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2/new/sep/6/life/article-1.htm 敬酒 文 ◎ 张娟芬 图 ◎ 何文莹 到底是女性主义带我走向同性恋，还是相反；驱使我走向女性主义的，是骨子里的同性恋 ？我不知道。 我仅确知，幸好当年认识了那些好战的女同志们，她们使我觉得理直气壮。 敬你们一杯酒！ 　差不多是十年前。我在读大学，开始对性别议题有兴趣，但这块园地真是荒芜。我翻遍 全校的课表找不出几堂跟女性主义有关的课，想组个读书小组，连要读什麽书也找不出来 ，因为当时的中文书多半是杂文选辑，不然就是生吞活剥、扑朔迷离的翻译。我去师大图 书馆逛来逛去，相中了一本《Contemporary Feminist Thoughts》，好啊，就它吧。这书 里有一章是女同性恋，我就是这样踏进来的。 　不只书，还有人。当年我认识的同性恋一个个都是好战派的，她们常在各种场合提出同 性恋议题，社团里、文化刊物上、课堂上。即使没那麽好战，起码也是自然派的，大大方 方地同进同出，偶尔关起门来不顾我也在房里，两人就有滋有味的亲起来，我只好目不斜 视。我在一九九一年写过一篇长文〈女性情谊与异性恋机制〉，就是在这样的气氛里写的 ，那是我写的第一篇关於同志议题的文章。 　九三、九四年可以说是女同性恋运动主动出击的两年。在这之前，我只是知道某某人「 是」，或者知道谁和谁在一起；我看到的女同性恋主体是坦然而自信的，但多半把精力倾 注在妇女运动里。此刻，情形则大不相同，《爱报》与《女朋友》的创刊说明了：她们已 经决意开创「女同性恋运动」。另一方面，我也很惊讶的发现，在校园社团的演讲邀约中 ，学生最常要我讲的就是「异性恋霸权」，虽然她们多半都是「女研社」。我清楚的感觉 到，还有好多人可能会成为女同性恋主体，或者正准备要投入女同性恋运动。我对同志运 动涉足愈深，其实是周遭力场的交互作用。 　那几年，我大概跑遍了大台北地区所有大专院校，关於「异性恋霸权」，我的演讲开始 出现两种版本。一种是女性主义的版本，着重於异性恋关系里的男女不平等、爱情作为一 种社会控制；另一种则是同性恋的版本，主要在分析同性恋的社会处境，包括刻板印象、 污名与歧视等等。我的运动立场也有所改变，不再那麽理所当然的以女性主义的架构来思 考同志议题，而比较倾向「双轨制」——认为妇运与同性恋运动应是彼此独立的，可以合 作但各有主轴。虽然如此，大部分的时候我仍然在中间疑惑的摆荡，在《妇女新知》的一 系列对话——〈Like A Lesbian〉、「沉默之岛谎人手记」和「谁去挂铃铛」，呈现的就 是这样的思索过程。 　这时的广播电视甫解禁不久，许多与性别有关的谈话性节目一个个冒出来，我风尘仆仆 。有一次主持人报出我所任职的媒体，不久後便收到一位听友写传真向我的主管「告状」 说：岂可放任你们的记者在外面宣传同性恋？拿到传真的同事深明大义，直接写道：「一 笑置之可也！」便把这封传真给我留作纪念。 　比较离谱的是有一次我打电话给一位号称是「同性恋专家」的医生，询问关於同性恋役 男体检的问题，後来竟然有一位同事将我拉到一边，问我为什麽特别「关心」同性恋，— —原来这位「同性恋专家」立刻向他相熟的记者「通报」！类似的鸟事流言，三不五时总 是有的，不过社会运动会遇到阻力，这本来就是正常的事情。重要的不是去渲染一个极为 鸭霸的对立面来让大家同仇敌慨、从而合理化自己的无所作为，而应该灵活准确的找到能 够施力的那一点，使杠杆动起来。 　「原来同性恋真的到处都是呢。」 　「同性恋」这个议题并不是完全碰不得。但是一个以大报自许的媒体，毕竟会觉得这种 「小众」、「边缘」之事只可偶一为之，多了就有喧宾夺主之嫌。或多或少的，媒体经营 者总有迎合大众口味的压力，但追逐时事也是媒体无法推却的义务，所以相关新闻发生时 ，就是弱势议题（除了同性恋以外，还有女性、劳工、性解放等等）最容易争取到版面的 时候。我做了几次同性恋专题，听到报社里有一些冷嘲热讽说我「只喜欢做同性恋」。但 是同性恋议题却是最引起读者回响的——专题见报後的一、两个礼拜内，我总会收到数十 封读者来函询问相关资讯，我一封一封回。有一个同志读者从美国捎来一信，说自己就是 因为家里逼婚才「流亡」美国的，我乾脆将手边的同志杂志收一收，寄上一大包。几年後 ，某一次游行竟然有个女同志来相认，她说她当时收到我的信以後，跑去参加了「我们之 间」，「然後就很幸福了！」她笑得很开心。 　九六年四月，我离职恢复自由之身，开始着手写我的第一本书《姊妹「戏」墙》在写作 的过程中发现了柯采新（Cheshire Calhoun）的文章〈分离同女理论与女性主义〉，眼前 一亮。我迫不及待的找来她的其他几篇相关论文，集成《同女出走》，希望为日渐茁壮的 女同志运动提供厚实的基础。《姊妹「戏」墙》反倒有些难产，直拖到一九九八年年底才 问世，花这麽大力气写一部被压迫的历史，实在因为「不忍青史尽成灰」，我希望同性恋 所吃过的闷亏至少留下一点痕迹来。 　不久後，同样怀着「留下一点痕迹」的心意，我着手做女同志的访谈，写了《爱的自由 式》，想写下女同志生活性的、文化性的侧面。蒐集个人的恋爱史，比写集体的压迫史要 快乐多了，读者与朋友们的反应也多是：「一边看一边笑！」非女同志的读者，则不分男 女的流露出对女同志世界的向往，甚至开始拿「T」、「婆」的标签往自己身上贴，我听 着他们「举一反三」的自由联想，觉得这麽一来，「性别」概念还真是一塌糊涂、你侬我 侬呢。《爱的自由式》出版後不满一个月即陆续再版，中南部的书店也不时要求补货，令 出版社大吃一惊，他们说：「原来同性恋真的到处都是呢。」 　可以这麽说：《同女出走》是《姊妹「戏」墙》的副产品，而《爱的自由式》是对《姊 妹「戏」墙》的延续、补充，继续努力留下那我未及留下的。在《爱的自由式》的演讲中 我总说，这仅只是千万片拼图中的一、两片而已……未完，待续。有一次开玩笑的说：下 次来问些惨烈的分手经验，书名就叫作《爱的狗爬式》好了。 　当年的好战女同志们，她们使我觉得理直气壮。 　粗略的看这十年，前五年我因某种弱势连线的信念而来，为所应为。後五年我亲身感悟 日多，为所欲为。这期间我也写了不少女性主义评论，但出版的专书却都是关於女同志的 ，到底是女性主义带我走向同性恋，还是相反；驱使我走向女性主义的，是骨子里的同性 恋？我不知道。我仅确知，幸好当年认识了那些好战的女同志们，她们使我觉得理直气壮 。敬你们一杯酒！ 　我在运动路线上的思考与转变，已於《同女出走》的序中详细交代，这十年交织着我生 命中一些重要的足迹、一些深重的痛楚，与一些深刻的感动。其中许多鲠在喉咙里的，我 现在还说不出。……未完，待续。我读《改变世界的药丸》，讲避孕药发明的历史，读完 後啼笑皆非的觉得，历史啊，听起来巍然高耸，但其实它常常是骗子、傻瓜与无赖写成的 。 　最近我翻着大陆作家夏坚勇写的《湮没的辉煌》，又有另一番体会。夏坚勇写到明朝即 将覆亡的一刻，众所周知的烈士史可法旗下统辖十万大军，但清兵只花一天就攻下了扬州 城。与之成强烈对比的是江阴典史阎应元，他不过是个九品芝麻官，名不见经传，但二十 四万清军去攻江阴竟然足足攻了八十一天，城破之日，百姓只剩下老幼五十三人，无一人 降。而清兵为了攻这小城，死了七万五千余人，包括三名亲王、十八名将领。何以致之？ 夏坚勇对史可法的批评堪称严厉，却不无道理：「仗还没有打，自己就先想着怎麽个死法 ，如何全节……兵临城下，将至壕边，他想得更多的不是怎样把仗打好，而是如何完成自 己最後的造形。……他那种对千秋名节纯理性的憧憬，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对眼前刀兵 之争的创造性谋画。……到了这种地步，战争的结局只是个仪式问题了。」「史可法固然 以慷慨尽忠的民族气节而名垂千古，但十万大军何以一触即溃，当史阁部走向刑场时，难 道不应该带着几许迷惘、几许愧赧吗？」 　我慨然。烈士，也有不同的烈法啊！宁为阎应元，不为史可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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