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上次非正式小版聚时跟大家分享的，中国NGO的部份。（请勿转录，谢谢。） 上海天空有多灰？看照片吧 http://weitzern.pixnet.net/blog/post/23552019 ------------------------------正文开始---------------------------------- 飞机一抵达上海浦东机场，天空灰蒙蒙的，厚重的云层透不出一点蓝，像起了大雾 似的，模糊了城市的轮廓。这是中国，一个污染遍布的国度。 ※ （图）我想像中的上海是一个五光十色又极具现代感的城市，却不曾意识到工 业化、污染和老城拆迁是人民必须付出的代价/ruyu摄於浦东机场往饭店的路上 中国的环境问题就像其他国家的发展途径一样，存在於「牺牲环境发展经济」的脉 络中，只是中国太大，人口太多，加上环境问题的全球化，中国环境问题影响的幅 度和广度都让他国无法忽视，也因此中国的环境问题就成了一个独特的问题，甚至 是一个国际问题。 於是2006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将环 境保护纳入规划重点，并且订出明确的指标，希望能於2010年，在保持国民经济增 长的同时，改善重点地区的环境品质，并定下明确指标。差不多在同时期，中国环 保总局副局长潘岳掀起环评风暴。之後，为了2008年的奥运，为了绿色奥运的承诺 ，中国政府从上到下卯足了劲，关闭污染企业、加强执法、在城市进行车流限制……。 环保团体在这个氛围下成了最为中国政府接受的非政府组织（NGO），但在一个威 权国家，政府是不可能放任民间团体的自由发展的，因此中国NGO成长的前提，建 立在政府的重重管制与有限度的允许之下。 自由的限度 与A小姐的会谈在饭店的茶室，她看起来不算年轻，穿着十分有中产白领的特色， 挽成髻的头发给人一种俐落感，她的谈吐斯文，轻声细语，与我认知中的中国人有 一段差距。 其实外来者并不容易接触到中国的NGO，与A小姐的会面是在一位学姐的安排下成行 的，A小姐是学姐的结拜姊姊。这场会面并不是正式的访谈，在前往中国之前，我 们不允许与他人谈论访谈行程，到了中国，我们要谨言慎行，在写手上这份稿的同 时，我也被告诫不能透露A小姐的姓名及其所属单位。不曾感受到国家威权的我， 第一次见识到中国政府对社会的监控，中国的NGO自然也不能置身其外。 A小姐工作的NGO「拥抱自然」（化名）於2004年注册成社会团体，「拥抱自然」是 靠组织内成员的人脉才顺利注册的。这句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吊诡，实际上，中国政 府透过法律制度来限制NGO的数量和活动，这点可以从《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 谈起。 在中国，NGO要取得社会团体注册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要注册首先必须向民政单 位登记，还要找到一个挂靠的政府单位，但一般有资格让NGO挂靠的单位都不愿意 作NGO的主管单位，所以这个条件本身就不容易达成。而且，政府认为在一个行政 区内不需要两个性质类似的社会团体，所以如果当地已有一个环境团体，第二个 环境团体便无法注册，而政府也透过成立GONGO（Government Organized NGO）来 卡位，以阻止民间社团的发展。 因为以社会团体来注册有相当的难度，所以中国的NGO会以「民办非企业单位」或 「工商注册」来取得最基本的合法性。除此之外，中国还有很多选择不注册的NGO 。这些非政府组织喜欢以草根组织来称呼自己，以和GONGO的官方色彩区隔。 对一个草根NGO来说，「要不要注册？」是一个十分吊诡的问题。除却注册的难度 ，没有社会团体的身份，就很难对外宣称自己的自主性和非营利性质。这牵涉到 合法性和正当性的问题，这样的身份让草根团体在地方发展时，较难取得地方政 府和民众的信任。即便如此，因为「注册」就必须让政府介入，成为所谓的GONGO ，所以就算能取得注册，而维持现有身份无法取得政府补助，许多草根团体仍认 为不注册比较能为持自主性，而不沦为政府的「小老弟」。 资金、人脉与存续 对NGO来说，资金来源是组织存活的根本。相较之下，中国NGO的资金来源与台湾 很不一样。 在中国，除了GONGO之外，其他绝大多数的NGO不仅得不到政府补助，连募款都相 当困难，因为他们大多没有合法的身份，而且中国的募款风气不盛，加上政府没 有捐款抵税的法规，所以这些组织几乎都依赖国外团体的援助。就某种程度来看 ，这是一个相当有趣的现象，中国这些没有「合法」身份的NGO如何获得国外团 体的认可？甚至挹注资金？这样的信任关系如何建立？ 在A小姐分享组织得到国外资金援助的过程中，「拥抱自然」与福特基金会接洽 的开始是透过人脉，再对照他们注册的过程可以发现：依靠个人社会资本这种非 制度性的资源，似乎是中国NGO发展的关键。但相对来说，如果没有人脉就无法 顺利运作，那这些草根组织的维系似乎处在一个相当不稳定的状态。 中国的NGO的角色与能动性 相较於台湾NGO的属性明确，中国的非政府组织的业务项目非常广，这次的访谈 对象A小姐表示，「拥抱自然」的主要业务包括社区环保、法律援助、社区教育 和职业训练……，从这些业务项目可以看出，他们能做的事情主要是「补足政 府无法兼顾的社会服务」。在改革开放後，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已衍生成一个 难以跨越的鸿沟，政府无法担负起社会照顾的全责，因此倾向於将这个责任移 转回家庭或各种非政府组织。放在这个脉络下，中国NGO可以定位成政府职能的 延伸。 尽管因为NGO的社会服务功能，政府放宽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空间，这也不代表政 府会「放任」NGO发展。政府对NGO是采取「底线」控制的态度，而这个底线指 的是不许威胁社会稳定和政府权威，也就是说，NGO必须站在一个辅助、从属的 角色。即便如此，中国政府本身并不是一个巨大的有机体，不同部门间的的竞 争相当激烈，这个竞争过程提高了NGO发展的空间。 2005年的环评风暴就是在这个脉络下发生的，当时在环保团体的支持下，中央 环保局副局长潘岳得以大刀阔斧地停止了数个有环评争议的开发案，这些开发 案中有部份已被国务院或其他部会通过，中央环保局一直是较为弱势的中央部 门，因此它必须与其他势力结合才能够扩展自己的权力，因此中央环保局便继 续维系了与NGO合作的模式。 但根据A小姐的陈述，合作的建立首先还是需要透过人脉。其次，这些能和中 央环保部门合作的NGO必须是「合法的」组织，所以一般的草根NGO即使有心也 无法加入这样的合作关系。中国的NGO在这个事件中，又面临了合法性与发展 空间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游走於体制之外」与「被体制收编 」的两难。 尽管NGO在政府分权让利的过程中得以发展，在政府部门竞逐的过程中大大提 昇它的从属地位，但制度性限制和从属於政府的角色，或许是一个在短时间内 无法改变的结构性困境。 尾声 与A小姐的会谈在茶香和柔和的音乐中结束，我们不能跟她合照以免为她带来 麻烦，步出我们所在的三星级的酒店，远离上海核心的都会区，她要再度回到 那个艰困的环境继续奋斗。她说待在NGO的多半是女性，因为男性有家庭经济 压力，只有像她这样的未婚女性才可以没有後顾之忧地投身到运动里面，而看 着她的背影我在想，这样的自由是以多大的代价换取而来的啊？ -- 这篇是去年去上海的田野参访後的心得，原文刊载於当代中国研究通讯第十一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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