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光华杂志 2007/01/12 【文／张世伦】 近年来，一股崇尚现场演唱的风潮逐渐风行，乐迷们对於音乐的偏好， 不再局限於录音完美无瑕的现成CD，而更渴求在现场与众人一同呐喊， 亲身体验原汁原味、未经修饰的音乐魔力。不管是「The Wall」或「女巫店」 这类live house的现场演唱，或「野台开唱」与「春天呐喊」 这种万头钻动的大型音乐祭，如今都已经是台湾流行音乐场景的一环， 并带动了崭新的「体验式」聆听文化。 晚间九点的舞台上，3个有些岁数的人正在放声高歌，「红红青春烧呀烧！ 自己的歌唱呀唱！」地点是台北目前设备最好的live house「The Wall」， 乐团的名称叫做「摇滚东方」。这群中年人在17年前是「东方快车」 合唱团的成员，曾经因这首名为〈红红青春〉的广告歌而红遍大街小巷。 但在那个古早的1980年代末期，很多摇滚迷普遍质疑他们是 「徒具乐团外表、缺乏现场功力的偶像团体」。在当年，那样的质疑无从检验， 因为坊间既无常态性的表演场地，大型演唱会除了指标性的歌手如罗大佑外， 则几乎完全不存在光阴如逝，只见如今年华不再的他们，在台上唱的异常卖力， 彷佛直到现在，才有机会出一口气。 老乐团努力缅怀青春的尾巴，新乐团则是前仆後继， 抢攻台湾各地的live house舞台。这些表演场地，提供了独立乐团成长茁壮、 培养乐迷的机会，并且是近年来「独立音乐」与「乐团现象」崛起背後的重要因素。 现场魅力 文化评论人何东洪认为，台湾过去对於音乐市场的想像， 常只局限在专辑销售量的单一指标上；2000年前後，现场演唱文化兴起， 才让人们正视live house、音乐祭、乐器行、练团室、录音室的重要性。 「在国外，这些机制不但是音乐产业链的重要环节，更是音乐文化能否多样化的关键。」 台湾过往的歌手养成过程，常是唱片公司发掘到「卖相良好」的新人後， 便努力用广告、MV，或花边绯闻等宣传手段，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将歌手捧成 唱片公司设定好的制式化明星，好在发片宣传期内冲刺销售量。 但这对音乐文化来说，并非正常的「顺序」。 在国外，歌手或乐团在被挖掘前，通常必须在live house等各类表演场地里， 经过长时间的琢磨锻链，增强其演唱实力与表演台风後，才有闯出头的机会。 「live house与音乐祭的存在，就像是音乐文化的『根』，极其重要！」 何东洪如此强调。 究竟是什麽样的魅力，让现在许多人对「听现场」这档事趋之若鹜？ 乐评人翁嘉铭认为如今科技进步，音乐的载体变多， 但CD、mp3，与手机铃声等虽然方便，却也都是冰冷的。 他感性地说，「人们终究害怕寂寞，想在人群里寻找温暖， 并体会那种流汗、激动的现场感，藉此确认自己在这世界上并不孤独。」 在现场表演里，每一次歌者的状态、场地的氛围，乃至观众的反应， 都必然有所不同；每一个现场表演，因此都是无法被复制的「一次性经验」 ，形成与听唱片截然不同的「体验式」聆听文化。 近年来，胡德夫、张悬，及苏打绿三组音乐人，都是经历了大量的现场表演， 累积了无数观众後，才成功地从非主流「反攻」主流市场，而蔚为美谈。 音乐祭典 台湾目前有4个主题迥异、风格不同、观众群也不尽重叠的大型音乐祭， 从每年初春到盛秋接连举办，分别是「春天呐喊」、「海洋音乐祭」、 「野台开唱」，及「流浪之歌音乐节」，被公认为台湾「4大音乐祭」。 1995年春天，Jimi与Wade两个玩团的美国老外一时兴起， 在垦丁海滩以DIY方式举办「春天呐喊」，这个「同乐会」性质强烈的活动， 原意是让乐团界的友人们，能在大海与阳光的伴随下放松心情、畅快表演。 「春天呐喊」没有政府财团赞助，主要收入来自一千多元上下的门票， 因陋就简下，器材与表演都不是最顶尖的，却有着难以取代的随性感。 7月盛夏时分，台北县贡寮海滩则有「海洋音乐祭」， 这个自2000年开始举办的音乐祭，最早是由台北县政府与独立音乐厂牌 「角头音乐」共同发起，近年来规模与参加观众都不断扩大， 是台湾4大音乐祭中知名度最高的。如今已颇有知名度的乐团如 Tizzy Bac、旺福、图腾和歌手张悬等，都曾是海洋音乐祭的「毕业生」。 与「海洋音乐祭」相对的，则是7月底的「野台开唱」， 主办者为「闪灵」乐团团长Freddy所领导的音乐团队「TRA」， 最早始於1995年的北部大专院校音乐社团的摇滚活动， 近年来这个为期3天、参与乐团逾百、观众人数上万的售票活动， 俨然成为每年度台湾乐团文化的总体检，甚至有远从香港、 日本等地慕名而来的朝圣者。 时序进入晚秋，10月初由「大大树音乐图像」所举办的「流浪之歌音乐节」， 参与观众的年龄群普遍较高，活动也较为知性，主要以世界各地的民族音乐风格为主， 辅以全球各地弱势族群所面临的重要议题如迁徙、土地、国界等， 希冀让音乐祭不只是聆听音乐的场合，更能让听众藉此反思世界上不同文化的 人们所面临的各种议题。 在这4大音乐祭的多年深耕下，音乐祭风潮已在台湾风行起来。 近2年间，连主流唱片业者都抢搭这股列车，跟进举办「台客摇滚嘉年华」 与「简单生活节」，票房不恶。有些人因此将2006年称为「音乐祭元年」， 并认为台湾是华语世界音乐祭文化的领导者。 Live House文化 假如音乐祭像是推广各国非主流电影的金马国际影展，那麽平时进行扎根推广的 live house，就像是专门放映艺术电影的戏院了。这类空间， 让醉心於创作的音乐人，有平时能够表演的空间，而不至於孤芳自赏、 闭门造车，或只能把希望寄托在唱片公司的青睐上。 目前在台北地区，有越来越多的表演场所以live house自居， 主要集中在台大附近的公馆区域，指标性的4家店是年轻乐团为主的 「The Wall」、艺文圈人士爱造访的「地下社会」、 以民谣演出为主的「女巫店」，以及中生代音乐人时常表演的「河岸留言」。 而全台各地，目前这类表演场地已有二十多家，成为许多创作艺人磨练胆识、 训练台风，增强表演经验的基地。 live house虽然有如雨後春笋不断出现，并成为许多乐迷锺爱的场所， 但在过时的法令规定下，这类艺文表演空间却被执法单位划归为 「餐饮店业」或「饮酒店业」，而饱受警方以临检特种行业的方式不断骚扰。 有监於此，近年来业者也集结起来，希望政府正视live house对音乐文化的正面贡献， 并希冀这种妾身不明的状态能够解决。 唱自己的歌 就像在金马国际影展引起抢票风潮的艺术片，未必总会在商业院线票房长红， 热闹滚滚的免费音乐祭虽然开发了潜在观众，但这股热潮并未完全转嫁到每 天都要开门营业、需自负盈亏的live house上。乐评人翁嘉铭便指出， 政府单位应该减少举办免费音乐祭，「不要急着与民争利，抢着收割； 应该先让民间业者把音乐祭与live house的商业市场开发出来， 对音乐产业才有长远的实质助益。」 2006年12月3日，主流唱片业者与统一企业合作、耗资3,000万元在台北华山 艺文特区举办「简单生活节」，将流行音乐与中产阶级追求的雅痞口味结合， 结果涌进上万人潮，票房收入可观。但活动中将国外风行的「乐活」精神， 简化为刺激购物的消费美学，也遭致不少批评。 纯属巧合的是，同一个时间里，一群年轻的乐团人却以完全独立自主的方式， 跑到偏远的金瓜石山上的废弃铜加工厂里，以七万多元的经费举办了名为 「山丘节」的免费音乐祭，形成另一种让音乐回归「简单」的主张。 彷佛是冥冥之中的呼应，12月3日在台湾流行音乐史上， 其实是个意义非凡的大日子。1976年的这一天，当时正在淡江大学念书 的学生歌手李双泽，在学校的表演舞台上将象徵外来文化的可口可乐瓶当场摔碎， 然後大声呼吁「我们要唱自己的歌！」自此揭开了民歌运动的序幕。 30年後的今天，生涩中带着无畏神情的年轻歌手们，终於有机会在各式各样的 live house与音乐祭里，自在地面对台下听众，努力唱出自己的歌， 台湾的音乐花朵，也唯有在如此沃土下，才可能华美坚实、可长可久。 【本文出自《台湾光华杂志》一月号】 来源:http://0rz.tw/4b2kv , http://0rz.tw/542kl ------------------------------------ 我在台湾好幸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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