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第三次大规模引进成套技术设备和建设上海宝钢 摘要：在“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由于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盛行，“四人帮”对经 济工作的干扰、捣乱和破坏，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时，整个国民经济几乎濒临崩溃 ，全国工农业总产值比1975年只增长，其中农业下降，工业仅增长，市场物资出现严重匮 乏的局面。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上下痛感“ 文化大革命”丧失的时间和遭受的重大损失，都急于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加快发展中国 现代化事业。在指导思想上，没有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这个实际出发 ，而是急于求成，要大干快上。1976年l2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 一、引进时的宏观经济环境和规划实施情况 在“文化大革命”10年浩劫中，由于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盛行，“四人帮”对经济工作 的干扰、捣乱和破坏，到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时，整个国民经济几乎濒临崩溃，全国 工农业总产值比1975年只增长，其中农业下降，工业仅增长，市场物资出现严重匮乏的局 面。1976年10月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上下痛感“文化大 革命”丧失的时间和遭受的重大损失，都急于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加快发展中国现代化 事业。在指导思想上，没有从“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严重困难局面这个实际出发，而是 急于求成，要大干快上。1976年l2月，国务院召开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议决定 ：到1980年，全国要有1/3的县建成大寨县，并基本实现农业机械化。 1977年全国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国民经济的各项主要指标回升，其中国民生产总值比1976 年增长。在80种主要工业产品中，超过历史最高水平的有52种。1977年7月，国务院在向 各部门、各地区转发《关于1977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上半年经济的恢复 标志着“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出现”。正是对形势的这种过于乐观的估计，导致各 部门、各地区纷纷提出新的“跃进”计划。1977年10月29日，煤炭工业部向中央政治局汇 报煤炭工业长期发展规划时提出：“要拿下前所未有的高速度。”规划20世纪末达到年产 煤20亿吨。1977年11月9日，冶金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的钢铁工业长远规划提出：到20世 纪末，要拿下20多个鞍钢。1978年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批转的国家计委《关于经济计划的 汇报要点》提出：要建设10个大油气田、10个大钢铁基地、9个大有色金属基地、10个大 化纤厂、10个大石化厂等，结合原有的工业基础，在全国形成14个大型重工业基地。在 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现代化，使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 为了实现经济建设的这些“跃进”目标，当时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同志认为，仅仅依靠中 国自身的力量不行，要利用国外资金，大量引进国外先进设备。1978年2月，经党中央批 准，由国家计委汇总向国务院提出的规划，提出今后8年要引进68个到69个大型成套设备 项目，其中第一批1978年成交45个项目，用汇60亿美元。第二批1979年、1980年成交23个 到24个项目，用汇80亿美元。两批大型成套设备项目，连同材料、单机和技术专利，共需 用外汇180亿美元，再加上国内配套资金，总投资需要1300亿元人民币。这些项目分别由 煤炭、电力、石油、冶金、化工、轻工、纺织、一机、建材、交通、铁道、国防军工、地 质、建工、邮电、农林、水利、中国科学院等部门提出。 根据当年具体负责引进工作的中国技术进出口总公司1978年的档案材料，该公司1978年完 成引进成套设备项目45个，同国家计委下达的第一批引进项目数量一致，但使用外汇亿美 元，超过国家计委原定方案亿美元，另外还有一批小的生产线、单机和技术项目使用外汇 40亿美元。在1978年签约的合同金额中，有近80%即60亿美元左右用于引进大型成套设备 ，即后来统称为22项的大工程。这22个项目是：上海宝山钢铁总厂，大庆石油化工厂、齐 鲁石油化工厂各1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南京的2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吉林化学工业 公司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1972年“四三方案”中推迟的项目），浙江镇海炼油厂、 新疆乌鲁木齐炼油厂、宁夏银川化工厂各1套30万吨合成氨和52万吨尿素项目，以煤炭为 原料的山西化肥厂30万吨合成氨装置，100套综合采煤机组，德兴铜矿基地，贵州铝厂， 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化纤二期工程，仪征化纤厂，平顶山帘子线厂，山东合成革厂，兰州合 成革厂，云南三聚磷酸钠工程，霍林河煤矿，开滦煤矿，陕西咸阳彩色电视显像管等。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从1979年起，全党 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指出，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 坏，国民经济中的重大比例失调的状况没有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 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都必须在今后几年 内逐步加以解决。会议针对当时经济工作中出现的“跃进”情况，强调要做好综合平衡， 基本建设必须积极而又量力地循序进行。会议讨论了1979年和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加 快农业发展问题，并对国民经济实施改革开放的方针作出重大决策。会议指出：要在自力 更生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 ，大力加强现代化所必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 1979年3月21日，中央政治局讨论1979年计划，陈云讲了4点意见：（1）我们搞四个现代 化,要讲实事求是。（2）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单纯突出钢，证明不能持久。不按比 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3）用3年时间来调整。现在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比196l— 1962年严重得多。（4）到2000年钢的产量达到8000万吨就不错了。应该把重点放在钢的 质量品种上。邓小平指出：现在中心任务是调整。首先要有决心，东照顾、西照顾不行。 过去提以粮为纲、以钢为纲，是到该总结的时候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不光决定于钢 ，要把钢的指标减下来，搞一些别的。会议决定用三年时间调整国民经济。1979年4月， 中央工作会议进一步作出对经济工作采取“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决定。 1978年签约引进的22个大型成套设备项目，成为1979年经济调整的重点。1978年在对外谈 判签约时，由于存在着急于引进的偏向，导致引进规模过大，远远超过当时国力所能承担 的程度。在作出大规模引进决定的1977年，中国的全部财政收入才874亿元人民币，整个 出口的外汇收入仅76亿美元，基本建设总投资382亿元人民币。同国家计划规划引进所需 要的180亿美元外汇和1300亿元人民币投资比较起来，差距太大。国内资金不足，寄希望 于从国外借钱，实际上也是不现实的，出口的货源和外汇收入都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有很大 的增加，近期的还贷能力根本不具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22个成套引进设备项目的问题 逐渐暴露，决策的失误陆陆续续从很多方面表现出来，不得不进行必要的调整，有的缩小 了规模，有的退回了部分合同，有的推迟建设，有的项目停止对外谈判。这22个成套设备 项目的合同实施情况，可以分成以下4种类型： 第一类，1978年基本上完成引进合同的签约工作，并开始执行合同，在1979年调整中没有 受到太大影响的有9项。如l00套综合采煤机组，到1980年7月设备全部到货，并陆续安装 使用。陕西咸阳彩色显像管项目（年产14英寸彩色显像管64万只，22英寸彩色显像管32万 只），按合同规定于1982年正式投产。河南平顶山帘子线厂尼龙66盐浸胶帘子布（年产万 吨），按合同规定于1981年末投料试生产。贵州铝厂引进的年产8万吨电解铝工程，基本 上按规定于1982年建成投产。昆明三聚磷酸钠工程，因厂址调整，推迟于1984年建成。年 产合成革300万平方米的山东合成革厂，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镇海炼油厂大 化肥工程均属于这一类。 第二类，1978年基本上完成引进合同的签约工作，因经济调整，被迫推迟开工建设的工程 有3项。即以重油为原料，年产30万吨合成氨、52万吨尿素的乌鲁木齐炼油厂大化肥工程 和银川化工厂大化肥工程，先后推迟到1986年和1992年建成投产。以煤为原料的年产30万 吨合成氨、90万吨硝酸磷肥的山西化肥厂，于1988年建成投产。 第三类，1978年只签订了成套设备引进项目中的部分合同，因经济调整，推迟了其余引进 设备的签约与基本建设的进度，有的还对引进方案进行了调整。这类项目有9个，是22个 引进项目的主体部分。它们的调整情况如下： 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是22项成套引进设备中投资规模最大的一项，一、二期工程共计划基建 投资亿元人民币，其中包括亿美元的外汇资金。原计划一、二期工程分别于1982年和1984 年建成，因一度停缓建和调整计划，分别推迟到1985年和1991年建成。二期工程的引进方 式进行了重要的调整，由原来的成套设备引进，改变为在保证技术水平不低于一期工程的 前提下，通过引进主体设备的制造技术和与外国公司进行合作制造等方式，实现了“基本 立足国内设计制造”的要求。 大庆石油化工厂、齐鲁石油化工厂和放在南京的2套共4套30万吨乙烯及配套工程，上海石 油化工总厂的二期工程(20万吨聚酯)，以及仪征化纤厂的53万吨聚酯与配套的合成纤维工 程等6个项目，按原计划应分别于1981年或1982年建成，后来因为经济调整，除上海石油 化工总厂的聚酯工程外，其余都列为停缓建。其中放在南京的2套30万吨乙烯设备,一直没 有确定放在哪里，各地都争着想要，直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以后，我同康世恩、李 人俊一起向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汇报后，才决定1套调至上海石油化工总厂，1套留在南京 ，由新组建的扬子石油化工公司承担建设任务。仪征化纤厂的涤纶短纤维抽丝设备原计划 成套引进，后改为引进制造技术和部分关键设备，其他由国内制造供应。 霍林河大型露天煤矿原规划建设规模为2000万吨/年，并采取成套设备引进方式进行建设 ，估算需要亿美元，1978年只签订了由外方提供初步设计的技术服务合同和小型剥离设备 。1979年以后，建设方案有了较大调整，建设规模缩小为700万吨/年。在机械部门引进制 造技术并形成制造能力以后，取消了成套引进的方案，改为国内制造供应，并于1984年和 1992年先后建成一、二期工程。 开滦煤矿于1978年批准建设范各庄、钱家营等3座各年入洗原煤400万吨的洗煤厂引进成套 设备，当年签订了部分合同。除范各庄洗煤厂外，其他洗煤厂都推迟了引进与建设进度， 于1989年建成投产。 江西德兴铜基地项目是大型联合工程，原规划在五年内建成年产20万吨铜的生产能力。 1978年签订了贵溪冶炼厂的炼铜成套设备合同和铜矿的技术服务合同，设计规模为年产粗 铜9万吨及万吨的日矿石采选能力。后缩小规模，推迟引进与建设进度，于1985年建成。 第四类：因建设条件不具备而撤销的l项，即兰州合成革厂。 [page] 二、宝钢的决策背景、建设历程和示范效应 22个成套引进项目中的上海宝山钢铁总厂，是中国历年来从国外引进的最大的工业项目， 在引进和建设的过程中，有过比较大的曲折和反复，在国际上曾引起广泛的关注，在国内 争议更大。中央领导对这个项目倾注的心血和花费的精力也是最多的。姚依林曾不止一次 对我讲过，宝钢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宝钢建成以后，它的规模大，投资多，工艺技术先 进，产品质量好、品种多，管理科学，企业的经营理念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对中国的钢 铁工业乃至整个现代工业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示范效应。 （一）建设宝钢的决策背景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经济工作中大干快上和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激发和调动了各部门 和各地方的积极性，大家都争着引进成套设备，来加快本部门、本地区的发展，这是宝钢 决策的大背景。上海钢铁工业长期缺乏生铁，是困扰国家计委、冶金部和上海市一个大难 题，它们希望借成套设备引进的机会解决这个问题，成为宝钢决策小的背景。 上海钢铁工业成材率高，品种多，是国家调出钢材的重要基地，但是由于缺乏生铁，上海 钢铁工业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1976年，上海生产钢376万吨，需要生铁308万吨，其中由 上海自己生产的生铁只有万吨，不足需要量的1/3，所缺少的2/3，也就是216万吨的生铁 ，需要从鞍山钢铁公司、本溪钢铁公司、马鞍山钢铁公司、武汉钢铁公司等调进。调出生 铁，就意味着相应减少调出企业钢和钢材的生产量，影响这些企业的经济效益，因此调拨 工作很难做，而且是越来越难做。调进上海的生铁，要占用大量的交通运输能力，还要高 温融化，耗费焦炭，经济上非常不合理。因此，国家计委、冶金部一直在想办法要早日解 决上海的生铁供应问题。中央工作组到上海以后，林乎加主持经济工作，他曾为调生铁的 问题到处求人，伤透了脑筋。1977年4月，在林乎加的要求下，国家计委、冶金部派出规 划小组到上海实地调查，研究生铁的解决方案。经过规划小组的调查研究和建议，1977年 6月，冶金部决定在上海建设两座各2500立方米的高炉，以彻底解决上海生铁的供应问题 。 1977年9月，冶金部副部长叶志强率领“中国金属学会代表团”（内有国家计委的同志） 访日，考察日本钢铁工业的情况。代表团一共考察了12个大的钢铁厂，其中主要是新日本 制铁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新日铁）所属的钢铁厂。代表团回国以后，向国务院写了考察报 告，介绍日本发展钢铁工业的经验。报告强调：日本1960年生产2200万吨钢，1973年钢产 量达到亿吨，13年翻了两番半；而在同一时期，中国1960年生产钢1866万吨，同日本的 2200万吨差距不大。但是到1973年，中国钢产量还只有2522万吨，为同年日本钢产量的近 1/5，13年只增加了35%，即656万吨，日本则翻了两番半。对比之下，中日两国钢铁工业 的差距迅速扩大。报告强调指出日本的主要做法是：依靠进口矿石、煤炭、石油，引进和 消化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新技术、新设备，实行钢铁工业的设备大型化、生产连续化和操作 自动化，同时特别重视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培训工作，取得了比中国高10倍以上的劳动生产 率，能源消耗比中国低1倍左右，产品质量好，成本低，增强了同欧美钢铁工业的竞争能 力，也提高了日本机械制造、造船、汽车等行业的竞争能力。报告还指出：1973年石油危 机以来，出现世界性经济不景气，日本大钢铁厂均不能满负荷生产。日本钢铁界急于找出 路，输出技术、设备的愿望非常强烈。报告建议：利用这个有利时机，引进一些必要的新 技术和新设备，把中国钢铁工业搞上去。代表团回国的时候，新日铁还送给代表团一套介 绍君津制铁所、大分制铁所生产与建设的电影和幻灯片。国务院领导同志看了代表团的报 告，看了代表团带回来的电影和幻灯片，认为日本的经验值得借鉴。这些电影和幻灯片， 后来我也借到上海，安排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看了。这次代表团的考察，对宝钢的决 策产生了直接影响。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日本，参观新日铁君津制铁所，他对陪同参 观的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和社长斋藤英四郎说，你们就照这个工厂的样子帮我们建设一个 。 上海缺乏生铁，想建设大的炼铁厂，而国家正在考虑从国外引进成套设备技术，上海市委 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遇，应当积极争取，放在上海。苏振华、倪志福、彭冲、林乎加和我 都分别找过中央领导同志，表达上海的愿望，希望把成套引进设备放在上海。此事得到了 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和冶金部的大力支持。当时争取这个项目的有好几个省市 。国务院派出专门的工作组进行考察，经过全面的权衡，最后决定把第一套引进项目建在 上海。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个决定是正确的。与其他地方比较，上海具有建设大型钢铁联 合企业的诸多有利条件：第一，市场条件好。同上海和华东首先是江浙一带的机电、造船 、汽车等行业相配套，就地、就近供应，减少运输和损耗，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效益。第 二，运输条件好。一个年产几百万吨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运输量大，产品同需用的原燃 料之比是1 : ，采用水运，成本最低，建在上海的长江口，依江邻海，内外水运都极为方 便、经济。第三，我个人还十分强调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像宝钢这样具有20世纪70年代末 期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联合企业，需要有大体相适应的社会配套水平，否则就难以很快达 到引进、消化、创新的目的，甚至长期达不到设计能力。上海作为我国最大的工业基地， 拥有比较全面、比较完善的物质技术基础和人才、管理、知识等条件，可以承担这个重任 。1979年5月，陈云到上海调查研究宝钢问题，他特别关心宝钢的人员素质，还详细询问 了配套问题。我说，对配套问题一直很担心。武钢一米七轧机投产后一直达不到设计水平 ，这并不是一米七轧机本身设备不行，而是武钢的钢坯在数量、质量上同一米七轧机不配 套，加上外部配套的电力供应等问题，以致引进的先进设备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陈云又问 到上海的万吨水压机。我说，万吨水压机也是个配套问题。上海自力更生搞的12000吨水 压机，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但因为没有相应解决好配套问题，利用率只有20%，长期不能 发挥应有的作用。宝钢这么大项目，主体工程花了这么多钱，一定要搞好配套，才能充分 发挥先进装备的优势和投资效益。陈云赞成我的观点。其实，不仅是宝钢，其他大型引进 项目的厂址选择，都必须考虑综合配套条件。 1981年3月，薄一波同志自粉碎“四人帮”以后第一次到上海，我陪同他考察。他到金山 视察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后，感到很满意。上海石油化工总厂是20世纪70年代前半期新中国 第二次大规模引进成套设备的一个项目，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期间，设计指标年产乙 烯万吨，以及相应的塑料、化学纤维，投产以后运行良好。薄一波看了以后，非常满意， 认为建设、生产、管理都很好。他问我：“锦华，当年和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同时引进的还 有一批项目，为什么那些项目不能顺利投产，投产以后又长时间达不到设计指标？”我回 答说：除了“四人帮”以及在各地的余党对这些项目有不同程度的干扰和破坏的原因外，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各地的配套条件不适应。这批项目都具有国际上70年代初的先进技 术水平，需要有大体相适应的配套条件，包括原料、辅料的供应，由国内生产供应的设备 、备品、配件，维修、技术力量，各类专业人才、管理人才，以及市场环境、社会化的服 务，等等。这些条件综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总体的配套条件，保证项目的顺利建设和顺利 投产。任何一个条件跟不上，都会拖延和影响项目的建设和投产。就我参与过的化纤项目 来说，辽宁、天津、四川的项目建设综合配套条件都不够理想，都拖延了工期。上海则大 不一样，它是国家最重要的工业基地，地理位置临江靠海，市场环境好，这些有利因素， 可以配合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建设，发挥积极作用。同时，为上海石化总厂服务的成百上 千的企业，在建设和投产的过程中，技术、服务水平也都得到提升，不会做的学会做，做 得不好的学着做好。这样，一个良性互动的机制就在协作中形成了。当然国家也强调，不 一定所有的东西都在上海配套，也可以在其他地方做，但是其他地方做得质量不好，或者 价格昂贵，或者服务不好，不能按时交货，业主当然不满意，就不肯用其他地方做的东西 。薄老对我的看法表示同意，认为讲得有道理。 1977年11月下旬，国家计委、冶金部、外贸部联合向国务院写了《关于引进新技术和装备 ，加速发展钢铁工业的报告》，建议“抢建上海炼铁厂”，“拟引进两座4000立方米的大 高炉”，“在国内矿石未解决以前，先从澳大利亚进口矿石”，“拟在1980年建成第一座 高炉”等等。这个报告经国务院批准并指示：“对于支付能力，首先立足于出口和各方面 节约外汇。”11月29日，李先念接见日中长期贸易协议委员会委员长、新日铁会长稻山嘉 宽，谈及双方合作建设大型钢铁厂时，稻山作了积极回应。以这次会谈为契机，经国务院 批准，冶金部邀请新日铁派出一个技术咨询组来北京，就建厂地点、工厂规模、产品大纲 、原燃料来源以及其他建厂有关问题进行技术咨询。12月13日，新日铁常务董事大柿谅带 领技术咨询组到中国考察。他们花了近1个月时间，看了很多厂，最后提出两个文件，一 个是《关于建设钢铁联合企业的新技术资料》，一个是《现场调查项目的方案》。 根据新日铁技术咨询组的建议，1977年12月中旬到1978年1月中旬，国家计委和冶金部派 出规划小组和上海市一起研究新建钢铁厂问题。国家计委的顾明、金熙英，国家建委的谢 北一，冶金部的唐克、刘学新，一机部的周建南，外贸部的崔群都是规划小组的成员。 1978年1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在锦江饭店小礼堂正式听取规划小组的汇报，苏振华、 倪志福、彭冲、林乎加、严佑民、韩哲一和我都参加了。冶金部副部长刘学新主讲，推荐 在上海建设引进的大型钢铁厂，着重介绍了厂址选择、工厂规模、工厂组成、长江航运， 以及在绿华山转驳运输等问题。市委听了汇报以后，苏振华等当场表态同意规划小组的方 案。这个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建设两座4000立方米的高炉，3台300吨的转炉，年产生铁 650万吨，钢671万吨，钢坯604万吨，其中供应上海各个钢铁厂的钢坯232万吨，热轧钢板 320万吨，无缝钢管48万吨。会后，1978年1月7日至8日，林乎加、韩哲一、顾明、唐克和 我等规划小组人员共108人，乘坐苏振华特批的一艘导弹驱逐舰视察了长江航道、绿华山 过驳海域和镇海北仑。不久，以规划小组的方案为基础，由冶金部牵头，以国家计委、国 家经委、国家建委、冶金部和上海市的名义，向党中央、国务院呈报了建设上海钢铁厂的 报告。这就是后来通称为“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 建厂方案初步确定以后，我以中国金属学会副理事长的名义，于1978年1月25日带队去日 本考察，一行21人，李东冶为顾问，鲁纪华、许言为副团长。稻山嘉宽会长在新日铁总部 第一次会见我们时，反复强调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要重视钢铁工业。他认为，基础材料工 业上不去，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都会受到影响。他还强调，中国是个很大的国家，农业 不发达；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必须有发达的钢铁工业。他竭力主张把发展钢铁工业放在 整个国家工业化的重要位置上。在交谈中，我说这个看法和我们是一致的，毛泽东有个着 名的说法：“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多年来，我 们就是照这个思想办的。稻山先生连声称赞说：“讲得对，讲得好！”在日本我们参观了 大分、君津制铁所和八幡的一个设备制造厂，真是大开眼界，对日本的大工业，大批量、 高质量、自动化的生产印象非常深刻。我至今还记得在参观大分制铁所热轧车间的时候， 碰到一个美国冶金代表团，其中的一位专家看了以后很受刺激，想找人发泄一下，就主动 和我们搭话，他说：日本人太厉害了，把我们想做而没有做到的都做到了。其实我们也是 一样受到很大刺激，在现实面前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在结束考察以前，我们开会研究同 新日铁交换意见的问题。我们的一些专家提出，新日铁的技术确实包罗了当时世界上的先 进技术，但是还有一些没有采用，如无料钟、干熄焦、烟气热能回收综合利用等。这些技 术是我们专家在资料上看到的，真正的东西其实也没有见过。在最后会谈中，我把这个问 题提了出来，希望新日铁能够提供。新日铁方面说没有这些技术，如果提供他们还要花钱 去买，因此不能提供。后来我们一再要求，新日铁答复把这个作为一个目标来努力，始终 没有正式承诺。 新日铁会长稻山嘉宽对中日合作建设宝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稻山先生在日本财界享有很 高的声望，长期从事中日贸易活动，主张中日友好。早在1958年2月，就同中国签订了日 中钢铁协定。因为主张同中国合作建设宝钢，稻山先生承受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 。“文化大革命”期间，新日铁曾同中国合作建设武钢一米七轧机，那时武汉打派仗很厉 害，建设受到严重的干扰。新日铁方面，包括稻山先生对“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记忆犹新 ，担心宝钢建设会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1978年底，受北京西单墙的影响，上海的淮海路 贴了很多大字报，日方担心宝钢开工典礼不能按时进行。后来还是按照原计划，在党的十 一届三中全会闭会后的第二天，宝钢举行了开工典礼。稻山先生来参加典礼，我在飞机场 接他。看得出来，武钢一米七轧机的事情给他留下的印象太深。在我送他回国的时候，稻 山先生仍是忧心忡忡，问我会不会再次发生武钢一米七轧机的事情。我说不会，党的十一 届三中全会已经决定把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不会再搞“文化大革命”了，国 务院还决定派国家建委主任韩光作为国务院代表协调宝钢建设有关各方的工作，宝钢建设 不会有大的波折。他听了，只是点点头，没说什么。我看得出来，他还是有点不放心。但 是时过不久，宝钢建设就遇到了麻烦，被迫进行调整，波及到新日铁，再加上新日铁内部 原本就有的人事矛盾（新日铁由八藩制铁所和富士制铁所在二战后合并组成，尽管已经合 并了很多年，但是原来两个企业的人员在人事关系上还是疙疙瘩瘩，如果发生了什么问题 ，这两个企业的人事关系问题就要显现出来，都要借机造成一些矛盾，甚至相互攻击）， 新日铁内部开干部会，大柿谅受到责难，稻山先生也受到牵连。尽管如此，他仍然坚持认 为：中国守信誉，对宝钢的调整很圆满。在他的自传中明确写道：依我看，中国处理得非 常好。他的自传还介绍说他对两个外国名人很敬佩，一个是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个是古 巴的卡斯特罗主席。 我们从日本考察后回到上海，林乎加到机场接我，告诉我，第二天去北京，参加国务院讨 论宝钢问题的会议。国务院会议由李先念副总理主持。到会的有余秋里、谷牧、方毅、康 世恩副总理等，人比较多。会议主要讨论国家计委、经委、建委和冶金部、上海市关于建 设宝钢的报告。会议讨论了3个半天，有关部门提出过一些问题，但没有反对建设宝钢的 意见。会议最后原则上通过了“三委一部一市”的报告。以后曾有人说宝钢是仓促上马， 国务院没有认真讨论。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会上林乎加对李先念说，锦华刚刚从日本回 来，要他讲讲对日本钢铁工业的看法。我谈了两点：第一，宝钢项目在日本影响很大，引 起方方面面的重视，对中日两国的友好和经济合作影响很大。当时的日本经团联的会长土 光敏夫有个估计，如果日本帮助中国建设这样一个钢铁联合企业，那么日本的钢铁工业、 机械制造业和有关配套的行业都会带动起来，将可能使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增长2%（我讲的 这一点没有看到原始材料，是在日本时听翻译讲的）。李先念对这个反映很重视。第二， 关于配套问题。宝钢本身建好了，不等于就能顺利投产，不等于顺利达到设计指标。要顺 利投产，要顺利达到设计指标，还必须有外部的协作单位同步配合，从山东的兴隆庄煤矿 到耐火材料厂，从电力供应到水厂建设，所有这些协作单位都要做到同步同责，哪一家耽 误了，都会出问题。从日本引进这个项目主体工程装备是先进的，但配套的工作量很大， 从系统工程上讲，配套工程要抓早，抓晚了将会影响宝钢建成投产，影响投资效益。配套 工程一定要与主体工程同步建设，同步投产，包括原料、辅料、耐火材料、煤、电、水、 汽，以及港口码头、铁路、公路、邮电通讯等，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宝钢即使建成也投不 了产，或者是低负荷生产，经济效益不好。李先念听了以后很赞成，说我们的问题就是重 主机，轻配套，往往是锣齐鼓不齐，常常因为一点小的问题而拖累了整个项目的投产。 [page] （二）从抢建到调整、退够再到复建、扩建 宝钢工程建设，开始时决定的体制是冶金部、上海市双重领导，以上海市为主。上海主要 依靠冶金工业局和上钢一、三、五厂组织力量，抽调干部，筹建有关钢铁生产厂；其他配 套厂，参照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经验，由有关对口局成建制地分包建设。为了迅速调集干 部，开展工作，加强对这个项目的领导，在市委常委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长赵振清主 动表示他负责抓这件事。会后立即行动，在上海总工会借了办公室集中办公，找各局主管 干部的同志，边商议名单、边审批、边通知。接到调令的同志都按限定的时间到现场报到 ，并立即投入紧张的建设工作。由于当时项目还没有正式列入国家计划，没有资金，上海 就先垫出几千万元，搞动迁、“三通一平”，建立一批永久性建筑替代临时性大型设施， 节约了土地和投资，开创了国家大型建设工地的成功先例。 1978年3月30日，在中央批准宝钢建设项目以后，上海市委在工地现场雷锋中学召开全市 部、委、办、区、县、局干部会议，由彭冲主持，传达中央批示，动员上海各条战线开绿 灯，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支援宝钢会战，要什么支援什么。彭冲还强调建好这个项 目对上海工业，以至华东各省机械、钢铁、运输业未来发展的重大意义。会上，我在讲话 中说到“上海南有金山（上海石油化工总厂）、北有宝山（宝山钢铁厂），她们将为上海 的‘四化’建设积聚金银财宝，成为真正的金山宝山。”这次会议，体现了市委的强有力 的领导，体现了上海这个工业城市的集中、实力和大协作的优势。市委动员后，全市各路 建设大军迅速开进工地，前期工作全面展开。就在市委动员会的当天晚上，市委常委连夜 开会，研究征用土地问题，决定“征地一万亩，一次批准，分批使用”；“动迁进度，按 建设实际使用土地进度安排”。同时决定，给动迁农民盖房子，建设月浦、盛桥两个农民 新村。建成后，市委领导都去看过，比较满意。这一段，上海各局，如冶金局、市建委、 建工局、城建局、规划局、三航局、物资局、华东电管局，以及市计委、经委、财政局、 二商局、建设银行、杨浦区委、宝山县委等，都是出了大力的。他们迅速按照市委的动员 和部署，大开绿灯，积极行动。整个建设形势发展很快。这一段的实践效果证明，把这个 大项目放在上海是对的。 冶金部与日本新日铁签订的总协议书第4条规定，一号高炉系列在1980年建成投产。1978 年正式动工之前，冶金部又把建成时间改为1981年底、1982年初全面投产。这就是说，从 正式动工到建成投产，满打满算只有3年的时间，时间十分紧迫。因此在建设中提出了“ 抢建”的口号，要求各项工作都要争时间、抢速度。 市委动员大会开过以后，各方的大批人马就开进现场，开辟工作和生活场地，设立现场的 指挥机关。所有这些工作，只花了3个多月的时间。一位曾转战全国各地的工程指挥讲， 宝钢现场准备工作的效率是创纪录的，比他此前参加的所有工程项目的准备工作都快。这 是上海的优势，说动就动起来了。冶金部从全国各地调集精兵强将参加宝钢建设。设计单 位有：重庆钢铁设计院、武汉钢铁设计院、鞍山焦耐设计院、北京钢铁设计院、长沙矿山 设计院、交通部三航局设计院、上海电力设计院、上海冶金设计院以及武汉勘察院等。施 工单位主要有：冶金部的第五冶金建筑公司（简称五冶）、十三冶、十九冶、二十冶，基 建工程兵0029支队、0039支队，上海建工局，上海市政工程局，交通部三航局，华东电力 局，上海铁路局等，总人数最多的时候达到万多人。在不到20平方公里的上海市远郊农村 ，集中这么多人，没有道路，没有住房，面临的重重困难是难以想象的。喝水靠农村原有 的水井，因为人多，很快就干涸了，每天靠市里派洒水车送水。南方天热，住地没有水， 工人就到附近的河中洗澡，但是施工队伍多数从北方调来，不懂水性，淹死人的事情一再 发生。临时工房搭建在原来的稻田上，地面潮湿不堪，而屋顶是两层苇箔加一张油毡，太 阳一晒就透，雨一大就漏水。施工队伍的生活条件的确是非常艰苦。尽管如此，现场职工 的情绪很好，在困难面前没有人发牢骚。他们表示，能参与国家的第一号工程的建设，感 到非常自豪，非常光荣，苦点、累点，算不了什么。 1978年9月，冶金部派叶志强副部长到上海，负责主持宝钢建设工作。他摸了一段情况后 ，提出要改变原来的领导体制，即由原来的冶金部与上海市共同领导、以上海市为主的体 制，改为由冶金部为主，直属领导。当时我正在北京参加全国计划会议。市委讨论后同意 这个意见。彭冲打电话征求我的意见，我说赞成。因为我考虑到，这个项目的配套工作量 很大，有原料矿，辅料矿，备品配件，还有钢铁方面的专业技术力量，加上工期紧，需要 数量很大的专业设计、施工队伍。从上海调来的同志，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承担宝钢 建厂任务的主要是冶金系统的几个建筑公司，以及基建工程兵的二、三支队。后来苏振华 又找我，当面再谈这件事。我说，我已表态同意了，这样改变是合适的。现在，回过头来 总结经验，领导体制的及时改变是对的，但执行中有些事情处理得不够好，主要是干部问 题、团结问题。上海市选派到宝钢去的领导干部，是多年搞冶金的，对建立和发展上海钢 铁工业有过贡献，也有丰富的经验。特别可贵的是，他们对宝钢建设充满热情，有很强的 事业心，在筹建阶段做了大量工作，很有成绩。但是，冶金部有的同志看这些同志的长处 、优点不够，没有看到上海这批干部不是作为个人去的，而是代表了上海冶金系统的广大 干部和技术人员，代表了上海各界对支援宝钢、建设宝钢的深厚感情。把他们先后都调离 指挥部，不仅挫伤了这批干部的积极性，也引起了上海有关部门和广大干部不满。市委为 了尊重冶金部领导的意见，同意把这些干部调出。这些被调走的同志是不愉快的，意见较 大，一直反映到市委。市委要我做工作，要这些同志顾大局。我找他们开了会，个别谈话 ，还在指挥部的大会上赞扬了他们为宝钢创建所做的种种贡献。这些同志表现很好，不仅 当时没有对宝钢讲不好的话，而且在后来，在宝钢面临重重困难、受到各方责备的时候， 他们仍然维护宝钢、关心宝钢、支持宝钢，表现了对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宽广胸怀和对 宝钢的一往情深。我对这些同志一直怀有敬意，对他们没有能留在宝钢继续工作而感到过 意不去。 在领导体制改为冶金部直接领导以后，我还说过，由冶金部为主，是为了调动全国冶金系 统的力量，这同发挥上海地方积极性并不矛盾，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把宝钢建设好，但不 能像攀枝花那里的做法。攀枝花是在“大三线”的深山老林里建厂，是比较封闭的，可以 “占山为王”。从攀枝花到上海，要跨越很大的空间。上海是全国的经济中心，是开放的 国际性大城市，人才济济，知识分子集中，见多识广，在上海工作，必须尊重和发挥地方 积极性，必须依靠上海的干部、专家、技术人员和广大知识分子。上海石油化工总厂的成 功经验，宝钢顾问委员会的经验，都充分证明了这个道理。宝钢顾问委员会是叶志强倡议 组织并经市委同意成立的。这件事办得很好。我认为，不仅对宝钢有重要贡献，而且这种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注意发挥中国自己优势的做法有普遍意义。 在宝钢“抢建”的过程中，尽管发生了基础桩的位移问题，甚至有人借此说宝钢要滑到长 江里去，但是建设仍然没有受到影响，进度还是很快。后来，“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 ”造成的恶果日益暴露，国民经济的困难开始显现出来，特别是财政、外汇、重要物资供 应的困难日趋严重。社会各界对1978年引进的一批大项目提出了种种质疑，其中最突出、 最集中的目标是宝钢。在这种情况下，1979年5月30日，陈云到上海，对宝钢建设问题作 调查研究。他先召集上海市冶金局一、三、五厂的几位专家座谈，我和他的办公室主任王 玉清在座。然后，找市委严佑民、韩哲一和我谈话（当时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另有活 动，没有参加）。他在听取各方意见后对大家说：宝钢上马是仓促了，考虑有不充分的地 方，反复比较不够，工作有欠缺之处。同时他也指出，宝钢生产的钢材都是国家需要的， 因此这个厂非常重要。他还说，他已经派人到工地看了，现场建设进度是快的，质量是好 的，听了很高兴。对建设宝钢有些争论，他已告诉北京有关同志，包括原来搞过冶金工作 的领导同志和专家进行论证。他鼓励市委和其他各方面的一些同志，说宝钢中央已经定下 来了，要搞就搞到底，不要再动摇了，现在已经签字了，党内党外国际国内都很注意，只 能搞好，不能搞坏。他说，时间是否可以拉长一点，何必自己弄个东西把自己套起来呢？ 时间拉长一点，稳步一点，顺当地走比中途停下来进度要快。他还一再对我讲要实事求是 ，鞍钢从日本人开始搞算起，搞到600万吨钢花了60多年，宝钢搞到600万吨钢，连6年都 不要，是不是真的能做得到？ 陈云虽然强调不要再动摇，抓紧建设好宝钢，但上海还是有人，主要是个别领导有不同看 法，在市里有关会议上借“群众”反映，公开讲“两座大山（金山、宝山）压得我们喘不 过气来”。还说“老百姓的房子欠账已够多了，还花大钱搞这么大工程”，吹冷风。我表 示，中央决定的事，我们地方党组织只能执行办好，而不能用另一种语言说不利于办好这 项事业的话。且不说宝钢对国家经济建设的意义，就是对上海来讲，也是首先得益，而且 是很大的得益。参加宝钢建设的施工队伍有6万多人，上海只去了几千人（1982年以后基 本撤走）；宝钢花了近亿美元资金进口大型施工机械装备，给上海的就近千万美元；宝钢 花钱新建扩建改建了一批配套工厂、公路、桥梁、铁路、码头、邮电通信和城乡住宅等， 其中有些事是上海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情。通过宝钢建设，帮助、带动和促进了上海的 经济和市政建设，为什么看不到这个重大变化呢！我当时年轻气盛，借传达陈云的指示， 在常委扩大会上批驳了这种论调。市委经过讨论，决定贯彻陈云的意见，继续配合冶金部 把宝钢建设抓紧抓好。 陈云回到北京，3次召开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讨论宝钢问题。在6月16日最后一次 会议上，陈云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宝钢是个特大项目，对全国，对上海都关系重大，事 关全局，投资很大，在200亿元以上。应该说，宝钢是仓促上马的，这样大的工程，按道 理应该广泛征求更多人的意见，用比较多的时间来考虑。现在工程建设正在进行当中，施 工力量有5万人，工程进展是好的，成绩是很大的。现在需要从各个方面再多加考虑，以 弥补过去的不足。接着，陈云讲了8条重要意见：（1）同意李先念同志的意见，这个项目 要干到底，举棋不定不好，将来可能缩小，也可能扩大。（2）不要漏列项目。是否还有 没有想到的，预先料到比事后追加要好，外部协作条件，如煤炭、电力、运输、码头等都 要考虑周到。店铺开门，不怕买卖大。（3）买设备，同时也要买技术、专利。（4）要提 前练兵。宝钢这样大的厂子，技术先进，各方面要求都很高，一定要抓好提前练兵，掌握 先进技术，以保证产品质量。掌握了这个技术，还可以用于鞍钢、武钢等其他钢厂。比如 ，焦炭的灰分含量不能超过，铁矿粉的含硫量不能超过，这些问题要及早解决。（5）宝 钢建设由国家建委负责，负责人第一是谷麻子（谷牧），第二是韩麻子（韩光），还有冶 金部的叶麻子（志强）、上海市的陈麻子（锦华），要立军令状，完不成任务要“斩马谡 ”。（6）建设中，要严格要求，甚至要有点苛求，只能搞好，不能搞坏。因为这是实现 四个现代化中的第一个大项目，一定要作出榜样来。（7）冶金工业部有带动机械、煤炭 、铁道、电力等其他有关各部的责任，特别是壮大一机部的机械制造能力。冶金部应有这 样的全局观点。各有关部门，像煤炭、电力、一机部等，都必须同心协力，把宝钢的事情 办好。（8）冶金工业部要组织全体干部对宝钢问题展开一次讨论，全国主要的冶金专家 都要参加。长期聘请的外国专家只是极少数，如何建设，建成以后如何管理，还得依靠我 们自己的专家和工人。会议讨论的目的是把工作做得更好，要采纳有益的意见，对不同意 见也要听取。参加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会议的同志，一致同意陈云的讲话，会后，主要 是根据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正式向中央写了报告，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 [page] 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传达和讨论了陈云的指示，并着重对苛求的要求进行了认真的研究， 制定了落实措施。我还针对指示中的苛求，讲了5条具体的贯彻意见。 陈云对宝钢的意见，是在内部传达的，加上一些公开报道内容不够充分，针对性也不强。 因此，社会上对宝钢的质疑依然此起彼伏。1980年9月4日，在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 北京、天津、上海等5个代表团先后4次向冶金部提出质询，共提了60条意见，主要是：关 于建设宝钢项目的决策问题；宝钢建设规模和进展情况；厂址的选择问题，地基是软土层 ，听说桩基位移，工厂要滑到长江里去，是不是这回事情；环境保护问题；进口矿石问题 ，外国人会不会卡我们；投资问题，宝钢是不是无底洞；宝钢建成后的社会经济效益，能 不能就像唐克所讲的13年收回投资。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李非平、周传典等 ，认真回答了代表们的质询，详细介绍了有关的数据。但是代表们仍然不满意，表示要继 续关注宝钢的建设工作。我不是全国人大代表，没有参加人大会议。后来上海代表团的秘 书长张世珠告诉我，上海代表团的一位代表慷慨激昂地批评说：“宝钢上马要追究上海市 委的责任，罪魁祸首是林乎加、陈锦华。”上海市委副书记韩哲一是上海代表团成员，和 这位经济学家很熟，就劝他：别激动，别激动，慢慢讲。这位代表回答：我激动什么，宝 钢要花200个亿，全国10亿人，一个人20块钱，我20块钱还不能买一个发言权哪？我听了 以后笑笑说，这是抬高了我，我还不够“罪魁祸首”这个格。宝钢上马是邓小平决定的， 我只是具体执行人，怎么当得了罪魁祸首呢？但是我承认，我是建设宝钢的积极分子。我 也反思过，在宝钢决定建设的时候，我确实对当时国家的宏观经济情况了解得很少，对“ 四人帮”破坏造成的严重后果认识不足，宝钢确实是上马仓促了，“抢建”的口号也提得 不恰当，3年建成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陈云考察宝钢的时候，对我讲过这个问题，他拿 鞍钢同宝钢对比来说明建设进度的问题，我还是能够听得进去的，因为大项目我还是管过 的，知道其中的过程是很复杂的，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我认为批评宝钢是对的，从宏观 情况来讲国家承受不了，从项目本身来讲搞得过急，过于匆忙，工作不那么周到，总是不 对的。我想，刚刚上马建设的时候，如果考虑得周到一些、冷静一些、科学一些，工作做 得更仔细一些，宝钢初期的建设工作有可能搞得更好。 《人民日报》公开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向冶金部部长唐克、副部长叶志强等质询，引起国 内外关注。新日铁不摸底细，尤其担心，怕重复武钢一米七轧机的麻烦。新日铁在东京找 中国驻日大使馆，使馆没有接到国内的指示，不清楚底细，没有办法回答他们关心的问题 。新日铁在北京也找不到答案。没有办法，新日铁特地派出日本朝阳贸易株式会社副社长 铃木，找到上海市外事办公室，说稻山、斋藤先生委托他，要求见我，即使5分钟也行。 我们因为工作中有来往，比较熟悉，不能不见。我见了铃木。铃木说：新日铁看到《人民 日报》的报道，很关心宝钢的建设，稻山先生、斋藤英四郎先生派我到上海来找你，想了 解全国人大质询冶金部到底是怎么回事？宝钢会不会下马？唐克部长会不会下台？上海会 不会也质询陈市长？说真的，当时我也是心里没底，也只能从一般的意义上正面地做些回 答。我说：全国人大质询，是中国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好现象，是应当高兴的事。在中国最 高权力机关，全国人大会议上提出宝钢问题，要冶金部回答，这正说明全国人民对宝钢的 关心，是好事。主管部门有责任回答代表提出的问题。你们日本国会开会，不是也有同样 的情况吗？！你们的###的建设、成田机场的建设，不也是经过国会长时间的辩论吗？宝 钢会不会下马，我没听说。唐克会不会下台，我也不知道。但中国正在废除干部职务终身 制，部长调动将是正常的事情，我这个副市长也不一定就一直担任下去。干部职务终身制 要废除，但中国政策则是连续、稳定的，不会因为领导干部变动而中断。宝钢是中日长期 贸易协定签订以后的第一个大项目，中方是守信用的，是要履行合同的，请转告稻山先生 放心，我们会继续合作下去，把这件有利于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事业办好。会见 后，我要外事办公室把谈话记录印成书面材料，寄给了谷牧等领导同志，向他们报告国外 的动向。后来我想，我也只能是这么讲，日方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说真的，高层决策有变 化，下面不知道底细，工作实在是不好做，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我们这一代人，对这 一点的感受尤为深刻。 1980年11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省长、市长、自治区主席会议，同时召开全国计划会 议。这两个会议讨论了经济形势，决定宝钢采取下马办法停建。会议刚开完，宝钢尚未接 到国务院和冶金部的正式通知，有的省领导回去后转达会议的精神，说宝钢要下马，要他 们省里参加宝钢建设的队伍回去，这样宝钢下马的消息就传开了，在宝钢引起思想混乱， 工作波动。不久，国务院正式通知，但也是没有讲得很详细，重点是：“一期停缓，二期 不谈，两板（指热轧钢板和冷轧钢板）退货”，还要求损失最小或不受损失。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怎么办呢？当时也没有其他高招，只有天天关门开会，不做记录，敞开思想，无 所顾虑地大胆谈自己的想法，自己给自己做思想工作，教育全体职工服从大局。我们在讨 论中捉摸国务院对“两板退货”态度非常坚决，对“一期停缓”有些含糊，不那么坚决， 如果我们把现场工作做好，待到国家财政状况有了好转，是可以争得续建的。本着这个想 法，我们没有接受上级要我们新建仓库保存设备的办法，而是提出厂房按原设计继续建下 去，以厂房代仓库，把设备安装上去，“就地维护”和必要的“动维护”的方案。后来的 实践证明，这个方案是成功的，既省了钱，又保证了宝钢建设在停缓建期间实际上没有停 工，整个施工进度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1980年12月23日晚，国务院领导同志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讨论宝钢问题。万里、 姚依林、谷牧，国家计委、建委的领导同志，冶金部的几位部长，上海市的陈国栋、胡立 教和我都参加了。会议决定，宝钢要“调整、退够、下好”。当时，要宝钢下马的舆论压 力很大。国家计委、冶金部的同志都像做错了事情等待挨批的样子，低着头一声不吭。我 是从地方来的，还是如实汇报了现场实际情况。我说，下马，损失太大。当时国外供应的 设备和材料源源不断运来，6万多施工队伍正在现场奋战。谷牧举着我在会上交给他的宝 钢寄来的高炉正在吊装的照片说，问题是已搞到这个程度，下马确实损失太大。会议议论 的看法不一。陈国栋就出来转圜，说宝钢建设问题是否再论证一下。会议采纳了这个建议 。会后，在走廊里我追上万里说，如果下马，从国外进口的设备材料到货照样付款，贷款 照样要付利息，几万职工照样要开支，这些都是省不了的开支；如果不是停下来，而是接 着搞下去，今年只要几千万元，用于购买砖瓦砂石等建筑材料，工程就可以不停。万里搞 过大工程，熟悉基本建设工作，听我这么一说，表示如果是这样，还可以研究。 当夜，我住在上海市政府驻北京办事处，辗转反侧，怎么也睡不着。我想起陈云在上海时 对我讲过，如果遇到困难可以找他。我想现在已到了应找他的时候了。第二天一早，我就 给陈云办公室主任王玉清打电话，说了昨天晚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开会的情况，请他转达 ，并要求见陈云。他说陈云已不再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再讲话不合适。我要求他 转达意见，并说如果能在上午10点接见，我就不去飞机场了。但等到10点多钟，没有接到 电话，我就离京返沪了。一路上总在想这件事。我总认为，当时每年要进口钢材几百万吨 ，要用几十亿美元的外汇，钱都让别人赚走了。宝钢建起来，一年生产400多万吨优质板 管，就可以顶替进口，节省外汇，还可以用最先进的技术装备和管理带动冶金工业和整个 工业的现代化。这不是几全其美的大好事吗？看着这么好的一个工程项目有可能就此放弃 ，我实在是有点不甘心。我还记得在日本时，日本人说我们，你们天天买鸡蛋吃谁也没有 意见，而要买一只母鸡回家天天下蛋倒是意见通通来了。对日本人的这种论说，你能说没 有道理吗？你能反驳吗？经过再三考虑，我觉得自己在下面接触实际，有责任把真实情况 报告给上面的决策层，提出个人的建议，供上面定夺，于是决定给中央领导同志写信。 回到上海以后，我把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的有关副总指挥（马成德、黄锦发、方如玉、韩 清泉）找来，把有关的情况核实了一下，就给国务院负责同志写信。在信中，我说宝钢的 现状是：第一，施工已进入高峰，1号高炉系统一共引进23个单元工程，已开工了20个； 第二，1号高炉系统引进设备共36万吨，已到万吨，明年将到万吨，到1981年底累计达万 吨，占总量的95%；第三，进口材料25万吨，已到12万吨，1981年到10万吨；第四，现场 职工有7万多人，其中施工队伍6万多人，生产准备职工万人。这些已到现场的材料、设备 ，只需开支人工费用和少量国内建筑材料，就足够继续施工，下马损失太大。因此，我建 议：“在国家给宝钢安排下马必不可少的开支金额内增加几千万元，让工程在缓中求活。 这对于稳定队伍情绪，对于今后的建设，以至对国内外的影响都是有利的。”信发出后， 我把副本送给了市委书记们传阅。我说，这是以我个人名义给中央的信，不当之处，由我 负责。后来，我听李先念曾在不同场合说过，在宝钢一片下马声中，只有一个人坚持不同 意下马，此人就是陈锦华。其实当时还有许多人都与我持有相同的意见，只是出于种种原 因，不方便公开说罢了。马承德就给中央写过信，不赞成宝钢下马。 1981年1月中下旬，国家计委的金熙英、国家建委的李景昭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马洪等， 带了一批专家和有关部委的领导同志来宝钢现场，召开论证会。会上敞开思想，各抒己见 。宝钢顾问委员会的同志们反映强烈，认为“不能以宝钢论宝钢，要以全局论宝钢”；“ 不要从零开始论宝钢，要从现状出发论宝钢”；要“从钱看”，更要“向前看”。他们建 议“缓中求活”。委员们甚至要求将他们的建议列入档案，载入史册，接受后人的检验。 顾问委员会中的一位教授甚至说，如果宝钢要下马是因为资金问题，那么为了使宝钢不下 马，他愿意到社会上去“沿街叫卖”，为宝钢募集资金。这些同志为宝钢真是一片赤诚。 宝钢建设起来，对他们个人并不会带来什么利益，但他们确信对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有 利。论证会带来了国务院领导同志批转的我给他们的建议信。为了不影响会议发表意见， 会上没有印发，我也没有发言。后来国务院听取论证会议情况汇报时，正式印发了我的信 。 论证会结束前，市委听取了汇报，由陈国栋主持，常委都到了。市委同意由市计委主任马 一行代表市计委、经委、建委等部门提出的积极方案，即宝钢电厂、焦炉等不停，出了产 品交上海市，收益归宝钢，“自己养自己”，继续搞建设。其他先缓建，集中力量搞好就 位保管，实行“动维护”，特别是电子计算机等精密设备、电器仪表，一定要精心保管， 不能损坏。 [page] 1981年2月10日，国务院召开宝钢问题会议，听取论证会情况的汇报。宝钢工程建设指挥 部副总指挥、冶金部副部长马成德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会上发言说：“如果下马，国内 投资也需要15亿元，继续搞下去，也只是需要25亿元。”这时，国务院领导同志就问他： “你的意思是，多用10个亿救活100多亿（指宝钢已用的投资），少用10个亿，100多亿就 付之东流了。”马成德回答：“是这个意思。” 1981年7月，国务院领导同志到上海，一下火车就给市委警卫处的同志说，他先到宝钢去 看一看，两天后再同市委的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等见面。我接到警卫处同志的电话后 ，即同汪道涵商量，提出由我陪他活动，以便有事可以及时办理。汪道涵表示同意。我到 宾馆，他正在吃早餐，问我：你怎么跑来了，不是说好了，两天以后见面吗？我说他们不 来，我来一下，有事可以照料。我陪他先看宝钢，后到金山，然后又相继看了上海灯泡厂 、上海牙膏厂和上海炼油厂。看了宝钢现场，听了汇报，他当时就表示宝钢已建到这个程 度，还是要搞好。当前，要把维护保管工作搞好。回到北京以后，他就于8月1日在韩光的 报告上正式批示：宝钢一期工程作为续建项目，不要再犹豫了，请计委早日定下来。在此 以前，姚依林、谷牧、薄一波3位副总理也先后到了宝钢，对现场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对 宝钢提出的方案表达了不同程度的支持。8月7日，冶金部转发了国家计委、国家建委的文 件，通知宝钢一期工程改列续建项目。宝钢工程指挥部按一期于1985年建成的要求，编制 了“六五”计划的基建规划。 从决定宝钢“调整、退够、下好”到恢复建设，时间不过半年，但动荡不小，影响很大。 有一天下午，在上海市委常委会上，有一位管科技的副书记、副市长讲到，市科委的同志 对他说，国家科委的同志讲，国务院管科技的副总理方毅在国务院会议上讲，上海郊县农 民在抢宝钢的东西。正巧那天上午我在宝钢，中午刚从宝钢现场回来，我说现场很平静， 根本没有发生抢东西的事。多年以后，曾先后参加过鞍钢、武钢、攀钢建设的宝钢工程建 设指挥部副总指挥陆兆琦，在回忆文章中说：“近40万吨的设备和20万吨的材料，无一丢 失，无损坏或者失效，所消耗的资金降到最低的限度，维护工作完全成功。这不要说国内 是首次，在国际上也属少见。”现在回想，这些事情确实是不容易的。 有一次邓小平当面问我，说有材料反映日本人卖给我们的是旧设备，究竟是怎么回事？我 当即答复说，那是从日本进口的几十台柴油打桩锤，在上海商检局检查时，其中有几台拉 出活塞时碰伤了表面，上海计量局参加工作的同志回到机关一传说，还讲是在伊朗用过的 旧锤，于是就变成了日本人卖给我们的是旧货这样一个大问题。后来我为这件事专门开会 检查，会上计量局的同志承认，他们的简报反映问题不准确，主观地加上了“有分析”、 “有可能”等用词。实际上伊朗建运动场时还没有这种锤呢!我向小平同志作了说明，他 听了我的说明后放心了，说你们应该出来讲话，我说我们尽力做工作，但现在是几乎隔三 差五就会传出一些莫名其妙的事来，有点讲不胜讲！ 在这段时间，有两个情况，我认为很好，值得在宝钢史上记载一笔。一个是宝钢工程建设 指挥部党委始终团结一致，认识一致，一面积极向上如实反映情况，千方百计地寻找可行 方案，提供建议；一面搞好现场工作，搞好设备的接运、保管，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稳定 队伍。既对中央指示实行令行禁止，又要求自己坚守岗位，在困难面前不动摇，不退缩。 这是一个事业心、责任心都很强的集体。二级指挥班子也是如此，上下同心，合力战斗。 另一个情况是，宝钢从抢建到缓建到续建起伏幅度很大，带来一系列新问题，冶金部常驻 现场的领导同志，在冶金部机关的大力支持下，使宝钢在大起大落、动荡不定中没有造成 大的波动和损失，工作基本上没有中断。这是很不容易的。主持或管过宝钢建设的冶金部 副部长，先后有六七位，其中常驻过现场指挥的，第一个是叶志强，第二个是马成德，已 经去世了，第三个是李非平，也去世了。我则是连续的。那时候我是上海市委副书记、常 务副市长，除兼市计委主任以外，还兼市委劳动工作委员会主任，宝钢工程建设总指挥部 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期工程领导小组组长，成天忙早忙晚，但不管 怎么忙，只要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有事，我都是随叫随到。十天半月总要去一次，平时实 在抽不出时间，就星期天或晚上去。马承德代表冶金部住在现场主持工作，认真负责。他 身体不好，在困难时不怨天尤人，以身作则，坚持在现场，尤为难能可贵。我一直对他非 常敬重，工作中配合得很好。韩清泉也同样是在困难面前坚持得很好的。他在稳定冶金建 设队伍、处理同上海有关方面的关系上，也都是做得比较好的。过去，我同冶金部的同志 多数不认识，通过这一段合作，相处很好，我从他们那里得益甚多。 我还要强调说，宝钢的建设成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各方 面大协作的成果。在社会各界不了解宝钢的真实建设情况、意见纷纷的时候，中央领导同 志指示组织各高等院校学生代表，到宝钢现场考察，实地了解建设情况，取得了良好效果 。韩光、李东冶同志作为国务院的代表，先后主持宝钢建设中的上下左右协调工作，适时 帮助宝钢解决工程建设中的种种难题，成效极为显着。冶金部更是指挥和调动全国冶金系 统的资源，集中投资，全力以赴。上海市始终把支援宝钢建设作为工作的重点。1995年， 我陪卡斯特罗参观宝钢，###同志介绍我过去在宝钢的工作情况。我接过话说，我在一期 工程时工作过，但宝钢的成就是后来的事。我指着###和黎明、谢企华对卡斯特罗介绍说 ，工作主要是他们做的，他们比我干得多，也干得好。谢企华因成功整合购并企业，连续 入选《财富》杂志评选的全球50位商界女强人。 宝钢建设经历了从抢建到调整、退够，再到恢复建设的曲折过程，经历了重重困难，但是 最终还是证明了邓小平的那句话：“历史将证明，建设宝钢是正确的。”宝钢的建成投产 ，直至进入世界500强，还向世界表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建设 和管好世界一流水平的工厂。宝钢的成功，有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有上海市、冶金部 、有关地方和部门多方面的参与和支持，以及参与建设的成百上千单位的辛勤劳动。我感 到，这中间最重要的是邓小平的强有力的领导和支持。在全国上下认识不一致，纷纷责备 宝钢的时候，邓小平凭着他在全党全国的崇高声望和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深刻洞察力，在 关键时刻，一再对宝钢发表一言九鼎的讲话，影响特别大。1979年7月21日上午，邓小平 接见上海市委常委时，在谈话中指出：“宝钢市委还要管，第一要干，第二要保证干好” ，“宝钢国内外议论多。我们不后悔，问题是要干好。”当时，我们在现场指挥宝钢建设 的同志承受着巨大压力。宝钢开始建设的时候，抢建的口号响彻四方，到处都是开绿灯。 后来要调整、要下马，一下又变成了千夫所指，到处都是红灯，说你们还忙什么，还不赶 紧下马。从大红大紫到灰溜溜，反差太大，我们很难求得心理平衡。听了邓小平的讲话， 从心底里感到受用，感到温暖。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的同志听了我的传达，一致表示，感 谢小平同志的理解和支持，一定把工作做好，不辜负他老人家的期望。 [page] （三）在中国竞争性行业中率先进入世界500强 宝钢的做强做大，是与改革开放紧密相联系的，也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在宝钢开始兴建 的时候，并没有分一期、二期，后来因为调整，把宝钢分成了一期、二期，以减少投资， 缩小规模。1985年9月，宝钢按照国家调整后批准的计划，一期工程如期投产。在此之前 ，1984年2月，宝钢工程建设指挥部酝酿第二期工程建设问题的时候，邓小平再次到宝钢 视察。他看了一期工程，听了工程建设指挥部对二期工程设想的汇报，当即表示，宝钢二 期肯定要上，而且要提前上，上得快一些，不要耽误时间。回到北京以后，针对有人提出 宝钢二期要不要提前上马的问题，邓小平明确表态，宝钢二期原来安排在“七五”计划期 间上马，现在每年需要进口1000万吨钢材，进口一吨钢材要300美元，宝钢二期早投产1年 ，就可以少进口300万吨钢材。因此，从长远考虑，宝钢二期可否能想想办法，争取早些 上。宁肯借点钱，付点利息，也要争取时间。我们早一点拿到钢材，总算起来还是划算的 。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的直接关怀下，宝钢二期工程的各个单项工程很快陆续开工。 其中，2号的高炉工程于1987年7月1日破土动工。这是二期工程中最重要的核心工程。在 宝钢建设最初的规划当中，要建设两座各4063立方米的高炉，后来因为调整，只建了1座 。新日铁的稻山先生先后对我和彭冲都讲过：这么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只建1座高炉，太 不安全了。万一高炉发生故障，生铁无法供应，就要影响全厂的生产，实在叫人不放心。 所以我听到2号高炉工程开工的消息，尽管那时已经不在宝钢了，但还是很高兴。作为宝 钢的老人，这件事对我们来讲，算是了却一桩心愿。1991年6月，宝钢二期工程完工。接 着三期工程28个项目又陆续开工，到2000年底，全部建成投产，宝钢生产能力达到年产钢 1000万吨，实现了###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提出的：到20世纪末，我们要建成千万吨级钢 铁企业的宏伟目标。 三期工程完成以后，宝钢拥有4000立方米以上的高炉3座，300吨的顶底复吹转炉3座，250 吨的顶底复吹转炉2座，150吨双炉壳直流电弧炉1座，1900毫米双流板坯连铸机2套，六流 圆坯连铸机1台，1450毫米板坯连铸机2台，1300毫米初轧机及方坯连铸机各1套，2050毫 米直连轧机1套，2030毫米冷连轧机1套，管径140毫米连轧管机组1套，2050毫米热轧带钢 机组1套，1580毫米热轧带钢机组1套，2030毫米冷轧带钢机组1套，1420毫米冷轧带钢机 组1套，1550毫米冷轧带钢机组1套，以及相应的码头、运输、动力、供排水、环保等配套 设施。这些设备可以生产油田用的石油管，汽车钢板，家用电器用的彩色涂层钢板，各种 用途的冷轧、热轧薄板、彩色涂层钢板以及建筑用钢等各种钢材，改变了中国石油、石油 化工、汽车、造船、家电、机械制造等行业长期依赖进口钢材的局面，有效地提升了中国 相关产品的市场竞争能力。 宝钢为了适应做强做大和加快发展的需要，在国务院和上海市的关怀下，于1998年11月17 日，以宝钢为主体，吸收上海冶金控股集团公司、上海梅山钢铁有限公司，组成上海宝钢 集团，并对参加集团的成员进行改组、改制和改造。上海宝钢改制成股份公司后，于2000 年12月1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宝钢集团利用北仑港进口矿石的有利条件，对外 合资合作，建设了和宁波市与日本日新公司合资生产的不锈钢厂。先后和中国的三大汽车 集团——一汽集团、上汽集团和东风汽车集团联手结盟，开拓和稳定汽车钢板的销售网络 。和中国石油化工公司订立用户协议。采用国际上通行的贴牌方式和广东的一家民营企业 冷轧厂结盟，采用宝钢管理的模式、工艺、质量标准和生产流程组织生产，产品在宝钢南 方销售网络销售。宝钢在与国内外发展多种形式的科技合作与结盟的同时，加快了走向世 界的步伐，实施国际化经营，形成了近20个海外和国内贸易公司组成的全球？络。2003年 底，同世界上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铁、阿塞洛合作，生产顶尖级的汽车用钢板。2004年初 ，与巴西最大的矿业集团淡水河谷公司（CVRD）共同投资数十亿美元，在巴西建设大型钢 铁厂。 2004年2月，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执行总编辑访问宝钢，就宝钢评选入世界500强一事 进行接触。2003年宝钢实现销售收入亿元，按照现行的汇价换算，合亿美元。2002年财富 杂志公布的世界500强最后一家企业的销售额是亿美元，宝钢亿美元可以排在前400名。宝 钢进入世界500强完全够格。2004年5月，宝钢正式向《财富》杂志申报世界500强。2004 年7月，在《财富》杂志公布的2003年度全球企业500强中，宝钢以年营业额亿美元排名第 372位。这是中国竞争性行业第一批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意义重大，它将影响和带动中 国更多的公司和公司集团不断做强做大，加快走向世界。 （四）宝钢对中国钢铁工业的示范效应 1995年，我陪同古巴的卡斯特罗主席参观宝钢。他看得兴致勃勃，赞不绝口，对我说他到 过世界上60多个国家，从来没有看到这么漂亮的工厂，这是中国的骄傲，是社会主义的骄 傲。宝钢的漂亮当然不仅仅是外在的，它的很多地方都值得称道，尤其是在对中国钢铁工 业的示范效应和带动作用方面。1977年冶金部考察团从日本取经回来，明确提出借鉴日本 的经验，加快中国钢铁工业的发展，进口矿石、建设深水码头、设备大型化、计算机管理 等，都要走新路，不走老路。这些新路，我们听说过或者看过材料，但是究竟怎样入门， 怎样起步，大家并不知道，也不可能都到日本去看。只有在建设宝钢以后，我们才真正看 到了一个样板，对进入先进行业的门径有了一个真实而全面系统的了解。宝钢一直是很开 放的，对所有来参观的、考察的、学习的，都是敞开接待，要看、要问、要资料、要培训 ，统统照办。他们把引进消化和创新的900多项成果，无保留地提供给冶金、机械、电子 等兄弟企业，同他们一起分享创新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宝钢成了中国学习外国先进 技术的一座桥梁、一个平台、一所学校，国际上发展钢铁工业的成功经验，首先通过宝钢 吸收消化再创新，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经营理念、管理制度和充满活力的 运作机制，然后向中国的广大企业，首先是中国的钢铁企业扩散、传播。中国的钢铁工业 ，尤其是大型钢铁企业，都结合自身的情况学习宝钢的经验。通过宝钢这个样板，大家了 解了钢铁工业怎样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从巴西、澳大利亚、印度这些国家进口铁矿 石，利用中国港口的条件建设大吨位的20万直至40万吨的深水港，都是宝钢首先搞起来的 。兴建和扩建大型设备也是宝钢首先搞起来的。过去我们搞的高炉一般只是200立方米、 300立方米，600立方米、1000立方米就算大的了，而日本的大高炉是4000立方米以上，最 大的为5000立方米。宝钢的4063立方米的高炉示范效应是很大的，有宝钢和没有宝钢就是 不一样。正因为有了宝钢的示范效应，中国的钢铁工业才可以借鉴加快发展的步伐和路径 ，在不到20年的短暂时间内，从1978年的钢产量占世界第5位上升到1996年的第1位。宝钢 对中国的煤炭、电力、交通运输、电子技术等相关产业，对汽车、造船、家用电器、各类 设备制造、房地产等产业的市场开拓，都起了广泛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以设备制造为例， 宝钢一期工程，国产的比例只有12%；二期工程，通过合作设计、合作制造，技术要求更 高的冷轧、热轧、连铸部门达到了，技术要求相对较低的高炉、烧结、焦化部门达到了 86%；三期工程更是全面地扩大了国产的比例。 宝钢的示范效应，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4个方面： 第一，发展模式。中国发展钢铁工业，曾经历了不同的发展模式。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学 习苏联，是一种不快的模式。1958年发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大搞“小土群”、“小洋 群”，是又一种模式，结果失败了。20世纪60年代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整顿，实行“鞍 钢宪法”，仍然快不了。直到改革开放，引进日本的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并通过宝 钢的消化、创新，我们才真正找到了加快发展钢铁工业的模式。中国钢铁工业从此跨进了 飞跃发展的新阶段。 第二，良好的科学发展观。宝钢的一、二、三期工程都贯穿了全面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体 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注意经济与社会、人和自然、资源和环境、物质与精神的和谐。宝 钢重视资源的有效利用，不断地降低消耗；重视生态环境保护；热心回报社会，资助社会 公益事业，先后出资几千万元设立了宝钢高雅艺术奖、宝钢教育奖，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和 优秀教师、学生获得了奖励，沿红军长征路建设了十几所希望小学，并积极援助雪域高原 ——西藏的经济建设。 [page] 这里，我想特别说说宝钢的环境保护工作。宝钢投产之初，就提出了“001”的目标值， 就是高炉、焦炉煤气发散为0，转炉煤气100%的回收。宝钢投产以后，从1991年起，一直 保持着全年负能炼钢水平，即铁水冶炼成钢时，回收的能源超过了消耗的能源。水的循环 利用率达到。这些都是目前世界上倡导的循环经济要求达到的理想目标。1984年，我已经 调回北京工作，宝钢的同志来看我，说上海人大代表对宝钢环保不放心，意见很多，特别 是着名越剧演员袁雪芬很难说服。事情也碰巧，不久，全国人大开常委会，袁大姐是全国 人大常委，也来参加会议。开完会以后，她到我家里来看我（那时我住在木樨地）。我抓 住机会给她做工作。她说：上海已经有十几条黄龙，不能再增加黄龙了，上海群众的意见 很大。所谓黄龙，指的是上钢一厂、三厂、五厂十几个大烟囱，生产的时候，不断地排放 烟尘。由于这些烟尘没有经过除尘净化处理，所以在排放的时候，携带很多粉尘和烟气一 道出来，形成黄颜色的尘柱，被群众称做黄龙。我给她讲：宝钢不可能有黄龙，它是完全 按照日本君津制铁所的环保标准建的。日本那个厂我去见过，排放的烟气都经过严格处理 ，干干净净，都是白的。我还和她说，邓小平也参观过君津制铁所，他也说很好，要新日 铁按照它的样子建设宝钢。我劝她不要在人大会议上再讲宝钢黄龙问题了，要不然宝钢的 同志压力太大。袁雪芬听了我讲的情况，联系过去的交往，对我讲的话还比较相信，就答 应不再提这个问题了。后来我听宝钢的同志讲，宝钢投产以后，她又到宝钢去看了，表示 很满意，称赞宝钢确实非常干净，是一个花园式工厂。国家计委在批复宝钢计划任务书的 时候，明确地提出要求，要把宝钢真正建设成为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清洁工厂、国内钢铁 联合企业的样板。按照这一要求，宝钢一期工程建设环保的投资占总投资的，二期占。宝 钢环保建设完全达到国家的要求，有些方面还做得更好。宝钢股份公司是中国冶金系统第 一家通过ISO－14001环境认证的企业，厂区绿化率达。宝钢的二氧化碳、氮氧化物、一氧 化碳的排放量都优于国家风景区的一级环境标准。这些都给参观宝钢的人留下深刻的美好 印象。我到过国内外很多有名的工厂，不管从哪一个角度比较，宝钢的环保不说是最好的 ，至少也应该讲是最好的之一。我参观过欧洲也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奥地利的“奥钢联”， 但是在我的印象里，它的环保比宝钢差远了。 第三，善于学习，勤于创新。宝钢是成套引进的项目，但宝钢人的工作从来没有满足在引 进上，而是坚决贯彻邓小平“善于学习，更要善于创新”的要求。宝钢在引进技术的高起 点上，制定了引进、消化、开发、创新的科技指导方针，制定了中长期和年度规划，确定 攻关的重点，依靠社会协作力量，充分发挥本企业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在工程建设、生产 技术、企业管理、思想政治工作等各个方面都创造和形成了一套先进的制度和方法，取得 了739项科技成果，开发新产品104种。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技术进步贡献率就达到了。 宝钢许多成果都与其他企业共享，从来不搞封锁，不搞保密，受到国内广大企业的欢迎和 称赞。 第四，精品意识。宝钢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钢铁工业发展已经不是数量问题，而是结构优 化升级、质量品种规格问题，中国现在和将来最需要的是高附加值的精品。在未来的钢材 市场上，没有精品就没有企业的地位，就没有竞争能力。他们认识到，必须充分利用宝钢 的工艺设备和技术人才优势，在精品的开发、制造、供应上下功夫，把精品意识变成精品 行动。在国家和上海市的统一规划下，他们正在以宝钢股份有限公司为核心，打造世界一 流的钢铁精品基地。 宝钢对中国工业，首先是大企业和企业集团的示范效应是多方面的，我所以特别强调它的 发展模式、科学发展观、学习和创新相结合的精神、精品意识，主要是这几个方面对21世 纪中国企业走新型工业化道路有着普遍的意义。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关于要树立全面、协 调、可持续科学发展观的决定，是面对21世纪世界潮流的极具战略眼光的发展观，是指导 中国企业应对国际挑战的指导方针。宝钢这样做成功了，在短短20年里，从无到有，不断 做强做大，它所走过的道路，应当成为中国企业的榜样。在世界钢铁权威杂志WSD2003年 的排名中，它的综合竞争能力已名列第2位。美国《财富》杂志（中文版）在评述中国上 市公司时指出，宝钢的综合竞争力被认为是“世界一流”。2003年标准普尔对宝钢的评价 是：前景展望为稳定，信用等级提高到BBB。 （五）中国人圆了钢铁大国梦 铁的发明和使用，是人类文明史上极为重要的标志。恩格斯称铁器时代是一切文化民族的 英雄时代，他认为“铁是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原料”。 中国人对钢铁的情结，源远流长，由来已久。早在春秋时代的晚期，即公元前6世纪就开 始炼铁。公元前2世纪左右开始炼钢，在技术上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但是后来落伍了 ，并由此导致长期挨打，被拥有现代炼钢技术的列强一再侵略。19世纪的后半叶，中国的 仁人志士从西方到东方不断寻找中国富国强兵的出路，他们的理想都突出地包含了对船坚 炮利的追求。实现船坚炮利的首要条件是要有钢铁。中国近代第一个实现机器炼铁的是张 之洞，他在汉阳创办了用机器炼铁的汉阳铁厂。电视剧《走向共和》对这件事有生动的描 绘，但是电视剧对张之洞是作为清流派的首脑人物推出的，好像张之洞只会坐而论道，办 洋务闹笑话，这显然不符合事实，也是不公正的。实际上，张之洞从1881年（清光绪七年 ）受任陕西巡抚以后，政治态度就发生变化，开始大力从事洋务运动，特别是在1889年调 任湖广总督以后的18年，更是从国外多方面地采购机器，兴办铁路、航运、纺织、枪炮、 电讯等企业，成了继李鸿章之后洋务派的首脑人物，引领洋务运动风骚20年。根据史料记 载，汉阳铁厂从开工到改造、扩建前，累计生产了50多万吨钢，占了当时中国累计钢产量 的75%，这样的数量和比重，充分说明了张之洞、汉阳铁厂对中国钢铁工业的影响。 中国近代尽管有张之洞这样的仁人志士积极倡导发展钢铁工业，但是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 的侵略和压迫，由于制度落后和政治腐败，钢铁工业不可能发展，1949年全国的钢产量仅 有万吨。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钢铁工业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1949年12月，在战争 的硝烟还没有散去的时候，新中国第一个讨论工业的会议，就是重工业部召开的钢铁会议 。1956年2月，毛泽东在听取重工业部汇报的时候，明确地主张钢产量每五年翻一番。在 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说到中国过去被人家看不起的理由时，强调钢生产少了，指 示要经过五六十年的努力，超过美国。说要是达不到这一点，“就要从地球上开除你的球 籍”。1957年11月1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提出中国 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和重要工业产品产量上赶上英国的目标。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 志告诉我们，十五年后，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十五年我们可能赶上或者超过 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 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爬到年产三千万吨钢。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 千万吨，岂不是超过了英国吗？”1958年2月，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 致词中，公开宣布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和重要工业产品产量上赶上和超过英国的 目标。接着，1958年2月3日，薄一波在向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中 ，提出1958年生产钢万吨，比1957年增产17%。这个指标就是按照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 目标制定的。 我查阅了收录毛泽东1958年文稿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和薄一波《若干重大决 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册。根据这两本书的记载，毛泽东有关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并由此 涉及钢产量指标的报告、讲话、批示、信件，合计达28次之多。我估计，这可能还不是一 个完整的数字，实际情况比这个数字还要大。毛泽东在一年的时间内，对一个工业部门， 对一种重要工业产品，倾注了这么大的心血，这在共和国的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如果没 有伟大的战略抱负，没有对国家摆脱贫困落后的急迫心情，绝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当然， 由于历史的局限，毛泽东并不熟悉钢铁工业，更不了解钢铁生产的客观规律，他完全是按 照他所熟悉的革命群众运动的方法来领导和指挥加快钢铁工业的发展步伐，动员和组织了 6000万人上山，最多的时候有9000万人，大搞群众运动，大力推行“小土群”、“小洋群 ”。他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先后发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以钢为 纲”、“钢铁元帅要升帐”等号召。中央书记处在北戴河会议以后，先后四次召开电话会 议，督促完成钢铁工业翻一番的任务。《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各方“停车让路”。但 是，这些做法的结果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效，1958年全国钢产量达到了1073万吨，但合格 的钢只有800万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应当讲是失败的。钢产量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 后来也不提了。 毛泽东并不认为全民炼钢是错误的，是得不偿失的，他有更深层次的考虑。1980年，我在 上海召开的市人民代表大会期间，同周谷城聊起他和毛泽东的交往。周谷城说，毛主席有 一种泰山压顶般的大气，同他谈话，总让你感到他那种大气压人，这是一种特殊的、一般 常人很难想象的气质。毛主席喜欢讲写文章、讲话要高屋建瓴、势如破竹，实际他自己就 是这样。1958年，大炼钢铁，大搞后院炼钢，社会上议论纷纷，说浪费太大，得不偿失。 毛主席找他谈话，谈到“大跃进”和土法炼钢的群众运动，因为周谷城也是不赞成这样的 搞法，就转弯抹角地、委婉地借口别人讲的，说后院炼钢得不偿失。毛主席一听，马上显 得不高兴，说：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是炼钢，也是炼人，炼思想嘛！本来炼钢是件具体 的事情，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但是讲炼钢炼了思想、炼了人就抽象了，只能是主观上的 了。他只好不吭声，表示信服、拥护。多少年以后，我每想起周谷城同我讲的这个故事， 我总感到它真切地反映了毛泽东对钢铁的一种深厚情结，表达了中国人对钢铁的追求和抱 负。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回忆，毛主席1972年得了重病之后，身体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 到恢复，有一次毛主席要睡又躺不下去，憋气，她掉泪了。毛主席说：“不要着急，我死 不了。你不就怕我死吗？我要是见了马克思，马克思会讲你不要这么早来，会叫我回去， 你这个国家钢和粮食还很少，不要这么早来。”在这种病有不测的情况下，毛泽东仍然想 到钢，可见他的钢铁情结是多么的厚重，而且一生不变。毛泽东的这种情结，教育和影响 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领导人和广大干部，成为把中国建设成为钢铁大国的强大精神力量。 实际上，按照1957年提出的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目标，到1972年，中国虽然没有达到毛 泽东提出的年产钢4000万吨的目标，但经过调整和多方面的采取措施，1972年中国仍然生 产了2338万吨钢，比同年英国生产的2232万吨还是多了100多万吨。这也表明，如果我们 采取了科学的做法，15年赶上英国的口号是正确的，是完全做得到的。 现在历史过去了40多年，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中国新一代领 导人和各级干部成长起来了，他们吸取了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的精神力量，但是他们不 走老路。他们比前辈聪明，懂得科学，懂得运用客观规律，因此做得比他们的前辈好。从 1996年起，中国连续8年成为世界第一的产钢大国。2003年中国生产的钢已经占到全世界 钢产量的。在世界钢铁史上，从年产钢100万吨到年产钢1亿吨，美国用了73年，苏联71年 ，日本49年，中国是45年。美国、日本年产量超过1亿吨以后，产量很快就停滞了，甚至 下降了，而中国则继续攀升，直到突破2亿吨。从1996年的亿吨，到2003年的亿吨，中国 仅用了7年时间，中国成了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惟一的年产2亿吨钢的国家，创造了世界钢铁 史上的奇迹。我想，如果毛泽东在天有灵，一定会高兴得“泪飞顿作倾盆雨”。 当然，从数量上讲，中国虽然已经成了世界第一产钢大国，但还不是钢铁强国，更不等于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钢铁工业最先进的国家了。我们还应该清醒地看到，在品种、质量、 物耗、能耗、劳动生产率等重要经济技术指标上，特别是在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上，中国 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2003年，中国进口钢材3717万吨，其 中90%是附加值高的板材产品，占到国内市场消费量的35%到70%。中国钢铁工业的集约化 程度也不高，和世界第一的总产量不相称。在全国280个钢铁企业当中，年产钢500万吨以 上的只有8家。在世界钢铁企业前30名的排名榜上，只有宝钢、鞍钢、首钢、武钢4家公司 名列其中。我们的钢铁厂多是中小型的，一般素质不高，用人多，能耗高，缺乏高质量的 产品，国际竞争能力比较差。现在世界上最先进的钢铁厂，实物劳动生产率（指一个工人 一年生产多少钢）约2000吨，中国平均不到100吨。中国钢铁工业面对的形势，依然是任 重道远，依然需要奋起直追，不仅要成为钢铁大国，更要成为钢铁强国。 [page] 三、本次引进工作的巨大成就和经验教训 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的引进，在技术水平、单系列生产能力以及产品的品种质量等方面 ，比“四三方案”又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进一步弥补了一些重要的生产空白，形成了一 批特大型的现代化生产骨干企业。这次引进，还丰富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内容，推动了中国 对外合作向更高层次上发展。 中国对外开放以来，从大的方面来讲，包括“请进来”和“走出去”两个方面，以“请进 来”为主。“请进来”的形式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建设经济特区和开发区，“三来一补” （来料、来件、来样的加工和补偿贸易），进出口贸易，等等。这些形式又往往是联系在 一起的。在“请进来”的各种形式当中，起步最早、量大面广的是“三来一补”。从1978 年广东承接的第一份来料加工的合同算起，“三来一补”到现在有20多年了，创造的产值 从最早的亿美元发展到2003年的2419亿美元，增长了1000多倍，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发展功 不可没。“三来一补”是中国加工贸易的重要形式，中国劳动力资源充沛，利用这个有利 条件发展加工贸易，在国际贸易中具有比较优势。目前加工贸易，产值已经占到全国进出 口贸易总额的48%，有3000万人从事加工贸易行业，许多地方因为加工贸易致富，许多从 事加工贸易产业的不断优化升级，加快了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成为世界第四贸易大国。 但是，从事加工贸易的一般都是纺织、轻工、家用电器等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技术含量不 高，合作对象多是港澳台地区的一些企业，规模不大。 中国的对外开放，只是依靠加工贸易来推动显然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在发展加工贸易的 同时，向投资、合资、合作开发等更高的层次展开，第三次成套设备的引进就是集中的表 现。这批项目属于知识密集型和资金密集型企业，投资多，技术含量高，企业规模大，合 作对象都是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大集 团，还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大银行、大金融机构参与融资和合作。同这些拥有上百年历史的 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打交道，对我们的应对能力，是很大的锻炼和考验，这与同港澳台地 区的小企业做生意完全不一样。这些大企业都有一整套完备的国际合作规范和程序，有专 业性很强的商业智囊。和他们做生意，要想争取到优惠的合作条件，就需要有能够对应的 软件和智力支撑条件，需要智慧和技巧，否则就争取不到互惠和共赢。我记得当年宝钢和 三菱谈电厂合作项目的时候，涉及技术问题，谈判中我们占了上风。日方很不服气，说谈 判你们是赢了，但你们是用国家队打我们企业队。日方说得对，为了这次谈判，我们把当 时电力系统中的许多强将都请来了，日本的三菱作为一个公司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这 个例子体现了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优越性，也只有在这种高层次上合作，我们的这种大协作 才能发挥作用，在量大面广的“三来一补”小型合作中，不需要也不可能这样做。通过第 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的国际合作，我们壮大和发展了智力支撑条件，推动了我们更好 地参与经济全球化。 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定了不久，中国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变化、 推进，计划经济时代搞大项目的一套办法，包括资金筹措、工程建设、生产管理，以至于 商业上的销售，都不适合了，需要根据体制的变化，摸索出一套新的方法。这批引进项目 对改革的推动作用，就体现了对一套新办法的探索。比如，第三批成套设备引进项目开始 建设的时候，正赶上了国家1981年1月1日实行的基本建设拨款改为贷款的规定，这批项目 首先遇到的就是筹资问题，需要有资本金，才能借到钱，但是怎样得到资本金，拿到贷款 ，将来又怎么偿还，我在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工作期间，为了救活4套乙烯等8个大引进项 目，摸索出一套新办法，经过实践完善，渐渐形成一套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做法，形 成了一套同外国大公司合作的办法，包括银团贷款、发行企业债券、企业改制和股票上市 等等。对于中国更积极地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对于实行投资主体多元化，都是先行的实践 ，没有这些项目的先行、实践和探索经验，就不可能有现在的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改革。这 些项目的实践对我们改革开放在更高的层次上推进，在积累经验、培养人才等方面都发挥 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推动中国现代工业，特别是原材料工业和能源工业登上了一 个新台阶。材料工业是一切工业的赖以生存的基础，直接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的安 危。从国防工业的先进武器装备，到人们日常生活的衣食住用行，样样都离不开材料。材 料既是生产力的内容，也是推动生产力进步的要素。人类的进步是依靠材料的革新作为发 展的物质基础的。邓小平一直重视中国的基础产业，特别是原材料工业的发展壮大，即使 在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他仍然强调原材料工业的重要性。1989年6月9日，他在接见 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指出：“我赞成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基础工业，无非是原材 料工业、交通、能源等，要加强这方面的投资，要坚持十到二十年，宁肯欠债，也要加强 。这也是开放，在这方面，胆子要大一些，不会有大的失误。”钢铁和石油化工是近代原 材料工业中覆盖面最大的材料工业，是一个国家工业现代化的标志，是综合国力和企业竞 争力直接相关的基础。在石器时代，只能产生以刀耕火种为标志的落后的生产力。被恩格 斯称之为“英雄时代”的铁器时代所带来的一系列革命，是材料使用上的历史性进步。现 在进入了信息时代，但是材料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中国石油化工股份公司在纽约、伦敦、 香港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时候，我在大连开会，凤凰卫视专门到大连采访我。那时美国的纳 斯达克高新技术股热得不得了，好像传统的制造业都不行了。我对凤凰卫视的记者说这是 误解，是不正确的信息。再好的软件也必需有载体，而所有的载体都必须用材料做成。再 说微软董事长比尔·盖茨，软件做得再好，他总要生活，总要住房子，总要坐车子，房子 、车子都少不了钢材、塑料、化学纤维这些东西。软件和硬件是相辅相成的，材料的选择 和使用对硬件的水平至关重要。中国现在处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今后还要走新型工业化 道路。一方面发展以电子信息、生物工程、新型材料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另一方面要 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升这些产业的科技水平。不管是高新技术产业还是传统产业 ，钢铁和一些特殊的合成材料，都是必需的基本材料。特别是钢铁的精品和高质量的合成 材料，更是生活质量提高、新技术发展不能缺少的。 第三次成套设备引进的项目，包括我参与领导的宝钢、4套大乙烯、上海石油化工总厂二 期工程在内，都是属于材料工业的。这批材料工业的引进项目，对提高中国材料工业的水 平，乃至整个现代工业的水平都起了重要作用。比如汽车钢板，最顶上那块板是很宽的， 特别讲究平整，经过多大的压力冲击、弯曲，钢板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皱纹，都不能影响 汽车的表面外观、内在质量。过去国产的“上海”牌汽车，因为钢材质量不过关，从里往 外生锈，油漆很容易脱落。现在宝钢生产的钢板，能够保证13年不生锈。神舟五号、长征 火箭能穿越大气层，安全地上天落地，一个关键因素是用了很特殊的高温合金材料，其中 核心部位的材料就有宝钢集团生产的。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在充分看到第三次大规模成套设备引进工作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 我们还必须清醒地看到工作中的失误和问题，看到缺点、错误，认真反思其中的经验教训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以下3个问题： 第一，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家面临的经济形势认识不清醒，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严 重后果估计不足，急于大干快上，决策时机不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面临的是 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只看到国家需要的一面，而看不到，或者 不愿意去看可能的一面。1976年全国的全部财政收入才亿元，连吃饭开支都很困难，根本 没有条件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建设。因为决策失误而导致的合同退货和对外赔偿，国内基本 建设下马，征地动迁，职工遣散等等，对国家、地方和企业造成的损失都是很大的。至于 借外债，也看得简单了，实际上我们多年陶醉于“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境况，不了解 外面世界，更不了解西方世界的资本市场情况，对借钱的种种条件都不清楚，结果一旦发 生问题便束手无策。后来当我们进行调整，对已签订合同需要支付资金时，才发现告贷无 门，便是最好的证明。我自己当时在上海工作，只了解现场情况，凭主观热情想快点搞上 去，对全局情况，对上面的决策，从不去问一个为什么？后来要调整、下马，才逼着自己 去了解国家的财力、物力以及借用外国贷款等等情况，才感到对可能的条件了解太少了， 才反思自己的盲目性。“吃一堑，长一智”。在以后的工作中，每当我就微观经济问题要 作出选择时，总要先了解一下宏观经济环境，研究大的背景趋势，分析各种可能性，避免 一厢情愿想问题、办事情。 第二，引进的项目太大、太集中。1978年决定分批引进的成套设备项目，总规模达到180 亿美元，国内基建投资匡算共需1300亿元。其中特大型项目，除了宝钢外，大乙烯（年产 30万吨）一次就引进4套。这样大的引进规模，不讲项目本身，就是国内的配套设施和供 应工作，以及消化、管理能力都跟不上。以北京石油化工总厂（现燕山石油化工公司）为 例，1973年引进的30万吨乙烯，由于后续装置与原料供应问题没有解决，长期不能满负荷 生产，直到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成立后的1988年才达到设计能力，前后历时长达15年之久 。已经引进的一套还没有搞好，又急着一次引进4套，造成引进工作中的“消化不良症” ，使企业的经济效益和国家的利益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第三，重引进，轻消化、轻创新。第三次大规模引进的设备技术，不少都在第二次大规模 引进时就已引进了，当时有的还引进了关键设备技术，如压缩机等。但是后来还是不断重 复引进，其中尤以30万吨合成氨、48万吨或52万吨尿素最为突出。20世纪70年代初引进成 套设备13套，80年代又引进6套，90年代再引进13套，三次成套引进总数达32套之多。可 以称得上是“引进又引进，重复再重复”。这在世界各国引进技术设备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80年代后期，我曾在乌鲁木齐召开的一次讨论化肥设备国产化的会议上讲过，这种引进 做法，是我们从事这门工作的人的耻辱。但说归说，做还是照做。究其原因，一是建设单 位缺资金，国外卖设备的公司，找他们的政府和银行支持，可以提供贷款。二是省事，成 套引进，免去国内配套工作的许多麻烦，确保顺利建设、按期投产，发挥作用。三是行政 体制的作用，要项目、要投资的人，把争到项目视为政绩，而对企业经营却可以不负责任 ，至于国产化更是别人的事。 这3个问题，现在都有改进。国内资金多起来了，不必再仰求引进设备的卖方信贷。国产 化的工作更让人高兴。2002年，上海70万吨乙烯装置的心脏设备压缩机，就是沈阳鼓风机 厂生产的，使用后运转情况良好，一点不比外国制造的差。同一装置的另一心脏冷箱分离 设备，由杭州汽轮机厂制造供应，情况同样良好。这个重要的事例证明，只要我们重视， 认真去做，我们就能做到，就能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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