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kuopohung ((风之过客)在场的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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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讨论] 民众记忆与二二八历史定位◎高淑媛
时间Tue Feb 28 19:32:46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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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这一场是讨论口述历史与二二八事件,我要谈的是由从事口述历史的经验,以及由经济史
研究,累积的几点看法。
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以及早期官逼民反的传统历史构图占重要地位;至後期(可以说3
月6日高雄彭孟缉攻入高雄市的行动,标志着後期的开始),即官方武力镇压/台湾社会派
系斗争的传统历史构图。因而在脉络上,可以大别为以「官逼」为中心的讨论,包括官如
何逼民、官为何逼民、官为何要以武力镇压?如何镇压?武力镇压与台湾社会派系斗争等
问题。二二八与派系斗争的问题,有陈翠莲的着作可供参考。
我关心的重点,乃是在「民反」的部分,也就是民如何反?为何反?以及民对官方武力镇
压行动的观感、历史教训等等。口述历史可以为上述问题提供资料,但是,若要拿出更细
致、更有说服力的历史研究成果,还必需参照档案、报纸,以及社会科学理论。今天要谈
的主要是口述资料,以及社会科学理论的功能。
二、口述历史与社会科学理论
口述历史的功用,在提供与政府不同的说法,特别是如二二八事件般,以政府为抗争对象
的历史事件,在官方档案与各种资料中,为自己辩解的情形,可能大家都看的很清楚。因
而口述历史提供我们不同於官方的说法,同时也提供我们由庶民的角度看历史,建构民众
历史观点之无可取代之资料。
口述历史如何与社会科学理论互相参照?举一个具体例子说明,即民为何反的问题。
我在就读硕士时即投入口述历史访谈,在过程中,不断思考的问题,为:「为什麽在1947
年2月底的冲突导致全台振动?在之前的冲突也不少,为什麽可以解决?」注意到的是
1947年2月,台北街头的米荒游行。而当时最大的困境,即1940年代台湾的经济状况并不
明朗,这是促成结束口述历史访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时,选择近代台湾经济史做为研究
主题的主要原因,而且一路走来很快已经过了十多年,只是到目前为止,仍停留在战争时
期的经济,还未进入战後台湾经济。但也因为接触经济史,让我认识要理解深层的历史脉
动,需要深入了解当时的社会结构,此时,各种社会科学理论可以提供我们思考方向。
首先,官逼民反时,民反呈现的暴力行为是否有其正当性?官逼民反在台湾历史上并不陌
生,在台湾社会底层流动的儒家文化,也承认民众暴力的正当性。如岸本美绪谈明末清初
的暴力与正义问题时,以明末因恶德乡绅及贪欲之宦官而出现的民众暴力为具体例子,这
些民众暴力深受当时知识分子注意,且多数乃评价其为正义行动,因而岸本教授乃提出儒
家传统文化承认,当暴力并不是由特定集团或阶级,而是基於多数人民意志的表明时,即
意味着统治者失天命。二二八事件由北而南蔓延全岛,以及参与者的众多与复杂,应该符
合大多数人民意志表明的暴力正当性,乃是官逼民反下的一个例子,这也是长期以来,统
治者努力地想把二二八事件归因於共产党的煽动的重要思想背景,若把台湾二二八事件归
因於共产党煸动,即是特定集团的阴谋,而不是统治者的失政,二二八里民众暴力即失去
其正当性。同时也反映政府可能也很清楚二二八事件为统治失败,民众起来反抗贪官污吏
,民众暴力具有正当性。
问题是官要逼到什麽程度,民才起而反抗?台湾史上在讨论这个问题时,常看到的是分类
械斗,可是,中国的官逼民反,则常是与民不聊生的经济困境画上等号,如上述明末的地
方暴力的起因,为恶德乡绅及贪欲宦官,也是经济问题。在二二八口述访谈中,事件前生
产停滞,严重的失业,以及缺米而致米贵,米荒等,威胁生存的困境等经济问题,一再被
提出。2月26日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在自由广场提出的短文,指出贫穷为当下最严
重的人权问题,因为贫穷威胁生命的尊严,因捱饥抵饿、人的尊严受到侵害产生仇恨与暴
力,正是令人痛心的连锁反应。也就是说,贫穷是一种人权问题,也是暴力行为的正当性
理由之一。历史的主角,在过去与现在皆是人,人的思想行为有其同理性。二二八事件口
述访谈里一再出现的经济困境,是否也是当时的人们认为生命受到威胁,而且乃由统治者
所带来之威胁,而采取的行动,并因而蔓延全台的主要理由?只要想想当下,对政治不满
者也不少,但并未出现严重生存威胁,如果现在发生类似1947年2月27日的缉烟事件,对
统治者的怒火会不会延烧全台?也许可以有更多的体会。
由经济理论的角度而言,当民众选择使用暴力与政府对抗,并不是没有理性的,在行动之
前多数会考虑行动所必需付出代价。如台南工学院吴庆年等在支援嘉义水上机场时,很清
楚自己行动的代价可能是宝贵的年青生命,即是具体例子。那麽,是什麽威胁让许多人愿
意以生命做为抗争的代价?贫穷威胁生存,意谓着反抗与不反抗可能代价是相同的,也许
就可以理解民不聊生的经济困境在官逼民反的重要性。
有了上述由历史、政治、经济理论的认识,在思考二二八与经济问题时,就不只是口述里
呈现的资讯所提供的漠然关连,而是可以强化经济问题与事件之间,重要且密切的关连,
更具有说服力。而且,事件後的经济困境有没有稍微解决?如果没有,老百姓是怎麽克服
?在口述记忆里大致上关心的是事件後的逃难与惊惶,甚少提及,这也是一片空白的未解
决问题。这是大家可以共同努力的方向。
三、民众反应的近代性
然而二二八事件在发生後,除了官逼民反,产生民众暴力的传统特质外,同时也带有强烈
的近代性。近代国家成立,少数人管理多数人的社会建构完成,当被管理者面临生存威胁
,以缉烟事件为导火线,一举暴发成暴力行为时,民意代表,社会领导阶层以及学生团体
、社会团体并没有放任暴力行为继续扩大,反而取代逃跑,并以暴力相向的国家权力,保
卫乡土并维持地方秩序,并寻求政治解决,试着以最少的人命损失解决问题。1947年民众
为何选择以政治解决二二八事件?当时的资料—另一种民众记忆,《新新》的漫画,在
1946年底,即提出米荒的经济问题,为贪官与奸商共同造成,必需以政治解决的看法。这
些民众记忆,可以协助我们认识,为何市参议员等民意代表、学生团体、政治团体(包括
三青团等)、台籍日本兵等等,寻求政治解决。而且民意代表、台籍日本兵、学生等在当
时的活动,有两个思考重点,即其组织性,以及守纪律与具责任感的社会文化。
当事件突然发生,可以出面处理者,平时就具有组织相当重要。民意代表有参议会—包括
市参议会与省参议会的组织,隶属其中者,需以组织的决定行事,如二二八时,赖渊平生
病,邱鸳鸯必需到议会轮值开会,也被派到水上机场谈和等,即为具体例子。台籍日本兵
则以所属部队为单位集结行动,这是较为人所知的;目前正在研究,口述记忆却提供清楚
构图者,为学生行动的组织性。
学生,乃是维持地方秩序的重要力量,特色是组织性与守纪律。台北,新竹,台南,高雄
等地,都出现学生出面接管警察局,维持市内治安的情形。当时是台大政治系学生的彭明
敏即指出,警察任务暂时由严守纪律的学生接管,当时为新竹中学高中部学生,担任新竹
中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後来选择中国清大经济系就读的曾重郎,亦表示,当时学生是一
支比较有组织的力量,他也组织学生进驻警察局,维持社会秩序。台北延平中学,台南工
学院的学生等,也扮演接收警察局维持地方治安的角色。学生的维持治安行动,对二二八
事件相当有影响,可以由吴新荣的回忆录里面找到一些思考点,也是就私怨报复的问题。
由於学生的严守纪律,以及单纯的正义感,由学生接管警察局的枪械维持治安,可以做到
公平,公正,并且保护外省人,降低夹怨报复外省人的死伤,对其後政府的处理方式,应
该有一定的作用。
由北到南,学生采取一致的行动,则涉及当时的组织方式的问题。曾重郎提及的台湾学生
联盟,以及在联盟下各校学生的自治会的存在,是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思考点。依曾健明的
说法,台湾学生联盟,是日治未期因思想问题被捕的学生,在1945年9月30日在台北「台
湾第一剧场」召开学生大会後组成,集合了全岛中等学校以上的男女学生,与三青团关系
紧密,其行动纲领项目之一即为协助维持治安。学生自治会则是行政长官公署法令规定中
等学校以上学生的组织,新竹中学有学生自治会,虽然有待证明,理论上嘉中、嘉农、嘉
女等学校应该也有。
台南工学院有学生自治会,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就已存在的组织,还曾发动过罢课,二二
八事件发生,自治会开会决定协助维持治安,台南市参议会及长荣中学老师亦来邀请,因
而吴庆年等约40余人,在3月3-5日间是带着工学院的武器,以及在警察局接收到的武器,
维持台南市治安,在同时,自治会执行部长邓凯雄则组织学生联盟,动员南一中及南女等
市内高中生。台南学生的行动,似乎也显现学生联盟与自治会的存在,以及联络共同行动
。台南工学院学生赴嘉义支援是在结束维持治安工作之後,虽然人数约仅为参加维持台南
秩序人数之半,由脉络来看,也是众议决定的。换言之,学生行动的组织性相当强烈,而
且自治会等学生组织,在二二八後也被解散。学生在行动里的组织性,利用口述记忆、档
案与报纸仔细挖掘,应该可以整理出清楚的脉络。
民意代表、台籍日本兵、学生等,以身分为基础的组织,展现了台湾的近代性。近代在工
业革命、贸易交流盛行之後,人的流动性随之提升,以地缘为基础的传统社会渐渐崩解,
取而代之者为以身分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如工会、妇女会等等皆是。行动时以合议制为基
础,与理性同样是近代的重要特色,台湾二二八事件里,多数民众在冲突发生後,选择理
性解决,是否可以视做民众从日治时期台湾人的政治运动经验,学习到平等、民主、自由
等等近代民主政治的概念,让他们相信事件可以用理性、和平的政治方法解决?这是台湾
民众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後所呈现的近代理性、近代组织的构图。
四、官方武力镇压的历史教训
相对於台湾民众在二二八事件发生後所呈现的近代理性、近代组织的构图,官方的行为反
应,大体上并未脱离武力镇压的传统构图。不过,对我而言,除了追究责任之外,另一个
重要意义,为二二八给我们的历史教训。
二二八之後,部分年青人选择左倾,将希望寄托在另一个祖国,并在白色恐怖中受难;有
也部分选择台湾独立,代表人物为王育德等,他们经过思考後,由历史观点,得出台湾必
需独立自主,才能不再重蹈改朝换代的冲突悲剧的结论,在日本开始展开独立建国运动。
更多人选择与政治持距离,选择政治的事不要管,生命要紧的态度,对应官方的威权统治
。这可能是大家熟知的重要影响。那麽,除此之外,二二八事件给我们的历史教训还有什
麽?为什麽发生在台湾?这可能必需由较深层的社会结构去找,即台湾近代化後,对民主
与自由的期许,在事件中的挫折,以及反应等寻找。
二二八事件,台湾社会表现的组织性,以及守纪律与具责任感的社会文化,在事件後的变
化,应该是可以思考的点。首先,就组织性而言,台籍日本兵在事件後不敢大声主张参战
的正当性,而学生自治会,学生联盟,三青团,台湾政治建设协进会等民众组织,被瓦解
之後,取而代之的社会组织为何?若没有,台湾社会如何整合?这是一个可以深思的问题
。当众多具责任感的社会菁英,在事件後纷纷被逮捕,处决之後,民众如何看待守纪律与
具责任感的社会文化?是强化责任感具有的社会文化价值,并以之做为台湾特殊性的坚持
,还是学到了中国政治文化里,具责任感与牺牲者的连结?并采取对政治冷漠的态度,度
过50年代的白色恐怖与长期的威权统治?并反弹成为解除戒严後的政治热?等等各种问题
,也是有待我们详细分析既有的口述历史记录,并且以更多口述记录补充,让我们站在台
湾这块土地,冷静深思:二二八事件之後,台湾人如何省视台湾与中国文化、日本统治的
文化遗产,并选择台湾未来走向等,与社会文化深层价值相关的重要问题,给二二八事件
牺牲者、参与者该有的历史地位。
◎作者为成功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写於2007/0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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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成大零二社FB
成大在二二八当年,由至今已经退休的成大物理系教授吴庆年-当时的学生宿舍会长等人
为首,号召学生保卫市议会,开着工学院上的卡车、拿起警察局代管的枪枝,并动员台南
市高中生组成联盟,并与汤德章合作以维持治安。
後来汤德章被逮捕前,为了保护这一群台南菁英,将手中握有的名单及时烧毁,事後这一
群学生受到成大民国时期第一任校长王石安保护,免於被杀。
「台南工学院有学生自治会,是二二八事件发生前就已存在的组织,还曾发动过罢课,二
二八事件发生,自治会开会决定协助维持治安,台南市参议会及长荣中学老师亦来邀请,
因而吴庆年等约40余人,在3月3-5日间是带着工学院的武器,以及在警察局接收到的武器
,维持台南市治安,在同时,自治会执行部长邓凯雄则组织学生联盟,动员南一中及南女
等市内高中生。台南学生的行动,似乎也显现学生联盟与自治会的存在,以及联络共同行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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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第一任民进党籍台南市长张灿宏上任後,在隔年1998年2月27号将民生绿园
改成汤德章纪念公园,以纪念汤德章保护台南工学院(成大)学生,避免被杀
今天是228,转这一篇让大家凭吊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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