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tiwa.org.tw/index.php?itemid=272 认识国际婚姻的上位视野 文／龚尤倩，台湾国际劳工协会顾问、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理事 从家暴案件谈国际家庭的男性 阿莲是我接触新移民妇女的第一个家暴案件。 因为婆媳关系恶劣，丈夫告了阿莲离婚，把不知情的阿莲赶出了门；阿莲在一民间单位协 助下申请了家暴令，为自己挣得了留在台湾的空间，并为离婚案上诉。这样一缠讼，三年 过去了。 当初，一位帮忙过的陆偶带着她来找我。初次见面，居留期限将届的她还在着急着等待遥 遥的司法诉讼。移民妇女被「婚姻」绑架的居留身份，使得我们必须一步步与移民署协调 协调居留展延。煎熬辛苦，不在话下。 几经辗转，判决下来了，阿莲胜诉。这段离婚是不成立的。 　 阿莲坚持要回到夫家，她想问先生让不让她回去帮忙，她说其实先生很辛苦的。阿莲的丈 夫跟妈妈相依为命，因为屡做小生意失败，总是不得志，五十多岁的丈夫没有恒产，不得 不四处流转、寻找机会，最近落脚在泰山，开了间牛肉面馆，与妈妈就近租屋。但是生意 差极了，一天赚不到三千元。很艰辛地维持生计。 阿莲与先生因为官司没有联络，期间先生屡次拒接她电话。先生在意她把推挤说成家暴， 先生觉得接到家暴令简直是失透了面子。 我问阿莲为什麽要回去？ 她说，「我看他很可怜ㄚ，我知道家里的状况不好，他人不坏就是要面子，脾气不好。我 跟他关系还好，就是婆婆一直讲我坏话啦。」 阿莲坚持要回去跟先生谈，我陪她去找了先生。中午时分，我在牛肉面摊观察了一下，没 有络绎的人群，只有他先生孤身一人。走到先生租屋处，刚好先生返家，阿莲喊他，丈夫 视而不理，把我们拒在门外。两年来第一次看见先生的阿莲，喃喃地说他瘦了好多ㄚ…… ..「我相信我有能力帮他，我知道要怎麽做生意，这几年我也在面摊工作，只要肯做就行 啦……………….」 与子相依为命的婆婆、履次无法翻身的中年男子以及异乡求生存的越南女子。这个故事真 是有太多切面可以去探讨他们在台湾的婚姻处境。 然而，泰山街上惊鸿一瞥的男人，嗯，只在判决书上的名字终於现身，低头紧抿嘴角，佝 偻的身躯透露着沧丧，这让我联想起了很多周围的男性。 被标签的男性 国际家庭的男性、家暴的男性，常常是被社会标签的。 这些失志的、失业的、稀微的、看不到发展成就的中年男性，往往有着强烈怀才不遇的情 结，社会给的条件不够，他们挣扎着使用身上所有的资粮讨生活，维持一个应有的「样子 」。一旦，事与愿违，骨子里的无奈与自卑，小老百姓挣脱不出形形色色的社会控制，男 性的形象与成就压力、家庭生计的压力….…..像是骨牌般，一张张倒在这些底层男性身 上；於是，用酗酒来掩饰沮丧失志的情绪，埋怨、易怒甚至暴力，来发泄心中难以化解的 积郁。面子与尊严，往往变成他们营造自我形象的底牌。我认识的很多底层中年男子，当 他们挣扎出手，往往侧身一转，沦为家暴者或者是丧志颓废的失意人。 家庭暴力，反映出的不单纯只是夫妻间的失衡，背後那一大堆庞大的社会结构、什麽传统 礼教的社会规训、刻版男女角色的分工模式、什麽主从蛮夷的种族观念、缺乏经济安全与 福利体系……….才是更可怕的作俑者。阿莲与丈夫可以继续生活吗？我绝不相信那是社 工员或是心理师，四两千斤的功夫就可以解决的。这样历史/文化/政治的交错，盘根错节 的作用力，真是巨大，它作用在你我之间、作用在所有的夫妻关系之中，当然也更影响了 我们的国际家庭。 被另眼相待的国际家庭 婚姻本身就像是一个市场，男男女女在其中各自用着不同的标准称量着对方，选择着或是 想像着，将来可以「共度一生」的侣伴。我的爸妈年纪相差二十岁，是典型的外省客家老 少配，妈妈抵抗着保守客家家族反对的压力，嫁给了没有恒产的老爸。二十年後，两岸通 信了，发现自己竟然是二老婆，着实大吵大闹了好一阵子。其实，二十年来婚姻生活中的 真实苦乐，都实际存在着，根本无法磨灭这一路走来的相依情感。老爸当年的谎言怕的是 「失去」，他看见了在现实婚姻市场上，老妈毅然决然的勇气。难道这是一桩欺瞒的婚姻 吗？同样的视角，也可以转移到我们的国际家庭上，许多嫁娶过程中的谎言的欺瞒，恐怕 需要更多资料与包容去推敲理解。 我们的国际家庭，多半来自在婚姻市场失势、在婚姻市场上弱势的台湾男性，他们在条件 、资讯困窘下毅然选择了跨越国界进入了异国婚姻。然而，跨国交往的物质基础，平民百 姓望尘莫及。平民百姓的跨国移动更有着太多的限制，面谈机制、依年展期的居留身份， 把人人都想成假结婚的「嫌疑犯」。即便，结婚是一项没人可以否认的权利；几十年前在 本岛发生的「媒妁之言，天作之合」，也在自由主义浪潮下成了消散掉的历史记忆。跨国 婚姻，在这样的社会视野与政府机制双重作用之下，让国际婚姻贴上了许多诸如买卖婚姻 、这些台湾男性是老牛吃嫩草等「社会标签」；移民妇女寄钱回家的孝心，也会被曲解「 掏金」。这些一般婚姻都会发生的事情，却因为冠上了「国际婚姻」，被另眼看待，被扩 大化了、问题化了。 所以，对於敢踩进这样婚姻的人而言，不谛是需要勇气的。我们的社会看到了吗？ 移民妇女的劳动 婚姻，对於平民百姓而言，绝对不是嫁入豪门，更非王子公主贵族生活的保证。对於多数 的国际家庭而言，这是现实，这也泰半与他们在台湾身处的社会阶级有关。 底层家庭的维生，只有靠劳动。我们的国际家庭泰半都是辛苦工作的劳动家庭，两个人的 结合努力爲的是打拼一个好的生活，努力打拼的方式就是「劳动」；甚至往往是，他们必 须要同时养两个家庭：一个台湾的家，一个母国的家。这些婚姻移民不但得要从事家务劳 动、他们必须进入劳动市场，来让家庭经济得以持续维持。这就如同我妈妈这般的台湾中 高龄妇女一样的生存处境，她一生工作了四十年了，到现在还在成衣厂没停过劳动。 当然，对於移民妇女而言，社会、夫家对於他们家务劳动的想像与要求，恐怕更加诸了他 们家务劳动的压力：他们必须生儿育女、料理煮食、打扫应对、照顾卧病长者。犹有甚之 ，因为他们「外国媳妇」的角色，尤其是来自东南亚国家，母国经济的弱势反而加深了偏 见，加重了他们的家务劳动，变相「外劳」的想像隐藏在家务劳动之中。 再者，在台湾，维持一个家庭的经济压力，制造了社会普遍存在的双薪家庭；这对多数国 际家庭而言更是无法逃避的噩梦。这也使得这些移民妇女们除了传统家务劳动、生养小孩 之外，更逃脱不了尽速进入职场的压力。这些移民职业妇女，他们都成为必须要养家的外 籍妈妈。有的老公失业，外籍妻子更俨然成为家中经济的重要支柱。 劳动带给了移民妇女多重的意义，为这些移民妇女拉开了空间，为婚姻移民带入了新的社 会身分与社会位置，开展了不同的社会网络，也功能化了婚姻移民对於家庭的贡献，当然 这样的发展也会引进了家庭对於金钱安排、工作时间安排、家务劳动分配等冲突。对於他 们而言，生产线上僵化的动作、餐馆里油腻的碗盘、就业市场上歧视的对待………..与白 领劳工谈着什麽工作中的「自我实现」，恐怕是脱离现实、遥不可及。劳动，虽然有着不 得已的生活压力，但是劳动却也提供了生活苦闷的出口，也创造了他们新的社会网络。然 而，这些移民妇女所碰到的劳动环境，职场上的同工不同酬、就业歧视、没有劳工保险、 从事特殊的、零碎的工作时段，却成为移民妇女普遍遭遇的处境。这提供给了我们在地社 会一个重要的警讯。 新底层劳动者的处境 根据今年年初，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的调查，发现移民妇女因为语言、种族弱势，往往 遭遇到严重的就业歧视；即便是进入了职场，也身受低劣的劳动条件之苦。原生的「外籍 」血缘以及维持夫家生计的迫切需要，「勤奋移民妇女」的背後，往往是他们屈就低於劳 动基准工作的事实。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的调查结果，发现多数移民妇女从事餐饮业、 家事清扫帮佣以及小外包厂等行业，都处於非正式经济部门或是处於正式经济部门的边缘 劳动位置，调查揭露了移民妇女在劳动市场上普遍遇到的困境与歧视，移民妇女已然成为 台湾「新的底层劳动者」。 根据台湾国际家庭互助协会发出七十五份问卷的访谈调查，发现在劳动市场上的移民妇女 有三大普遍现象： 21岁至30岁的劳动妇女就占了64%。都属於青壮年，是年轻的劳动力。 有将近36%的移民妇女从事餐饮服务业，30%的移民妇女在工厂从事制造业部门之工作。 她们几乎都是「新台湾之子」的母亲，是养家的外籍妈妈。 这些移民妇女在劳动市场上遭遇到的五大困境则分别是： 没有劳保：有72%的移民妇女没有劳工保险，背负雇主节省劳动成本的结果。 没有加班费：有68%的移民妇女即便超时工作也没有加班费。超时加班领有加班费的妇女 ，也仅有14%领有合乎劳动基准法规定的加班费，她们多半从事制造业。 就业歧视：雇主有意或者是无意(不知道东南亚籍配偶无需另外申请工作证即可工作)使用 「请外籍的要申请工作证」、「你没身分证」、「你操越南口音、我不要用你」拒绝移民 妇女求职。 从事特殊的、零碎的工作时段：在高雄，超过一半的移民妇女从事零碎的部份工时工作， 她们多在餐饮服务业；这种现象在北部亦然，北部更发现许多移民妇女所从事的工作是下 午三点至凌晨两点的特殊班表。这样的工时现象使得移民妇女得以兼顾育儿，但为了赚取 足够的收入，往往也被迫身兼二职。 低薪资：除了极少数移民妇女可以进入政府部门或民间社团的通译工作得以得到合理薪资 ；多数移民妇女必须依赖超时工作来取得高於基本工资的收入。 在移民妇女纷纷进入劳动市场的事实下，这些移民职业妇女所承受的多重歧视与辛酸，应 该被台湾社会正视。相较於家庭暴力防治法对应到家门内的关系，这项调查揭露了底层劳 动的处境恐怕更需要公法的介入。 移民劳动者=底层劳动者 世界皆然 全球各大城市的角落里，餐馆的洗碗工、拣菜工，路边小摊贩、洗车工、渔工….，这些 底层劳动，都逃不掉移民工的身影。因为来自经济弱势的国家，劳动市场狠狠的把他们丢 在底层，与我们的中高龄劳动者、失能劳工摆在一起。综观全球，劳动基准以及劳动平等 待遇是政府的当然职责，更是稳固社会安定保障人民生活的基石。即便对於移工，国际劳 工组织早在一九一九年创立初始即已加以注意；在一九一九年十月，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的 「第二号失业公约」〔Unemployment Convention, 1919 (No. 2)〕，第三条中规定赋予 移民劳工「国民待遇」(national treatment) 之先河。以避免廉价移工政策冲击而恶化 了本地劳工整体的劳动条件，使得本地整体劳动市场的条件无法提升。对於移工是如此， 对於本地的所有劳动者更应该是如此。 吊诡的是，在台湾，我们的婚姻移民、移工、中高龄劳工，这些台湾新底层劳动者、台湾 的边际劳工，因为他们的劳动劣势，而同样有工资与人权的价差，他们都迫於生计，选择 从事低劣劳动条件的工作。任由市场决定的劳动条件，无疑顺遂了资本家分化劳工阶层的 企图、成就了资本集团剥削利润极大化的丑恶，使得这一群台湾边际劳工同样身陷劳动剥 削的处境。当劳动者继续陷於底层劳动位置，剥削处境无法改善，台湾更将持续成为国际 人权黑名单的可耻纪录。国家公权力的介入，显得刻不容缓。 川流无阻的资本流动相较於规范重重的劳动力流动，这是失衡的全球化；选择性的国境控 管、差别待遇的移民政策所反映的社会控制，这是牺牲弱势的内政；劳动体系的零碎化、 弹性化与去管制化，更是扩大贫富阶级，叫底层劳动没有出路。当金融危机风暴的年代， 公权力扞卫劳动基准的那一条底线更是重要，掉落在劳动基准线底下的人越多，人们越是 消费不起了，一个生产过剩的经济萧条的时代将接踵而来。 面对这些，从国际家庭的移动到劳动，往往触及到各种丛结的制度：社会歧视与控制、国 境控管、底层劳动保障等人权议题，我们亟需要一个「上位视野」来理解、来抽丝剥茧这 些国际家庭的故事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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