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述《douglas3737 (赵黑衣)》之铭言： : 　五、走出暴秦说误区 秦帝国徭役赋税之历史分析 : 　　认定秦帝国为“暴秦”，基本论据之一是徭役赋税指控。 : 　　及至当代，即或是对秦文明功绩整体肯定的史家，对秦政的经济“暴虐”也是明 : 确指斥并多方论证的。历史上几乎所有指控“暴秦”的言论——包括被西汉时期抛弃 : 了的秦末历史谎言都被当代史学家一一翻了出来，悉数作为指控依据。其中最基础的 : 根基之一，便是对秦帝国的以徭役赋税为轴心的经济政策的指控。 : 　　赋税徭役之作为问题提出，乃西汉董仲舒发端。在中国历史上，董仲舒第一个以 : 数量表述的方式，认定了秦帝国的赋税率与徭役征发率，遂成为日后所有“暴秦”论 : 者的最重要依据。在我所能见到的无数典籍资料中，都是原文引用董仲舒，而后立即 : 认定秦为“暴秦”，缺乏任何中间分析。也就是说，将董仲舒之说当做真理式史料给 : 予信奉。这种武断方式，几乎成为涉秦论说的一种“八股”。依据当代经济理念分析 : 董仲舒之说，而后给予评判者，未尝见之也。 : 　　董仲舒的数量表述，主要是三组对比数字。第一组：古代为什一税，秦时佣耕豪 : 田为什五税；第二组，秦人口赋与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第二组，古代徭役一年三 : 日，秦之“力役”则三十倍于古。我们且以当代经济理念结合历史事实分析董仲舒说 : ，而后评判其能否立足。 : 　　第一则，先说最重要的田税率。 : 　　什一税，是说田税率为十分之一。这一税率，是夏商周三代较为普遍的贡赋制背 : 景下对民众的税率。诸侯及附属国对天子的“贡”，不是税，自然也不涉及税率。自 : 春秋时期开始，什一税事实上已经被大大突破了。突破的根本原因，不是普遍的暴政 : ，而是生产力的发展与税源的拓宽，是社会经济大发展的合理结果。及至战国时期， : 由于铁制农具使用，可耕地的大量开垦，农作物产量大幅提高，生产力与整个社会经 : 济水平都有了极大发展。此时，税率的大幅提高已经成为各大战国的普遍事实，绝非 : 秦国一家。 : 　　据《中国赋税史》、《中国财政史》、《中国民政史》等综合研究统计：战国初 : 期之魏国，百亩土地的正常年产量是一百五十石，丰年产量是三百石到六百石；折合 : 亩产，则是每亩产量一石半至六石。《管子》则云：“高田十石，间田五石，庸田三 : 石。”管子所云，当为春秋时期的齐国。也就是说，当时齐国的最高亩产可以达到每 : 亩十石。以吴承洛先生之《中国度量衡史》，战国之“石”与“斛”接近，大体一百 : 二十斤，每斤约合当代市斤六两到八两之间。依此大体推算，当时的亩产量最高可达 : 当代重量的五六百斤至八九百斤之间！这一生产力水平，在整个自然经济时代，一直 : 没有实质性突破。同样依据上述三史，秦帝国时期中国垦田大体已达到八百二十七万 : 顷。由于人口的不确定，我们不能确知当时的人均耕地数字。但是，每人占有耕地至 : 少在数十亩至百亩之间无疑，大大超出今日数量。如此历史条件下，战国与秦帝国时 : 期的经济总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夏商周三代，其税率的提高无疑是必然的。 : 　　然则，秦帝国时代的田税率究竟有多高，没有帝国原典史料可查。董仲舒的数字 : ，也没有明确指认自己的史料依据。董列出的田税率是“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 : 。 : 　　依据当代经济理念分析，董仲舒的这个数字不是国家“税率”，而是佣耕户的地 : 租率。其实际所指，是如陈胜那般“耕豪民之田”的佣耕者，向豪民地主交出一半的 : 收成。董仲舒显然不懂经济，将地租率硬说成国家税率，使秦帝国时代的田税率猛然 : 提升到十分之五的大比例。有意还是无意，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后世将这一典 : 型外行的指控当成了历史事实，当成了真理性质的史料依据。 : 　　就历史事实而论，交租之后的经济逻辑是：国家以地亩数量征收田税，只向地主 : 征收，不针对佣耕者征税。之所以不针对佣耕者，有两个原因：其一，佣耕者耕的是 : 地主的土地，佣耕者不是地主；其二，佣耕者是流动的，若以佣耕者为基数征税，固 : 然可以避免历代都大为头疼的“漏田”现象，然在事实上却极难操作。所以，佣耕者 : 向地主缴租，国家再从地主之手以登记核定的田数征税，是从战国时代开始一直延续 : 两千余年的田税法则。唯其如此，此后的经济逻辑很清楚：佣耕者的一半产量中，必 : 然包括了地主应该缴纳的田税。而地主不可能将粮食全部交税，而没有了自家的存储 : 。是故，秦帝国的田税只能比“什五税”低，而不可能高。最大的可能是，国家与地 : 主平分，也征收地主田租的一半为田税。如此，则田税率为十分之二点五。即或再高 : ，充其量也只是十分之三。因为，秦帝国不可能将自己的社会根基阶层搜刮净尽。 : 　　第二则，再说人口盐铁税率。 : 　　人头税乃春秋战国生发，夏商周三代本来就没有，说它“二十倍于古”，是没有 : 任何可比意义的。人头税之轻重，只能以当时民众的承受程度为评判标准。而史料所 : 记载的人口税指控，除了秦末历史谎言的“头会箕敛”的夸张形容，再无踪迹可寻。 : 　　所谓盐铁之利，在“九贡九赋”的夏商周三代也基本没有，至少没有铁。即或有 : 盐利，肯定也极低。因为，三代盐业很不发达，不可能征收重税。故此，说秦时盐铁 : 之利二十倍于古，无论是就实际收入的绝对数量而言，还是就税率而言，也几乎没有 : 任何可比意义。 : 　　若董仲舒的“二十倍于古”泛指整个商业税，则更见荒诞。战国至秦帝国时期的 : 商业大为发达，七大战国皆有商业大都会。齐市临淄、魏市大梁、秦市咸阳、楚市陈 : 城、赵市邯郸、燕市蓟城、韩市新郑。七大都会之外，七国尚各有发达的地域性大商 : 市，如齐东即墨、魏北安邑、楚东南之江东吴越、秦西南之蜀中、赵北之胡市等等。 : 其时之市场规模与关市收入，远远超出夏商周三代何止百倍，说商业税“二十倍于古 : ”，只怕还估摸得低了。基本的原因是，夏商周三代的民众自由商事活动规模很小， : 而国家“官市”又多有限制且规模固定。总体上说，三代商市根本无法与《史记·货 : 殖列传》所记载的战国秦时代的蓬勃商市可比。所以，商业税之比同样没有意义。 : 　　第三则，再说徭役征发。 : 　　以董说的夏商周三代一年三日徭役为基数，三十倍于古，是九十日。董仲舒列举 : 了这九十日的大体构成：“月为更卒”，每年要有一个月给县里做工；“复为正一岁 : ”，再给郡里每年也要做工。按照逻辑，按照历代史家的注释，这里的“一岁”不是 : 一次性一年出工，而是一人一生总计服郡徭役一年，每年分摊出工。第三项“屯戍一 : 岁”，每人一生中要给国家一次性守边一年。对董仲舒的分项说法，《史记》注解引 : 师古之说，替董仲舒解释云：“率计，今人一岁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倍多于古 : 也！”所谓率计，便是大体计算之意。显然，这一归纳没有说明一个男丁一年中究竟 : 有多长时段的徭役，而只依据大体计算而笼统指斥“三十倍多于古也”，有失武断过 : 甚。 : 　　以董仲舒之说，一个男丁在一生中究竟要分摊多少徭役？ : 　　可以有四种计算方法： : 　　其一，若以“能劳”为准，将一个男丁的徭役期限假设在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间（ : 二十岁加冠，五十岁称老），其有效劳役的基数时间为三十年；则三项徭役合计总量 : 为五十四个月，具体均摊出工，则《史记》所云之“率计”，只有月余。 : 　　其二，若以六十岁一生为基数，则徭役总量为八十四个月，分而摊之，“率计” : 仍然只有月余。 : 　　其三，以六十岁一生为基数，以三十年“能劳”期为有效徭役征发时段，在三十 : 年内服完八十四个月徭役，则“率计”两月余，还是不到三个月，仍然不到“三十倍 : 于古”的九十日。 : 　　其四，只有以八十岁一生为基数，徭役总量为一百零四个月，以三十年精壮期服 : 完徭役，其“率计”才可能超过三个月，实现董仲舒“三十倍于古”的宏大设想。然 : 则，一个自然经济时代的政权，设定男人每人八十岁寿命而规定徭役，现实么？可能 : 么？只怕董仲舒自己都要脸红了。 : 　　笼统指斥其“三十倍于古”，既夸大事实，也毫无实际意义。 : 　　即或不与董仲舒认真计较，便以第三种方法计，在实际中也远非那么不堪重负。 : 国家征发徭役，只要不疯狂到要自断生计，大体皆在每年农闲征发，而不可能在农忙 : 时期征发。而那个时代的实际农闲时间，每年无论如何在三个月之上。历史的事实是 : ，每年月余的徭役，在战国时代不足论。即或接近三个月，也不可能达到严重威胁民 : 众生存的地步。 : 　　秦帝国是一个大规模建设的时代，精壮男子每人每年服徭役一月余或两月余，客 : 观地说，远在社会容忍底线之中。以秦帝国刻石所言，民众在秦始皇时期是大为欢悦 : 地迎接太平盛世的。即或我们将刻石文辞缩水理解，至少也是没有反抗心理的。其另 : 一个基本原因，便是帝国工程的绝大多数都是利国利民的。疏通川防、开拓道路、抵 : 御匈奴、南进闽粤、大兴水利、销毁兵器、迁徙人口填充边地等等等等。除了搬迁重 : 建六国宫殿，秦始皇时期没有一件值得指控的大工程。以战国民众在大争之世所锤炼 : 出的理解力，是会敏锐体察出恶政与善政区别的。只是到了秦二世时期，才因骊山陵 : 与阿房宫的大规模建造而偏离社会建设轨迹，使工程徭役具有奢靡特质。如此大背景 : 下，才有了陈胜吴广因“失期皆斩”面临生死抉择而不能容忍而举事反秦的社会心理 : 动因。这与秦政的本来面目与总体状况，并非一事。以文明历史的评判意识，不当以 : 胡亥赵高的昏聩暴虐取代帝国整个时期，更不能以此取代整个原生文明时代。 : 　　还有一个重大的历史现象必须申明：举凡历史上的强盛时代或富裕国家，其税率 : 与征发率必然相对高；举凡历史上的不发达时代，或大贫困大萧条时代及贫穷国家， : 其税率与征发率必然很低或极低；直至当代，依然如此。 : 　　秦帝国正是前一种时代，前一种国家，其税率与徭役征发“年率”虽相对较高， : 但却是建立在自觉地大力发展生产力基础上的，其性质绝非对贫瘠的掠夺，而是在高 : 度生产力水平上积聚社会财富，为社会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其后，秦末大动乱大复辟 : ，将秦帝国建设成果悉数摧毁，“民失作业，而大饥馑。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令 : 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 : ”在此等经济大萧条社会大贫困下，西汉即或实行了“什五税一”甚或“三十税一” : ，达到十五分之一与三十分之一的极低税率，其穷困状况仍然惨不忍睹。汉文帝时期 : ，贾谊的《论积贮疏》犹云：“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 : 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 : ！” : 　　这一基本的历史现象，给我们的历史意识提出了一连串的尖锐问题。 : 　　在大贫困大萧条时代的低税率低征发，与大发展大兴盛时代的高税率高征发之间 : ，我们究竟应当如何评判？假如要我们选择，我们选择什么？贫困的低税率低征发， : 果真是“仁政”么？富有的高税率高征发，果然是“暴政”么？此等对比之法，果真 : 有实质意义么？果真能说明问题么？果真值得作为最重要的依据去评判文明史么？两 : 千余年来，我们一直在指控强盛秦帝国的高税率与高征发，我们一直在赞颂生产力低 : 下时代与大贫困时代的“轻徭薄赋”，这符合历史演进的本质法则么？符合社会经济 : 发展的逻辑么？ 你当初推我的文是这样讲的 → douglas3737: 这种水平的论据我都不想辩驳 → douglas3737: 第一段的数据30万、70万出处哪里？ → douglas3737: 皇陵、阿房、灵渠、长城是同时修的吗 → douglas3737: 让你看我PO文你不看，里面就在反驳 → douglas3737: 这种把不同历史时代的事情拉到一起的 → douglas3737: 胡吹 你贴的这些祭秦论的内容还是没有提到30万、70万然後加以反驳。 你还说那些工程是不同历史时代，你的"水平"真的超越古往今来！ 这些内容在讲徭役赋税，但30万这数字是说蒙恬率三十万人北击匈奴。 不相干啊？ 祭秦论讲「直到秦二世初期大作始皇陵、阿房宫」 什麽事都推给秦二世就对了。这两件工程在秦始皇时期就做的浩浩荡荡。 尤其始皇陵从秦始皇初即位就开始盖，盖了三十多年。 史记．秦始皇本纪， 二世说： 「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 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 意思是，秦始皇盖阿房宫还没盖完就去世了，工事停止，把人力调去修始皇陵。 "复土"意思是说，先前是开挖建造，现在秦始皇埋进去了，要把土覆盖其上。 为了把始皇陵修好，还把阿房宫的建造先暂停。 秦二世也不过就人力调度而已，未见所谓的过度徵发人力。 但祭秦论就把"大作始皇陵、阿房宫"的罪名安到他头上。 陈胜吴广起兵时讲的是什麽？「天下苦秦久矣」，可没有特别针对秦二世。 祭秦论又讲：「以秦帝国刻石所言，民众在秦始皇时期是大为欢悦地迎接太平盛世的。」 但史记记载刻石是这样来的： 始皇东行郡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 议封禅望祭山川之事。 这段浅显就不翻译了。秦始皇自己派人刻石头歌颂自己的朝代， 可以推论出民众大为欢悦，真的很佩服这作者的阅读能力。 至於徭役，实际服役时，往往超过一月之限。 如秦简《徭律》几次讲到因役使所为工程质量不合时，需要返工， 而且「勿计为徭」，即不计算在固定的役期内，可见「更役」实际上往往超过一个月。 (原文网址：https://read01.com/kQLNxg.html) 而且要服那一个月的役，还要从外地走过去。那时没有火车、飞机。 祭秦论把事情看的太简单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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