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sex.ncu.edu.tw/members/ho/comment/20030819a.htm ■评论张家铭＜性工作与身体自主：台湾妇运的论述争议及其反思＞与徐佐铭＜ 援助交际：伴侣关系的伦理省思＞ 2002年5月3-4日第三届伦理思想与道德观怀学术研讨会（淡江大学） ◎何春蕤 今天会议议程的主题是有关性产业的「研究方法」和「伦理争议」。首先我要先 说的是，我对「性产业」的说法有意见。通常我们说「产业」就预设了它有一定 的规模，一定的组织，一定的现代资本主义操作方式，可是反观台湾的性工作和 性服务行业，你会注意到它是很零散流动的，根本谈不上组织和现代操作方式。 这麽说来，硬要把它称为「性产业」，恐怕只是扩大它的可怕印象，加强我们管 理它、或者消灭它的动机。因此我是不愿意接受这个名词的。另外，既然是谈「 研究方法」和「伦理争议」，我也希望今天的讨论能够越过简单的道德义愤和批 判，而就比较深刻的问题来好好开拓思考眼界，我的回应就从这个立场开始。 第一场的两篇论文针对台湾近期最引人注目的性工作案例来思考性工作的当代处 境和相关思考：张家铭处理的是台北公娼所引发的妇运争议，徐佐铭处理的则是 援助交际所牵涉到的伦理争议。这两篇论文也再度凸显台湾有关性工作的辩论中 有一个重要的知识论问题──或者说，知识／权力问题──一直没有被严肃的对 待，我认为这个知识论问题同时也正是从事性工作研究者本身不可回避的伦理问 题。 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性工作的社会建构论」，也就是Michel Foucault, Jeffr ey Weeks, Kenneth Plummer 等等学者在研究性历史（或同性恋历史）时所使用 的「性的社会建构论」（social construction of sexuality）的延伸。 一般提到「性的社会建构论」时就会说：「性身分或性认同是一种社会建构」， 然而大部分有关性工作的论述和研究却很少充分思考这个基本说法的深刻蕴涵， 也因此在实际的操作上反而暴露出对其研究对象所预设的成见来。 举个明显的例子。很多研究者在进行有关同性恋的研究时已经认定他们知道什麽 是同性恋（就是那些和同性发生性行为的人）、谁是同性恋（也找到了自认为同 性恋的访谈研究对象），因此研究者只要申请到经费补助，再经过某种量化或质 化研究，或者荷尔蒙和基因检验，就能找出同性恋的成因或者特质了。不过「性 的社会建构论」（或由此延伸的「同性恋的社会建构论」）却要质疑这个「性」 或「同性恋」是怎麽冒出来、现成地在那里给你研究？或者，我们为什麽会不假 思索地接受不言而自明的、可以被孤立看待的「同性性行为或心理」？这种分类 或范畴是怎麽产生的？ 女性主义者Carol S. Vance就曾经指出：性的社会建构论不是简单的主张「性认 同（如同性恋）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产生的」，而是要检验或甚至解构那些被视 为理所当然的性认同、性行为等等（47）。我们当代所说的「性」这个范畴或分 类是在性论述（特别是性科学或医学论述）以及一些相关制度的历史社会实践过 程中被建构出来的。因此，什麽样的性认同、性身分、性实践是怎麽变成可以被 研究的对象，被定义、被分析；这个转化过程中的各种论述又如何凸显出主流性 认同、性身分、性实践的正当性与「自然性」，如何巩固起法律、教育、社会成 见对异质性认同、性身分、性实践的辅导、规训和扑杀──这些都是很重要的研 究进路。 同理，性工作的社会建构论不会简单的聚焦於性工作者是如何被家庭环境、社会 风气或者教育、文化、甚至父权「造成的」，也不会专注於二选一的断言性工作 者都是「自愿或是被迫」、「情慾主体或是受害客体」？性工作的社会建构论会 企图去质疑与解构「性工作（者）」这个范畴本身所蕴涵的知识／权力操作，也 就是企图去问：性工作（者）是如何被建构成可以／可能被研究的对象？透过哪 些知识／权力的操作，现成的、方便的可以供社会科学家研究、供伦理学家检验 、供大众义愤填膺，甚至供女性主义者拯救？性工作这个范畴的社会建构又如何 促成了当代性部署的知识／权力布局？什麽样的抵抗论述及抵抗实践正在这种性 部署中积极进行异质的建构？ 一言以蔽之，性工作的社会建构论更要批判的检视「性工作研究／论述」背後的 知识／权力部署，揭露主流研究纲领的「自然化」其实并不自然。也因为这个进 路，社会建构论的性工作研究通常会生产出那种挑战既有制式反倡立场的性工作 研究或实证知识。我想张家铭的论文在呼吁一个「超越既有范型」的研究进路时 就正在初步尝试厘清这种社会建构式研究的必要性和可能方向。 如果用徐佐铭提到的「援交（援助交际）」为例，社会建构论这个研究纲领所关 注的或意图显示的，可能会有下列方向： 第一、援交在论述上如何和其他活动被区别开来。例如，援助交际一般不被当作 「交际」或「正当交际」，因此很少人像徐佐铭呼吁的那样从「交际」角度来探 究援助交际。还有，援交与「一夜情」常常被刻意区分开来，这一点也很有意义 ，因为在许多网路的「一夜情」留言板上充斥着援交的广告或资讯，而且一夜情 有时也变成援交的代号；不过，总是会有论述的建构出现来区分一夜情与援交之 不同，有时则是具体以掌控言论权力来禁止两者的混淆──例如某网路的版主禁 止在一夜情的版面上讨论援交议题或新闻，认为两者不相干等等。这种刻意区分 的举动，可能是受到法律的影响（如法规直接禁止在网路上刊登援交资讯，或者 法律制造了援交不正当的印象），但是也可能有版主或网友想藉着与援交划清界 线而替一夜情除去污名。所以这种将援交与其他活动区分开来的论述／权力未必 是从单一的权力中心或结构、由上而下地强加下来，反而反映出一些很复杂的、 牵动其他社会位置的权力操作。这会是援交的社会建构论有兴趣探究的。 第二、社会建构论也会关注（例如）援交如何被建构为大众或媒体关注的焦点， 如何被建构为偏差行为或社会问题。就像许多其他社会偏差问题一样，通常这个 论述建构是沿着性别／年龄／阶级／性的轴线，在现有的社会问题轨迹上进行。 例如，当援交者涉及越来越多（被想像为中产阶级子女的）女学生在从事时，援 交就跨越了阶级界限，不再被视为是下层阶级因贫穷而产生的「自然」社会问题 ，这时便很容易引发大众注意，甚至要求国家介入以改变这个趋势和现象。 除了以上两个方向之外，「援助交际」在台湾的论述建构还有第三个非常有趣的 面向：那就是（从日本所进口的）「援交」一词是如何透过一连串的文化建构和 司法建构而被等同於（本地已经十分熟悉的）「卖淫」概念。 台湾的「援助交际」现象的命名与论述，起先是来自日本，透过报导、日本电影 《援助交际》与同名日书（中译）的引入，逐渐地开始用这个名称来指称并建构 台湾本地的情慾现实，这可说是全球化现象的一部份。但是台湾的「援助交际」 是否就等於日本的「援助交际」？我倾向於认为：把台湾与日本的援助交际放在 一起比较，是没有什麽意义的。这不但是因为台湾的援交有着多元的面貌而且不 断的被新的援交主体挪用、被塑造成新的脉络和意义，没有什麽固定的本质；更 因为它所勾联的论述结构也是不一样的。以一个例子来说，黑沼史克《援助交际 》一书被引进台湾时基本上还将援交视为一个日本特有的现象，例如为此书写推 荐序的台湾人学者并不确定台湾是否也有相同状况；而书写此书附录的台湾记者 虽然想要把日本的援交和台湾的现实连结起来，但是他笔下的「援助交际」则主 要是专业色情场所（酒店等）的青少女性工作，这和我们今日理解的（被建构出 来的）援交不甚相同。 另外，相较於日本「援助交际」论述聚焦於中学女生，串连的大众媒体论述是「 中学女生亡国论」、「中学女生买卖内衣裤」等等，台湾的援助交际论述是建立 在一连串异质的媒体事件与说法上，其中包括了行之多年的青少年社会问题论述 、这几年愈来愈多的暑假打工陷阱论述﹐再加上网路媒介危险、未成年性交易、 男性援交（大学生、前国手）、双 B车援交、胖女援交、哈日歪风、单亲或问题 家庭、中辍生、大学生赚学费、一夜情、第三性援交等等十分异质的论述、实践 、和现象──这样涣散的（diffused）、多样的偏差建构（construction of de viance），显然有其文化上的特殊性。 像这样涣散的偏差建构之所以还能够勉强被凑合，在论述上把「援交」当成一个 好像有着某种统一本质的现象，乃是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台湾的「援助交际」 很直接地而且简单的被司法体制等同於（以网路为主要媒介的）卖淫来处理。这 其实是「性工作的社会建构论」必须注意的另一个权力操作面向。那就是：援交 如何被当作性工作的一种而与卖淫等同起来。今日一般人所理解的援交固然也有 卖淫的成份，但是警方和保守团体而言，「以网路等媒介方式来操作」似乎才是 此刻界定或区分援交此种卖淫与（例如）酒店卖淫时的重要考量。这个建构主要 是因为一方面媒体所报导的许多轰动援交案例都是透过网路来广告援交，另方面 则是因为被取缔或抓到的援交都是警方透过网路来进行诱捕而成功的。警方选择 的办案方式也不是偶然的：因为目前台湾在网路色情或性相关的法律定罪方面， 很多案例都是以「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制条例」作为法源依据。那些不透过网路 来进行的成年援交不但很难抓到，也几乎无法可管，然而「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 制条例」却可以荒谬地而且扩大的被施用於网路上的任何形式的援交协商和交友 协商，这个条例因而也成为影响现今援交论述的重要「权力」层面之一。 性工作的社会建构论必须探究社会建构的权力层面，而不只是论述层面，这也是 张家铭在论文结尾一直强调的。当然，权力与论述（知识）不应该分割来看待， 而且也不能忽视抵抗权力的反对论述 （counter-discourse）──例如颠覆主流 的论述──是在哪些社会空间中生产并流传，这些方面都还有待有心人士以性工 作的社会建构论来从事研究。 徐佐铭在论文中讨论援交时也提出，现代的性工作有着多样面貌而且非常不同的 操作方式、性别权力、慾望回路，新的性爱交往模式，不论是一夜情、多日情、 速食爱情、周末情人、炮友、网恋、同居、长短期恋情、援交…，都会涉及各种 形式的交换或交易，很难以典型的「性交易／爱交换」二分法来断定。陌生人／ 朋友／爱人之间的分野模糊，这些分类也不一定是亲密程度的反映，因为当代「 亲密程度」的衡量并没有单一标准／共识／意义，性关系是否反映亲密程度，本 身就是生活方式的价值选择；良家妇女与淫妇的标准与价值就有很大的差异，异 性恋与同性恋也可能有不同生活方式。在这种社会趋势下，许多性爱交往和性交 易都互相影响，也难以「客观」区分。例如，青少年与许多陌生人上床并且收取 馈赠或金钱，作为一种青少年性爱交往模式和次文化生活风格的意义（同时也是 青少年主体的自我定义），都远远大过於作为一种性工作的意义（也就是成人与 监视规训机构所赋予的定义）。像这样多重的、多方折射的认知也是此刻性工作 的研究者很迫切需要的。 性工作的社会建构论带给每一个研究者的，不但是知识论的挑战，也是伦理的警 告，亦即，如何避免将性工作者建构为一个有内在本质的人种或身分，如何避免 这个本质主义的论证被选择性的运用到边缘的、被打压的主体身上，从而更加巩 固了那个原本就不断排挤并消音异质的性主体的社会结构。最近刚刚访台的英国 社会学者纪登思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任何现代民主最需要抵抗的，就是在各个层 面上出现的基本教义派（fundamentalism），纪登思提到的例子包括了宗教上的 、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基本教义派，他也提到在婚姻家庭以及性别互 动上需要支持更大的多元趋势。但是各种基本教义派的一个共同特色就是，他们 同时也都是「性的基本教义派」 （sexual fundamentalism），并且经常借用传 统性道德的基本教义来动员情绪和群众、来正当化自己、来制造道德恐慌。故而 今日我们迫切需要抵抗「性的基本教义派」，因为这个保守力量这几年已经在台 湾的法律和教育两个很重要的层面上布下了天罗地网，运用各种各样正义凛然、 道德十足但是傲慢强势的法律和政策，企图消除所有异质的、边缘的性。就这个 已经非常明确可见的基本布局来说，以性工作的社会建构论为基础的研究进路还 真是今天迫切需要的抵抗力量。 ---------------------------------------------------------------------- 转载本网页时请保留本版权注记 性／别研究室http://sex.ncu.edu.tw/ 国际边缘 http://intermargins.ne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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