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epochtimes.com.tw/6/5/6/27376.htm 我是在恐惧中长大的。後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患有「恐惧症」。即便在平静的日常生活中 ，也往往出现没来由的焦虑和紧张。但医生没有用「恐惧症」这个词，说是「情绪低落」 ，或者「忧郁症」。只有我自己知道，是「恐惧症」。我坚信只有这个词，才更精确。 这一切是怎麽开始的？父亲被人野蛮地捆走，捆他的绳子，不是一般的绳子，而是石匠抬 石头用的那种，碗口般粗。父亲被人疯狂毒打，打在他身上的，不是一般的棍子，而是石 匠用的那种钢钎。父亲被人强按在地上批斗，他膝下跪着的，不是一般的地面，而是一堆 玻璃渣。父亲膝下，血流如水。 这一切就构成我最早的记忆。3岁，开始模糊记事的年龄，之後恐惧伴随我成长。总是在 夜半时分，我被一阵低低的啜泣声惊醒。不用说，又是母亲竭尽控制的哭泣。透过纱布蚊 帐，迷迷糊糊的我，依稀看见地上卷曲着一个血迹斑斑的人形，那是父亲，母亲正为他敷 药疗伤。作为从正规院校学成的西医，在那个小镇成为罕见，母亲的医术远近闻名。或因 如此，命中注定嫁给父亲，为父亲屡创的伤口不断覆纱裹药。 许多时候我并没有吓哭，而是吓得再一次沉睡过去。梦里，反覆上演一幅图像，即便我醒 後，仍然心有余悸：一条木船底朝天，倒悬於同样是底朝天的河川，我头朝下脚朝上，倒 立於那木船上，木船首尾两端起伏不定，将我剧烈颠簸，随时似要掉落下去，我惊恐得喊 起来……这个离奇的梦境在我童年里反覆出现。我并不知道那幅恐怖的、颠倒的图像，究 竟是什麽意义？ 小镇上靶子不多，每次开批斗大会，身为中学教师的父亲都是重点对象。原因很简单，家 庭成分劣等。中共建政後，祖父家因有11亩薄田而被划为「地主」，从此灾厄不断。我的 二伯，即父亲的二哥，毕业於黄埔军校，曾任国民党军官，中共军队入川时，他放下武器 「和平起义」。初时，中共假意待他如上宾，然而几年後，中共搞「土改复查」，为了凑 够镇压名额，二伯竟被算了进去，他被中共「镇压」了。枪声响处，在他身後留下孤儿寡 母，他那最小的女儿还在襁褓之中。 二伯死了，祖父祖母也先後亡故。「地主家庭」的黑锅落到了我父亲头上，在其後的年代 里，他必须代之受过。每逢「运动」便被「揪」出来，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文革」搞了几年後，我得知父亲居然也入了派系，而且属於「造反派」。小镇上的「造 反派」和「保皇派」，与大城市的概念迥然不同。简单说来，小镇上的「造反派」，就是 反对当地「领导」的，与红卫兵无关。而当地「领导」在「文革」中，如走马灯似地换来 换去，既整人，也被人整。不管是学校党委书记还是公社「革委会主任」，一上来都宣称 他是「真正代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一被打倒，又「老实交代」，被迫承认自 己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 父亲虽然头顶「造反派」的帽子，但我却从未见过、也未听说他动手打过任何人，倒是他 动不动就写大字报，与同事中的「保皇派」论战，言必称「毛主席说」。他仍然被别人批 斗，被别人毒打，谁叫他是「地主出身」呢！ 1972年初，「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才刚刚过去，对父亲的频繁批斗才稍稍止息。我那年仅 34岁的母亲，却因长期置身恐怖、惊吓、悲伤、哀愁以及生活的重压，积忧成疾，积劳成 疾。身为名医，却救治不了自己。母亲身患绝症，骤然离世。家中彷佛塌了天。 撇下4个孩子，我们兄弟姐妹4人。最大的姐姐13岁，最小的我8岁。从此，父亲又当爹又 当妈，不仅要劈柴做饭，还要缝衣衲鞋，而对於幼小的我，苦役也才真正开始。养猪、养 鸡、养蜜蜂、养兔子、捕鱼、打蛇、砍柴……所有能谋生的手段都用尽了、都历练了。巴 山凄冷，蜀水苍凉。年复一年。沉重的劳役，艰难的生存。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出身」的阴影，也覆盖了我。「地主崽子！」从班主任牙缝间挤出 来的这句毒性咒骂，至今轰鸣於我的脑际，也将轰鸣於我的一生。小学班主任，那个脊背 弯驼的中年女人，面相凶恶，出言刻薄。彼时，我唯一的长物，是名列全班最优的学习成 绩。但只要我稍一得志，班主任便发动全班同学「孤立」我。 在我的身後，常常跟着起哄的孩子群。「地主！」「地主崽子！」伴随着这类谩骂的，是 无数纸团、树枝、泥巴、石块，雨点般地投向我。我常常只能没命地逃跑。害怕上学，就 常以逃学来躲避。我偶有反击，就被告到班主任那里。班主任当着全班的面泼妇似地怒骂 ：「你一个地主崽子，竟敢打贫下中农的後代！」 父亲得知，气得嘴唇直抖。儿子受欺负，似乎比他自己受迫害还要难受。激愤之下，他拉 上我，找到班主任评理：「您说我那娃儿是地主？8、9岁的娃儿是地主？他生在新社会， 长在红旗下，他剥削了哪个？连毛主席都不得说我娃儿是地主！」班主任用鼻子哼地一声 ，不理。「文革」，父亲受迫害，与此同时，整个小学阶段，我也跟着受迫害。恐怖的童 年！ 「文革」末期，我听见父亲教学生唱一首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 ，就是好，就是好！」标语口号似的歌词，让我觉得很不是滋味。一日，父亲又在小声哼 那首歌，我实在忍不住，大着胆子对父亲说：「好什麽好？看把你打成那个样子！」父亲 朝我投来狠狠的一瞥，那眼神里有真正的责备，认为我的话简直是大逆不道。但他并没有 说什麽，足见他也找不出什麽理由来说服我。 父亲迷信「毛主席」，认为什麽都是别人的错，而「毛主席是英明的」。「文革」後期， 乃至「文革」结束後许多年，父亲都持这种固执。为此，10多岁的我常跟父亲争得面红耳 赤。这些争论，大都发生在长途跋涉中。在那些崎岖起伏的山路上，我和父亲每隔几周就 需翻山越岭，从一个小镇徒步行走到另一个小镇。一日跋涉几十华里。或者为了捕鱼谋生 ，或者为了探望在另一个小镇做工的姐姐或哥哥。 父亲真正觉悟是到了1989年。他的儿子，我，因呼唤民主而被共产党投入大牢，连亲人探 视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好几次父亲背负沉重的行囊，辗转万里，从四川老家来到广州，只 巴望能看上儿子一眼，却被公安局无情地拒之於门外。父亲曾投宿於我留在中大的单身宿 舍里，无望地等着我「出来」。一个来月间，眼看着野蜂在那宿舍的窗下筑了巢，儿子依 然杳无音讯。我不能想像，望眼欲穿的父亲离开广州时，是怎样的老泪纵横，步履踉跄。 我被关押一年後，黑狱中突然收到一封来自女友的信。信中有关父亲的几句话，猛撞了我 的心房。女友信中道：「陈伯伯想到广州打工，养活你……被我劝阻了……」天啊！父亲 把我拉扯成人，历尽多少艰辛，好不容易才熬到我研究生毕业，我工作两年，还没来得及 尽一份孝心，难道还要60多岁的老父再来广州卖苦力，养活我这个百无一用的囚徒？我紧 攥着信纸，第一次在看守所忍不住大放悲声。 出狱後，发现父亲变了，再也没有了迷信「毛主席」的痕迹。父亲完全看穿了共产党的本 质，他理解儿子、理解民主，对我的所思所为不仅没有半点责备，而且毫无犹疑地予以赞 同和支持。 我熟知「文革」，对那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标语口号倒背如流，常常令长辈和同辈惊异。 他们估算我的年龄，「文革」开始时不足3岁，「文革」结束时也才13 岁，何以竟能对「 文革」了如指掌？殊不知「三岁定终生」。「文革」於我，不仅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赋予 深刻影响。不仅落下「恐惧症」，也催生遥远的梦想。以至於後来识破专制，追求民主， 都溯源於「文革」时期的惨痛记忆。 （原载香港《开放》2006年5月号，「文革四十年」专题。该刊所用标题为： 〈文革摧残我的童年〉）◇ ⊙陈破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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