承之。惟愿诸同志以党国 危亡在即，各自反省，相见以诚，勿使外间以为中山党徒只顾内争，不恤国难。"蒋介石 邀请汪精卫代表广州政府到上海举行和平会谈。 1927年10月22日，汪精卫、蒋介石和胡汉民这国民党"三巨头"，在上海举行了首次会谈， 提出南京和广州两政府合并，团结一致，共赴国难。胡汉民提出两政府联合的前提是蒋介 石下野，所谓"讨蒋第一，抗日第二"，但汪精卫则表示要"团结宽容"，在削减蒋介石权力 的情况下，留蒋执政，所谓"抗日第一，讨蒋第二"。和平会议最後决定宁粤双方在南京、 广州分别召开国民党第四次代表大会，选出各自的中央委员後，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重组国民政府，广州政府随即取消。 1927年11月12日，南京政府的"四大"，召开，蒋介石在会上表示"虔诚悔过"，通过了恢复 汪精卫、陈公博等481人党籍的议案。广州政府的"四大"则於11月18日在广州召开，由於 各派争吵不休，汪精卫的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代表二百余人赴上海，另外在上海召开了" 四大"。12月22日，三个"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在南京召开四届一全会，此时蒋介石由於 镇压学生的"珍珠桥事件"受到各方的强烈反对，被迫再次宣布下野。 这次组成的国民政府主要由广州政府的人马组成，蒋介石派在政府中居於明显劣势。不过 为了搞好团结，汪精卫和胡汉民也没有在政府中担任职务。四届一中全会选举林森为国府 主席，但不负实际责任，由孙科任行政院院长，负责政府的实际领导，陆海空军总司令则 暂缺。蒋介石虽然下野，却有一只忠於他的私家军，没有蒋介石的命令，别人根本指挥不 动这只军队。所以蒋介石虽然在政界失势，但仍然是最有实力的实权者。 孙科为首的新政府为了争取民心，一反蒋介石的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开始对日本采取 强硬的态度。正好1931年12月28日日军向在锦州的张学良东北军发起进攻，新国民政府下 令张学良死守锦州。张学良称自己的兵力武器不足，请求中央政府予以增援。孙科召集诸 将领讨论对张进行增援，可是没有一个将军表示愿意去东北增援张学良军。在此情况下， 东北军不战而撤出锦州，全军退入山海关以内，试图保住他们在北平附近的最後一块地盘 。张学良在解释东北军为什麽不执行中央政府死守锦州的命令时，批评中央政府说：中央 口头上要求东北军死守，实际上却不给予任何支援，想让东北军在抗日中耗尽自己的实力 。 这时孙科政府体会到"口头上抗日简单，实际上抗日行动难"的滋味。就在此时，又爆发了 让孙科难於应付的上海事变。1932年1月18日，上海租界的5名日本僧侣忽然被一群中国人 围打，其中一人被打死，二人重伤。但二战後的调查发现，该事件原来是关东军的高级军 官委托日本上海总领事馆的武官，雇佣中国无赖所干。中国人打死日本僧侣一事，在日本 社会引起了巨大骚动。1月20日，在上海居住的日本人近千人，到日本总领事馆和海军陆 战队总部门前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出兵保护他们，在示威途中这些日本人还 捣砸了一些贴有反日标语的中国人商店。在此情况下，日方向国民政府提出了类似於最後 通牒的"限期要求"，要求中国政府道歉、赔偿、惩罚作案者和取缔解散上海的民间反日团 体。 由於孙科政府犹豫不决拿不出对策，日方则以中国没有接受"限期要求"为由，於1932年1 月28日派兵强行进入中国管区，和驻守上海闸北地区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生了激战。由於 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了重大伤亡。上海事变的战斗打响後，孙科自感无力处 理如此重大事件，请求汪精卫出马，自己於1月25日辞职。新国民政府於1月28日成立，由 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负责领导政府。 在抗战初期，汪精卫是持主战态度的，可以划入主战派。汪精卫上台後，立即宣布迁都洛 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 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 极抵抗的姿态。2月8日，汪精卫代表国民党中央慰勉上海十九路军将士"忠义之气，照耀 天日"，犒劳十九路军5万元。 汪精卫同时下令其它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 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於孤掌难鸣的困境。汪 精卫又下令在北平的张学良在北方起兵，牵制日军，并派陈公博到北平说服张学良起兵。 但张学良根本没有出兵的意思，只是以上宾招待陈公博等人，一谈到出兵之事就支吾过去 。3月6日，十九路军在孤掌难鸣的情况下全线撤退，发表停战布告，至此第一次上海事变 宣告结束。 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而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 ，诚为不可再失之良机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见其端倪，惟此等助力仅能用於调停，俾我比较有利，决不能 用於解决战事。俾我得因参战而获得全胜，此为尽人所能知，无待赘言。苏联不能脱离英 、美、法而单独行动，德、意见我肯从事和平谈判，必欣然协助，国际情势，大致可见。 至於国内，除共产党及惟恐中国不亡、惟恐国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国国民党不灭之少数人 外，想当无不同情者。铭经过深思熟虑之後，始敢向中央为此提议。除已另函蒋先生陈述 意见外，仅再披沥以陈。伏望诸同志鉴其愚诚，俯赐赞同，幸甚，幸甚。专此，敬候公祺 。 汪兆铭谨启" 12月29日，汪精卫又发表了所谓的"艳电"。"艳电"这个词并没有什麽特殊的意义，当时电 报为了节省字数，把日期用一个字代替，12月29日的电报代号为"艳"字，故称之为"艳电" 。汪精卫的"艳电"并不是宣布与日本"合作"的声明，而是以公开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 党总裁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提出建议的形式发表的。"艳电"的大致内容如下（ 手头暂时查不到"艳电"的原文）： 近卫首相在最近的对华声明中指出日本对中国无领土要求，尊重中国主权独立，并提出了 "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三原则，表明日方已有和谈的诚意，希望蒋介石和 国民政府以近卫声明为谈判基础，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汪精卫还特地提 出近卫声明中没有提到的日本撤兵问题。"艳电"说："抗战年余，创巨痛深，倘犹能以合 於正义之和平而结束战争，则国家之生存独立可保，即抗战之目的已达。" 汪精卫出走重庆後，不少外国电台报道说：汪精卫外出是代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与日本 谈判和平问题。12月24日，蒋介石让外交部紧急发表声明："汪兆铭无权和任何人谈判和 平。"由於汪精卫在党内的地位，蒋介石担心汪精卫的出走影响人们对国民党的信心，最 初只是对外声称汪精卫前往河内治病，为汪精卫返回重庆留下一条後路。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 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 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麽呢？我 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 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 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 。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 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汪精卫来到河内後，他的和平计划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卫食言没有在声明中公布撤 军的许诺。汪精卫本想近卫也有困难，准备今後再继续交涉撤兵一事，所以於1937年12月 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没想到近卫内阁又於5天後的1938年1月3日宣布总辞 职，使汪精卫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第二是龙云变心，没有按照当初的承诺发表对汪精卫 和平运动的响应，迎接汪精卫在云南建立新政府。汪精卫本来并没有考虑在日军占领区建 立政府，所以龙云的变心使汪精卫设想的和平运动完全泡了汤。 从汪精卫与日本人秘密和约的情况来看，并不是汪精卫一厢情愿的对日投降，而是双方都 有和平停战意愿的情况下达成的双边协议。在整个秘密交涉的过程中，汪精卫并非十分主 动，最初与日方进行接触的董道宁和高宗武也并非汪精卫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却比汪精卫 主动得多，日方主动提出汪精卫出马的有利条件，汪精卫考虑再三後才答应的。而且汪精 卫在秘密协议中提出日本撤军和建立统一中央政府的条件，都是对中国有利的。 如果日本当初不答应撤军的话，汪精卫也不太可能会离开重庆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却在汪 精卫离开重庆走上不归路後，违背诺言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汪精卫的和平运动最能让人谅 解的地方就在於日本撤军这一条，没有了日本撤军的保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自然成为卖 国投降行为。从这一点看，汪精卫也可以说是被日本人出卖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 卖汪精卫，就象後来美国出卖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台湾国府与中共大陆建交一样，国家之间 只有利益，却没有情谊，弱者总是处於被出卖的危险之中。 真实的汪精卫（十二） 林思云 第三部分之五 汪精卫的成立南京政府计划 汪精卫既没有绝对效忠於自己的私家军，也没有掌握垄断国家财政的命脉企业。汪精卫之 所以能够在一无兵二无钱的情况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扮演顶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 的名望。汪精卫是国民党的建党元老，文才口才过人，是孙中山最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 有曾经冒死刺杀满清摄政王的英雄壮举，这样的辉煌资历在国民党中无人可比。更加重要 的是汪精卫拥有近似於完璧无瑕的正派人品，不贪污、不赌博、不吸毒、不近女色，这在 当时腐败的中国政界是绝无仅有的高洁人物，汪精卫走到哪里，哪里的空气就会变得清高 起来。汪精卫的政敌们虽然批评汪精卫的政治见解，但对汪精卫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卫的唯一政治资本就是他的名声，一旦名声毁坏，汪精卫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结了，这 和那些即使恶名昭着，也照样执政掌权的军事实力派完全不同。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出 走重庆搞"和平计划"，是用他唯一政治资本的"名望"来背水一战。但汪精卫的和平计划遭 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卫按照与日方达成的密约离开重庆前往河内，日方却违背密约收回 了撤军的承诺。本来在汪精卫和日方代表秘密签订的"重光堂协议"中，日方答应以"撤军" 来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如果当时日方不提出撤军的承诺，汪精卫也不会离开重庆。可 是日本首相近卫在发表声明时，忽然临时删去了有关撤军的承诺。 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设想是建立在日方撤军的基础上，这样的和平运动是有可能得到中国人 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军的承诺，就使人感到汪精卫等人是无条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 ，这就完全毁坏了汪精卫的名声，断送了汪精卫的政治前途。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人答 应声援汪精卫，也是把日本撤军作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军的情况下搞"和平运动"，自 然要背上汉奸的恶名。龙云等人见日本收回了撤军的许诺，也就不再响应汪精卫的和平运 动，因为他们还有退路，不象汪精卫已经离开重庆出国，没有退路了。 日本近卫首相在1938年12月22日发表的第三次对华声明中，尽管没有提到撤军，但在不要 求领土、不要求赔款、归还外国租界、撤销治外法权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协议"，所 以汪精卫还是按照重光堂协议的密约，於1938年12月29日发表了响应近卫声明的"艳电"。 但汪精卫万没想到近卫内阁居然在他发表"艳电"5天後的1939年1月3日宣布总辞职，由於" 重光堂协议"是汪精卫和近卫首相之间的密约，近卫辞职就使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彻底流产 。日方的和平运动参加者影佐帧昭等人也不满近卫的做法，影佐说："近卫竟奇怪地干出 这种事，他把汪先生这样的中国元老拉到河内，自己却立即辞职，简直没有一点国际信义 。" 答应支持汪精卫和平运动的近卫首相辞职後，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一时间就象断了线的风筝 一样没有着落。在国内则是一片谴责声讨汪精卫之声，国民党中常会於1939年1月1日召开 临时会议，通过了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议。形势对汪精卫极为不利 ，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他以前8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 不同，将被人看作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卫对此计划也非常踌躇。正在此时，发生 了高朗街暗杀事件。 汪精卫到达河内後，住在河内郊外一座位於小山上的避暑别墅中。1939年1月16日，在香 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 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幸亏一个外国船员发现出面制止，林柏生才 免一死；1月18日，在澳门的汪精卫外甥沈次高被人开枪打死。1月28日，突然有十几个身 分不明的人从汪精卫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卫得报後紧急下山。此後汪精卫搬入人口稠 密的河内市内的高朗街27号一幢西式三层洋楼居住，并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法国 当局只是派一个警察在门外象征性地站岗。 1939年3月21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劈开位於三楼正中的主卧室之门， 刺客在黑暗中对准睡在床上的一对男女乱打数十枪，以为汪精卫必死无疑。然而被刺的不 是汪精卫，而是汪精卫的秘书曾仲鸣。高朗街27号洋楼的三楼有四个房间，汪精卫夫妇、 汪的女儿汪文惺与女婿何文杰、朱执信的女儿各住一间房，把最好的一间主卧室让给刚从 郊外旅馆搬来的曾仲鸣夫妇，没想到这反而送了曾仲鸣的命。暗杀发生前的晚上曾仲鸣曾 对汪精卫说："现在重庆方面正想从肉体上消灭汪先生。先生的身体是属於中国四万万人 民的，请千万珍惜。" 曾仲鸣早年留学法国，1925年回国後，在广州中山大学任教。同年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时 ，汪精卫任主席，曾仲鸣任秘书，从此一直相随左右。在枪击中曾仲鸣腹部中了十余弹， 其妻方君壁也受重伤。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 ，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 ："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 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 当汪精卫到达医院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 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紮 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为汪精卫尽了最後的 一份力。高朗街暗杀对汪精卫来说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难不死，亦可谓天意 。 曾仲鸣死後汪精卫极度悲愤，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又在3月27日 的《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举一个例》的文章，作为对蒋介石暗杀行为的抗议。汪精卫在 《举一个例》一文中，披露了1937年12月6日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的会议记录，这次 会议听取外交部次长徐漠的报告，讨论德国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平条件。陶德曼在南 京会见了蒋介石，转达了日本的和谈条件，蒋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汪 精卫用这个实例说明：与日本谋和并非自他开始，以蒋介石为首的领导集团早已秘密进行 了。 汪精卫在文中责问蒋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张，当时陶德曼大使奔走调停时，南京 尚未陷落，蒋介石认为和谈可以进行，那麽在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後的今天为什麽和谈就 不可以进行？而且还要对主和的人横加诬蔑，诬蔑不足，还要夺其生命。再何况，一年多 前日本提出的和谈条件十分苛刻，而蒋介石居然说不是亡国条件，同意作为谈判的基础， 而今天近卫声明所提出的条件大大让步了，却为什麽不可以作为谈判的基础？" 近卫内阁倒台，继任者平沼首相见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後，西南省份的中国军政要人并没 有象预计的那样通电支持汪精卫，因此对汪精卫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产生了怀疑，但他们忘 记了日方食言收回撤军承诺对汪精卫个人威望的打击。在1939年最初的几个月里，日本方 面对汪精卫相当冷淡。但是河内发生汪精卫暗杀事件後，因为汪精卫毕竟是响应日方的和 平号召才到河内的，日方召开了首相、陆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研究 决定派遣影佐祯昭、犬养健等人前往河内营救汪精卫，帮助汪精卫转移到安全的地方，汪 精卫在日本人的保护下到达上海，暂时住在法租界。 在轮船尚未到达上海之时，汪精卫就对影佐祯昭和犬养健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方针 一直是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揭露、指责重庆政府对日抗战的错误，宣 传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国、拯救东亚，扩大和平运动的阵营，从而使重庆政府改弦易辙。原 来设想在西南日军未占领的地区建立一个和平运动基地，但自从我离开重庆後情况发生了 变化。现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变，我想不如推进百步，索性建立一个和平政府，通过日本 政府对中国和平的诚意，用事实来证明抗战已毫无意义，从而促使重庆政府转向和平路线 ，这样比较适当。" 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当时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帮助汪精 卫建立一个"反共救国同盟会"的民间组织，并没有设想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所以影 佐为难地说："诚然，这也确是一个好办法。但是事实上我们只是受命专来帮助先生转移 到安全的地点而已。关於现在您所说的话，在公务上我没有答复您的资格。不过作为和平 运动的同志，我还是发表我的意见。我认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彻底实行近卫声明， 这是前提条件。假如日本政府在这个态度上有所改变的话，那麽先生的这个新建议将会完 全失败的。我作为一个日本人说这样的话，不免有些奇怪，但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行事 的事。" 汪精卫说："我也有同感。比如说，重庆政府还不信任贵国，他们认为日本嘴上说得好听 ，实际上心中所想的却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踌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 。近卫声明是否实行，这是我们和平运动的分歧点。" 犬养健问："不知汪先生在组织新政府时要向帝国政府提出什麽要求？" 汪精卫说："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坚持实行近卫首相的声明，如果不能践行声明，我必将 遭到国人的讥笑，认为我是受日本的欺骗而离开重庆的。重庆方面也更不会相信日本政府 ，认为贵国口是心非，不守诺言。"汪精卫还说："倘若将来贵国政府要利用我们新政府的 兵力，把我们看作日军的一翼，让我们与重庆军队作战的话，势必会引起内战，造成同民 族间的流血牺牲，这是绝对要避免的。我们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打倒重庆政府，而是在 可能的情况下与之合作。这一点与所谓的反蒋运动有本质的区别。" 汪精卫又说："对於中国人来说，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心的表现，都是以 不同的形式热爱国家。从另一方面来说，抗战论总容易让一般的中国人接受。与之相比， 和平论几乎就等於卖国论，是很难让人接受的。从现在中国国民的心情来讲，哪怕是内地 的一、两个省份因抗战而生存下来，人们也会确信，它将来必定成为国家振兴的根据地。 这种主张最容易使血气方刚的中国青年热血沸腾。但是倘若青年们没有这样旺盛的精神， 中国的将来和亚洲的将来也就令人担心了。由於这些缘故，在我们和平运动的征途上会遭 受到相当的责难，要经常不断地被骂为卖国贼、汉奸，但我已做好挨骂的思想准备。我所 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与我们约定的那样在中国广泛宣传，到那时我 们所经历的苦难，才会放射出异彩。我们在那个时候才能与抗日的青年们见面，互相笑着 说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祯昭被汪精卫的话深为感动，在他的回忆录《曾走路我记》中，给予了汪精卫最高级 的赞词："汪氏的行动表现出他对支那、对东亚的热爱和赤诚，其崇高的精神、高洁的人 格连鬼神都会为之感动。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还能有什麽呢？" 不管怎样，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动出击"，使日本政府一时感到为难。日本对中国的 方针原来是分而治之，因为一个统一的大中国对日本总是一个威胁。日本於1937年12月在 华北制造了一个以王克敏为首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再於1938年4月在长江下游地区 制造了一个以梁鸿志为首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日本并不打算在日占区建立一个统一 的中央政府，所以对汪精卫提出在日军占领区建立政府的计划并不感兴趣。但汪精卫毕竟 是中国政坛上的超重量级人物，日方还是认真考虑了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 1939年5月26日，汪精卫在上海召集高级干部会议，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动提出"建立政府" 的计划问题，参加会议的有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会议经过三天的讨论 ，拟订出了《关於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准备以书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卫亲赴日本和 日方谈判。《关於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提出：先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修改党 章，重新制定政纲及政策，授权汪精卫组织中央政治会议，负责改组国民政府以及"还都 南京"。该文件还规定：在"国府还都"南京的同时，王克敏的北平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梁 鸿志的南京中华民国维新政府自动取消，并宣布重庆国民政府为非法政府，其对国内发布 的法令、对外缔结的条约协定一律无效。 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侦昭和犬养健陪同 下秘密飞往东京。日方尽管对汪精卫的来访并没有多大热情，但还是给予汪精卫很高的礼 遇，前首相近卫文吕和外相有田八郎亲往机场迎接。为了对外保持秘密，汪精卫被安排住 在东京郊外的一所高级私人别墅。对汪精卫的来访，新任首相平沼骐一郎召开政府首脑紧 急会议，讨论汪精卫提出在南京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说："原来我国政府鼓励汪氏出逃 重庆是为了促进重庆政府内部分化而与帝国政府议和，这样战事就可能更加顺利一些。原 先我们只是计划在经济上支持汪氏进行和平运动，现在汪氏要求我国政府支持他在南京组 织中央政府，这是我们未曾想过的。" 日本政府内部对汪精卫提出建立政府的设想意见很不一致，经过激烈的争论後，日方终於 统一意见，同意汪精卫建立新政府。1939年6月5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拟出一个《建立新 中央政府的方针》，该方针规定：1、中央政府由汪精卫、吴佩孚、临时政府、维新政权 共同组成，吴佩孚主军，汪精卫主政；2、新建中央政府根据《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 与日本建立调整国交；3、中央政府必须具备一定的号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决定；4、中 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以分治合作为原则；5、关於国民党和三民主义，在不妨碍亲 日、满和反共的原则下，可允许存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为原则和汪精卫 进行谈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针和汪精卫的建立政府设想相去甚远。 6月10日，汪精卫首先与平沼首相会谈，但没有什麽实质内容。第二天与陆军大臣□垣的 会谈，是这次谈判的最主要重头戏。□垣先提出陆军不赞成汪精卫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见 ，□垣说："难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没有考虑设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权吗？譬如在皇军 占领区以外。"汪精卫回答说："原来我也是这样考虑的，只是形势发生了变化，才作出还 都南京的决定。"□垣又说："南京已经有了维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个新政府，不是 好办法。"汪精卫回答说："我们不说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说还都南京。因为国民政府原 在南京，重庆被称为陪都。还都能使重庆方面产生一种冲击力和向心力，使国内一切爱好 和平之国民思和之心凝聚於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央政权，目前 北平和南京的临时、维新两个政权应加以撤销，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统一领导下 。"□垣听後反论说："分治合作是五相会议决定的原则，临时、维新两政府经过与汪先生 协商可以考虑废除名义，但不能取消其内容及已形成的事实。"汪精卫则反论说："阁下的 意思似乎与五相会议提出的内政问题交给中国方面的原则有了距离，如果只废除临时、维 新两个名称而照旧保留其实体，要我出来收拾时局实感困难。因为中央政府有名而无实， 势必会发生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权限之争。这样的中央政府实在不是我们所设想成立的独立 自主政权，如果阁下要坚持，我只有退让或延期组织政府。"最後□垣作出一些让步，说 只要汪精卫能够说服王克敏、梁鸿志自愿放弃政府，日方也不反对。 日本原指望汪精卫在日军占领区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国的抗日力量。至於在日军占 领区之内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鸿志这样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内阁对汪精卫的建立政 府计划很不积极，所以汪精卫这次秘密访日并没有太大收获。汪精卫回国後，曾走访王克 敏、梁鸿志，试图说服两人同意放弃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统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两人 均支支吾吾，没有表示出愿意放弃地方政府的意思，这样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政府的计划 又濒临死路。 汪精卫在河内发表"艳电"时，吴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吴给汪去信说："中 日辅车相依，为友为敌，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战之中，更须化敌为友，因有史以来 ，从无久战不和之理。故自芦沟桥变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启导和平为信念。"但汪精卫 到北平约见吴佩孚时，吴佩孚态度很傲慢，结果会谈没有实现，不过不久吴佩孚忽然急病 而死。 1939年8月，平沼内阁倒台，原陆军大将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後，开始积极支持 汪精卫，同意取消临时、维新两个政府而由汪精卫领导成立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1940年 3月31日，汪精卫才正式"还都南京"，在日占区成立了一个统一的"国民政府"。 如果说日本人扶持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一个傀儡政府，倒不如说这个傀儡政府是汪精卫尽 力"争取"而来，而且是来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面怀疑汪精卫搞和平计划是中国人的诡计， 试图以此来缓解日本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日本也怀疑汪精卫等人对日本的忠诚，尽管 重庆开除了汪精卫等人党籍职务，但汪等原国民党人与重庆国民政府的高级官员仍有各种 难於切断的千丝万缕联系，日本人担心汪精卫等人会在关键的时候反叛，会把日本的军事 机密传递给重庆。事实上抗战期间重庆政府正是通过汪精卫政府获得了大量的军事情报。 日本人要在日占区建立一个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虑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对日本的忠诚可靠 程度。从这方面来讲，王克敏、梁鸿志等人显然比汪精卫更加可靠。日本从刚开始就没有 考虑过让汪精卫在日占区成立政府，只是希望汪精卫在日军未占领区成立政府。多亏影佐 侦昭等和平运动发起人尽力奔走，向日本领导层说明汪精卫的诚意，最後日方才同意汪精 卫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卫本来性格清高，对金钱权力看得并不是很重，自动放弃了多次争夺权力的机会。但 这次汪精卫却一反常态，竟然"别人不请我自来"，争着在日本人手下作一个傀儡政府的领 导人，让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汪精卫真是出於一种责任感，怕别人"卖国"把国家卖 完，自己亲自来搞有限度的卖国？汪精卫的确说过："别人去送国还不如我汪某去送。别 人送国是没有限度的，而我送国则有限度，不能让他们把国都送完。" 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汪精卫也许因为被人们所误解而难过。蒋介石不采纳他的和谈建议 ，他不得不出走重庆，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政府，和日本达成和平撤军的协议， 救百姓於战火之中。这本来是一个可行的计划，他本人也不会因此被人们耻为卖国求荣的 汉奸。可是没想到日本人临时变卦，收回了撤军的承诺，把汪精卫推进了汉奸的行列。 对此汪精卫是有苦难言，在当时他无法向别人解释清楚他离开中国是被日本人欺骗了。如 果汪精卫隐遁欧洲，等於默认他干了卖国之事而出逃欧洲。汪精卫想干点什麽事来进行挽 回，因此汪精卫才迫不及待地要建立一个政府，想作一些对中国有益的事来改变人们对他 的看法，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可是汪精卫的努力反而起了相反的作用，越陷越深，越洗 越黑。政治仕海险处丛生，一步走错，当年最让人尊敬的革命老英雄就变成最大级的卖国 贼。 不过从客观来看，在1939、1940年时，德意日的势力正如日中天，很多人都认为德意日要 夺取世界领导权，至少要平分世界。假如当时日本和德国联手首先打败苏联，逼和英美， 中国的命运就很悲惨了。如果历史真的走到这条路上，没有汪精卫在敌占区成立的统一中 央政府，中国就要被分裂成几个国家了。 真实的汪精卫（十三） 林思云 第三部分《和平运动曲线救国》第三部分之六 短命的南京政府 1939年8月，日本平沼内阁倒台，8月31日阿部信行陆军大将的新内阁成立。阿部首相在上 台後的第二天发表声明，声称处理中国事变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核心，转变了以往对中国" 分而治之"的方针，表示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迅速处理中国事变。1939年9月15日， 日本参谋本部起草了《以建立中央政府为中心处理事变的最高方针》，声称："建立新中 央政府的工作，其实质包括促成重庆实现停战，以及吸收重庆的军力和财力"。 阿部首相的新方针使汪精卫在日占区建立中央政府的计划成为可能。汪精卫在策划新政府 的同时，也展开了各种宣传活动。汪精卫在"我对中日关系的根本理念和前景目标"的广播 讲话中，提出了中日间"结怨不如解怨"的看法，汪精卫说："现在中国面临两条道路，一 条道路是把蒋介石先生等人夸口的抗日战争继续下去，但我实在看不出重庆有取得抗战胜 利的军事力量，抗战的结果只能使共产党受益；另一条道路是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朝 化敌为友、解怨的方向努力。前者是中国走向亡国之路，後者是中国走向复兴之路，也是 亚洲走向复兴的道路。我决心选择後者的道路，也希望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的有志之士加 入我们的行列。" 1939年10月1日，汪精卫在日本的《中央公论》上发表一篇《寄语日本》的文章，试图警 告那些热衷於侵略中国的军国主义分子。汪精卫在文章中说："侵略主义和共产主义都是 我们可怕的敌人。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正在排除共产主义，却不知道日本排击侵略主义。在 中国人看来，日本也是一个侵略主义者，而且对中国的侵略最甚，中国人把"东亚共同体" 、"东亚新秩序"看成是灭亡中国的代名词。如果日本有灭亡中国的企图的话，中国就不得 不和共产主义势力联合起来反抗日本。这虽然无异於饮鸠止渴，以暴易暴，而且是暴中之 暴，但也是无可奈何。" 1939年10月，日本兴亚院起草了一个《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以此作为与汪精卫谈判成 立中央政府的基本条件。所谓"兴亚院"，是日本政府於1938年7月成立的一个专门处理中 国问题的部门。兴亚院提出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包括《调整原则》、《调整要项 》、《调整要纲附件》，比起前首相近卫文吕去年宣布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 携"三原则有很大的倒退。《要纲》把中国划分为东北、内蒙、华北、华中、华南五种地 带或五个层次。最深的一层是"满洲国"，第二层是"蒙疆自治政府"（1939年9月，在日本 的策划下，蒙古的德王在张家口成立了"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第三层是华北，第四层是 华中，第五层是华南。《要纲》对这五个层次采取不同的政策。 对於东北，《要纲》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帝国"，使东北从中国完全独立出来；对於蒙疆地 区，《要纲》要求中方同意"特别设定军事上及政治上之特殊地位"，在中国的名义主权下 实行自治；对於华北地区，《要纲》要求成为"日满华高度结合地带"，日本在"高度结合 地带"实行"防共驻兵"；对於华中和华南地区，《要纲》称恢复和平後，日军将从这些地 区撤军，但要让日本军舰在"长江沿岸特定地点及华南特定岛屿驻屯停泊"。《日华新关系 调整要纲》的"附件"中，把蒙疆地区解释为长城（包括长城）以北的地域"，把华北地区 解释为长城（不包括长城）以南的河北省、山西省和山东省。 日方的"和平运动人士"对兴亚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也感到不满。影佐帧昭说：" 如果以此方案为基础与汪先生谈判，就会使人怀疑日本政府的信义。即使汪先生接受了这 个条件，和平运动也不会成功"。犬养健说："除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还有附件等 八件，好比一座大山压在汪先生身上，怎麽能使他开展国内的和平运动呢？又怎麽能使他 得到中国民众的信任呢？" 汪精卫看了影佐送来的兴亚院《要纲》後大失所望，《要纲》的内容不仅与他向日本提出 的要求相距甚远，而且大大超过了上海重光堂协议的范围，也违反了近卫第三次声明的精 神。汪精卫考虑再三，还是准备在这个基础上进行谈判。汪给影佐回信说："尊函及日华 关系调整拟订方案已收到，似与近卫声明宗旨相当差异，颇以为憾。但对此拟订方案为基 础进行谈判，则无异议。谈判委员以周佛海为主任，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周隆庠为 委员。希肝胆相照，和睦相处，以审拟东亚问题。" 1939年11月1日，以周佛海为首的汪方代表开始与日方代表举行秘密谈判。汪方要求谈判 以近卫声明、上海重光堂协议和东京谈判的三个文件为基础，表示很难接受上述三个文件 中所没有的东西，而日方则态度强硬，坚持《要纲》的方针。由於双方一度争执不下，只 好中途休会。汪精卫听完陶希圣的谈判汇报後，流着泪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 服好了。他们征服不了中国，要我签一个字在他的计划上，这种文件说不上什麽卖国契。 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了。" 汪精卫当时思想也有犹豫，准备搬到上海法租界的私宅暂住，发表声明停止和平活动。影 佐得知汪精卫准备打退堂鼓後，赶紧去见汪精卫，汪精卫对影佐说："很感谢诸位对谈判 的成功所作的努力。但这次日方提出的原案，和近卫声明的宗旨相差太远，我们无法让步 ，而你们如果让了步也无法向日本政府交待。现在我们是在讨论一个不可能的问题，所以 我认为不如停止谈判，撤回建立新政府的设想。" 影佐一边听汪精卫的谈话一边笔记，当他听到汪最後一段话时，两行眼泪竟掉落到笔记本 上。影佐说："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布防。但我认为汪先生放弃新政府的计划 还为时尚早。正如您所说的那样，谈判进展非常困难。这个原案表面上虽然强硬，但并不 是没有交涉的余地，我们也不明白日本政府最後的打算是什麽。我将立刻回东京交涉，请 先生暂时留下来等候我的消息。" 汪精卫认为影佐还是有诚意的，於是留下来等待影佐的消息。影佐回到东京後，向陆军大 臣等人汇报了谈判情况，并说明了汪精卫的立场，希望日方能作出适当的让步。11月下旬 ，影佐从东京返回上海，可是并没有带回满足汪精卫要求的让步。12月双方的谈判再开， 日方同意在协议书上附加一份《绝密谅解事项》，其中加入汪精卫的一些要求。 日方的让步之一是把日本在华驻军分为防共和治安两类，前者驻军的区域规定为蒙疆，以 及正大铁路以北的晋、冀北部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後者的治安驻军则另行协定，其余地 区的日军在和平恢复後两年内撤退完毕，但并没有说明什麽时候才算恢复和平。另外日方 同意取消向汪精卫政府派遣中央政治顾问，改为聘请日本军事顾问。 虽然日方的让步很有限，汪精卫最後还是决定忍辱接受日方的条件成立中央政府。与以前 国民党副总裁的身分相比，现在汪精卫的身价已跌为一个被政府通缉之人，不再有太多讨 价还价的资本了。1939年12月30日，周佛海代表中方在协议草案上签字，周佛海解释说： "弱国无外交，现在我们暂时失去了某些主权，一旦新政权建立後，经过和平建设，国势 日盛，到那时我们再与日方交涉来废除有关的条约和协定也不是不可能。" 1940年3月20日，新政府在南京宣布成立。这天是个晴朗的日子，南京市的市民在警察的 引导下，各家都挂出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日本本来主张新政府使用以前北洋政府时 代的五色旗，因为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重庆方面的国旗一样，容易造成混淆敌我。但 汪精卫坚持用国民党的这个国旗，最後双方达成妥协，在国旗下增加一个写有"和平、反 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南京市民们看到以前的国旗又飘扬在街头心里确有几分高 兴，但看到国旗下的黄色三角巾心里又有几分酸楚。这天还发生了日本兵枪击国旗事件， 因为中日开战以来前线的日本兵一直对着这个旗帜而战，很多日本兵在这个旗帜面前倒下 ，现在这面旗帜突然在他们面前升起，使不少日本兵在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 1940年4月26日，新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仪式。此时日本的阿部信行内阁已经倒台， 1940年1月16日成立了米内光政内阁。前首相阿部信行作为特使，和日本众议院议长、贵 族院议长、以及日军总参谋长等要人出席了还都仪式。仪式在国民政府大礼堂举行，里面 挤满了文武官员和前来祝贺的市民，文官身穿中式礼服，武官身穿军装，但大家的脸上都 没有表现出还都的兴奋。大礼堂里人头攒动，却是一片肃静，偶尔还传来低声的叹息声甚 至哭泣声。汪精卫宣读完《还都宣言》後，不禁流出了两行热泪，周佛海和影佐帧昭也落 下了眼泪。 汪精卫的中央政权建立半年後，在以前密约的基础上又进行了一次谈判，签订了公开的《 华日基本条约》。1940年11月30日在南京举行《华日基本条约》签字仪式，汪精卫以行政 院长的身份出席签字。汪精卫身穿礼服站在礼堂的石阶前，等待日方特使阿部信行到来时 ，眼泪忽然忍不住夺眶而出，沿着双颊一滴滴流下。突然他以双手抓住自己的头发，用力 地拔拉，鼻子里不断发出了"恨！恨！"的声音。这时军乐声响起，汪精卫身旁的翻译周隆 庠悄声提醒汪精卫说："先生，阿部大使来了。"汪精卫这时才恍然从梦中醒来一般，周隆 庠用手帕替汪精卫拭去泪水，用梳子梳整一下汪的头发，此时汪精卫的脸上重新浮现出一 丝微笑，走下台阶迎接阿部特使。 汪精卫政府成立後的第一大任务，就是诱招重庆政府的军政要人加入他们的"曲线救国"行 列。这个诱招行动虽然没有很大的成果，但也并非一事无成。到1943年8月，投奔汪精卫 的重庆政府官员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0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余万，这些人都是不满蒋 介石的政客和被蒋介石排挤的地方杂军。但1943年8月以後，日本的败色已浓，就再也没 有人投奔汪精卫政府了。 汪精卫政府的第二大任务是建军。汪精卫深感以前没有自己军队的苦恼，决心组建一只自 己的军队。只要有了军队，有了实力，他的政府才能摆脱傀儡政权的地位，日本也无法对 他随心所欲地控制。汪精卫效法孙中山办军校的方法，主办起"中央军政干部训练团"，由 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汪精卫亲自兼任团长，陈公博兼任教育长，周佛海兼教务长。训练团 的对象是收编的投奔他们的地方杂军，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自上而下，一直训练到排长 为止。汪精卫的国民政府最多时曾有军队百余万，但在短短的一两年时间里汪精卫还得不 到军队的绝对效忠，1943年日本显出败色後，许多投奔汪精卫的军队又转投蒋介石。另外 日本对汪精卫的建军也十分警惕，所以汪精卫的建军计划成果也不明显。 汪精卫成立政府後比较成功的一件事就是"清乡"。所谓"清乡"就是清除国民党残军，共产 党新四军在乡村中的势力，建立起汪精卫政府统治的末端机构。经过1年多的时间，完成 了江苏、浙江、安徽三省的清乡工作。以往日军是在秋收的时候出动军队武力收缴粮食， 不但引起很大的民愤，而且收缴到的粮食也不多。汪精卫政府在"清乡"地区改为政府出面 征收粮食，结果日占区百姓渡过了没有日军侵犯骚扰的安稳的一年。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美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不少人以为日本向美国宣战是丧 失理智的疯狂行为，其实日本对美开战也是有国民感情为基础的。 日本在历史上就一直处於人口非常过剩的状态，对外移民是日本解决巨大人口压力的一个 好办法。由於美国是最富有吸引力的移民国家，19世纪末日本开始了移民美国的热潮，大 量日本人纷纷移居美国。然而日本移民在美国却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迫害，当时美国的 很多州规定禁止"有色人"拥有土地，许多在美国出生的日本移民的二世、三世，虽然已成 为地道的美国公民，但仍然被禁止拥有土地，只能从事低贱的职业。 当时中国移民在美国也同样受到严重的种族歧视和迫害，但中国政府向来不对自己的人民 负责，对自己的同胞被外国人迫害充耳不闻。而日本政府却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日本就 美国歧视迫害日本侨民的问题提出了抗议。於是美国开始制定限制日本移民的"排日移民 法案"，1924年美国制定了"关於移民问题的宪法修正案"，事实上完全禁止了日本向美国 的移民。 当时美国对来自欧洲的白人移民完全没有人数限制，但是从1924年到1945年日本投降，美 国没有批准过一个日本人移民美国。这明显是对日本人、以及亚洲有色人种的歧视。当时 美国的"排日移民法案"，在日本引起了很大的民愤，国内反美情绪高涨，使日本的亲美派 陷入了穷地，刺激日本走上了狂热民族主义的道路。这是日本偷袭珍珠港的远因。 造成日本对美开战的直接原因是美国的石油禁运。当时日本90％以上的石油依赖美国进口 ，在依赖飞机军舰坦克的现代化战争中，只要美国切断日本的石油供应，日本必然陷入不 战自败的困境。据近年的一些资料显示，美国的美孚石油公司在1920年代就发现了中国的 大庆油田。但美国政府却不让美孚公司公布这个发现，反而让美孚公司对外宣称在中国东 北没有找到石油，还装模作样地提出一个"中国贫油论"的理论，把中国的石油判了死刑。 当时日本为了摆脱石油被别人卡脖子的窘境，也在中国东北勘探寻找石油，但凡是美国人 勘探过的地方日本人就不再去勘探了，他们相信在美国人勘探过的地方真的没有石油。日 本人万万没有想到美国人会骗他们，真相信了"中国贫油论"，没有继续在东北勘探石油。 如果日本人发现了中国东北的大庆油田，日本也很可能不会因为美国禁运石油而去偷袭珍 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要改写。後来日本人知道美国人欺骗他们时，感叹输给美 国人输得心服口服，美国人战略眼光的高明真是没话说。 太平洋战争爆发後，汪精卫提出代表中国向英美宣战，并向日本提议南京政府派兵到太平 洋前线与日军共同作战。汪精卫向日本提出此项建议的目的主要是为南京政府建立一只强 大军队找理由，但是日本并没有同意汪精卫的参战计划。日本人毕竟对南京政府的忠诚持 有疑虑，帮南京政府建立起强大的军队後，中国人会不会把枪口掉过来对准自己？ 1942年以後日本在太平洋战线上投入了主要兵力，在中国战场上已捉襟见肘。南京政府也 看出日本的窘境，逐渐采取强硬的态度，要求日本交还主权，扩大政府力量。1942年9月 22日，汪精卫向访问南京的日本特使，前平沼骐一郎提出了强化南京政府建议，汪精卫在 建议中要求日本不要继续干涉南京政府的行政和经济。1943年1月9日，南京政府与日本签 订了《租界返还和废除治外法权》，将英法租界和日租界返还中国。1943年2月2日，汪精 卫发出主席令，撤除国旗上"和平、反共、建国"字样的黄色三角巾，使国旗恢复了原来的 模样。1943年10月30日，南京政府和日本重新签订了《华日同盟条约》，大大改善了1940 年签订的《华日基本条约》中的主权丧失部分。 虽然汪精卫利用太平洋战争大大改善了南京政府的地位，但如果日本战败，汪精卫的努力 将一切付之东流。1943年以後，日本已露败迹，南京政府的官员也感到忧心忡忡，一旦日 本败战，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周佛海等不少高官开始暗地里和重庆方面取得联系，为自己 准备一条退路。 蒋介石的重庆政府和毛泽东的中共也对汪精卫政府十分注目。俗话说："两湖熟，天下足" ，汪精卫南京政府正是占据了中国最富庶的地带，和上海这个最大的国际都市。日本战败 後，南京政府投向重庆和延安的哪一方，就会大大增加该方的力量。蒋介石通过周佛海等 旧部下拉拢南京政府，毛泽东也试图和汪精卫接近。1943年3月7日，中共代表冯龙在上海 与周佛海秘密接触，冯龙说他是受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刘少奇的直接指派，中共知道这 件事的只有毛泽东等最上层三、四人，但中共和南京政府的交涉似乎没有什麽成果。 1943年8月，汪精卫的健康开始恶化。1935年遇刺时留在背部未取出的子弹造成的隐患， 使汪精卫经常感到背部、胸部及两肋的剧烈疼痛。11月21日，日本政府派内科专家黑川利 雄教授到南京为汪精卫检查身体。汪精卫希望将体内的子弹取出，但黑川认为还是保持现 状，不取为好。黑川走後汪精卫的病痛日益加剧，又请南京日本陆军医院院长後藤治疗。 後藤认为病痛是由於子弹压迫神经所致，认为非取出弹头不可，并保证手术能够成功。汪 精卫同意施行手术，12月19日後藤亲自主刀为汪取出了子弹。 但手术後汪精卫的病情突转恶化，体温上升，下肢麻痹。1944年元旦以後，汪精卫已不能 从床上坐起。1944年2月，日本政府再派黑川到南京为汪诊治，黑川认为弹头取出後汪的 两腿才变得麻木，是脊椎压迫神经所致，形成"多发性骨髓肿"。"骨髓肿"是一种外伤引起 的疾病，没有有效的医治方法，死亡率高达90％。黑川建议汪精卫前往日本，用其先进设 备为汪治疗。3月1日，名古屋帝国大学的日本神经外科医学权威斋藤真教授奉首相东条英 机之命，到南京为汪精卫会诊。斋藤会诊後同意黑川的诊断，认为汪有必要到日本进行治 疗，宜早不宜迟。 1944年3月3日，汪精卫在陈壁君及其子女的陪同下，乘专机去日本就医。临行前汪精卫召 集陈公博、周佛海到病床前召开会议，并写下手书："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 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癒。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 理，但望早日痊癒，以慰远念。 兆铭。" 汪精卫飞抵日本後，住进了名古屋帝国大学医院的特别病房里。汪精卫的住房除了极少数 高级医务人员知道外，其他人员毫不知情。3月4日，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组织黑川利 雄、斋藤真等八名教授对汪精卫进行会诊，再一次确诊为因子弹头在体内过久，诱发成为 多发性骨髓肿，第四至第七胸椎骨的肿胀已由背部向前胸扩散，严重压迫脊髓神经。会诊 结束後，斋藤亲自主刀对汪施行"椎弓切除"，切除左右胸背骨七片，以缓解汪精卫的疼痛 。手术後，汪精卫感觉尚好，失去知觉两个月的双腿也恢复了知觉。 但到1944年9月，汪精卫的病势又开始恶化。汪精卫问主治医生黑川教授："请坦诚地告诉 我，我的病能治好吗？如果治不好的话，我想回中国。"黑川说："请放心，我保证一定能 治好。"这当然是医生经常用来安慰病人的话。1944年10月，汪精卫的病势转危。日方得 知汪精卫病危後，不少高官前来探望，病房中摆满了垂危病人不可能下咽的水果和点心等 慰问品。 11月8日，美军对名古屋进行大规模空袭，医院将汪精卫转入地下室。因地下室没有暖气 设备，非常寒冷，汪精卫因此得了肺炎。次日汪精卫体温高达四十度，呼吸困难。11月10 日午後，病房中传来汪夫人陈壁君的大声呼叫。黑川教授赶入病房，见汪精卫浑身颤抖， 痛苦不已。黑川握住汪精卫的手查看脉搏，汪精卫吃力地说："我要回中国。。。"，这成 了汪精卫最後的话。 1944年11月10日下午4时20分，汪精卫停止了呼吸。汪精卫去世後的第二天，日本现任首 相小矶、前首相东条英机和前首相近卫文吕等人赶到医院向汪精卫的遗体告别。特别是前 首相近卫在汪精卫的遗体面前默默站立了一个多小时，汪精卫今天的下场可以说是近卫一 手造成的，也许他感到有些内疚。汪精卫的遗体於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小矶首相、 近卫等人前往机场为汪精卫的遗体送行。 汪精卫生前酷爱梅花，曾把南京的市花定为梅花。汪精卫在名古屋大学养病时，曾赠送名 古屋大学纪念红梅树苗株，种在病房前，现在还有两株尚存。汪精卫死後葬於南京郊外的 梅花山，蒋介石还都後将汪精卫的坟墓炸毁，遗体烧却。 真实的汪精卫（十四） 林思云 第三部分《和平运动曲线救国》第三部分之七 汪精卫死後南京政府的结局 汪精卫於1944年11月10日客死於日本名古屋，他的遗体於11月12日由专机运回中国。汪精 卫死後，南京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哀典委员会，由陈公博任主任委员，周佛海、王克敏、 褚民谊为副主任委员。南京政府於11月12日发出公告："国民政府汪主席於民国三十三年 十一月十日申时，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逝世，距生於民国纪元前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时 ，享寿六十有二，谨於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遗体回国成殓，择期举行国葬，饰终典礼，由国 民政府会同中央党部组织哀典委员会敬谨办理。" 11月12日下午六时，装载汪精卫遗体的专机降落在南京光华门外机场、陈公博、周佛海、 王克敏等一百余名官员到机场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卫生前的遗愿，把汪的陵墓建在国 父孙中山陵墓左侧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孙中山的助手，死後也要追随左右。由於汪 精卫生前有过陵墓不要劳民伤财的遗嘱，加上南京政府的财政有限，所以汪精卫陵墓的规 模不大。不过汪精卫的棺木外面用钢筋混凝土浇灌了厚厚的一层墓壳，倒是十分坚固。 汪精卫死後，南京政府推举陈公博为国府主席，继任行政院长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但陈 公博坚持在最高职务上加个"代"字，陈公博说："现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息，这台戏也 该结束了。我来继承汪先生的职位，是来办理收场的，而不是来继续演出的。"此时日本 的败局已定，南京政府也处於风雨飘摇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7日，陈公博在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会议， 决定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把中央政治会议改为南京临时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改为治安 委员会。当晚，陈公博广播发表了《国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历时5年4个月的短命政 权宣告结束。 陈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後，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难的意愿。此时日本已投降，但还是安 排让陈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於8月25日秘密飞往日本。陈到日本後，化名东山公子 ，隐居於京都郊外的金阁寺。但不久陈公博等人潜居日本的消息泄露，中国政府向日本提 出将陈公博等人引渡回国的要求，作为战败国的日本只得无条件答应中国的要求。日本前 首相近卫文吕得知陈公博要被引渡回国，匆匆赶到金阁寺和陈公博道别，近卫说："实在 对不起。。。"，陈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说："大家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和民族，说不上谁对 不起谁。" 1945年10月3日，陈公博一行7人被引渡回中国受审。1946年4月4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 讯陈公博。陈公博对指控他的汉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为自己辩护说："我认为抗战应 该，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静气去想想，当日汪先生来京之时，沦陷地方至十数省，对於 人民只有抢救，实无国可卖。在南京数年为保存国家人民的元气，无日不焦头烂额，忍辱 挨骂，对於个人只有熬苦，更无荣可求。到了今日，我们应该念念汪先生创立民国的功勋 ，念念他的历史和人格"。1946年4月12日，法庭判决陈公博死刑，於1946年6月3日执行。 临行前，陈公博要求向陈璧君告别。在陈璧君的囚室外，陈公博向陈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 ，双手捧上自己用过的一把茶壶，说："夫人，我先随汪先生去了。牢中别无长物，一把 茶壶，权做留个纪念吧！" 陈璧君被捕後，更是表示坚决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开庭审讯陈璧君，陈 璧君在法庭上说："日寇侵略，国土沦丧，人民遭殃，这是蒋介石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 责任？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南京统治下的地区，是日 本人的占领区，并无寸土是汪先生断送的，相反只有从敌人手中夺回权利，还有什麽国可 卖？汪先生创导和平运动，赤手收回沦陷区，如今完壁归还国家，不但无罪而且有功。" 法庭最後判处陈璧君无期徒刑，陈璧君接到判决书时却说："本人有受死的勇气，而无坐 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陈璧君个性十分刚烈，汪精卫在日本治病时，陈璧君一直伴随汪身旁，但从来没有对日本 人说过一句感谢的话，日本人对她也很发怵。1949年共产党夺取大陆後，蒋介石并没有把 陈璧君移往台湾，而是把陈留给共产党。1952年，和陈璧君私交很深的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和廖仲恺夫人何香凝，去监狱探望陈璧君。1912年汪精卫和陈璧君结婚时，何香凝还曾作 过陈璧君的伴娘。宋庆龄和何香凝告诉陈璧君，中央已经决定，只要陈璧君承认汪精卫有 罪，写一篇悔过书就可以释放出狱。陈璧君却立即拒绝：汪精卫无罪。她宁可坐牢，也不 承认汪精卫有罪。1959年6月17日，68岁的陈璧君死於监狱中。 与陈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随机应变得多。早在日本呈现败迹时，周佛海就暗自与重庆联系 ，为自己留好了退路。当年汪精卫与日本密谈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办，陈公博不仅没有 参与，而且还表示反对。最後汪精卫组建政府时，陈公博感到汪精卫正值用人之际，出於 与汪精卫的私人情谊才接受了汪精卫的邀请，到南京政府任职。如果论"卖国罪"的话，与 日本签定密约的周佛海，显然要大於没有参与密约的陈公博。但最後周佛海却比陈公博罪 轻一等，只判了一个无期监禁，而官职比周佛海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 ，可见当时的汉奸审判亦不公正。 尽管蒋介石抗战後成为中国的民族英雄，但蒋介石在抗战时期也多次和日本进行过秘密和 谈。除了抗战初期德国大使陶德曼的调停外，1939年12月蒋介石密令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 曾广冒充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与日方举行秘密谈判。日方对此会谈十 分重视，要求继续举行高级别的谈判。1940年3月7日至10日，双方在香港举行了高级别的 秘密会谈，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还有重庆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最 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章友三，副侍从长陆军少将张汉年。 会议开始时，日方出示了陆军大臣的证明书，而中方陈超霖、章友三两人只出示了最高国 防会议秘书长张群的证明书，却没有蒋介石的证明书，说明蒋介石不愿直接承担和谈的责 任。但陈超霖说蒋介石亲自过问此事，并在他离开重庆前，特别嘱咐他三件事：（一）必 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本的条件；（三）会谈在秘密中进行。日方答应考 虑蒋介石的撤军要求，但提出了几项撤军条件：（一）原则上承认伪满洲国；（二）放弃 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约规定日军在内蒙及华北若干地区驻军防共；（四）停战後与 汪精卫一派合作。 据参加会谈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透露，这次会谈争论的中心是满洲国的承认问 题、撤军问题、以及与汪精卫合作的问题。重庆方面表示："满洲问题中国原则上同意考 虑，但方式如何另详商议"；"关於撤兵问题，日本应将在华军队尽快全部撤退，不得另找 借口延迟撤退（撤兵步骤另细订）；"关於汪精卫问题，纯属中国内政问题。在恢复和平 後，根据汪氏与国民党的历史关系，中国将适当处置，无须提为和平条件之一。"但後来 重庆方面表示在承认满洲国问题上政府内部意见对立，要求会谈延期。後来重庆方面一拖 再拖，谈判也就不了了之。 1943月11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蒋介石在开罗举行会议，会後发表 的《开罗宣言》中声明三国将联合向日本侵略势力作最後的反攻，在战争胜利後，把中国 东北、台湾和澎湖列岛归还中国。但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举行制定最 後对日作战方针的最高会议时，却没有邀请蒋介石参加。1945年8月，美、英、苏三国发 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时，竟然也没有邀请中国这个对日作战 最久的国家一起敦促日本投降。这些使蒋介石感到一种屈辱感，也是弱国无外交的另一种 表现。 不过蒋介石又对美英苏三国不邀请中国参加最後对日作战方针会议表示担心：三国是不是 准备出卖中国的利益对日讲和？蒋介石最怕日本与三国进行有条件投降的谈判，把保存汪 精卫政府作为日本从中国撤军的条件。另外蒋介石也担心苏联对日宣战，出兵中国战场和 日军作战，这样中国就要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了。在担心被美英出卖和担心苏联出兵的情况 下，蒋介石通过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院长缪斌赴日与日本秘密谈判单独讲和 。缪斌表面是汪精卫的人，背後却又是蒋介石的人。1945年3月，缪斌受蒋介石的重托， 化名"佐藤"来到东京，开始了"佐藤工作"。日本对这次谈判非常重视，当时的首相小矶国 昭亲自领导与缪斌的谈判。 中国方面提出的与日本单独讲和的条件是：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军，解散南京政府和取消满 洲国国号，中国即可与日本单独签署和平条约。小矶首相对中国的方案很感兴趣，有意接 受中国的条件。当时日本正准备进行本土决战，如果能和平体面地解决中国问题，把几十 万大军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决兵员不足的问题。此外和中国单独讲和还有助於瓦解同 盟国阵营，在外交上也是一大胜利。但日本的军部却极力反对与中国单独讲和，小矶首相 最後遗憾地说："错过这次机会，百年以後都要後悔。" 抗战胜利後，缪斌被作为汉奸逮捕。缪斌本以为他很快就会被无罪释放，但不久却传来了 尽快执行死刑的命令。缪斌於1946年5月21日被处决，比"第一汉奸"陈公博的刑期还早。 原来美军占领日本後，发现中国准备与日本单独讲和的"佐藤工作"秘密资料，麦克阿瑟大 怒，要传唤缪斌到东京法庭出庭作证。蒋介石赶紧向美国否认曾经和日本进行过秘密和谈 ，另一方面却下令立即处死缪斌，这可以说是"杀人灭口"。缪斌作为南京政府的考试院副 院长，并非政府要职，缪斌本人也没有特别重大的卖国行为，本来不应判死刑。将缪斌如 此迅速地处死，也反映出蒋介石害怕得罪美国人的心虚。不过在日本福冈久留米市的有名 古寺善导寺中，却有供祭缪斌的牌位；在东京中央区的稻荷神社，还有"和平神缪斌显彰 碑"，把缪斌奉为"和平神"，表示不忘缪斌的"和平工作"。 1946年1月，在重庆的蒋介石通知何应钦：在重庆政府还都南京之前，必须将汪精卫在梅 花山上的坟墓处理掉。1月21日工兵用炸药炸开汪精卫的墓壳，打开棺木，见汪精卫的屍 体上覆盖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礼服：黑色长马褂，胸佩大绶，头戴 礼帽。由於使用过防腐剂，屍体尚未腐烂。棺内没有任何陪葬品，只发现屍体的上衣口袋 里有一张3寸长的纸条，上书"魂兮归来"四个字，这是陈壁君在名古屋帝大医院汪精卫去 世时写的。 汪精卫的棺木和屍体被运往清凉山火葬场彻底焚化，梅花山的坟地由工兵铲平後建了一座 小亭，四周添植许多花木，彻底改变了模样。1994年时，在汪精卫的原墓地上面修建了一 座汪精卫跪像，似乎是模仿岳飞墓前的秦桧跪像供人们唾骂。但到1999年1月，汪精卫跪 像突然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 尽管人们常说"不以成败论英雄"，但实际上往往是"成者英雄败者贼"。如果客观分析一下 当时的形势，汪精卫的南京政府存续下来的可能性亦不算小。第一种情况是日本胜利，美 国放弃远东地区；第二种情况是日本有条件投降，从中国和南洋各地撤军，但日本很可能 把保留汪精卫政权作为撤军条件。如果美国没有及时发明原子弹，对日本进行本土作战必 然要付出巨大伤亡，美英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出卖中国的利益接受日本的有条件投降 。另外从反共一面来看，如果苏联参战的话，苏军的首先攻击目标肯定是在中国的日军， 这样中国就不免会共产化。而汪精卫政权是反共的，美英看来保留汪精卫政权总比苏联出 兵中国强。第三种是日本向美英苏无条件投降，却不向中国无条件投降，这从美英苏三国 不邀请中国一起发表敦促日本政府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可以看出这种可能性。如 果这样日军就会给汪精卫政府留下一批武器装备後突然撤军，留下汪精卫政府自生自灭， 就象美国抛下南越政府撤军一样。由於汪精卫政府掌握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数的 人口，蒋介石要想消灭汪精卫政权也非易事。因此从"运气"的角度来看，汪精卫南京政府 的结局可以说是一种最遭的结局。 从汪精卫的一生来看，汪精卫是个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於用笔而不善於用枪。孙中山 非常重视汪精卫的文才，孙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卫起草，孙中山阅後总感满意，极少 改动，汪精卫其实担任了孙中山秘书的角色。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黄兴 任执行部部长，汪精卫任评议部部长，可见孙中山对汪的器重，也说明汪在同盟会里有相 当高的声望。 不过使汪精卫在中国名声大振的，还是他以"精卫"的笔名在同盟会主办的《民报》上发表 的一系列文章。汪精卫写的《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驳革 命可以生内乱说》等一系列文章，都是当时广为流传的政论文佳作。1908年8月19日，孙 中山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以"南洋小学生"为笔名发表文章《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 时务者也》，文中说："自精卫先生《民报》第六号《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一论出，言 中外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拜读精卫先生革命 可杜瓜分之论，不禁五体投地，神圣奉之。"此文後来收入《孙中山全集》。 但汪精卫的命运和他的老师孙中山一样，都是只有威望却无实权的领袖人物。文人革命家 在夺取政权以前起着极其重要的舆论制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权到手，他们就被掌握军队的 军人政治家们排挤到一边。孙中山被袁世凯摆布，汪精卫被蒋介石摆布，都是中国"枪杆 子里面出政权"的牺牲品。不过汪精卫对国民党建立和发展的"功勋"是无法抹煞的。现在 台湾的国民党，在召开重要会议以前必先朗读孙中山总理的遗言。然而这个遗言其实却是 汪精卫所写，孙中山不过签个字而已。这也表现出汪精卫对国民党的影响仍然"阴魂不散" 。 汪精卫一生以生命为赌注进行了两次拼搏，一次是刺杀摄政王，另一次是发起和平运动， 前一次赌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後一次赌博却完全失败，遭到世人的唾骂。不过 "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运气或天命起着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行刺摄政王时 抱着必死的决心，根本没有想到生还。清政府对行刺满人王公的刺客一直都没有不处死的 先例，只是到了汪精卫时才破例免死。如果当时清政府成全汪精卫必死的决心处死汪精卫 ，中国就会少一个大汉奸而多一个大英雄，现在我们的中小学生们将代代朗读汪烈士"引 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豪言壮语。 如果汪精卫在1935年遇刺时被打死，也会成为中国可歌可泣的光荣老革命家，而汪精卫却 只伤不死。如果1939年重庆特务不是错杀曾仲鸣而是打死汪精卫，人们也只是叹惜汪精卫 一时糊涂，不会使汪精卫背上史上最大级汉奸的恶名。但命运之神好象是在故意捉弄人， 汪精卫最後对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满意的，在他60岁还历时曾经写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怀 词：城楼百尺倚空苍，雁背正低翔；满地萧萧落叶，黄花留住斜阳。栏杆拍遍，心头块垒 ，眼底风光；为问青山绿水，能禁几度兴亡。汪精卫在词前还写了这样一段话："重九日 登北极阁，读元遗山词，至'故国江山如画，醉来忘却兴亡'，悲不绝於心，亦作一首。" 元好问这样的亡国诗人之作引起汪精卫的共鸣，可见汪精卫的内心亦是郁郁颓丧。 不少人把汪精卫投靠日本人解释为与蒋介石争权，但从汪精卫的历史来看，汪精卫并不是 特别醉心於权力的人。1912年辛亥革命胜利时，以汪精卫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社会影响， 他至少可以当一个部长以上的官员，胡汉民就作了广东都督。当时汪精卫才30岁，这样的 高官对於一个30岁的青年应该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卫却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 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放弃作官到法国留学。辛亥革命後象汪精 卫这样具有功劳威望之人却没有作官的，只有汪精卫一人。後来汪精卫任广州国民政府主 席时，在完全可以不辞职的情况下主动自责辞职，也反映出汪精卫对权力看得不是很重。 所以简单地把汪精卫离开重庆搞和平运动看成是争权夺利，其实是把历史人物脸谱化了。 汪精卫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 ，又怎麽会遭到外国的侵略？又怎麽会有汉奸？一个国家历史上的汉奸越多，就说明这个 国家越弱。对於一个遭到强敌侵略的弱国，总要有人挑起"汉奸的担子"，古今中外的历史 都是如此。因此我们不应该公式化地把"汉奸"理解为一群整天想着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 而应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理解"汉奸"们的悲剧。 （续完） www.chinesenewsweek.com 多维周刊总第 16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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