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对中国传统的描述极为动人，但却淹没在政治姿态後面，这与辜鸿铭不无相似。 许知远，二零零零年毕业於北京大学，现为《生活》杂志的联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时报 》中文网的专栏作家。他最近的一本书《极权的诱惑》由台湾八旗文化出版。 陈云很肯定地拒绝了我前往他新界老家的拜访，电话里的生硬与见面时的客气，形成了鲜 明的对比。 我们已经见了两次面，都是在他的岭南大学的办公室，在过去几年里，他在这所颇遗世独 立的学院里教授文化研究。 初次见面时，他的言谈就颇让我意外。他说起一九九零年前往欧洲留学时的场景，他乘坐 飞机从香港出发，穿越中国、进入西伯利亚，才到德国。「从窗口向外看，是一片黄土， 然後是白雪皑皑，然後又是一片绿色」，他回忆说，「我流泪了，突然意识到为什麽我们 中国人的生活是这样」。 这个陈云与我期待的陈云既毫无关联、又密切相关。像很多人一样，我是从《香港城邦论 》开始知道的。这本出版於二零一一年末的书，随即成了香港话题的中心。香港回归十五 年了，这个城市的身份似乎仍悬而未决，它已不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版图上的明珠，它也 不是另一座中国沿海城市，一国两制的许诺似乎难以保障它的独特性。在这强烈的身份焦 虑中，这本书似乎给予不满的香港人以理论上的支持——香港是一个城邦，它的独立性由 来已久，它必须排斥中国，才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它当然也给狭隘的香港主义注入了活 力，变成了「蝗虫论」的理论基础。而陈云本人，这个年逾五十岁、喜好黄老之学的教书 先生则突然扮演起「教主」的角色，他似乎也毫不介意新角色的偏狭性和作为一个知识分 子间的价值冲突。在很多持有自由思想的人中，他是个法西斯式的思考者，依靠鼓动民粹 主义来获取个人影响力。 或许是我外来者的身份（对香港本地的情况欠缺感同身受），或者陈云本人多面性，我们 谈话不是狭隘的香港意识，而是漫长而辽阔的中国传统、中国在现代世界的挫败。 他以香港的辜鸿铭自居。凑巧地，他的爷爷正是马来西亚的侨民，他的父亲则是一位爱国 知识青年，被毛泽东的新中国所吸引，回国报效，成了甘肃的一名地质考察员。最终，他 难以忍受红色中国的排外，流落到香港，定居在新界的乡村。「香港气候不冷不热，政局 不民主不集权，社会不开放不封闭，好坏兼得，良莠不齐，淹留此地，亦乐事也」，他後 来写道。 他的那些「政治不正确」的政治写作没吸引我，让我感兴趣的倒是他对新界乡村的回忆， 那个流亡中的中国情怀。他就读的乡村小学是村庄里的祠堂和善人捐助的，而教书的先生 都是为了躲避红色中国的南下文人。或许因为故土不再，他们的中国情结变得越发浓烈。 对我这个来自北京的人，这个粗陋乡村小学的校歌却彷佛来自另一个更文明的国度：「巍 峨哉我校，矗立横台山，我文化之基；况此间山水绕山回，春风婀娜，桃李芬芳；论圣贤 事业，校训是循格物求新知；斯可为国家社会效力，斯毋负父老所期。」这校歌的措辞不 过是民国年间的流行方式——自然、伦理、国家都出现在其中，遣词则有五四式的清新。 陈云说，这样的学校与校歌，在新界的乡村小童眼中，是「蛮荒中的文明小岛」，而我在 二零一二年听到这一刻，则觉得偌大的中国竟连这「文明小岛」也寻不到了。 这也是陈云令人不悦的政治写作背後的文化基础。他深信共产党的中国，是一个文化衰败 、政治堕落的国度，它是中国历史上的变异的时代，而在这样体制下出现的中国人，也成 为十足的野蛮人。反之，作为化外之地的香港，反而意外的保存了中华传统。在一些方面 ，他对传统中国的辩护的确与辜鸿铭不无相似，相信边缘即中心。 不过，从文化主义者到某种意义上的种族主义者，则有着鸿沟需要跨越，包括放弃一个知 识分子信奉的关於人的基本理念。但陈云丝毫不在意，我很怀疑在他心目中，一切都是暂 时性的、技术性的、可替换的，他是手段论者。 不过，在很大意义上，陈云对於香港的价值被低估了。他那些对於香港民俗、中国传统的 描述，极其动人、有着过人的洞察力。这一点实在不该被他的政治姿态所淹没。 亚洲周刊 http://www.yzzk.com/cfm/Content_Archive.cfm?Channel=yt&Path=3236458881%2F04yt.cf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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