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中华民国在台湾的蜕变（一九四五-）：麻雀变凤凰 一九四五年日本向盟军投降，台湾回归中国。然而，由於种种原因，一九四七年爆发二二 八事件，伏下官民长期敌对之祸根。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被中共击败，撤退来台，进入中 华民国在台湾时期。国民政府迁台後，以戒严法厉行高压统治，造成社会与国家之进一步对 立；但同时也发展经济，因而有经济之高度成长，被誉为「经济奇蹟」。至一九八○年代， 因内外条件之成熟，进而和平地建立民主政治，堪称华人社会的一大奇蹟。这段历史宁非是 一段麻雀变凤凰的故事。 （一）战後回归中国之悲剧（一九四五-一九四九）：二二八事件 一九四五年，台湾回归中国，国民政府在台不设省，而设立一独特的行政单位──台湾省 行政长官公署，任命陈仪为行政长官，授以民政、军政等大权。十月二十五日，陈氏在中山 堂举行日本投降仪式，象徵中华民国治台之开始。陈氏就职後，宣称要建设台湾为三民主义 模范省，采行独特的治台政策。加上他性格刚愎，作风怪异，治台不久即民怨沸腾。 在政治方面，他认为台湾人已被日人奴化，因此积极推动「再中国化」。他无视台人脱离 殖民统治後之强烈参政愿望，行政长官公署之中、上层官职几乎全由外省人垄断，只有教育 处副处长由「半山」之台人出任。台湾省参议会议长仅有谘询权，然而，他舍众望所归之台 人领袖林献堂，而坚持任用其亲信之「半山」黄朝琴。等而下之的中等职位亦多由外省人担 任，本省人只能担任中、下级公务员。因此，台人认为行政长官是日本总督的翻版，回归祖 国只是换老板而已。加以官员无能、贪污、不守法等劣行，进一步招致台人之反感与蔑视， 官民对立情绪日益激化。 再者，陈氏颇醉心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又以日人治台之所以政绩彪炳是由於统制经济， 乃厉行统制经济政策。他设立「接收委员会」，将日人之产业收归公有；并设「日产处理委 员会」，接收日人私有财产。据统计，接收之日产共有八百六十个单位，其中台籍资本与日 人资本占支配性地位者予以出售；其余三百九十九单位则归公营。公营企业可分国营、国省 合营、省营及县市营等四型。但售予民间之企业，多半为小规模企业，其他大规模、基本部 门（上、中游）的企业均归公营，如糖、石油、电力、铝、肥料、机械、造船、水泥等。至 於日本总督府所行之专卖制，亦继续实施。除了产业外，公署并成立台湾省贸易公司以控制 贸易，以及台湾省铁路局与公路局以控制交通。至此，政府几乎一手控制经济活动的命脉， 较日治战争时期之统制经济又加深一层。陈仪以为由此可一举解决经济、社会问题，但不幸 实施後，与其预期完全相反。原因是战後台湾物资不足，而公营事业弊端百出，加以大陆内 战正烈，不但不能协助台湾进行复元工作，反而将部分物资运往大陆而耗於战火中，以致供 需失调，导致物价暴涨、失业严重。台湾本为粮食出口地，竟然发生前所未见的米荒问题。 其他因两岸社会发展差距所造成的生活习惯问题，亦产生某种程度的省籍对立现象，终於 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夜因查稽私烟事件，爆发二二八事变。而国民政府未查明真相， 即以武力镇压，并滥杀无辜，其中台籍菁英几乎丧亡殆尽，埋下官民长期对立之祸根。 （二）国民政府迁台与戒严体制的建立（一九四九-一九八七）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投降，不久大陆即爆发国、共之内战。双方打打停停， 至一九四九年战局对国府转趋不利，一月二十一日总统蒋中正被迫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 行职权。但他仍以国民党总裁身分幕後指挥，为防万一，开始布局台湾以为抗共最後据点。 为确保台湾的安定，五月二十日，台湾开始戒严；五月二十四日立法院通过「惩治叛乱条例 」；五月二十七日警备总司令部发布戒严时期法令，包括：管理书报；非经许可不准集会结 社；禁止游行请愿、罢课、罢工、罢市、罢业、等一切行动。 由於战局迅速恶化，一九四九年八月一日，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办公厅於台北草山（今 阳明山）成立。八月五日，美国发表中国问题白皮书，不再支持中华民国，国府遭逢空前危 机。为强化抗共之指挥系统，八月十五日，撤废台湾警备总司令部，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九月一日，成立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司令官为彭孟缉；九月二十一日，成立台湾省防卫司 令部，司令官为孙立人。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十月二十五日中共 五个团进犯金门古宁头，但被歼灭，其攻势遂受遏。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中华民国政府移至台北，一九五○年三月一日，蒋介石总统复行 视事。此时中华民国可谓内外交迫，外有中共入侵危机，内则面对因二二八受害而不满之台 人，蒋氏乃与其子经国藉长期戒严令，逐步建立一严密的党国威权体制，直至一九八七年七 月十五日才解严，长达三十八年。 此种威权体制独具一格，不易归类，一般称之为「拟似列宁主义党国体制」（Quasi-Lenin ist Party-State），即接近但不等於共产模式，因其对政治、经济之控制程度较弱；亦有 称之为「台湾型威权主义体制」，或「戒严体制」。此种体制之运作背後有一族群结构因 素，即相当数量的外省强势少数统治本省弱势多数，颇类似斯巴达体制（Spartan System） 。古希腊时，统治斯巴达的民族是外来的多利安人（Dorians），少数但强势，以武力征服并 统治当地之多数民族（Messenians），两者人口比例约为一比二十，为维持政权之安全， 由多利安人控政治、军事及土地权，并厉行高压统治与杀一儆百之恐怖政策。国府迁台後之 情境与之颇相似。据估计，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自大陆入台之军民，为一百零二万人；其 中军人有六十万，非军人亦以公教人员之政治性人口为主。一九四九年时，台湾人口约八 百万人，本外省比例约为七比一。因此，相当数量的外省强势少数因掌控政、军大权，可藉 恐怖政策统治本省弱势多数。事实上，国府体制是一个经过包装的精致品，可以较斯巴达体 制更有效地控制人民。更明确地说，此一体制系以斯巴达体制为本体，以现代政法系统与共 党统治技巧为工具所构成的。它有如下几个特色。 第一、长期戒严、军事色彩浓厚：中华民国自一九四九至一九八七年，实施长达三十八年 破历史记录的戒严，设立警备总部总掌国家安全问题，重要案件均以军法审判，言论、集会 、游行等基本人权被冻结。换言之，武力成为维护政权安定的支柱。 第二、藉「法统」垄断政治权力：一九四九年中央政府迁台後，以中华民国之法统自居， 以大陆沦陷无法实施全国性选举为由，冻结中央政府人事。总统可以连选连任，蒋氏父子相 继连任，形同世袭；一九四七年选出之中央民意代表亦永不改选，而且可以自行递补。其他 中央公职大多由外省人垄断。尤有进者，国民党独揽政权，青年党、民社党等在野党形同政 治花瓶，亦不准组织新党，以致党国不分。是以台人无法参与中央决策，视国府为外来政权 ，甚至称之为「蒋家王朝」。 第三、经济权之掌控：孙中山之民生主义本质上与社会主义相近，因此大型或重要企业均 归公营，国民党统治台湾即透过公营、党营事业从事独占性经济活动，累积庞大党产。民间 只能依附公营企业，并做好党政关系，以经营中、下游小企业。是以有学者名之「党国资本 主义」。 第四、思想、行为之统制：国府认定大陆之丧失，与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之赤化有关，乃 在台湾厉行党化教育。「三民主义」列为高中、大学必修科与各类考试之必考科目，以统制 思想。媒体及各类机关团体亦多由党直接、间接操控。尤有进者，情治工作无孔不入，透过 遍及全台的情治人员与线民，以监听、跟踪、威胁等方式，全面统制人民之思想、行为。於 是，台湾社会长期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中，「人人心中有个小警总」，人人自危，言行 均自我控制。 国府最恐惧的两股力量是共产党与台湾独立思想，其中立即的威胁是共产党，因此以严刑 峻法制裁、防范。一九五○年六月十三日，公布「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九月二十九日 ，行政院制定「戡乱时期检肃匪谍举办联保连坐办法」。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总统命 令各机关、学校、军队、工厂、民众团体於每月上旬举办孙文纪念月会；九月十七日，公布 实施「共匪及其追随附匪分子者之自首办法」及「检举匪谍奖励办法」。於是，情治单位积 极缉拿「匪谍」，破获不少案件。如一九五○年五月十三日，破获由蔡孝乾领导之中共「台 湾省工作委员会」秘密组织；六月十八日，原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依谋叛罪被枪决；十一月二 十二日，破获中共中央政治局社会部潜台「地下工作」组织。 台湾独立运动是另一威胁，但经二二八之镇压後，岛内菁英丧亡殆尽，只能在海外活动， 以日本为大本营。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廖文毅与谢雪红等台人领袖在香港成立「台湾 再解放联盟」，其後廖文毅转往日本发展台湾独立运动，一九五六年成立「台湾共和国临时 政府」。岛内亦有附和者，破获的案件有：一九六一年之「苏东启事件」，两百余人被捕； 一九六二年「廖文毅台湾独立事件」，郭国基、杨金虎等两百余人被捕；一九六四年之「台 湾人民自救宣言事件」，台大教授彭明敏与其学生谢聪敏、魏廷朝被捕判刑。 在戒严期间，不少异议、反对分子被处决或监禁，据估计人数在一万五千人以上，其中五 千余人被枪决，而被冤枉、迫害的比例相当高。事实上，由於情治人员之滥权，常常祸延无 辜，全台笼罩在肃杀恐怖气氛中，人人自危，因此被称为「白色恐怖」。社会与国家在二二 八事件本来已经造成对立，至此更加激化。长期以来，台湾社会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暗 潮汹涌，蓄势待发。这种紧张关系甚至衍生恶性循环，即统治愈严酷，社会与国家之对立愈 强烈；对立愈强烈，统治愈严酷。 然而，少数统治多数引起的族群对立问题终究还是存在，国民党除了厉行恐怖政治外，亦 采取「外省政治，本省经济」模式，以降低摩擦。换言之，外省人牢牢控制军政大权，而容 许、鼓励本省人致力於经济以致富。而本省人经二二八後，菁英丧亡殆尽，残余者对政治视 若畏途，亦死心转向经济发展，意外地在自由与共产两大集团对抗的国际环境中，竟创造了 经济奇蹟。 （三）文教发展与社会变迁：留学政策 国府虽厉行专制，但相当重视教育。除了为提高国民生产技能、文化水准的目的外，欲藉 此对台人进行再中国化的民族精神教育，是以大、中学均强调中国历史、地理及三民主义课 程。无论如何，其结果是教育的蓬勃发展。在日治时期，小学义务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一九 九一年国府进一步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并大幅扩张中、高等教育，因此教育水准不论质、量 均有提昇。在一九五○至二○○○年间，各级学校数目自一千五百零四所增至八千一百五十 八所，增加七倍以上。其中，小学由一千二百三十四所增至二千五百八十六所；中学由一百 二十八所增至八百六十三所；学院由三所增至七十八所，大学由一所增至五十七所。毕业生 总人数增加十倍以上，由十二万零三百四十五人增至一百二十一万八千四百九十五人。其中 ，小学生由八万六千九百九十五人增至三十一万七千五百八十一人，专科生由五百二十三人 增至十二万六千九百一十六人，学士由一千零一十三人增至十万七千四百三十人，硕士由一 人增至二万零七百五十二人，博士增至一千四百一十三人。 由上可见，扩张最快的是中、高等教育。事实上，更有大量的学生前往先进国家留学，尤 其是美国。他们取得高学历後在国内外各行业，尤其是大学，均有优异的表现。 由於教育的普及与提高，台湾社会自相当保守、传统性迅速现代化，变得自由开放。一般 人的人生哲学、生活方式、家庭观念、社会思想等均有重大变化。 （四）由统制至自由经济：经济奇蹟 　如前所述，一九四五年後，陈仪厉行统制经济，引发二二八事件。一九四九年，国民政 府撤退到台湾，外有中共入侵威胁，内有新增之大陆百万军民的生计问题，可说面临生死存 亡关头。幸而一九五○年韩战爆发後，美国协防台湾，并提供军事、经济援助，终於化险为 夷，度过难关。其後，美国透过军、经援助与政治压力，迫使台湾推行自由经济政策，而国 府亦适时采取「计画式自由经济」，逐步放松管制。於是，民营企业日益活跃，成为带动经 济进步的主力军。 一九五○年，百万以上的军民突然加诸台湾一小岛上，物质供应极度紧张，通货膨胀严重 ，贸易赤字庞大。於是在一九五○至一九五三年间，先後进行从三七五减租至耕者有其田之 土地改革。其目的一者提高农业生产力，二者政府可透过肥料换谷、随赋徵实等低估农产价 值的措施，掌握大量农业资源，移转至政府、工业部门，以供军公教人员与支援工业发展所 需。自一九五○年至一九六四年前後，国府经济发展政策的主轴大致是由进口替代逐渐走向 出口奖励。 一九五○年韩战爆发後，美国宣布协防台湾，大量美援适时到来，台湾经济恶化情势逐渐 获得控制，其後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自一九五一至一九六五年七月之十五年美援期间，增 平均每年获得一亿美元，约合每人每年十美元。据估计，美援中之资本援助占台湾资本形成 毛额之百分之三十四，且在外贸上，每年弥补财货与劳务入超额约百分之九十一。在台湾风 雨飘摇之际，美援之到来堪称是及时雨或是救命丹。更有进者，美国可藉美援影响国府经济 政策，有助於国府经济政策之逐渐自由化与民营企业的发展。第一、美援多用於改善基础设 施(infrastructure)，可提高民营企业生产力，促进其成长。第二、迫使国府放松对经济的 控制；第三、阻止军事开支之过度膨胀。 由於经济逐渐稳定，一九五二年起工农业生产已恢复战前最高水准（一九三八)，国府乃自 一九五三年起开始推动一系列的四年经济计画，经济开始走向成长的康庄大道。 初期的发展方针是管制进口与奖励米、糖之出口，进而推行进口替代之工业化措施。自从 一九五○年後，国府已开始采行一些增加生产、减少进口之措施。如复式汇率制度，对进口 之原料、资本财采低汇率，其它商口则采高汇率，以降低厂商之生产成本，并抑制消费；管 制许多进口品，保护国内生产事业；「限制设厂」，保护特定投资者之权益，加速资本形成 。可见经济管制极其强烈，某种程度内增进了国内产业的生产能力，减少进口量。 然而，此项「进口替代政策」，固然提高国内产业的产能，但也限制了进口，且因结汇手 续繁苛、汇率高估，挫伤了出口意愿，有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事实上，国内市场狭小，成 长率有走低之势。一九五○年代後期，求变的呼声普遍出现，此即「出口导向」政策之推出 。 一九五八年四月，国府颁布「外汇及贸易管制计画」，八月，订美元汇率为四十比一，至 一九六三年终於达成单一汇率的目标。此堪称为对外导向的新纪元，透过台币贬值的方式， 消除不利出口的因素，鼓励出口。一九六○年，进一步提出「十九点财经改革方案」，其後 又制定奖励投资条例，包括：出口品冲退税；出口低利贷款；新投资与增资抵减所得税；拨 用公地或徵收私有土地为工业用地。最具意义的是，一九六五年在高雄设置加工出口区，创 造有利的投资环境。在此类奖励措施下，产业蓬勃发展，出口大增，出口导向工业与民营企 业飞跃成长，成为带动进步的主力，经济亦日趋繁荣。此期经济发展之特徵有：一、国民生 产总值年增率达两位数；二、工业生产超过农业生产而取得支配性地位；三、出口猛增，主 要出口品由农业转为工业产品；四、外资之大量投资。 此时正逢国际分工盛行期，台湾深受其惠。国际分工体制产生的背景是先进国家之通货膨 胀与工资高涨，迫使跨国公司转向发展中国家投资，利用其低廉工资以求取高利润。此一分 工体制自一九五○年代开始发展，首先出现在香港与美国、战後初期之日本与美国间，至一 九六○年代，台湾亦加入此种分工体制的竞争圈。由於台湾拥有优良、勤奋、低廉的劳力， 但缺乏资本、技术，因此，引进外资来台设厂，并将产品外销。 一九六五年加工出口区的设立，强化跨国公司之投资是出口工业发达的要因。来台之资本 有日、美及华侨。一般说，日、美资本集中於电器、电子、化学、机械等，除带来技术外， 亦带动关联工业的发展。华侨资本则多在纺织、水泥等传统工业，它虽未引进新技术，惟因 有东南亚市场，可赚取外汇，累积资本。总之，外资对台湾的工业化与出口扩张贡献甚大。 除外资企业外，不少经营纺织、衣物、水泥、合板、塑胶之台湾民间企业亦成功地自进口替 代转为出口行业，因而日益壮大，成为经济成长的主力。 在国际分工体系中值得注意的是台、美、日之三角贸易关系，学者称之为三环构造。一九 五○年代的模式是台湾对日出口农产品，进口生产资料，由美进口援助物资；一九六○年代, 则是对美出口工业品之急速扩大；至一九七○年代再变为自日进口生产资料，对美出口工 业品，亦即自日进口生产资料、中间产品，加工後将产品销至美国。结果，在贸易上形成对 日逆差、对美顺差之局，台湾经济与美国、日本结为密不可分的共同体。 由於工业品出口的发达，工业比重猛升，而农业则不升反降，一九八○年代产值已低於百 分之六，换言之，台湾已变为工商社会了。此外，由於民营企业的壮大、顺差的增加，及美 国的压力，国府经济自由化加速进行。自一九八三年开始，进口管制日益放宽，一九八七年 又取消部分进口品之国内业者加签权，三十多年的高度管制网至此泰半去除。此外，关税自 一九八○年代初期逐渐调降，直至百分之五上下，因此对外国进口品的干预体系可说已大部 分开放了。一九八七年七月，外汇管制也几乎全面开放。其他自由化措施亦陆续推行，如公 营事业民营化、金融机构开放民营等。至此，高度干预性的管制体系逐渐隐退於历史洪流中 ，一个更自由开放、资源运动不受扭曲、经济效率更高的经济终於诞生。 总括言之，战後国府经济政策基本方向是由统制逐渐走向自由化，而在此过程中民营企业 扮演推动经济成长的要角，不但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而且逐步改造了台湾的产业结构，因而 由农商经济蜕变为现代化工商经济。 （五）反威权统治运动的展开 如前所述，国府之威权体制造成国家与社会之对立。更甚者，国府声称代表全中国，承继 其法统，中央政府高层官职由外省人士垄断，中央民意代表亦不改选，民意无由表达。即使 是半自治的省县市长、议员等地方选举，亦由国民党透过各种手段操控，更加深人民对法统 体制的厌恶。国家之长久压制社会，必定导致反体制思想的产生，约至一九七○年代初期， 反威权统治开始表面化、激烈化，其因与国内、国际环境之演变有关。 在国内方面，战後台湾在美国的支援下，经济快速发展，中小企业兴起，本省籍中产阶级 逐渐形成，因而有相当的财力可以从事或资助政治活动；而教育的进步，也创造了一批新知 识阶级，其中不少人曾留学国外，具备足够的知识、能力，形成智识菁英，可名之为「中智 阶层」。至一九七○年代，这些知识分子已步入三十、四十岁之壮年期，不论质或量，均足 以取代二二八时菁英的角色，向威权体制挑战。 在国际因素方面，国府撤至台湾後，坚持「汉、贼不两立」外交政策，引起国家定位的危 机。由於自由与共产两集团之对抗，中华民国代表中国而维持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一向 受到美国支持，不但具有国际地位，且因而取得对内统治的外在正统性、合法性。然而，中 共建国後已能有效统治中国，国际社会被迫舍中华民国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七一年 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案，国府的合法性遭受挑战 。一九七二年一月二十一日，尼克森访问大陆会见中共主席毛泽东与总理周恩来，并於二月 二十七日发表「上海联合公报」，要点之一是美国认知（Acknowledge）所有中国人皆认为台 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一九七八年，美国进而决定舍弃中华民国，而於一九七九年一月 一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国府代表「中国」的主张动摇，以中央政府为名独占政权的合 法性与正当性自然引起台人的质疑与挑战。新兴的中智阶层在封闭的国府体制中，他们不易 出人头地，於是自一九七一年「大学杂志」创刊开始，投身政治活动，形成一股挑战国府权 威的力量，民主与自主运动应运而生。 面对着国内外的新局面，国府必须有所因应，此即蒋经国体制的出现。新体制的目的在於 强化国府的内部正统性，其要点是国会的增补选与定期部分改选、政府公职的逐步本土化（ 或台湾化）。 一九七二年一月十日，雷震发表「救亡图存献议」，建议：一、宣布成立「中华台湾民主 国」，二、蒋介石辞职总统，三、实行民主政治，四、削减军费，五、实行法治保障人权， 六、改造治安机关，七、废止创办新闻禁令，八、简化行政机构，九、废除省级制度，十、 大赦政治犯。虽未正式被采纳，但不久本土化政策即积极展开。 一九七二年五月二十日，蒋介石就任第五届总统，二十六日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院长 上任後，一举增加台籍内阁阁员至七名之多，除四名政务委员外，更以徐庆钟为副院长、林 金生为内政部长、高玉树为交通部长，大幅提高台湾官员的地位，其中高玉树非国民党员； 六月一日，又任命谢东闵为首任台籍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也不断增加国民党常务委员会台籍 委员名额，以提高台人在党内之地位。他并重用李焕，执行拔擢台籍青年才俊的政策，将他 们引进一向为大陆人独占的中央党部干部阶层与地方党部主任阶层。李氏甚至支持「大学杂 志」推动政治改革。该刊对旧体制与政策有相当强烈的批评，例如质疑反攻大陆政策，其重 要成员如张俊宏、陈少廷、许信良等被吸收至中央党部等机构，日後成为政界、言论界名人 。为解决法统体制危机，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废止一九六九年之增补选办法，公布「 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以增加台人代表席次。一九七五 年四月五日，蒋中正去世，严家淦继任总统，在蒋经国主导下，国府本土化政策进一步展开 ，企图改革庞大腐化的官僚体系，并对言论自由作有限度的松绑。 然而，长期的党国体制已经根深蒂固，改革工作谈何容易，结果台籍菁英逐渐失望而离心 ，甚至走上与国民党决裂、对抗之路，成为日後党外与民进党之领袖。他们由言论批判进而 走向实际政治抗争运动，逐步动摇国府的威权体制。其重要事件如下。 一九七五年，台人主导之「台湾政论」创刊，它的发行人黄信介、社长康宁祥、总编辑张 俊宏等，均属不满国府统治之台籍菁英，此象徵本土中智阶层合力向国府体制挑战的开始。 创刊後，由於突破禁忌，提出宪政大幅改革要求，广受知识分子与民众的欢迎，发行量高达 三万六千份，招致当局之侧目。因此，发行至第五期，於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以邱 垂亮〈两种心向──和傅聪、柳教授一夕谈〉一文，触犯内乱及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撤销 登记。然而，火种点燃後，不可遏止，其它政论杂志起而接棒。 长老教会是台湾历史最悠久、教徒最多的本土教会，本土化色彩浓厚，如使用台语礼拜、 白话字等，自主意识强烈。早在一九七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该教会为因应退出联合国与尼 克森访北京之变局，即发表「台湾长老教会对国是的声明与建议」，主张人民自决、中央民 意代表全面改选。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应福特总统之访问中共，该教会发表「我们 的呼吁」，再提台人自决、实施宪政主张，大胆向国府一个中国政策挑战。一九七七年八月 十六日，为因应「美中（共）关系正常化」之未来变局，其总会通过「人权宣言」，主张「 台湾人民自决」及建立「新而独立的国家」。此後，台独主张逐渐跃上台面。一九七六年十 月十日，台独分子王幸男以邮包炸弹炸伤省主席谢东闵，可见部分人士已不耐而采取恐怖手 段了。同年十月十日，黄华因主张台独为军法机关判十年有期徒刑。这种反体制运动逐渐由 地下转为地上，成为国府之难题。 选举虽不能动摇国民党之统治，却是反对势力可以合法运用的重要政治舞台。一九七七年 ，举行地方县市长公职选举，新生代台籍菁英大量参选，许信良脱党参加桃园县长选举。然 而，十一月十九日开票时，中坜市发生第二一三投票所主任监察员涉嫌舞弊案，民众愤而毁 警车与包围分局大楼，并与军警对峙，引发「中坜事件」。此乃二二八事件後，群众首次在 街道上对抗国府体制，其成功增强日後党外人士挑战国府的勇气。此次选举，党外亦大有斩 获，二十名县市长中当选二名县长、二名市长，在七十七名省议员中取得二十一名省议，在 五十一名台北市议员中取得八名，这是党外前所未有的纪录，而且当选者均是出色的菁英， 党外势力大幅膨胀。国府以为是一大挫败，李焕所代表之开明派受贬抑，而王昇之保守派取 而代之，导致国家、社会之对立再度尖锐化。 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一日，蒋经国当选第六任总统，继续推动渐进式民主改革。七月二十 日，政院通过「动员戡乱时期自由地区增加中央民意代表名额选举办法细则」，在原代表仍 不改选的条件下，增加台湾地区的名额，以扩大台人参政权。立法委员黄信介为了结合对抗 国民党的社会力量，於十月六日，宣布组成「台湾党外人士助选团」，进行全岛性串连；并 於十月三十一日提出「十二大政治建设」做为共同诉求，要求澈底实施宪政以完成国会全面 改选、省市长民选等工作，并解除戒严令。一时选情沸腾，全岛发烧，国府亦运用各种方式 进行反制。例如十二月十二日，台湾大学出现民主墙与爱国墙之对峙局面，前者代表民众的 力量，後者代表国府的反制力。 由上可见，社会已逐渐累积动能，可向国家权威挑战，而国府赖以维持稳定统治的「二二 八效应」已钝化。如果这种自上而下之渐进式的民主化进行顺利的话，台湾有可能自威权体 制而和平转变为民主国家。不幸，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如火如荼进行 时，美国总统卡特突然宣布将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与中共建交。国府与台湾社会遽受强烈 冲击而惊惶失措，蒋经国遂於十二月十六日，宣布中止进行中之中央民意代表增选活动，暂 时冷却社会与国家之对抗。 然而，民主化的根本问题未解决，而国府赖以维持政权稳定的「二二八效应」已大为减弱 ，因此社会与国家处於更加紧张、不安的状态，埋下美丽岛事件的火种。 ﹙六﹚华人民主国之首创：政治奇蹟 如上所述，一九七○年代初期後，社会与国家之角力日益表面化，台人新生代之反威权运 动一波接一波展开，由言论批判而至政治运动，终於爆发「美丽岛事件」。但事件後，双方 逐步妥协，意外地竟和平地创造了第一个华人民主国。以下略述其演变过程。 社会与国家对抗之激烈化 在政治活动方面，国府依旧行糖饴与鞭子并行之策，一方面继续推动分期付款式的民主政 治，即国会的增额补选与部分改选与有限度的公职选举，另一方面不时挥鞭以防异议人士之 失控。一九七九年一月二十一日，高雄县前县长余登发及其子余瑞言因涉嫌吴春发（化名吴 泰安）叛乱案，遭警总拘押侦办。传闻吴春发乃情治单位线民，用以陷害余登发父子，而吴 氏事後被处死灭口。余登发之所以遭迫害主要是他在高雄县长任内，对国民党不假辞色，伤 害其固有利益，例如删除县政府编给民众服务站的预算、不准办公时间开党部会议等。事实 上，余登发的政治理念与多数党外不尽相同，他是大中国主义者，反对台独。然而，党外因 唇亡齿寒，认系镇压之前兆，为遏止情治单位之滥权，发动示威抗议活动。一月二十二日， 不顾余家之反对，黄信介、许信良、姚嘉文、施明德等人至高雄桥头附近散发「请问：凭什 麽抓余登发父子」一文。此一示威打破了戒严体制不容示威之禁忌，跨出民主运动的一大步 。然而，一九七九年四月二十日，桃园县长许信良因参加桥头游行，监察院通过对许信良弹 劾案，六月二十九日，被停职。 一九七九年六月二日，姚嘉文、黄煌雄、吕秀莲等二十余位非国民党籍人士，在台北成立 「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党外候选人联谊会」，以整合对抗国民党之反对势力。七月二十八 日，张春男、吕秀莲等党外候选人至台中演讲游行，遭镇暴警察喷水，并被部分人士辱骂为 「共产党」。然而，此一组织愈挫愈勇，继续奋战，乃日後民进党形成之先声。 美丽岛杂志社之发刊与组织化 最後引发社会与国家之正面对抗的是美丽岛杂志社之发刊与组织化。一九七九年三月，国 府为因应国内外局势的变化，嚐试放宽言论，因此政论杂志虽然一再查禁，却不绝如缕。「 台湾政论」停刊後有「八十年代」之发刊，而且相当成功。然而，党外人士何以会另行发刊 「美丽岛」呢?可能有二个原因，第一是中智阶层质、量俱增，需要更大的活动空间，非单一 刊物所能容纳；第二是新生代竟欲加速政治改革工作，而部分人士不满康宁祥之温和妥协 风格。 「美丽岛」成立之经过大致如下。一九七八年年底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党外为了 团结全台势力，成立党外助选团，由黄信介推动，施明德担任执行秘书。选举中止後，同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台北市民族西路一次党外人士记者会中，黄信介公推开荐许信良、张俊 宏、姚嘉文、林义雄、施明德成立五人小组，推动民主运动；前四人负责策划，由施明德执 行。约在次年三月，黄、张、姚三人在施明德家晤谈後，黄氏提议由姚嘉文申请一份杂志， 做为党外机关报，并於八月十六日发行「美丽岛」第一期。其发刊词标题为「共同来推动新 生代政治运动」，以之为杂志之目标。成员包含各类反国府之人士，包括统、独，但有一共 同点，即「一定要在岛内追求民主、自由」，要求是：实施宪政、保障人权与言论自由等。 由於包容性广，言论较「八十年代」激进，销售量直线上升，可说风靡全台。第一期印二万 五千份，出刊後即销售一空，又加印；第二、三期，迅速增至近十万份；至第四期更增至十 一万份以上，创有史以来台湾政论刊物前所未有之纪录。 更重要的是，反国府的势力纷纷汇集於「美丽岛」的旗帜下，形成一股与国府对决的力量 。「美丽岛」一方面为了扩大销售与服务网，一方面为了将各地反对力量整合起来，形成一 政团，乃在各县市纷纷设立服务处，计划目标为二十处。一九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高雄服 务处成立；十月二十五日，台中服务处成立；十一月十二日南投服务处成立，至十二月，在 短短几个月内已成立十五个，发展极为迅速，大有形成政治团体之势。事实上，其目的也的 确如此。施明德说：「美丽岛」是一个「没有党名的党」，准备「合法推翻政府」。可见该 社已具政团雏形，而目标是组党。 国府深知以少数统治多数，需采「防范重於镇压」之策，特别忌讳「组织」，因此治安单 位极为紧张。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国民党的二十二个治安单位开会，已提出查禁「美丽 岛」之议了。一九七九年十月十七日，国民党二十二个治安单位开会，藉口「美丽岛」第二 期刊登「揭发韩国经济奇蹟的神话」一文引起韩国大使馆的抗议，欲加查禁，但「美丽岛」 不屈服，终未执行。事实上，为缓和对立情势，国府也进行沟通工作，在十、十一月主办沟 通午餐会，国民党与党外人士会面谈判，但立场对立，难有交集。由於形势大好，反对派已 升火待发，必须冲锋，不能後退；反之，当局亦警悟到不适时压制，必然逐步弃守，直至交 出政权。因此，反对派不断造势，而当局也全力扑火，甚至运用右派激进团体、地方流氓代 打。於是，一幕幕剑拔弩张的戏剧乃接二连三演出。 一九七九年九月八日，「美丽岛」人士在台北中泰宾馆举行创刊酒会，并邀党政首长参加 。但「反共义士」劳政武、沈光秀等「疾风」杂志社成员在同一地点，聚众举行「声讨国贼 陈婉真」行动大会，丢石子、果皮，并叫骂，造成对峙冲突。该社成员乃叶翔之任情报局局 长时派往大陆情治单位特工，之後，撤至香港变成「反共义士」。 十一月二十九日，「美丽岛」杂志发行人立委黄信介之住宅与「美丽岛」杂志高雄服务处 同时遭人持武士刀、斧头闯入捣毁。屏东服务处定於十二月八日下午六时半，举办以「美丽 岛之夜」为名的成立酒会，但在七日下午一时四十分突遭六名身分不明暴徒袭击，以斧砍伤 一人，捣毁电话、桌椅，二人掏出手枪，喝令服务处人员不准动。连续数日，台北、高雄、 屏东三处遭暴徒攻击，绝非偶然。然而民气正旺，十二月八日六时三十分之成立晚会在屏东 仁爱国小礼堂举行，不少人不请自来，将礼堂挤得水泄不通。据悉，黄信介宅、高雄服务处 、屏东服务捣毁事件亦疾风集团所为。 美丽岛事件的爆发 「美丽岛」高雄服务处为纪念国际人权节，申请於十二月十日当日，举办「人权座谈会」 ，地点原先定在室内体育馆，但被驳回；再申请於大统百货公司对面之扶轮公园，也被驳回 ；而且，治安单位加派人马监视杂志社人士。以往治安单位对党外活动申请，通常是不准， 但党外决意举办时，又被迫批准，高雄服务处遂决定照原计画举办，而且认为在十二月十日 人权日游行，正可凸显戒严法限制自由之不当。然而，此次治安单位态度极为强硬，十月九 日下午即采取防范措施，用铁丝网将会场包围，并派驻镇暴车。党外亦不示弱，继续在高雄 服务处广播称，照常在大统百货公司对面扶轮公园开演讲会，号召民众前往。 九日下午，高雄服务处派出二部宣传车在大街小巷宣传，数度与警方发生冲突。後来，广 播车在鼓山区被拦，分局警察挡车、抢录音带，姚国建、邱胜雄二人并被押入警察局，姚氏 头撞楼梯、两颗牙齿打断；二人又被带至警总南区司令部。党外四十余人聚集在门口静坐， 午夜十二点後，又有其它人来支援，警总终於将二人放回。 从以上接二连三的事件看，美丽岛杂志社的政治性活动日益频繁，已拟聚「二二八事件」 以来的最大社会动能，不少领导者亦怀抱不成功变便成仁的「烈士精神」，已具备决战之基 本条件。反之，国府面临「二二八事件」以来所仅见的危机，稍一失误，即全面溃败，危及 政权，因此，不仅党政当局，几乎所有的外省族群均深感威胁，要求采取断然措施。至此， 双方剑拔弩张，国家、社会之冲突已濒临爆炸点，只待点燃引信。果然，在十二月十日之人 权节活动中，终於发生「美丽岛」事件。其经过大致如下。 尽管有九日发生之「鼓山事件」，党外人士决定依计画进行。十二月十日下午，高雄服务 处广播照常举办演讲会。差不多四点的时候，圆环演说会场整个被镇暴车封锁了。约七点钟 ，将近二百人在「美丽岛」楼下十字路口集合，施明德指挥，每人都发一个火把。因镇暴车 在右方，队伍就左转，往火车站的方向走。过了不了五分钟，就到高雄市第一分局的前面， 那里是一个小圆环，有一些交通岛，三边有天桥。於是在这里停下来，准备演讲。过不了多 久，两、三百位群众在四周围起来听演讲，最先演讲的是黄信介，也唱歌、呼口号。几分钟 後，镇暴车一部接一部出现，在四周转了一圈又转了一圈。会场中要求高雄警察局长与鼓山 分局局长要辞职；殴打姚、邱二人的人要受处分，群众热烈赞同。就在此时，十字路口上， 警察手扣手包围会场，把交通封锁了，将群众包围在里面。施明德就跟姚嘉文一起到警察第 一分局谈判，要求放一点缺口让人们进出，也让在大统公司等候的一万人能来听演讲。但警 局拒绝。其後，由於警察封锁会场四周之交通路口，美丽岛演讲人士与听演讲群众被困，双 方之紧张、不安达到高峰，终於发生群众与警察对打的场面。 较大的冲突在三处发生：一是圆环。镇暴车由中正三路逼近，「放瓦斯」，群众向中正四 路移动，然而为军警所阻，群众遂与军警冲突，用棍子打出一缺口。二是瑞源路与大同路转 角。群众自圆环回服务处途中，在此遇军警阻挡，有三、四十名年轻人自凤凰桥餐厅混入群 众，在大同路口领先打军警，「美丽岛」人士走近时，一哄而散。三是服务处门口。九时前 ，群众回到服务处，有一排镇暴车自大同路冲向群众，引起冲突。约半小持後，镇暴部队以 三角形队形一进一退，企图冲散群众，有些人拔路旁之铁栏栅做路障阻挡，镇暴车进攻时， 有些群众扔火把、汽油瓶，甚至在镇暴车底点火。至十时四十分，群众大多被驱散了。 关於冲突的经过，目前仍众说纷纭。官方标准说法是，群众攻击警察，但党外人士说是镇 暴车冲击群众引起的，是先镇後暴。民间传闻称，攻击者乃情治单位所安排者，以制造暴力 事件，嫁祸「美丽岛」。有曰暴力设计者是王昇的「一二○五」专案小组，而疾风集团则自 吹此事件是他们燻蛇出洞的结果；有曰打手是官方所雇，如上所述；有曰留平头之军方人员 乔装百姓打军警。由於说法南辕北辙，真相迄今仍成谜。 斯巴达式政权最恐惧者乃被统治者之组织化，国府自然不能坐视，因此决定对人权日演讲 游行集会，采取强力手段镇压。事件後，十二月十一日，正在开会的国民党四中全会中，即 有人主张「采取强硬的手段对付」；十二日，更是要求制裁的呼声更高涨，当局决定研议惩 处范围。果然，十二月十三日，行政院新闻局处分「美丽岛」杂志停刊一年。同时，警备总 部宣布：「美丽岛」杂志社在高雄举行的群众性非法集会，显然是出自一种有组织、有计划 的预谋行动，并以「涉嫌叛乱」罪名，逮捕「美丽岛事件」关系人十四人，包括张俊宏、姚 嘉文、王拓、陈菊、周平德、苏秋镇、吕秀莲、纪万生、林义雄、陈忠信、杨清矗、邱奕彬 、魏廷朝、张富忠，并通缉漏网在逃之施明德。警总并发出通缉令，悬赏五十万元，追捕施 明德。施氏亦於逃亡二十五天後，於一九八○年一月八日，在台北市被捕，至此嫌犯已全部 落网。 以往警总审讯谋叛案不公开，但此案引起国际媒体与人权团体的注意，因此予以公开。一 九八○年三月十八日开始审讯；三月二十八日，结束调查庭的讯问、对质，军事检察官宣读 论告。大意是：因被告成立「五人小组」，以杂志为中心，进行夺权计画，故有犯罪意图； 而数月间，成立服务处达十一个之多，并进行各项群众运动，已着手实施颠覆政府之行为， 故声请惩处。经过一个月之审讯後，四月十八日，台湾警备总部军事法庭宣布判决如下：「 黄信介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权十年。施明德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姚嘉文处有 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张俊宏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林义雄处有期徒 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林弘宣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吕秀莲处有期徒刑十 二年，褫夺公权十年。陈菊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褫夺公权十年。」 依惩治叛乱条例第二条第一项定罪，叛乱罪是惟一死刑，何以未如此判决呢?据判决书之解 释，「被告等或因受海外叛国分子煽惑，或因认识不清，致触重典，到案後对高雄暴力事 件深感愧歉，因此……酌减处其刑，以示矜恤。」事实上，由於内外环境的变化，国府此次 镇压无法再度发挥预期的「二二八效应」，因此制裁严而带宽，留下与社会妥协空间。反过 来说，社会反国府力量在事件後再度凝聚，以较温和方式迫使国府不断妥协，加速推动本土 化、民主化工作，与菲、韩等国有异。台湾威权政治转型的过程是渐进式的、和平的，後者 则暴力、流血事件不断，甚至有暗杀政治领袖事件，如朴正熙。 大致上，在美丽岛事件後，国府在战略上采守势，逐步後退，但在战术上不时采取攻势， 亦即棒喝反对势力之过速膨胀，以维持政局的稳定。其主要手段是对异议人士出版之书刊加 以查禁，如一九八○年八月十五日，台北市政府新闻处对「暖流」、「疾风」二杂志分别予 以停刊一年处分；一九八○年九月二十四日，警备总部查禁林义雄、姚嘉文、张俊宏所着之 「虎落平阳」、「护法与变法」、「从兰阳到雾峰」、「我的沈思与奋斗」、「景涵选集」 等书。此外，情治单位亦采体制外之不正当手段残害异议分子，以儆效尤，着名的案例是一 九八一年七月的陈文成在台大遇害案；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五日的刘宜良（笔名江南）在美旧 金山自宅被杀案。两人均为美国公民，两案均与情治单位有关，引起美国朝野之愤慨，对国 府的形象伤害极大，不但不无助威权体制的延续，反而加速其弱化。 「美丽岛」人士虽被判刑，然而却赢得多数人的同情，其思想与主张并未被消除，反而壮 大，各种抗争行动一波接一波。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九日，许信良在美创办「美丽岛周刊」 ；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三日，「亚洲人」一卷二期〔一九八○年三月〕出刊後被查禁停刊， 於同月复刊；一九八三年十月三十日，「台湾良心犯受刑人暨家属後援会」成立；一九八四 年四月二十六日，美丽岛受刑人黄信介在狱中绝食，林弘宣、张俊宏、姚嘉文等人随後加入 ；受刑人家属，党外民意代表亦成立「美丽岛政治犯绝食声援会」声援狱中之绝食者；一九 八四年五月四日，「美丽岛政治犯绝食声援会」绝食三日声援行动展开；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九日，「台湾人权促进会」宣布成立，江鹏坚为首任会长；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二日，党外政 论刊物「新潮流评论」与「台湾年代」发行；一九八五年七月十八日，十二家党外政论刊物 之负责人或编辑赴行政院就有关杂志被查扣之事请愿；一九八六年三月二十八日，高雄事件 受刑人施明德进行绝食，要求国民党政府释放所有政治犯；一九八六年五月一九日，党外「 五一九绿色行动」於万华龙山寺举行，要求解除戒严，并准备游行至总统府请愿，後就地解 散。由上可知抗争活动日益扩大，形成不可抗御之势。 民进党之诞生 党外抗争最大的成果是组党的成功，打破一党专政之局。一九八二年九月二十八日，党外 人士在台北市中山堂集会，以民主、团结、救台湾为总纲，提出制定「国家基本法」等六项 主张。一九八四年一月八日，「党外人士」集会，通过党外後援会组织章程草案。一九八四 年二月二十五日，无党籍公职人员集会通过订定「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组织章程 。一九八四年六月七日，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举办「鸡兔问题座谈会」，讨论党外组织等问 题。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党外中央民代联合服务处在中坜成立。一九八四年九月二日 ，「党外公共政策会」成立。一九八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党外公政会召开大会。一九八六年 三月十日，党外公政会召开理事会，决定接受高市设两个分会，并继续接受其他分会申请。 一九八六年四月十二日，党外公政会通过省议员游锡申请设立公政会宜兰分会，由尤清辅导 宜兰分会的成立。一九八六年四月十八日，国民党开会研商决定，党外公政会若设分会，决 予以限期解散；如不听制止，不论总会、分会将一并迳行取缔。一九八六年五月十七日，党 外公政会首都分会召开成立大会。一九八六年六月三日，党外公政会中市分会成立。一九八 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党外公政会屏东分会成立。一九八六年八月五日，党外公政会首都会举 行会馆开幕仪式。一九八六年八月九日，党外公政会首都分会在台北市金华国中举办「促进 组党说明会」。一九八六年八月十五日，党外公政会与编联会在台北市中山国小举行「行宪 组党说明会」。一九八六年九月七日，「时代」杂志刊登党外编联会「组党工作小组」研拟 之党纲草案。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八日，党外人士宣布成立民主进步党，并提出党纲草案，推定七名组 党工作委员。国府未取缔，仅由国民党三人沟通小组在一九八六年九月三十日，发表声明， 要求续沟通，否则依法处置。如此，终於打破戒严体制，战後第一个本土政党有惊无险地诞 生了。 同时，国府继续推展由上而下的分期付款式民主。一九八○年十二月六日，办理增额中央 民代选举，无党籍当选率大增，而且美丽岛事件家属周清玉、许荣淑、黄天福等均当选，显 示国府扼杀「美丽岛效应」之企图失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四日，台湾省县市长、省议员 、台北市、高雄市市议员选举，美丽岛事件辩护律师谢长廷、陈水扁等人高票当选。一九八 三年十二月三日，增额立委选举投票，结果计有国民党籍六十二人、无党籍九人当选。国民 党以各种方式全力反扑，无党籍当选率较上届略减，惟方素敏所造成之「方素敏旋风」显示 民意之支持「美丽岛」人士。 一九八六年举办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由於民主进步党於九月二十八日成立，因此首度 出现两党竞争之局，民主政治之雏形出现。 此外，国府亦加速本土化工作。在公职方面，台籍主管也逐步压倒外省籍，反映台籍人口 占多数之社会现实，其中，李登辉之出任中华民国副总统，更被视为国府本土化之具体表徵 。在蒋经国主导下，一九八四年二月十五日，中国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决议，推举主席蒋 经国为该党中华民国第七任总统候选人，李登辉为副总统候选人。五月二十日，蒋经国、李 登辉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七任正、副总统。一九八五年八月十六日，蒋经国接受美国「时代 」（Time）杂志访问，进一步声称下一任总统依宪法选举产生，未考虑由蒋氏家族人士继任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五日，他在行宪纪念大会中，再度表示下任总统必依宪法产生，其家 人「不能也不会」竞选总统，并且不会实施军事统治。为证明其诚意，他在二月十八日，派 蒋孝武出任中华民国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一九八七年六月，蒋经国与本省耆老面晤 时说：「这里不久就是你们的。」七月十五日，宣布解除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七月二十七 日，进一步说：「我虽是中国人，但吃了四十年的台湾米，也是台湾人。」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去世，李登辉依法继任总统，成为第一任台籍国家元首。 一九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国民大会正式选出李登辉为总统，进一步确认李登辉时代之来临 。其後，公职人员与民意代表选举之普遍化、解严、解除报禁与党禁、修宪等改革工作陆续 展开。其中以解严、解除党禁、中央民意代表之全面改选、总统之直接民选等最具意义。 一九九六年三月，实施总统直接民选，李登辉成为台湾第一个全民选出的总统。二○○○ 年三月，第二次直选，民进党陈水扁当选，进一步完成首度之政党轮替。至此国民党半世纪 之威权体制走入历史，台湾终於晋身民主国家之林了。此一民主化乃国家与社会不断妥协、 和解，透过和平手段达成的，学者誉之为「宁静革命」（silent revolution），而中华民国 也首创一华人民主国家（the First Chinese Democracy）。 （七）国际危机与两岸关系 一九四五年第二次大战结束，中华民国以战胜国身分参与联合国，甚至跻身五常任理事国 之列，国际地位无比崇高。然而，由於在国、共内战中失败，一九四九年大陆沦陷，中央政 府退据台湾，同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称代表中国，形势逐渐逆转。第一阶段 是优势期（一九四九-一九七一），国民政府因在联合国代表全中国，秉持「汉、贼不两立」 之一个中国政策，亦获得多数国家之承认。第二阶段是劣势期（一九七二-一九八七），由 於中共之有效控制大陆与日益壮大，国际社会乃转向承认它代表中国，一九七一年底联合 国通过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此後中华民国之国际地位逐步降低，甚至陷入孤立困境 。第三阶段是并存期（一九八八迄今），在一九八八年李登辉继任为总统後，逐步推动两岸 并存政策，企图脱困，然而迄今仍在挣扎中。 1. 优势期：「汉、贼不两立」与「中国代表权」保卫战（一九四九-一九七一） 一九四九年，国民政府退守台湾後，以台北为战时首都,以反攻大陆为国策,宣称仍代表中 国，并采行「汉、贼不两立」政策，认定中共为伪政权。 初期由於一九五○年韩战爆发，联合国认定中共为侵略国，美国与中共交战，停战後自由 世界与共产集团亦形成对峙之局，国际情势对国府仍有利，是以中国代表权得以确保。 然而，国民政府反攻大陆、统一中国之愿望久久未能实现，反之，中共在大陆之统治则日 益巩固，并以中国唯一代表自居，发动外交攻势以孤立中华民国。因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 之合法性、正当性逐渐动摇。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一月十五日外交部长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秘书 长赖伊（Trygue Lie）、大会主席罗幕洛（Carlos Romulo），声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 唯一合法政府」，要求取消中华民国的一切权利。十一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政治委员 会讨论中华民国所提之控诉苏联侵略中国案，但苏联代表维辛斯基（Vyshinsky）反而抢先发 言，主张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开启「中国代表权」之长期论争。一九五○年一月 八日,中共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及安全理事会各国代表，要求取代联合国机构中之中国代表地位 。一月十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於安全理事会第四五九次会议中，正式提议排斥中华民国政 府派驻该理事会中之合法地位，遂发生所谓中国代表权问题。一月二十日，中共以外交部长 名义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各会员国及安全理事会，谓已派出中共代表，以及国民党代表何时 可以驱逐。 一九五○年五月韩战爆发後，美国与中共对峙，舒缓中华民国之危机，安全理事会否决苏 联之「排我纳共案」。九月十九日,联合国大会第五届常会决议，将中国代表权问题交由加拿 大、印度、菲律宾等七国委员会研究。十月十六日,委员会依菲律宾代表提议，决定搁置本 案。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六日,联合国大会第六届常会在法国巴黎召开，苏联代表提出将中国代表 权列入议程。十一月十日,联合国总务委员会审查苏联提议的项目时，泰国代表提出缓议案 ，不考虑「排我纳共」之任何建议，此即缓议案的由来。此後至一九六○年，均由於各种 因素，以「缓议」的方式解除「中国代表权」危机。 然而，韩战结束後，东西对抗情势缓和，对中华民国之代表权渐趋不利。联合国会籍原为 选择性的，自一九五五年後，改采普遍性原则，中共自然有权加入，但因事涉国、共唯一中 国代表权，问题难以解决。一九六一年，发生外蒙古与茅利塔尼亚同时入会案，中华民国为 阻外蒙入会拟动用否决权，美国不赞同，为争取国府放弃使用否决权，乃将「排我纳共」案 由「缓议」改为「重要问题事项」方式，以确保我会籍。换言之，联大在表决排除中华民国 的实质案时，必须依照宪章第十八条规定，由三分之二的多数才能通过。 在一九六○年代，美国的对策是在不能排除中华民国的条件下，同意中共参加联合国。然 而尽管美国费尽心机，不断劝使国民政府接受大多数会员国所同意的双重代表制，但蒋介石 总统不为所动，仍坚持「汉、贼不两立」原则，不与中共并存。另一方面，中共则步步进逼 ，亦声称是中国之唯一代表。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九日,中共外交部长陈毅宣称：「即令联大 开除中国国民政府之代表权，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代表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仍不愿参 加联合国；联合国必须澈底改组与改造。」 由於国共双方均坚持自己是唯一代表，迫使国际社会必须二者择一，而由於中共已长期有 效统治大陆，各国逐渐舍弃中华民国而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九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第二 十五届联合国大会表决中国代表权，美国等所提出的「重要问题案」与阿尔巴尼亚所提的 「排我纳共」案之间，首度出现两票逆差，预示危机之来临。然而蒋总统仍电示外交部长魏 道明，「汉、贼不两立」政策绝不容改变。此种政策显然不了解国际现实，亦不符做为世界 领袖之美国的国家利益，於是，在尼克森总统顾问季辛吉主导下，美国对中国政策急转直下 。 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日,联合国大会开会前夕，季辛吉飞抵北京，会晤中国总理周恩来，原 本支持双重代表权的国家因而态度动摇。果然，十月二十五日联合国大会以七十六比三十 五，十七票弃权之比例，通过阿尔巴尼利亚所提的议案，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的 「中国」席位。中华民国代表团在进行表决时离席，并宣布退出联合国。 此为国府迁台以来之最大挫折，蒋氏打回大陆、统一中国之梦想正式告终，随之而来的则 是在台政权之生存问题。为因应变局，一九七一年十月二十六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 」，要求国人支持政府，「处变不惊，庄敬自强」。 至於两岸关系，在此期间是敌对的，并不时有紧张事件发生，包括台湾海峡之热战。第一 次危机是在一九五四-五五年。一九五四年八月一日，中共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解放 台湾」公告，九月三日起对金门发动大规模炮击，美国对是否参与战事、涉入多深颇为困 扰。美国基本上愿意保卫台湾、澎湖，但反对驻军金门、马祖等外岛，为澈底解决国共对抗 问题，乃於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二日与国府签订「中（台）美共同防御条约」，明订防御范围 仅限於台湾、澎湖。一九五五年一月十日，共军轰炸大陈岛，并占领一江山，美国乃采取不 与共军交锋，但协助撤退军民之策。 第二次台海危机是在一九五八年。该年八月二十三日，共军突然展开猛烈炮击，规模空前 ，并宣称「决心解放台湾及大陆沿海诸岛，并於近期登陆金门」。美国逼於形势，虽不参战 ，但派船舰护送补给品，并支援新武器，最後迫使中共宣布停火。十月二十三日，美国与国 府发表联合公报，一方面美国承认金门、马祖与防卫台澎之关联，另一方面，国府被迫承诺 统一中国之主要途径是「三民主义，而非凭藉武力」，亦即放弃打回大陆之作法。 一九六一年甘乃迪就任美国总统後，基本上主张一中一台，两岸和平共存，因此规划台湾 为「中华台湾民主国」。但国府强烈反对，中共亦不接受，此案遂胎死腹中，两岸之敌对状 态终归无解。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壮大与「一个中国」之困境（一九七二-一九八七） 中华民国之退出联合国乃领台以来的最大危机，而一九七九年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更是一大打击，然而蒋氏政权竟能在惊涛骇浪中度过，并在一九八八年将政权和平转入台人 手中，毋宁是威权体制国家中之异数。在此期间，主要有三大力量在角力，即国府与统一派 、本土派、中共。 一九七一年底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後，国际局势急转直下，世界各国纷纷转而承认中华人 民共和国为中国之唯一代表，其中最居关键的是长期以来支持、援助台湾的美国。一九七一 年十一月三十日，中国（共）与美国同时宣布美国总统尼克森将访问中国大陆。一九七二年 二月二十一日，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中国，会见中共主席毛泽东，并与总理周恩来进行会谈 。二月二十七日，双方发表「上海联合公报」，最重要的内容是：美国认知（acknowledge） 所有中国人皆认为台湾属於中国之一部分。此後双方一步一步走上建交之路。 一九七八年底，台湾举行中央民意代表增补选时，美国总统卡特突於十二月十五日宣布， 将於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并将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终止美国与中华民国的共同防卫条约。此乃一青天霹雳，国府顿时失去长期盟友与 後盾，在国际政治上几乎完全被孤立起来。 不过，美国基於对台湾人民的同情与反共、反独裁的立场，对於台湾的前途始终未做明确 的宣示，甚至於坚持两岸问题的解决，必须尊重人民的意愿，并遵循和平方式。因此，在与 台湾断交後，随即立法保障台湾之安全，并继续支援台湾增强防御性军力，以免受中共之武 力威胁。一九七九年四月十日，美国总统卡特签署「台湾关系法」，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以 外之各种关系。美国也信守承诺，实践台湾关系法所有条款。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八日，美 国参议院进一步通过「台湾决议案」，宣称「台湾的前途应和平解决，避免强制手段，并要 采用能为台湾人民接受的方式，而且要合乎国会制定的法案及美中（共）公报的一贯精神」 。换言之，美国以「战略性的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方式处理棘手的「一个中国」 问题，为自己留下转圜的时间与空间。 中华民国在外交上的失利对本土派与统一派均产生冲击，双方积极寻求出路。海外之台独 运动加快脚步，转移阵地至岛内，与本土派结合，推动民主化与独立运动。国府在蒋经国主 导下，亦策略性地加以运用，以保卫政权。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二日，日本「台湾独立联盟 」日本本部执行委员辜宽敏监於台湾退出联合国後之危机，脱离组织回台以救台。四月二日 ，台湾青年独立联盟中央委员邱永汉亦归国，参加庆祝蒋介石当选连任总统，并计划在台投 资设厂。此後「黑名单」人物纷纷以各种管道返台，追求独立建国愿望之实现。至於统一派 ，则有强烈的危机感，一方面全力打击台独，另一方面有日益增多的人将希望寄托於中共。 因此，统独对抗逐渐激烈化、表面化，为日後的政局添一乱因。 在国府外交政策方面，行之已久的「汉、贼不两立」原则逐步修正，以求生存。其要点是 ：对外默许双重承认，对内则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未来统一取代反攻大陆，而对中共 亦逐渐软化敌对态度。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华民国第七任正副总统蒋经国、李登辉宣誓就职。一九八六年 十月十五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结束「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令」，并於一九八七年七月 十五日解除戒严，随後并开放回大陆探亲之禁令，象徵与中共敌对态度的软化。 至於中共，在此期间未有实质的军事攻击行动，基本上仍采「一个中国」原则与各国建交 ，以孤立中华民国，并取得丰硕的成果。 3. 两岸并存政策之采行与困境（一九八八-迄今） 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蒋经国总统遽逝，副总统李登辉继任，七月八日并当选国民党主 席。一九九○年，李氏当选第八届总统，并在一九九六年之首度全民直选总统时又当选总统 ，於二○○○年卸任。李氏是台湾第一个本地人国家元首，象徵外来政权之本土化，深具历 史意义。此外，李氏之掌权亦具实质意义。第一、他在位长达十二年，因而有足够时间建立 权威，实现理想。第二、他历经日治与民国两个政权，且为兼受日本、中国、美国教育之高 级知识分子，对台湾与中国的关系有其独特的认知。因此，在其主政下，外交政策与两岸关 系发生根本的变化。 总括李氏之新政策，大致是：对内以「新台湾人」为号召，企图解决族群对立问题，将台 湾凝聚成一「生命共同体」，最终成为一独立国家；对外则放弃「汉、贼不两立」原则，推 动「务实外交」；对大陆则逐步采行开放政策，同时由模糊的「未来统一论」走向「两国论 」。 他在一九九○年五月二十日总统就职演说中，宣告将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两年内修订 宪法；两岸对等沟通，研讨统一事宜。一九九一年五月一日，正式终止「动员戡乱时期」， 称「大陆目前是在中国共产党控制下，此一事实吾人必须面对」，结束与中共的敌对状态， 并承认两个「政治实体的存在」。一九九一年，国民大会全面改选；一九九四年修宪，改总 统为直接民选，并於一九九六年实施，可说在法理上确立台湾为独立主权国。 然而在推动与大陆谈判方面则进展有限，而其原因仍在「一个中国」问题至今无解。为了 解开僵局，在李氏主导下，成立国家统一委员会、海峡两岸基金会、大陆工作委员会等机构 ，展开与中共的对谈工作。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九九三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二十九日的新加 坡「辜汪会谈」，辜振甫与汪道渊达成四项协议，因而被称为「破冰之旅」。然而，由於「 一个中国」难题依然无解，两岸关系进进退退，在原地打转。 李氏深知为了突破外交困境，台湾必须走出去，让世界知道台湾的存在，因此随时掌握机 会，出国访问。他在一九八九年三月五日至9日出访新加坡，李光耀称他为「台湾来的总统」 。一九九○年後，又陆续展开「度假外交」足迹遍及中东、欧洲、美洲。其中，一九九五 年回美国母校康乃尔大学访问之行影响最大，引起中共之文攻武吓，两岸关系陷入低潮。一 九九六年三月总统大选时，中共竟然进行大规模军事演习，并对台湾海域发射飞弹，情势极 为紧张。幸而美国立即派遣两艘航空母舰赴台湾近海监视警戒，终於有惊无险地度过危机。 此外，一九九三年起，台湾亦进行重返联合国的工作，但在中共的反对下，迄今未有进展 。一九九九年，李登辉在大陆海协会汪道渊来台访谈前，对外发表「特殊两国论」，引起中 共之声讨，汪氏亦取消台湾之行，两岸关系更为恶化。 二○○○年总统大选，民进党的陈水扁先生当选。他有监於中共之威胁与国内之反对势力 ，在就职演说中提出「四不一没有」政策，宣示不主动寻求独立之立场。然而，中共不信任 他，采取「听其言，观其行」政策，在国际间则以高姿态随时予以压制，以防其脱轨，而在 野党亦不断批判其主张，形成内外夹攻之局。此後，陈氏仍一再采取低姿态，对中共展现善 意，但亦未获积极回应。二○○二年八月，陈氏突然发表「一边一国」论，再度引起中共与 岛内统派之抨击，两岸再度对立，迄今未有缓和迹象。 两岸之间尽管政治之问题无解，然而，经贸与人民往来则日益频繁。台商大量投资大陆， 带动其经济之快速成长，中国亦取代美国成为最大出口国。至於每年赴大陆旅游之人数更是 大幅度成长。 综言之，尽管台湾已经采取两岸并存的务实政策，然而，由於内有族群矛盾，外有中共的 威胁，目前仍难以独立主权国身分现身国际社会。未来能否脱困，仍在未定之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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