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news.e-info.org.tw/issue/environ/2004/en04123001.htm 作者：何明修　（南华大学助理教授） 　　　张铁志　（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候选人） 　　台湾的政党轮替，使得国家与环境运动的关系受到极大的冲击与改变。总体来说，政治民主化与环境民主化并没有必然的直接关系。一方面，政府宣称环境保护的终极价值，2002年通过的环境保护基本法突破了以往模糊的「兼筹并顾」宣示，强调生态环境对於经济发展的优位性；然而，为了帮助企业界根留台湾，环评的程序被简化与缩短了，染整业废水的排放标准也放松。同样地，绿色矽岛的政策蓝图提出了进步性的「公义化」与「永续化」的目标，但是新十大建设的政策却是重新恢复以往的发展主义。 　　要理解晚近环境政策的摇摆与暧昧，关键即在於民进党政府的结构脆弱性。相较於国民党，民进党的政治菁英在过去就与环境运动关系密切，而执政县市长也以绿色执政为特色。政党轮替後，有若干环境人士进入政府体系参与决策，像非核家园宣导委员会、国家永续发展委员会等机构即是。但是，一方面环境主管部门仍受限於更强势的经建单位，且由於政治性质的职位任命，环境人士即使取得了形式的权力，他们的实际影响力仍是有限的；另一方面，其施政能力受到高度制约：由於过去的「绿色执政」纪录，使其容易被贴上反商标签，因此「拚经济」很快成为施政主轴 。再加上上台後由於国际景气低迷造成经济表现不良，迫使国家更依赖於资本家投资。换言之，虚弱的国家招致反制运动的挑战，既得利益团体反对新的环境管制政策，而导致了更冗长的协调，以及更有限的环境改革。在近年来的电动机车、二仁溪废五金业、养猪业、限塑胶袋政策等争议上，我们都可以看到强大的反制动员与管制政策的妥协与让步。 　　很显然，台湾环境运动的春天并未随着绿色政府上台而来临，但这并不能意味着春天是永不来临的。环境运动者曾经尝试过许多将社会力转化成政治力的策略，包括参选、组党、担任公职等。然而对於环境团体而言，有必要重新思考既有的政党联盟策略。 　　首先，传统的社会运动是透过国家权力之介入来达成其目标。然而，在国家弱化的情况下，这种国家主义的路线是有检讨的必要。因为即使环境运动者进入官署，更理想的环境治理方式也不一定会实现。而目前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全球化都削弱了政府对於经济部门的管制能力，因此环境团体需要以其他方式来发挥其影响力。举例而言，要监督工厂的污染排放，除了依靠政府颁订的环保标准、雇用的稽查人员、购置的侦测设备以外，是否有可能透过社区居民的力量？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不少环境运动个案走向社区化的路线。这种在地化的运动经营是否创造新的社区意识， 除了要求厂商回馈以外，更能将居民转为社区环境的守卫者？ 　　其次，环境议题的冲突解决难道一定要透过国会、政党等传统政治机制？诚如社会学家贝克（Beck）所指出，随着政治治理的复杂化与科技因素的介入，越来越多的争议不再是沿着旧有的政治民主管道获得解决。新浮现的议题，例如环境保护、资讯伦理、生命科技、性别政治等，已经出现自成一格的发展趋势，形成他所谓的「亚政治」（subpolitics）。对於台湾的环境运动而言，1990年代中期以来所新设置的环境治理机制的确更容许专家学者的参与空间，而在政党轮替之後，运动取向的专家学者以及民间团体之参与机会更为提升。这使得环境人士的确更可能透过这些ꠊF治的制度，绕过政党政治的场域去开辟一条崭新的战线。要能善用亚政治的机会，环境运动组织必得要走向专业化，至少他们得具备一些实用知识，知道如何与政府官员打交道、如何竞标政府的委托案与如何在官方的会议中提出具有说服力与可行性的论证。 　　20年前，台湾的资本主义是反民主的，也是反环境的；20年後，台湾的政治民主化了，但对於环境的破坏与污染仍旧维持，也无法真正根除发展主义的意识形态。台湾的政治民主化已经相当程度解决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矛盾，但却未能进一步处理资本主义与环境、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对立。能否走上贝克所说的「民主的生态延伸」，将是未来的一大考验。 --

※ 发信站: 批踢踢实业坊(ptt.cc) ◆ From: 140.119.14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